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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望作为学者的鲁迅先生
○ 钟 东 目前，有人呼吁为作为文学家的鲁迅喝彩，认为“回望鲁迅，可以观照出我们心灵的干涸；重读鲁迅，应当领略他的诗性的智慧”。[1]的确如此，鲁迅不仅仅是革命家、思想家，他更是文学家。其实，鲁迅还是一个优秀的学者，我们回望鲁迅，还可以看见他学术的严谨。本文将从鲁迅对于中国小说文献的整理，去仰望作为学者的鲁迅，去欣赏他的拓荒之功与垂范之德。 一 鲁迅十分重视辑校古籍，其中以小说的辑校，尤其见出他的学者的识力。在当时小说还不被世人重视的情况下，致力于斯，前后眷顾数十年，成果卓著。这种识力与开拓之功，可比之于戏曲研究开拓者王国维。 今从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新印《鲁迅辑录古籍丛编》共四卷看来，鲁迅辑录的古籍，虽未涉经部，但有子、史、集三大类，计数十种之多。第一卷是汉魏六朝小说，包括《古小说钩沉》和《小说备校》二种；第二卷包括《唐宋传奇集》和《小说旧闻钞》二种。这两卷是纯粹的小说文献。第三卷、第四卷为史、集诸书辑遗，但其中的子部笔记类，亦有可归之于小说家言。[2] 郭豫适《〈中国小说史略〉导读》，认为鲁迅不能超越他的时代，主要说这部书“有其不够完备之处”[3]。的确，每一个人都不能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但郭先生并未明言其何处不完备。笔者理解，或许人们觉得鲁迅未用现代的文学理论或小说理论以研究中国古典小说。可是，这正是鲁迅研治古代小说的功不可没，成为不朽地方。因为他研治中国小说，主要是依据传统学问的方法，即校雠学。 校雠学的源流和本质，已经为今天的学者普遍所熟知。这门学问，古来有之，至刘向、刘歆父子，便奠定了两千年来的传统，明清校雠学颇为兴盛。建国以前，有人加以总结，如郑鹤声（1903?—）《中国文学概要》、孙德谦（1869—1935）《刘向校雠学纂微》[4]等，但尤其令人瞩目的是程千帆的《校雠广义》四编[5]，认为校雠学是基于版本学、校勘学、目录学和典藏学的“传统治书之学”。 鲁迅先生研治古代小说，校雠学是他最主要的方法。他所做的工作，是在尽可能广阅版本的前提下，对小说文献进行辑佚（钩沉）、校勘、钞纂、叙录，而后才是梳理小说的历史发展情况。 他的《古小说钩沉》属于辑佚之作，人见而知。其他各种小说文献，鲁迅辑录之时，多有校勘，其中尤其对《唐宋传奇集》与《古小说钩沉》用功良多。其《小说备校》，显然，有明确的校勘观念的。其钞纂小说文献，是以校勘为前提的，如他的《小说旧闻钞》，就曾校读过蒋瑞藻的《小说考证》。 必须说明的是，古典目录学对于鲁迅影响很深，而他也运用得非常自如。这一点后文还将述及，这里特别提出他在附录于辑录的《唐宋传奇集》之后那种《稗边小缀》，就是一部小说的目录叙录著作。这与刘向、刘歆父子的《七略》、《别录》、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与四库馆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体例相类。这一层意思，此处略作说明，以望学界留意。 鲁迅《稗边小缀》，是对所辑《唐宋传奇集》每一篇作品作目录学的叙录。古代叙录体目录，又常被称为“提要”，一般包括作者、版本、史料、本事、考订、评价等内容，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叙录”之“叙”，常指图书分类的大序、小序，鲁迅所辑，仅为小说书一类，无需作类叙（大序），故所作“小缀”，唯是提要。 从《稗边小缀》的实际看，鲁迅辑录小说的工作，不仅只存文献，更作学术性很强的提要。他常常关注的，是以下几个问题：一是这篇小说已经著录的情况；二是这篇小说的作者情况；三是这篇小说所见之版本，并说明所据录为何种，其他版本有什么不同；四是考订这篇小说故事的本事、改编和流传情况，特别注意与诗歌、戏曲的关系，试图打通不同文体之间的壁垒，使人们得以知晓一个小说故事的来龙去脉。 这个“小缀”，颇见鲁迅考证的功夫，用得十分深，既博引群书，而每有灼见。后人读之，一方面节省了翻检数据的时间，另一方面可以站在伟人的肩膀上看得更远。 二 值得注意，鲁迅治中国小说，有着他的时代特征。作为拓荒者，他较多承继了传统中国学问的方法，这体现在他的文献整理与历史研究的两相结合。 这里所说的传统中国学问，主要是明清以来的校雠学方法。