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要脑子完全属于自己”

“要脑子完全属于自己”

——痛悼潘旭澜

○　黄伟经

潘旭澜走得太快、太突然了。

仅仅相隔两个来月，4月17日，我与妻刘静兰应上海鲁迅纪念馆邀请抵沪参加老作家陈学昭百年诞辰纪念活动的第二天下午，我们从座谈会上抽身前往复旦大学教师宿舍探访潘旭澜。事先我同他通过电话。他与夫人陈淑荣、长女向黎及外孙小怀阳，都正在家里。我们约在下午四点去到他们家。大家多年未见，非常高兴。我见潘旭澜身体、气色同我夫妇1999年秋跟他们一家相聚时差不多，听他说话，声音依旧那样洪亮，话语还是那样悠扬而带有节奏感。他趁刘静兰正同陈淑荣和向黎说着话，先领我移步参观他们几个月前修葺一新、显得舒适清静的居室，浏览他那间真叫人艳羡的有点像个小图书馆、四壁耸立的一列列柜架上都装满了各类书籍的宽敞书房。随后，我们一边品着他亲自冲泡的，他家乡福建的名茗，一边交谈。他愉快地说着一些近事。过了好一会，其次女向蓁也下班回来了。他们全家就在校园附近一家餐馆的雅座设宴，盛情款待我夫妇。晚宴前，潘旭澜还陪同我前往邻近另一幢教师宿舍，去看望已九十高龄的贾植芳先生。贾老此刻由照料他日常起居的侄女陪伴着，已从家里出来，拄着手杖，在校园林荫路边散步。他与侄女半路上遇见我们，即同我们一道折回他的寓所。在贾老看书、写作兼会客的书房里，我们寒暄了一阵。请贾老的侄女帮忙，用我随身带去的相机，为我们与贾老摄下了如今更觉难得的合影。无论从贾老家往餐馆的路上，还是在晚宴席上，潘旭澜都神采奕奕，健谈如昔。他告诉我，人老了常怀旧，以后也许还能再回一趟闽南老家看看；以后吧，他和陈淑荣可能去香港旅行一次，那时一定在广州住上几天；又说，他已经酝酿多年了，打算好好写一写自己带自传性的散文，等等。晚宴后已近九点，我夫妇从复旦返甜爱路下榻的天鹅宾馆，潘旭澜非要送我们不可。他不容分辩地说：“你们不熟路，不晓得哪儿‘打的’方便。”就又把我们送到那条出租车往来较多的大马路。他举手招来一辆“的士”，站在小车旁，同我夫妇握手，目送着我们上车离去。我怎么也万万想不到，这竟是永诀！

我与潘旭澜相识于庐山。1985年夏，潘旭澜和我不约而同参加了中国散文学会在庐山举办的散文写作的讲学活动。很凑巧，他同我在牯岭一家旅馆住的房间，正好两隔壁。一连几天，我们朝夕相见，不时倾谈。他跟我同庚，只比我小几个月。我们前半生的经历，也大体相似、相同：我同他都生长在山区，都饿过饭，从小懂得农村的贫困，生活的艰辛；他同我先后在50年代初期上大学，都目睹亲闻过批俞平伯、批胡适、反胡风和所谓肃反、反右派等政治运动；到了“文革”，他同我一样在劫难逃，我们都遭受批斗，成了被“横扫”的“垃圾”、牛鬼蛇神。我想，就是这些让我们永远不会忘却的经历，令我同潘旭澜一见如故，很快彼此了解，成为心声相通的朋友。

