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话：记录红军长征全过程的早期专著

记录红军长征全过程的早期专著

○　张其武

长征是具有传奇色彩的伟大历史壮举，被人们称为“地球上的红飘带”、“激动人心的远征史诗”、“历史上最盛大的武装巡回宣传”。毛泽东称“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70年前长征的胜利，奠定了中国革命胜利的基础，为中国革命锻炼和培养了骨干力量。长征英雄们不怕任何困难、不惧任何牺牲的英雄气概，其坚定、忠勇所创造的业绩，所铸就的长征精神，国内外众多学者、记者、作家、专家为之倾倒，先后踏其足迹前往采访、采风和研究，并纷纷为之著书立说。笔者收藏有部分早期介绍红军长征的图书，如廉臣（陈云）的《红军长征随军见闻录》，还有一本早期记述红军长征全过程的专著——《第八路军红军时代的史实——二万五千里长征记——从江西到陕北》（以下简称《二万五千里长征记》）。

《二万五千里长征记》，赵文华编著，上海大众出版社发行，1937年12月出版，32开，83页，新闻纸印刷，定价0.20元，列为“大众丛书”。封面上印有红军行军的套色木刻版画。扉页有4幅照片：“总指挥朱德将军”、“抗日军政大学师生之一部”、“八路军的中坚人物”（有周恩来、徐向前、肖克等）、“毛泽东氏向军民演讲”。

全书分6章44节。为了让读者了解本书的脉络和梗概，现将其目录抄录如下：第1章《红军大会合》，包括《国共分裂以后》、《第一师的建立》、《朱德的到来》、《六次大会》等 4节；第2章《艰苦而壮大的道路》，包括《在赣南打开血路》、《朱毛在瑞金》、《立三路线与红军》等3节；第3章《围剿之突破与长征之准备》，包括《第一次围剿：大军十万》、《第二次围剿：大军二十万》、《第三次围剿：大军三十万》、《第四次围剿：最危险的一次》、《第五次围剿：大军百万》、《长征的准备》、《胜利地到达了陕北》、《围剿的无效》和《红军一名，代价8万元》等9节；第4章《二万五千里长征纪程》，包括如下14节：《23年之夏》、《突围西进》、《进逼湘粤边境》、《偷渡乌江》、《坦然西移》、《茅台逸事》、《渡金沙江》、《过大渡河》、《进入倮倮国》、《17勇士大渡河》、《西进中最快乐的一天》、《到卓克基》、《到毛儿盖》、《陕北大会合》；第5章《抢桥》，包括《跑路而且打仗》、《要夺取泸定桥》、《口号声打上心头》、《大家都变成泥菩萨》、《打起几十个火把》、《大渡河之浪》、《只要你的桥，不要你的枪！》、《20个巨人一个也没有少》；第6章《长征闲话》，包括《女战士30人》、《广昌大会战之后》、《偷渡金沙江》、《十万人生命有关的一座桥》、《最后的出险》和《当红军被围剿的时候》等6节。书后还“特载”有《红军第一军团西引中经过地点及里程一览表》。

《二万五千里长征记》从国共合作分裂、共产党武装起义写起，到建立根据地开展武装斗争，直至五次反“围剿”斗争到实行战略转移，以及长征途中经历的主要战斗、重大事件和行军到达陕北的全过程。本书不仅介绍了红军长征的全过程及其行军、作战、生活等情况，而且还介绍了红军长征的背景及长征途中一些鲜为人知的轶事。从内容看，书中的材料多选取斯诺的名著《西行漫记》，但本书比中文版《西行漫记》的初版本（1938年2月上海复社出版的《西行漫记》初版本）还早两个月出版，比英文版《红星照耀中国》（《西行漫记》）的初版本（1937年10月英国戈兰茨公司出版）仅晚两个月出版。美国兰登公司出版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的时间是1938年1月。那么，本书怎么会那么快地报道了红军长征全程的史料呢？这还要从斯诺进入陕北苏区采访说起。