也即是说，鲁迅利用明清以来特别发达的校雠学方法，来治中国小说。校雠学过去主要用之于经学的研究，而民国期间，鲁迅是第一个利用校雠学的方法来治小说。我们从他的《中国小说史略》及整理辑录的小说文献，可以看见他对中国古代小说目录、版本、校勘以及辑佚的特别关注，而其辑录的小说文献，则综合运用校雠学的这些方法，做出杰出成果。 就目录学的运用来说，他特别注意史志目录所著录的小说文献，他的辑佚、述史，都利用了史志目录。比如，他的《古小说钩沉》一书，分为五集，其分集的依据，就是史志目录。第一集所辑，乃是《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作品；第二集所辑，则是《隋书•经籍志》所著录的作品；第三集所辑，则是《新唐书•艺文志》所著录的作品；第四集则是隋、唐史志以外目录著录的作品；第五集，则是不见目录著录的作品。[6] 如果我们把《古小说钩沉》与《中国小说史略》结合起来观看，就更容易看见鲁迅对古典目录学的运用。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第一篇是《史家对于小说之著录及论述》。这一篇，包括了“《汉书•艺文志》说；《隋书•经籍志》说。《唐书•经籍志》始无小序；《新唐书•艺文志》始退鬼神传入小说。明胡应麟分小说为六类；清《四库书目》分小说为三类。《四库书目》又退古史入小说。书目之变例”。[7]这里明显征述古代目录对小说的分类，可见鲁迅对目录方法的重视，也可见鲁迅传统校雠学的学术观念。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第一篇中，利用目录学，弄清了几个主要问题。一是小说的概念，据古书所述，“小说者，仍谓寓言异记，不本经传，背于儒术者矣”。二是研究小说的分类，古代目录著作，往往在子、史之间，“诸书大抵或托古人，或记古事，托人者似子而浅薄，记事者近史而悠缪者也”。三是宋元以后，小说多不入目录，书目离叛于曩例。盖史家成见，古来略同。 这本小说史略，从它开宗明义第一篇，不难看出，鲁迅研治中国小说历史，根植于传统目录学的基本观念和基本方法。 目录学的观念与方法，可以说是贯穿在《中国小说史略》始终的，而不仅仅在第一篇是运用目录学。因为在书中可以看见，鲁迅在每一章中，必定参照史家目录，一是考查各时代作品，是否著录；二是在史家目录中，确定这些作品类属的位置；三是以史家目录为标的，确定作品的时间。本文限于篇幅，不一一引证。 三 对于小说文献的整理，是鲁迅对小说历史研究的准备；对小说的历史研究，又是鲁迅小说文献工作的延伸和提升。鲁迅对中国小说作历史研究的成果，集中为《中国小说史大略》及后来补充成为的《中国小说史略》，那是对小说历史演进与相互关系的研究。 鲁迅之于小说史的研究，就形式上有两个关键点：一是时间，二是史料。这两点，都可以看见与文献整理的关系，以及校雠学的影子。 一方面，鲁迅的小说史研究，以时间先后为基本顺序，阐述小说在中国各时代的基本情况。史志目录，也给了鲁迅研治中国小说的时间概念。这即是各史志目录所著录，自然形成的时间观念，对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綩结史料、叙述小说历史，提供了有力的依据。 在鲁迅的小说史研究中，小说的目录类分是史家的看法，小说的文体因变则是文学自身的规律，这两者互为表里。他在述及唐代小说的自觉而为，探其因由时说：“餍于诗赋，旁求新涂，藻思横流，小说斯灿。”其他各代，则皆有其历史因由。于是可见，鲁迅撰写《中国小说史略》，与其对小说文献的整理，是相得益彰的。时间的概念，所蕴含的是小说发展演进的内在关系诸因素，校雠学方法的文献整理，给予鲁迅小说历史研究的重要参照。 另一方面，用今天的眼光来看，一个是资料整理的工作，一个是历史研究的工作；前者为基础性研究，后者则为深入性研究。没有资料的整理，便使历史的研究不能得到真正的深入；而不作历史的研究，则数据工作也仅仅是数据，就像建筑的材料，不能成为建筑物那样。如果我们拿《中国小说史略》中前七章中的史料如“六朝之鬼神志怪书”，与《古小说钩沉》结合着看，又把八至十一篇中的“唐宋传奇文”的史料与《唐宋传奇集》对照着看，就自然发现其中的内在联系。 鲁迅之于小说史的研究，贯穿了校雠学的精神，文献整理与历史研究，在他是一体化的工作。他对古小说的辑逸、对小说文献的整理，缘起是惜古籍之零落，趁闲暇而比辑资料并加校定。他说：“惜此旧籍，钩弥益零落，又虑后此闲暇者尟，爰更比辑，并校定昔人集本，合得如干种，名曰《古小说沉》。”[8]鲁迅对小说史料的“钩稽”、“比辑”、“校定”，纯属弄清史实[9]。清人章学诚《文史通义•答客问中》称：“天下有比次之书，有独断之学，有考索之功，三者各有所主，而不能相通。”