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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为何无缘诺贝尔奖
○ 周然毅 2006年的诺贝尔科学奖获奖名单中，依然没有中国科学家的名字。尽管对于这样的结果，大家早已习以为常，见惯不怪，甚至有吃不到葡萄的人说葡萄是酸的，但中国这样一个泱泱大国，这么庞大的科研、院士队伍，耗费如此巨额的科研经费，居然与诺贝尔奖无缘（或者用“绝缘”更为准确），似乎无论如何都说不过去。 在追寻与诺贝尔奖绝缘的原因时，曾有人归咎于社会制度——社会主义制度长期搞计划经济，没有理想的科研环境，而且据说诺贝尔奖评委歧视社会主义国家。可是前苏联也是社会主义国家，却获得了16项诺贝尔奖，社会主义时期的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也曾获奖。有人归咎于我们的经济实力不够，不利于科学研究，但印度、阿根廷、巴基斯坦的经济也不比我们发达，却均获得了一至数项诺贝尔奖。还有人说是由于科学知识积累不够，孕育一个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至少要有三代人的知识积累。据统计，一般立国30年左右便会有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苏联是39年，捷克是41年，波兰是46年，印度是30年，巴基斯坦是29年。新中国成立已经57周年，即便是从改革开放“科学的春天”算起，至今也已29年，而且从目前的科研状况推测，十年之内中国科学家获诺贝尔奖的可能性也不大。 中国为何与诺贝尔奖绝缘？笔者认为首先是教育体制问题，其次是科研体制问题。毕竟，先有教育，而后才有科技，教育是科学的母亲。
有碍创新的应试教育
诺贝尔奖奖励的是原创性的科技成果，原创科技成果的获得，最需要的是创新思维和创新精神，而创新与想象力和怀疑精神是联系在一起的。长期以来的中国应试教育体制恰恰抑制了学生的想象力和怀疑精神，从而极大制约了中国科技的创新与发展。我们的孩子从上幼儿园起就被教育要“听话”，上课要把手放在背后专心听老师灌输知识，老师成了孩子们心中至高无上、不容怀疑的“神”，而教育的全部目的就是为了考个好大学。德国著名幼儿教育学者艾申波茜博士曾走访北京数所被认为是最有代表性的幼儿园，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孩子是世界上最累的，其生态环境最不宽松，“中国今天的一些幼教理论还在重复着西方昨天的错误。比如传统灌输式的教育方法。西方对这一方法从产生怀疑到加以否定，已经花了整整一个世纪的时间”。[1]长期被动地接受知识，根本不能提高想象能力和创新能力，形成创新精神。1995年国际青少年想象发明大赛上，中国选手几乎全军覆没，只有一个孩子得了个三等奖。武汉大学原校长侯杰昌认为，长期以来，我们未获诺贝尔奖，与我们的教育理念密切相关。传统的教育以灌输和传授知识为主，毕业生创新意识和能力较弱。比如中学生在数理化国际奥林匹克竞赛中可以拿冠军，就是因为奥林匹克竞赛所使用的知识都是现成的，可以靠勤奋和刻苦来掌握和运用这些知识，而诺贝尔奖强调的是创造。[2]2005年7月29日，耄耋之年的钱学森对前往医院看望他的温家宝总理说：“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3]钱老的话从教育角度道出了中国与诺贝尔奖多年无缘，而且依然看不到获奖希望的原因。 中国应试教育拼的是学生的时间和精力，其特点是学业负担沉重，身心受到摧残，导致厌学情绪普遍。杨振宁教授曾经谈到，中国的大学课程非常之深，国内中小学教材之深也是世界之最。[4]一位学生家长说：“我的孩子眼下读初中二年级，她从清晨5点多起床，为了上课和做作业一直要到晚上10点多，我计算了一下，光是用在学习作业上的时间就长达13个小时。……据我的女儿反映，由于他们课本很多，再加上频繁的课外读物，以及字典、文具盒等，学生的书包变得越来越重，连课桌中的抽屉也放不下了。