1935年10月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后，1936年8月斯诺秘密进入陕北苏区采访。毛泽东认为这是向外界宣传红军的一个好机会。8月5日，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与红军总政部主任杨尚昆联名致函参加过长征的同志：“现因进行国际宣传，及在国内国外进行大规模的募捐运动，需要出版《长征记》，所以特发起集体创作。各人就自己所经历的战斗、行军、地方及部队工作，择其精彩有趣的写上若干片段。文字只求精通达意，不求钻研深奥。写上一段即是为红军作了募捐宣传，为红军扩大了国际影响。”还强调“事关重要，切务忽视”。这一征稿通知，现已收入《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

童小鹏在8月6日的日记中写道：“杨（尚昆）主任、陆（定一）部长又来要我们写长征的记载，据说是写一本《长征记》。用集体创作的办法来征集大家——长征英雄们的稿件，编成后由那洋人带去印售。并云利用去募捐，购买飞机送我们，这真使我们高兴极了。”这里说的“洋人”，就是斯诺。

在中央的号召下，参加长征的红军指战员创作的积极性很高，纷纷撰写回忆录。有关资料显示：在短短两个月内，红军总政治部就征集到了200多篇作品，其中张爱萍1人就写了18篇，童小鹏写了7篇、董必武也写了4篇。

这些亲历者写的《红军长征记》，是长征最原始的记录，保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史料和细节。例如：董必武的《出发前》，记述了红军撤离江西苏区时，博古等领导人是没有明确方向的，向陕甘前进，是到川西后才决定的，假如出发前就知道要走二万五千里的征途，13个月的时间和要通过无人迹无粮食的地区等，“当时不知将作何感想”；张爱萍的《从两河口到马蹄街》，描述了红三军团通过敌人4道封锁线时，遭到前后的围追堵截，红军边走边精简行李，夜晚休息又遭到敌人袭击，费了很大力气才夺回阵地，掩护大部队突围的情景；莫文骅的《在重围中》记述了渡湘江惊心动魄的战斗，头上有飞机轰炸，后面有追兵，红军队伍被打乱，自己的马也险些被丢失，然而红军强渡湘江，终于摆脱了敌人的情景；童小鹏的《残酷的轰炸》，记述了四渡赤水行军中遭受敌机轰炸，“炸伤的同志在辗转反侧的叫痛”、“可怜的哭啼”，“他们手足断裂了，头脸破烂了，身体炸伤了，他们的鲜血仍在不断的流”的悲惨场面；舒同的《芦花运粮》，描述了红一军团二师直属队克服种种困难，运送粮食救济冻饿交加、危在旦夕的战友的感人场面；莫休的《松潘的西北》，记述了过草地时大家相继绝粮，罗荣桓、贾拓夫把自己最后的麦粉贡献出来，煮面汤让大家分享，莫本人在泥泞的草地中步行，让马驮一捆柴，宿营时靠这捆柴点燃的小火堆，大家一起度过那潮湿寒冷的黑夜的情景，而只字未提今天的九寨沟、松潘草地其秀丽的自然风光；冯文彬的《从西昌坝子到安顺场》，生动记录了红军经过凉山彝族地区，刘伯承参谋长与小叶丹结拜兄弟的民族团结的场面；谢觉哉的《卓克基土司宫》，生动描述了藏族宫寨的建筑特色，以及藏族接受汉族文化的情况；刘亚楼的《渡乌江》，叙述了红军三次强渡的战斗经过，既有战士们不畏艰险，冒着枪林弹雨飞渡的场面，又有机智的毛连长潜伏一夜，出奇制胜的情节；彭加伦的《飞夺泸定桥》，描绘了红军攀着铁索向对岸攻击，高喊“要桥不要枪”，敌人在红军威震下心理崩溃，纵火逃命的场景；周士第的《吃冰淇淋》，讲述了红军不畏艰难，在海拔5000米的打鼓雪山顶上，用冰雪加糖精自制“冰淇淋”，谈笑作乐的乐观主义精神；李一氓在巡视部队的旅途中，利用空余时间写了3万字的《从金沙江到大渡河》，记录了巧渡金沙江和会理战斗的经过，考察了川西的县城、民风、文化，还实地考证了石达开史事，文笔流畅，富有学者风范。