自庐山结识后，潘旭澜开始关注《随笔》，成了为《随笔》撰稿的作者。对我每次去信约稿，他都即时作复，并将他自认较为满意的文稿给《随笔》。如已收入他多种散文集的《历史发出的信息——旅日云烟录》、《启航前》和《乡音》等佳篇，都是他寄我，先在《随笔》发表的。他对《随笔》的支持，可说二十年始终一贯。直到近年，他仍然关心着这个刊物，给它赐稿、提建议。令我同感欣慰的是1993年初我从《随笔》退休之后，有五六年，潘旭澜对我受委托为一些报刊向他组稿，依然有求必应，不断惠稿。他好些颇有分量的文章，尤其是他于2000年6月成集出版的重要著作《太平杂说》中的几章，都是他应我之约寄来，首先在广东《同舟共进》、《东方文化》和香港《大公报》副刊等报刊刊出。使潘旭澜的名字和他这部惊世骇俗、振聋发聩的《杂说》，更加不胫而走，在海内外文化学术界、思想界引起更大反响，得到更多读者的欢迎和赞赏。

自1986年冬起，潘旭澜曾多次来广东参加学术活动及讲学。他每次在广州逗留期间，必定抽出半天或一个晚上，专程来到我舍下相聚。每次会晤，我们有说不完的话。都非常开心，彼此敞开思想，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谈到哪里就谈到哪里。没有任何框框，也没有任何“舆论一律”的力量可以钳住或制止我们。这是我们心情极为舒畅，欢快，感到最为自由自在的时刻。现在忆及当年我们的晤面情景，想到他的好些言谈，令我更加难禁自己为我们失去潘旭澜的哀痛和对他的怀念。

我们谈得最多的，当然还是文学和文坛一些人与事。有次我们闲聊到创作，谈到写文章。他对我说：“我写东西，向来慢。写出来，总得有点新意吧。人云亦云，陈腔滥调，谁都讨厌！”“我一篇东西写出了初稿，就搁在抽屉，总要让它‘冷藏’几天、几周、甚至几个月。”“我的稿子，没有不经过修改的。至少改两遍三遍，有的要反反复复改上五六次、七八次才能定稿，才交得出手，投寄报刊。”多年来我先后读过他改定发表的文章原稿，有十多篇。它们中，有的就在付邮寄出时，他还要改动一些文字。但无论他修改多少次，他改过的文稿都非常工整，每个字、句连同标点都清清楚楚，绝无潦草。这也反照出他为人的严谨，写作的认真。作为编辑，我每捧读他工整、清楚的手稿，目寓神怡，倍感愉快。潘旭澜这种对写作一丝不拘，对刊物、对读者负责的精神，我看，唯有对我们的社会和文坛怀有强烈的责任感的作者、作家才具有，才能始终不懈地保持。

1956年潘旭澜在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以优异的学业成绩留校任教。他在这间著名学府当了“二十二年一贯制”的助教之后，而升任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成为业绩与著述卓异，为海内外所公认，受到大家敬重的一位学者、作家。潘旭澜一生在教学岗位上真诚服务，以培育桃李为己职。他一辈子当教师的敬业精神，他在课堂上的讲学风格，他平时待人真诚、与学生平等相处等种种为人师表的事迹，他的同事、学生知道更多、更详，无须我赘言。我了解较多而想说的，是他在文学评论、散文创作和学术上的成就与贡献。

潘旭澜遽然去世后，我难过之余着手整理他二十多年来给我的信件。一连多日，重读他生前先后赠我的著作——文艺短论集《艺术断想》，《潘旭澜大学评论选》，《诗情与哲理——杜鹏程小说新论》，《学者评论家近作文丛•长河飞沫》和散文集《咀嚼世味》、《小小的篝火》，以及《太平杂说》等。他这些著作，寄赐我当年，我都读过；现在一本本重览，有些还细读，仍然有新鲜感。联想到他同我谈说过的许多见解，我更为难忘和感受到他对我们千年古国、对大陆文坛现状和文学创作等等的认识，他思维的深刻、清醒、睿智。