更可怕的是，他们班里有一半的同学得了贫血和胃病，由于上课做作业的时间长，有许多学生经常产生瞌睡感、注意力不集中和视力、记忆力等严重下降的情况。”[5]1991年5月，有人对北京地区3所中学的823名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表明，忧郁者占27.7%,忧郁边缘状态者占15.6%,正常者只占56.7%。同年10月，上海市有关部门采用5种国际公认的权威量表对中学生进行心理测试，发现该市中学生心理不健康者占30.8%,其中有心理疾病的占13%，严重的占12%，有心理缺陷的占17.8%，患神经官能症者占5%，60%的中学生注意力有程度不同的障碍和心理发育不健全。这些学生常常表现出焦虑、压抑、失眠、记忆力下降、过度反应焦躁等症状，而且，越是好的学校，学生的这种表现越强烈。[6] 从小学到大学，一个人要从6岁的儿童读成20多岁的青年，这个年龄段原本应该是多梦的季节，是人生最美好的年华，是最具想象力和创造力，最渴望知识、充满理想、充满幻想和快乐，最具有可塑性的时期，也是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形成的时期。然而，有多少孩子在本应该享受快乐童年的日子里，经过刻板的学校教育，想象力、创造力遭到扼杀，有的甚至失去了宝贵的生命，而幸存者则带着受到身心摧残后的累累伤痕，产生了强烈的逆反心理，痛恨知识，厌恶学习。学生带着这样的身体和心理状况学习，怎么会有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日后怎么会有献身科学的精神？也许有人会不以为然地说这是个别现象，如果不是官僚主义的话，去做一点调查，以中国义务教育、普通高中教育、普通高等教育2亿多学生的基数，这种“个别现象”的人数还成其为个别现象吗？[7]
污染严重的科研生态
中国与诺贝尔奖绝缘的另一根源是恶劣的科研生态。国外从事科学工作的人，绝大多数是受科学的内在追求的强烈吸引而献身的，他们不想发财，也不可能有大量财富，能保证他们无后顾之忧地献身科学事业就足够了。以2005年获得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的澳大利亚科学家巴里•马歇尔和罗宾•沃伦为例，沃伦在1979年初步发现幽门螺杆菌，但因不符合当时的医学观念和认识而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不被承认。为了证明致病机理，马歇尔喝下含有病菌的溶液，结果大病一场，沃伦的理论最终得到证实。这种为了科学实验，不惜用自己身体做实验的执著的创新精神和献身精神，为他们赢得了世人瞩目的诺贝尔奖。 反观我国的科学界，有多少人是立志为科学献身的？我们的科研体制又为科研工作者创造了可以无后顾之忧地献身的科研生态吗？在考察中国科研生态的时候，有几个问题不能不提： 首先是大学科研管理。从世界范围来看，大学在基础研究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据统计，诺贝尔奖获得者有70%来自大学，美国1980～1998年诺贝尔奖获得者几乎全部来自大学。在我国，大学科研人员、经费占国家科研比例之重，以致在考察科研生态的时候，不得不从大学开始。坦率地说，我国大学的基础研究状况实在不容乐观，这是现行大学科研管理机制结出的恶果。当今大学科研管理、考核的量化标准，要求一年出多少成果，发多少论文，申请多少课题，实际上是与“大跃进”时代的高产思维是一致的，只不过现在披上了一层科学的外衣。这种手段与目的本末倒置的科研管理，导致科研急功近利。很多人在进行研究的时候，不是出于对科学的追求，而是要完成任务，评个奖，捞个职称，分上一套像样的住房，参与形形色色的“造星运动”，弄点经费花花，获得种种物质利益。