[10]如果说鲁迅的小说文献整理，是属于比次之书，那么他的小说历史研究，则是属于独断之学，二者皆不能离开考索之功的。 同时，鲁迅的“比辑”小说文献，考索之精湛，到今天史料大量涌现的时代，还那样令人有观止之感。《古小说钩沉》主要辑自各种类书、古书及古注，《唐宋传奇集》则主要辑自《太平广记》等小说类丛之书。其所辑录，必有取舍、校勘、考信，这种工作，是历史研究的坚实基础。比辑的工作，即是章学诚所说“比次之书”。它与独断之学的关系，章学诚曾经有精辟的解说：“独断之学，非是不为取裁；考索之功，非是不为按据。如旨酒之不离乎糟粕，嘉禾之不离乎粪土。”[11] 由此可知，鲁迅对小说文献的整理，是他小说史研究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 四 过去，我们曾经一直仰望作为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的鲁迅，这些光彩，对鲁迅的学术成就，多少有些掩盖。今天，我们重新阅读鲁迅的著作，深深为他的学术研究成果与精神而震撼，换句话说，我们还应当仰望作为学者的鲁迅。 尽管，鲁迅是否为国学大师，还有争议，有些人认为要极其专业，才能称为国学大师。但是，如果我们说，鲁迅不仅是革命家、思想家、文学家，他还是个学者，一定不会被人反对。 清华大学的刘石教授列出了评选鲁迅为“国学大师”的四点理由：第一、鲁迅是真正的国学研究大家，他在每一个研究领域都达到经典的高度。比如其《中国小说史略》是一部自成体系的中国小说通史，为中国小说史研究奠定了第一块基石，始终影响着后学﹔第二、鲁迅开创了将文学与文化结合起来的新的研究方法，比如其《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对文学史研究者具有方法论的启发意义﹔第三、鲁迅在古籍整理方面有重要成果，“比如他的《鲁迅辑录古籍丛编》，就非常严谨、规范，已具有现代古籍整理的特点”﹔第四、鲁迅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力极其深远，堪称中国人的“精神导师”。[12]也许，有些人认为这还不能成为国学大师的坚实理由，但是，以上所列，作为肯定鲁迅是一个学者的理由，即已经充分成立。 不过，笔者在此，不仅要称颂鲁迅在学术上做了什么，而更要提醒人们把目光引向鲁迅如何做学术和给我们留下的精神遗产。因为本文限题于鲁迅对小说文献的整理与研究，故就这个范围，略陈浅见。 鲁迅先生对于小说文献的整理，以及对小说的历史研究，体现出一个严谨、杰出学者的风范。 首先，鲁迅有着求真考信的精神。鲁迅珍视自己辑录的《唐宋传奇集》并为作“小缀”，就是出于这种精神的自发需要。当他看见徐松《登科记考》引李景亮《人虎传》小说，作证据考李征及第，他便颇有感叹，说：“此明人妄署，非景亮文。弥叹虽短书俚说，一遭篡乱，固始害于谈文，亦飞灾于考史也。”[13]鲁迅选录，有所取舍，亦本考信精神，他说：“凡明清人所辑丛刊，有妄作者，辄加审正，非敢刊落，以求信也。”[14]由此，鲁迅求真考信的精神，便可见一斑。鲁迅求真考信的精神，也正是从传统校雠学的规范中传承而来的。 其次，鲁迅有着学术前沿的敏感。鲁迅研究小说的时代，正是中国戏曲得到重视，进入学术视野的时代，而小说与戏曲之间的关系，并未被人们普遍注意。鲁迅在辑录《唐宋传奇集》时，特别注意小说故事与戏曲之间的关系。他在《唐宋传奇集•序例》中说：“唐人传奇，大为金元以来曲家所取资，耳目所及，亦举一二。第于词曲之事，素未用心，转贩故书，谅多讹略，精研博考，以俟专家。”今天看来，当时鲁迅是颇有眼光的，同时，他是带着一种谦逊和谨慎的态度来做这项工作，也体现出求真考信的精神。 再次，鲁迅有着致力学术的真诚。鲁迅从事小说研究，并非为了个人的功利，也不是为了哗众取宠，他是本着一种有益于学术，又得乐在研究之中的心态，来从事研究的。他在《唐宋传奇集•序例》中，曾经说过：“复念近数年中，能恳恳顾及唐宋传奇者，当不多有。持此涓滴，注彼说渊，献我同流，比之芹子，或亦将稍减其考索之劳，而得翫绎之乐耶。……结愿知幸，方欣已欷。” 此外，鲁迅对小说文献的整理与对中国小说历史的研究，无疑是开拓性的；鲁迅所采用的研究方法，是传统性的，但这种方法，在今天依然可以当作是研究中国古代小说的主要途径。因为这一点，在小说研究的领域，鲁迅依旧是一个标志性学者。
[1]王进：《为作为文学家的鲁迅喝彩》，载《粤海风》2006年第4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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