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抗战时期中国高等教育的历史证明

抗战时期中国高等教育的历史证明

○　郑郁文

拙藏的这本民国三十年教育部审查合格的《专科以上学校教员名册》（第一册），其珍贵之处在于保存了资料。一册在手，可见中国在抗日战争的艰苦时期高等教育的概貌。印数既少，保存更属不易，至今已十分少见。在经历了六十多个春秋之后，对这本产生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最艰苦时期的《名册》作些简单的介绍，应该是有意义的。

这本《名册》封面不存，纸质为毛边纸，黄薄粗糙，虽是铅印，但印刷、装帧的质量都比较差，这些都反映出时代特征。但全书内容完整，“编辑凡例”、“目次”、“正文”、“附录”均完好无缺，正文共439页。

其“编辑凡例”共七条，其第一、二条说明了这一《名册》的来历及编辑时间：

一、本名册所载专科以上学校教员以业经教育部依照大学及独立学院教员资格审查暂行规程审查合格者为限。

二、第一册根据教育部自三十年二月至三十一年十月审查合格教员名单及各该负履历表编辑而成，以后积满相当人数，再续编为第二册，以便各校及各有关机关之参考。

大师们学识渊博，基础雄厚，文理兼擅，学贯中西，博学多能，由博返约，后辈学子愧为望尘。赵元任先生1919年在哈佛大学取得哲学博士学位，时年26岁。1919年，他回到母校康乃尔大学当物理学讲师。1921年英国哲学家罗素来中国讲学，担任翻译的是赵元任先生。他还精通音乐，20年代撰写了许多乐理论文，还谱写了许多歌曲，如《教我如何不想她》，至今仍传唱不衰。1925年，赵元任从欧洲回国，先在清华大学教数学，次年才任清华研究院教授，教授语言学，而他所以名世的也是语言学。也是先当哲学家、文学家、音乐家、物理学家、数学家，而后再当语言学家的，他把这些同语言学有密切关系的学科，作为语言学的基础学科，有如此雄厚的基础，搞起语言学研究，自然根深叶茂，成果丰硕。但是，语言学是冷门，当时研究院跟随赵元任先生学习语言学的学生，却是凤毛麟角，少而又少，1926年这一届，只有一个学生，这个学生就是王力（王了一）——后来成了北京大学著名教授、大名鼎鼎的语言学家，他主编的《古代汉语》四卷本，是高校文科的经典教材。王力先生回忆他的恩师时写道：“我在1926年考进清华大学研究院，当时我们有四位名教授：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陈寅恪。我们同班32位同学只我一个人跟元任学习语言学，所以我和元任先生的关系特别密切。”“元任先生是中国学者，可惜他在中国居住的时间太少了。”“何使他长期住在中国，当能对中国文化作出更大的贡献。”（王力《怀念赵元任先生》1982年4月27日《人民日报》）全国解放后，赵元任曾两次回到北京，第一次是在1973年，周恩来总理会见了他；第二次是在1981年，邓小平副主席会见了他。这次回来，赵元任先生决定回国定居，后返美处理一些事务，不料竟于1982年2月遽归道山。

翻阅此书，可见当时全国高校专业划分情况。九科五十二门，即当时全国高校专业为九大学科，五十二个门类。九科：一文科，二理科，三法科，四师范科，五农科，六工科，七商科，八医药科，九艺术科。每科之中又分为若干门，如文科，则分为（一）中国文学门，（二）外国文学门，（三）历史学门，（四）哲学门，（五）新闻学门，（六）图书馆学门。大的“门”下，又细分为若干个组，如外国文学门分有：甲英国文学组，乙法国文学组，丙德国文学组，丁日本文学组，戊俄国文学组。而理科，则分为（一）数学门，（二）物理学门，（三）化学门，（四）生物学门，（五）天文气象学门，（六）地理学门，（七）地质学门，（八）心理学门。

这样的分科和门类设置，有其相当的合理性，但也并非完全合理，更何况，高校的专业设置是动态的，可以因社会的需要而新设，也可以社会的理由而取消。

翻阅此书，更可以了解到当时高校教师的情况。教师名单按九科及所属门类排列，对于同科同门的教员，则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职称排列。每位教员都有简明的资料，如证书号数、姓名、别号、性别、年龄、籍贯、学历、专长科目、服务学校、备注等项内容，简单明了，一目了然。