看看人家吧：200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雷蒙德•戴维斯对宇宙中微子等问题进行了40年的研究；获2004年物理学奖的三位美国科学家从1973年发表论文到获奖，其间历经30余年的实验检验。如果在我国，这样的科学家恐怕连生存都有困难。科学需要科学的管理，期盼一夜之间“放卫星”出现世界瞩目的科研成果，恰恰是违背科学原则的。很难相信，当今中国高校的科研生态能够结出诺贝尔科学奖之果。 其次是科研课题与经费。大学科研管理威逼利诱教师们申请高级别的课题，导致课题成为紧俏资源，并由此带来专家腐败。众所周知，高级别的科研课题申请难度大,要求所有的高级职称科研人员、博导都能申请到国家级课题是不现实的，一方面是因为僧多粥少，另一方面，是因为“在项目确认程序不透明的情况下，所谓‘国家项目’，往往是‘戴帽下达的指标’，在下达之前其实已经确定好了主持人人选。因此，‘国家项目’在评定过程中缺乏竞争和论证，所谓‘申请’则流于‘走过场’”。[8]一直有人呼吁增加科研经费，认为中国与诺贝尔奖无缘，主要是经费投入不足。科学研究固然需要大的投入，但没有一个好的机制，投入再多的钱也是浪费，甚至沦为课题组的“分赃”。据2005年1月27日《中国青年报》报道，一个被其他国家反复研究、确认是完全错误的研究项目，在中国某大学和部分院士的推动下强行开展，近1亿元投资白白浪费，却没有任何形式的责任追究。目前我国的科研项目重申报轻管理，往往是项目拿到了，钱花光了，拿出个成果也就结题了，不管这成果质量如何。今天的科学界已经陷入诚信危机，科研成果鉴定已很难让人相信，一些被称为权威的学者们毫不吝啬地把诸如“填补了空白”、“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达到了国际同类研究水平”之类的桂冠戴在一项项其实平平的研究成果上，而一些课题研究成果鉴定会，则往往是课题组邀请一些专家，装模作样开个会，发发言，吃顿饭，拿点劳务费了事。科研管理中监督机制的缺失，导致很多没有研究能力的人通过各种关系拿到课题，一些有研究能力的人反而拿不到课题。诚如著名生物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邹承鲁先生所言，我国基础研究的危机一方面是投入不足，更主要的是投入方向不对。有些人只是通过与领导的关系和媒体的吹嘘得到经费，但本身多半是没有能力来完成这个研究的；首先是一个体制问题，其次才是一个投入问题。如果中国一直这样下去，只有善于吹牛的人才能得到支持做工作，那就永远得不到诺贝尔奖。[9] 第三是评奖与造星。九三学社北京海淀区工委指出，前些年国内科技奖励体系十分混乱，各个部、省、市都有自己的科技奖，等级从一等到四等、五等，数目之多，不胜枚举。实际操作中走捷径找评委甚至弄虚作假、舞弊者甚多，严重破坏了我国的科研环境。比如某高校教师夏某竟伪造“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一等奖”证书，骗取职称和荣誉。台盟中央副主席、清华大学物理系吴国祯教授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高校形式主义十分严重，一些高校和高校教师热衷于参加评审、得奖状。我国的这类评比之多，实属世界罕见。其实，凭着我们的科技良心，这些奖状的背后，究竟有多少是真正意义上的成果？这样搞下去，是谁在骗谁啊？[10]国内科研奖项满天飞，科研工作者趋之若鹜，看上去倒也确实热热闹闹，而且，我国科技领域某科研项目“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国际领先”、“填补空白”的报道常常见诸各种媒体，但是，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家自然科学奖连续5届、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连续6年空缺，中国科学家在国际上获奖的情况更是冷冷清清。 与“奖项满天飞”十分相似的是，近年来各级各类“学术带头人”、“科技新星”、“骨干教师”、“跨世纪人才”的评比泛滥成灾。