早在十八九年前，潘旭澜就对我说：“在我们国家，几千年皇帝特权专制的思想文化传统，无处不在，有非常肥沃、深厚的土壤。直到今天，在我们中国，做个有点文化、有点思想的人，很不容易，做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更难。”1964年，已经被扣上“白专”帽子的他，因为讲授巴金的作品同姚文元的文章不一样，就在系里受到公开批判。“文革”期间，他又因为评介过杜鹏程的作品《保卫延安》等等而获罪，屡遭揪斗，还连累伤害从老家来到上海探望他的贤慧的妻子和幼小的女儿，“吓得孩子死死抱着她妈妈的腿，瑟瑟发抖”。他就这样经历了十几年“漫长的噩梦”，他的身体和内心都“伤病累累”。“其实，我那个时期的教学和撰写的评论文章，我的许多观点，都还没有跳出《讲话》的范围。”后来，他又对我道，“我们这一辈文人，从青少年时代开始接受所谓正统思想理论的熏陶，天天灌输；正像巴金说的喝够了‘迷魂汤’。早已经身不由己。我们想摆脱一切‘迷魂’的教条，要脑子完全属于自己，真正做到人格独立，思想自由，敢想敢写，绝不那么容易！”

潘旭澜不止一次同我讲到，我们的文学，很长时间都强调所谓为政治服务，倡导服从于这个阶级、那个主义，我们的许多作品怎么不公式化、概念化？怎么不产生“假大空”、“高大全”的作品呢？他说：“文学就是文学。”“文学不应该是政治的附庸或工具。”“文学既然是人学，就永远离不开有个性的人和人的个性。也可以说，没有人性，没有个性，也就没有文学。”读潘旭澜的文章作品，从有他的个性特点的文字里，可以看到、感受到他对文学艺术的本质的理解。就是他60年代初期写的几篇谈艺术鉴赏之类的随笔散论，也没有泯灭人性和个性。这在只讲阶级性、革命性的年代，曾使他付出沉重的代价。

潘旭澜为人正直、正派，很有正义感。他不屑于趋附权势，向来不随风俯仰。他常说：“我从来与官场无缘，不想同官们交往。”又说：“我也从来不为写文章而写文章。”他是为“坚持自己认定的价值标准”而写作。这也是潘旭澜的可贵可敬之处。

在我看来，潘旭澜是为宣泄自己心中的积愫，为我们同类，也为文学和读者而勤奋执笔。他已经出版、发表的所有文字，都带有他的爱、憎和喜、怒、哀、乐，带有他的希冀和向往，有的还带有他的泪水和亲人、友人的血泪。他的所有作品，都或多或少地留有我们时代的痕迹。

不事交游，也从不轻易赞扬他人的潘旭澜，对一些并不相识，但同他一样忧国忧民、敢讲真话的编辑、作家，不论是前辈、同辈还是晚辈，他都怀有好感和敬慕之情，同我不时讲到他们。2000年冬，潘旭澜偕同他的博士生吴培显到广东惠阳参加学术活动。事前，他电话告诉我，决定在广州停留几天，很想认识黄秋耘和《同舟共进》主编萧蔚彬。他和吴培显在广州住了三日，我陪同他探望了黄秋耘。与萧蔚彬相识后，还一起游览了越秀公园、白云山。回到上海，他于11月18日给我和刘静兰的信中写道：“在穗几日，得以见面长谈，是今年一大快事。承蒙你俩尽心尽力款待并代为作了周到的安排，岂一句感谢所能表达。”“萧蔚彬初次见面，便成为相知。他的才学胆识均出众，可谓‘雏凤清于老凤音’。黄秋耘先生思路清晰，只是对我不了解，更因有吴培显同访，说话挺有节制。他如多写些文章，不但是对中国思想解放、文化积累更多的贡献，自己也可以有个较为潇洒、舒畅的晚年。”