翻开中国文学门教员名单，只觉得眼前群星灿烂，许多学界名人的大名，赫然入目。如汪国垣（辟疆）、高亨、郑振铎、姜寅清（亮夫）、杨树达、罗根泽、罗常培、钱基博、黎锦西（曾是毛泽东的老师）、钱穆、陈望远等，当时都是教授，而施蛰存、林庚、詹安泰、戮铖还是副教授，李长之、常任侠、万云骏、萧涤非等还是讲师。我想，凡是爱好中国文学的人，对以上名字及其对中国文学、语言、文化、教育的杰出贡献与成就绝对不会陌生。

各科教授一般都由所任教的学校聘请，但也有教育部直聘的，《名册》中注明为“部聘教授”，共13名。他们是：中国文门杨树达、黎锦西，哲学门汤用彤，数学门苏步青，生物学门张景钺，地理学门胡焕庸，心理学门艾伟，社会学门孙本文，电机工程门佘谦六，矿冶工程学门何杰，银行学门杨端六，生理解剖学门蔡翘，内科医学门洪式闾。从各门教授的资料可以看到，他们都有较高的学养和任职经历，有些还是外国的博士、硕士。

翻阅此书，我还有一个很突出的感觉，当时的高校不搞论资排辈，注重的是能力，许多三十多岁的年轻人被聘为教授，如蒋天枢38岁（东北大学），徐中舒35岁（暨南大学），汪封梧36岁（国立师范学院），宋志侠（女）37岁（大夏大学），王信忠34岁（西南联大），蒋百幻34岁（中央大学），凑乃锐27岁（复旦大学），彭蜀麟31岁（重庆大学）。又比如商科统计学门的13位教授，平均年龄也只有30多岁。

被聘为教授当然要求有较高的学历，但也不搞唯学历论，许多没有高学历而有真才实学的先生被聘为教授。如：

宗威，是前清的一位拔贡，江苏游学预备科毕业，因专长诗词、历代文选、小说史，先后被华北大学、东北大学、湖南大聘为教授。

龙志泽，是前清举人，因专长经学、春秋公羊学，先后被聘为无锡国学专修馆、广西大学教授。

曾运乾，湖南优级师范毕业，因擅长文字学、音韵学，先后受东北大学、中山大学之聘为教授。

吕思勉，只是前清县学附生，因其在中国历史和文字学的突出造诣，而被沪江大学、光华大学聘为教授。

翻阅《名册》，我注意到，中国文学的著名教授、学者，很多出身于清华国学研究院，如高亨、姜亮夫、蒋天枢、罗根泽、朱芳圃、徐中舒等等。这些为中国国学培养高层次人的专门机构，曾经名噪一时，人才辈出，如今（指抗战中）怎样了呢？国学研究院当年有四大导师，如今又怎样呢？清华国学研究院1925年9月9日开学，1929年夏提前结束，四年共招生四届，共74人毕业。鼎鼎大名的四大导师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至今犹是学界仰止的高山。至40年代，已有二人作古：王国维1927年6月自沉于昆明湖；梁启超1929年1月病逝于北京；尚在的两位，陈寅恪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困居香港，“劫灰满眼堪愁绝，坐守寒灰更可哀”。（《香港壬午元旦对盆花感赋》）国事愁苦，生活也是相当困顿的。至于赵元任，1938年赴美国讲学，后入美国籍，先后任教于夏威夷、耶鲁、哈佛、加州等大学。

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及随后的八年，日本侵略者将战火烧遍了大半个中国，他们疯狂实行“三光”政策，还使用了细菌武器和化学武器，犯下了人类历史上最野蛮、最残酷的罪行！然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征服，空前的民族灾难所激起的民族仇恨，转化为同仇敌忾、血战到底的抗战伟力。前线英勇抗战杀敌，敌占区的人民和各行各业，在铁蹄下顽强运转，勇敢生存。中国高等教育也是一样，一些高校南迁办学，一些还组成新校如西南联大等，但更多的高校仍在原地，坚持招生办学，条件极为艰苦，蔑视侵略者，不做亡国奴，表现了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原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为北大三十五周年纪念题词）！这本中国教育部编辑于1941年2月至1942年10月的《专科以上学校教员名册》就是历史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