自从国家有了“希望工程”、“211工程”后，五花八门的“工程”日益多了起来，各高校都有所谓“×××人才工程”。我把这种现象称为“新一轮造星运动”。中国有搞运动的传统，总希望借助于运动达到某种长期没有达到的效果，因此在一些决策者的头脑里形成了一种简单的“运动思维”。实际上，回顾新中国的“运动”史，就会发现，虽然每一次运动都轰轰烈烈，热热闹闹，但带来的多是大跃进式的虚假繁荣，利少弊多，贻害无穷。只要略加分析，就会发现眼下的这种造星运动多么滑稽，从科技发展史来看，凡是能标榜史册的科学家，没有一个不是以其科学成就著称于世的，没有听说过有谁是靠“评”出来的。伽利略、牛顿、居里夫人、爱因斯坦、华罗庚、陈景润、袁隆平这些公认的大家，有谁被评为过什么“学术带头人”、“科技新星”、“跨世纪人才”？ 第四是日益严重的学术腐败。本来，科研活动的终极目的是造福人类和培养人的科学精神，但是，现行中国科研管理体制在很大程度上却违背了这一宗旨，使科研沦为一种纯粹的个人功利活动。许多人的科研活动只是为了完成任务，获得某种职称、荣誉或奖励以及与之诸来的物质利益，导致手段与目的的错位。完成“规定动作”成了科研的第一要务。为了完成任务，一篇论文拆成数篇发表者有之，东拼西凑论文托关系走后门花钱买版面发表者有之，抄袭剽窃他人成果者亦不在少数。更为可怕的是，凡此种种，正在使功利心压倒科学态度，导致科学精神日益失落。一些科研工作者为了急于出“成果”，便用实验来注释国外已有的科研成果，人家以老鼠为实验对象，他就以兔子为实验对象，只要结果相同就行。甚至一些一流的科技工作者也因耐不住寂寞而采取种种不正当手段“速成”成果。1994年，北大接到美国某权威学术刊物主编的抗议信，信中称，北大学者的一篇论文严重抄袭了国外同行的成果，并对此深表遗憾。此后，华东理工大学、上海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合肥工业大学、西南师范大学等著名高校，都曾发生抄袭剽窃他人成果事件。面对急功近利的科研管理体制，一位青年科学家愤懑地说，“赶超世界”还不容易？反正你上面要的是结论，你好大喜功我就“假报喜”，难道国外还天天来“检举”我们不成？[11]在国际学术界，如果一位学者抄袭剽窃他人成果，很有可能就会终结其学术生涯；而在我国，随着抄袭剽窃现象的增多，法不责众，大家见惯不怪，甚至反而将板子打在揭发者身上：如果不揭发，这样的丑闻不就少了吗？ 如果说这样被严重污染的科研生态，能产生可以获得诺贝尔奖的科研成果和科学家的话，无疑是自欺欺人。
美国个案的启示
在诺贝尔奖的历史上，欧美科学家一直是获奖大户。至2005年，美国共有28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占世界人口总数的比例不到5％，获诺贝尔科学奖的人数却占全部获奖人数的70％以上。除了我们认为的他们科研经费投入特别是基础研究投入大之外，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教育比我们更加注重创新精神的培养。 那么，美国教育是如何培养创新精神的，与中国教育有何不同？一位把9岁的儿子带到美国上小学的中国人这样描绘美国的小学教育：“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学校啊！学生可以在课堂上放声大笑，每天最少让学生玩两个小时，下午不到3点就放学回家，最让我开眼界的是根本没有教科书。那个金发碧眼的女教师看了我儿子带去的中国小学4年级的数学课本后，温文尔雅地说：‘我可以告诉你，6年级以前，他的数学是不用再学了！’”然而，就在这种令这位中国父母忧心忡忡的教育环境里，小学毕业时，他的儿子已经能够熟练地在图书馆利用计算机和微缩胶片系统查找所需要的各种文字和图像资料了，这种能力在中国，恐怕许多大学生都还不具备。美国小学教师的教育理念是：“对人的创造能力来说，有两个东西比死记硬背更重要，一个是他要知道到哪里去寻找他所需要的比他能够记忆的多得多的知识；再一个是他综合使用这些知识进行新的创造的能力。