潘旭澜在文学和文化学术领域，有多方面的贡献。还在1985年9月，他最初给我的一封信上就告诉说，“我拟接受某出版社之委托，主编一本中型工具书”。这就是他带领好多位助手和研究生，从1986年起，连续苦干了七年编成出版的《新中国文学词典》。对这部还无人编过，具有开拓意义的大著作，编辑出版界和评论界已有好些文章评介，认为它“收词丰富、资料翔实”，“知识性和学术性兼备”，“可信、可读”，是一部“冲破不少陈规和禁区，融入编写者多年研究成果”的难得的工具书。这些评说，我以为都公允恰切。我自己就把它置于案头，经常查用。恕我孤陋寡闻，此部词典自1995年刊行至今，还没有见到另一部。为了高标准、高质量编好这部工具书，潘旭澜与同人“一起熬过二千多个日日夜夜”。他们克服的艰难，付出的辛劳，旁人难于想象。后来我才知道，潘旭澜为编写这部词典，经常忙得筋疲力尽，多次累倒累病。1991年春节，陈淑荣和向黎回福建老家了，留下向蓁在家照料他。向蓁忙碌了一天，做了丰富的年夜饭，见父亲累得没有过年的意绪，并且食不知其味。心疼父亲的向蓁，难过得噙着眼泪说：“爸，你以后再也别编这种该死的辞典了！”

为海内外读者选编的《当代散文精品珍藏本》，应是潘旭澜对我国当代散文和文化积累所做出的又一个贡献。我通览过这部收入几百篇作品的大选本，觉得它与同类的各种选本大大的不同，主要特点是：打破老框框，力避陈陈相因，不与别的选本雷同。整个选本有新意，多元、多样，反映了主编、选编者的文学价值观和审美情趣。

但我认为，潘旭澜在学术研究和创作上最了不起，成就最大的，是他交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太平杂说》，以及他随后撰写、发表的《还洪秀全以历史真面目》、《洪秀全的政治性邪教》和《说〈天朝田亩制度〉与〈资政新篇〉》等名篇。

大家知道，我们祖国大陆的史学界，解放后奉所谓“以论带史”为圭阜，以马列主义为前提，指导历史研究和史书的编写。唯有一个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敢提出挑战。在信中公然声明，他不学马列，不以马列指导历史研究为然。而五十多年来，我们不少奉“以论带史”为金科玉律的历史学家，甚至提出和实行历史研究也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不惜掩盖、篡改历史。为了美化农民造反和神化农民领袖的需要，这些历史学家对太平军即太平天国的研究，就是如此。其中，那位称持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的著名历史家的《太平天国史》，就是个突出例子。他这部在大陆流行很广的著作，通篇赞颂“阶级斗争”，认为太平军的造反运动及随后建立的太平天国，“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

潘旭澜的《太平杂说》，依据史实，从“太平天国”的称号、洪秀全等造反的起因、目的、太平军的制度及其统治等等入手，如层层剥笋，鞭辟入里，揭露太平军的种种暴行，反人类、反文化的罪恶。说明太平军的所作所为，是对社会生产力和民族生存的巨大破坏和威胁，比日趋没落的清王朝更加愚昧、残酷、腐朽。正如马克思于1862年写的《中国纪事》中所说，太平军建立的太平天国，“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老统治者们的惊慌还要厉害。”潘旭澜以散文笔调写的这部学术随笔，从根本上否定了曾经在大陆风行了半个多世纪的所谓正统史学家关于太平天国的论著，足证它们的虚妄。所以，《太平杂说》从开始在报刊发表到成集出版，就不断受到攻击，遭到有关权力部门的限制阻挠。可是，越受到攻击和阻挠，《太平杂说》在海内外的传播越广，越多的报刊发表、转载它的篇章或介绍它的内容，得到越多学人和读者的支持、赞同。这也表明，时代毕竟不同了，任何企图封锁对历史真相的揭露和对言论自由的禁锢，都是“兔子尾巴”，长不了。

我的编辑生涯中，像潘旭澜那样的作者、朋友，从相识到深交，愈往后友情愈增，相互了解愈深，直至成为彼此信任、可以推心置腹的知己，毕竟屈指可数。

潘旭澜走了，留下了他的人格精神和著作。我相信，他的《太平杂说》和其他一些文字，与读者同在，垂世以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