死记硬背，既不会让一个人知识丰富，也不会让一个人变得聪明。”[12] 有人对美国和中国的初等教育做过比较。在美国，儿童是被哄着上学的，家长视学校为游戏玩乐场所，不希望孩子“累”，甚至有家长因为学校布置的家庭作业超过1小时而愤然转学。[13]美国初等教育的主要特点是：传授的知识水平低，小学三年级教授100以内的四则运算，只相当于中国小学一年级下学期的水平，六年级作文长度和表达能力大体相当于我国小学四年级水平；课程、教材虽浅，但涉及面广，如“科学”课，比我国的“自然”课内容多，涉及到当代科技基础知识；日授课课时比例小，每日在校时间（包括午餐时间）约8小时，课堂教学时间仅占约一半时间；校内活动丰富多彩，除数学、英语、科学等课外，其他课程均以活动方式进行，如游戏、绘画、手工制作、植物栽培、表演等；课外作业量少且有趣，作业形式符合儿童心理，如观察种子在水中发芽、手工制作、画画、编故事等等，充分启发孩子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广泛接触自然和社会，注重培养孩子的组织、演说、社交能力；注重个性发展，不以统一的模式要求学生，没有全国统一的教材，教材五花八门，各有特色，不像我国学生读着同样的课文，做着同样的试题、实验，背诵着同样的名言警句，培养着同样的思维模式；爱国主义教育潜移默化，多通过参观访问、了解重大历史事件等直观形象的社会活动进行，不像我们的思想品德课讲一大堆枯燥的大道理；美国教育重能力和个性，学生动手能力强，发展潜力大，学生和教师的负担都比较轻松；中国教育重知识和共性，轻能力和个性，学生动手能力弱，发展后劲不足，教师和学生负担极重。[14]两相对比，孰优孰劣，一目了然。 在谈到美国诺贝尔奖得主众多的原因时，很多人归功于其科研高投入，比如早在2001年度美国财政预算草案中，联邦研究和开发经费高达853亿美元，其中约50%用于基础科研。言外之意是如果中国的科研经费不增加到美国的水平，就无法获得诺贝尔科学奖。这就像中国的电影一样，拼不过好莱坞，就说人家是大投入大制作，只有大投入才能产生大制作，后来果真有几部电影大投入了，结果还是拼不过好莱坞。换个角度来看，即使中国科研经费增加到美国的水平，在现行教育体制、科研体制下，也难以获得诺贝尔奖。当然，科研需要经费，但美国高校的研究经费也不是等靠要，而是多渠道筹措。从比较理想的角度来看，高校科研应该是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两条腿走路，基础理论研究关系到社会的长远利益，应用研究则与眼前利益结合得比较紧密。就应用研究方面来说，一方面高校可以自办企业，另一方面高校可以与企业合作，获得科研经费和发展基金，形成良性循环。 在高校与企业的联合方面，美国高校的经验值得借鉴。美国高校科研的重要特点就是与地方的经济发展相结合，重视与企业合作。早在19世纪初，美国的一些著名教育人士就提出，大学要为当地的社会经济服务，用大学的人才资源为当地解决一些实际问题。1978年，美国高校讨论大学如何才能更好地为地方经济服务，提出了“学校与地区共同成长”的办学方针。美国大学主要通过三条途径“与地区共同成长”：承担地方政府的科研任务、与企业联合进行研究、学校自办公司。[15] 美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表明，高等学校在地区的经济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美国大学参与地区经济建设有两个典型的例子，一是东北角的马萨诸塞州，一是西部的加利福尼亚州。马萨诸塞州是美国移民最早的地区，也是传统工业、基础工业等所谓“夕阳工业”最发达的地方。一般说来，“夕阳工业”较多的地区经济难以上升，但马萨诸塞州却是个例外，原因很简单，因为那里有哈佛、麻省理工等几所很好的大学，附近还有耶鲁大学。美国最好的私立大学几乎也都在东北角，形成了一个智力集中、人才集中的地区。结果在传统工业滑坡时，依靠人才的智慧，便形成了新的产业。沿着波士顿附近的128号公路，形成了美国的高新技术和尖端科学中心，产业和经济十分发达，三百年来没有衰落，就因为那里有几所很好的大学。美国西部的加利福尼亚州，工农业发展在全美处于领先地位，但一百年前那里还是一片沙漠。其成功的原因就是充分利用大学的科研资源。例如在农业方面，早在19世纪末，当地政府部门就提出农业科学化，并把这项任务交给了高校。加州大学在该地区“农业科学化”的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开发了机械化采集土豆、西红柿等项目，还将农作物的基本细胞进行遗传因子开刀，使它转换，繁殖成防冻作物，如土豆过去在零下3摄氏度就会冻死，经遗传因子开刀后，要到零下13摄氏度才会冻死。这些都大大提高了农业科学化的水平。再如在工业方面，美国最主要的航空工业集中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南部、洛杉矶地区，这是因为1930年德国科学家冯•卡门流亡到美国，进了加州理工学院，带了一批研究生，几乎把整个美国的航空工业都带起来了。硅谷的建立也是如此。1940年左右，斯坦福大学副校长特曼看到了世界变化发展的新趋势，认为今后一个地区经济的繁荣取决于教育和科研的带动，所以建了一个科学园，动员电机工程系的研究生制造仪器，开发公司，把硅谷建起来了。再比如生物技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生物技术中心在加利福尼亚州的旧金山，就是因为30年前伯克利加州大学有位物理学诺贝尔奖获得者，后来改行搞生物技术，在学校附近开办公司，现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生物技术公司。[16] 美国多数大学都设有企业联络办公室，院系一级也有专人负责与企业联系。美国大学的专业强项、科研优势以及每个教授的研究课题等资料都向全国公开，教授个人也经常参加企业界的会议并与企业建立关系，以便企业能较为容易地找到合作伙伴。长期的合作使美国大学与企业之间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在企业方面，倚靠高校的科研力量获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由于美国是一个高新技术密集的国家，为了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很多美国企业都有专门的机构与大学联系，“像猫一样盯着学校”，一旦看准有利可图的项目，就主动与大学联系，找对口的教授合作。很多美国企业都有自己的研究机构，利用高校的科研力量，聘请一流的研究人员，密切合作，共同研究。比如全美有20多所大学的100多名教授、专家和研究人员参与了以化学工业为主的多国公司AKZO的研究工作。此外，企业还与大学合作，培训和提高员工的素质，比如结合本企业的实际，聘请大学教师到企业讲课，或者让员工到大学去听课，或者与大学联合培养专门技术人才，为企业的发展注入活力。而在大学方面，由于与企业合作也获益甚多，一是得到了企业的捐助。20世纪90年代以前，美国高等学校的发展主要依靠联邦政府大量的经费投入。90年代以后，联邦政府不断削减经费，向联邦政府申请科研经费的竞争日益增强，每年大约只有8%～10%的人能申请到政府的科研基金。高校要维持现有的教师队伍和科研水平，只好四处筹集资金，鼓励教师与企业进行合作研究，获得企业的研究经费。美国一些企业特别是大中型企业都设有基金会，每年向学校捐款，为学校的教学与科研提供经费保障。二是加强了学校的改革。美国大学一般都设有由当地工商业界的知名人士组成的顾问委员会，除了利用他们的影响帮助学校筹款，并力图使地方政府做出有利于学校发展的决策之外，还对学校的发展计划、学科建设、课程设置以及毕业生就业方向提供咨询。三是为学生的培养提供了实习场所。本着互利互惠的原则，大学与企业签订合同，学生学习期间可以到企业参加与专业有关的工作，企业给予业务指导，并发给一定的报酬，同时也为毕业后就业提供了更多的机会。[17] 美国大学鼓励教师创办公司、自办企业。由于大学是创新的源泉，所以美国大学与高科技产业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20世纪80年代以后，美国的研究型大学仿效硅谷、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经验，开办高科技公司，如哥伦比亚大学制订政策，鼓励教师创办高科技小企业，允许教师边教学边办公司。这些政策经过一段时期的实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1997年，该校小公司收入达2.7亿美元，而学校从专利转让、创办公司中获得了6千多万美元的收入，在全美大学中名列前茅。学校用这笔可观的收入支持教授们开发新技术和新的高科技公司，实现了良性循环。目前，美国在高校集中的地区，建起了许多高科技工业区。除规模较大的硅谷外，还有像匹兹堡等一些中小型的高科技园区。大学在这些高科技园区的建设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以匹兹堡为例，过去这里是著名的钢城，而随着美国钢铁工业的夕阳西下，到20世纪70年代末这里已无钢厂，城市人口减少了1/3。从80年代开始，当地政府依靠卡内基—梅隆大学和匹兹堡大学的科研力量，提出转钢铁工业为以生物技术为主的高科技产业，并给予政策上的优惠。两所大学积极参与，成立了生物工程系，从各地招来一批专家，鼓励他们创办公司。目前已有3600多家以生物技术工程为主的公司，高科技生物技术产业已成为当地最大的产业。高科技产业的大量兴起，大大增加了就业机会。90年代美国走出经济低谷，就业增长最快的是硅谷，其就业增长率是全美平均增长率的两倍。[18] 回头看看我国高校，产业化的程度还很低。当然，高等教育产业化不是如当今中国高校狭隘理解的那样高收费乱收费，而是发挥科研优势，以市场为中介，与地方政府和社会经济实体合作，或者自办企业，把自己的研究成果、科技发明转化为产品，促进本地区的经济发展，同时也获得良好的经济效益，改善办学条件，提高科研水平和教师待遇，达到产学研相结合的良性循环。目前，就绝大多数高校来说，还仅仅停留于把高等教育作为卖方市场，在满足社会的高等教育消费需求方面做文章；而在产业化方面，虽然有北大方正、清华紫光等一批颇具规模的高新技术产业，但总体水平仍很差。据国家科技部估计，由于科技与经济相互脱节以及资金不足等原因，我国每年取得的3万项科技成果中，只有两成左右转化并批量生产，能形成产业规模的大约只有5%。[19]而发达国家的科技成果转化率高达40%以上。[20]目前，绝大部分高校的“创收”来源主要是办班，尤其是成人高等教育和留学生教育更是成为创收的主渠道。由于高等学校的经费普遍不足，又没有找到比办班更简单易行的创收办法，因此，很多高校成人教育的规模越来越大，有些学校甚至大大超过了在校全日制普通大学生的规模，教师穷于应付上课，对日常教学和科研造成巨大冲击，形成这样一种恶性循环：高校自身愈是要发展，就愈感到经费捉襟见肘，于是就愈益需要发展成人教育和留学生教育；而愈是超越本身的承受能力发展成人教育和留学生教育，就对正常的教学和科研造成愈大的冲击，结果使成人教育和留学生教育沦为以合法的形式贩卖假文凭的一种“教育产业”，同时使全日制普通高校的教学质量大大滑坡。鉴于此，美国高校经费多渠道来源的成功范例，对中国高校尤其具有借鉴和启示意义。 综上所述，中国无缘诺贝尔奖，研究经费的不足倒是次要的原因，更重要的是体制方面的原因，包括教育体制和科研体制。如果不改变教育观念、开发创新思维，不改革科研体制、认真治理日益严重的科研生态污染和学术腐败，对于世人瞩目的诺贝尔奖，我们可能真的只能永远眺望。
[1]《一位德国幼教专家眼中的中国幼儿园》，《教育文摘周报》2003年9月10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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