书中还有李富春的《暂别了!江西的苏区兄弟》、杨成武的《突破天险的腊子口》、张云逸的《聂都游击队的记述》、耿飙的《由临武至道州》、谭政的《向赤水前进》和《最后的一道封锁线》、陆定一的《老山界》和《榜罗镇》、刘亚楼的《渡乌江》、彭雪枫的《娄山关前后》、陈士榘的《三过遵义》、邓华的《北盘山》、王首道的《长征中九军团支队的段片》、黄镇的《长征中的红五军团》、肖华的《南渡乌江》、黄镇的《长征中的红五军团》、徐特立的《长征中的医院》、谢觉哉的《番民生活鳞片》、《真是蛮子》和《艳相岗的一夜》等文章。

特别是斯诺在左权处看到的红一军团记录编辑的《红军第一军团西征中经过地点及里程一览表》，也是这次征稿中的重大收获，并被《二万五千里长征记》和多种有关长征的书中收录。该书有“行军日月”、“出发地点”、“经过地点”、“宿营地点”和“里程”，多数地点是首次记录，当年的地图上并无记载。经过考证，当时记录的有些地名是行军时向当地人询问，听口音记录的，并不准确，如翻越六盘山时经过的一个地点叫“布置要岘”，正确的地名是“堡子崾崄”；有些藏区地名是藏语音译的，与汉字的字意无关，如“打鼓”、“芦花”等。正是因为红军走过这些地区，才使这些偏远地区有了地名的记载。这个《里程一览表》，也为后人研究红军长征史料提供了佐证。

到1936年10月底，《红军长征记》共征集到稿件200多篇，50多万字。红军总政治部成立了编辑委员会，由丁玲、成仿吾、徐梦秋等人负责编辑加工，于1937年2月选定了44人的110篇文章，30多万字，装订成上下册，抄写了20份。后因抗日形势的发展和编辑人员离开等原因，延迟到1942年11月才在延安排版印刷，定名为《红军长征记》。内容包括文章100篇，歌曲10首，还附录有《乌江战斗中的英雄》、《安顺场战斗中的英雄》以及《红军第一军团长征中经过地点及里程一览表》、《红军第一军团长征中经过名山著水关隘封锁线表》、《红军第一军团长征中的经过之民族区域》等3份附表。但这本书不是公开出版的书籍，而是作为总政治部的内部资料发给有关单位和个人。朱德曾签名赠送斯诺一本《红军长征记》作为纪念。斯诺又将该书捐赠给了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成为中美文化交流的佳话。由于当年印数很少，加上战争年代的失散和国民党当局的禁毁，《红军长征记》已极为罕见和珍贵。

斯诺1936年10月离开陕北时，他“带着一打日记和笔记本，30卷照片，还有好几磅重的红军杂志、报纸和文件”。这里就有《红军长征记》的部分原稿。

在斯诺英文版《红星照耀中国》和中文版《西行漫记》出版之前，红军长征的故事就已经在国民党统治区流传开来。1937年7月，简又文任社长、陆丹林任主编的上海一家掌故杂志半月刊的《逸经》的第33、34期上连载了一篇署名“幽谷”的文章《红军二万五千里西引记》，介绍了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的过程。几乎同时，1937年7月15日由夏丏尊和叶圣陶主编、开明书店发行的大型综合性刊物《月报》（第1卷第7期）上也全文转载了幽谷的《红军二万五千里西引记》，只是题目改为《二万五千里西行记》（笔者收藏有此刊）。其实，这个“幽谷”，是“王牧师”的化名，“王牧师”就是安排斯诺进入陕北苏区的中共地下党员董健吾。董健吾到陕北苏区后，或通过采访，或通过与红军有关人员的接触，或通过斯诺，看到了《红军长征记》的部分原稿，改编成文章，交《逸经》杂志社社长简又文发表，从而红军长征的故事在上海便流传开来。

斯诺将采访的大量材料和《红军长征记》的部分原稿，进行加工整理，写出了风行世界的名著《西行漫记》，最初是1937年10月在英国的戈兰茨公司用英文出版，笔者收藏有此版本。此前其部分章节曾在上海的英文杂志《亚细亚》上发表。特别是随着斯诺著作中译本的出版发行，红军长征的故事进一步广为流传，深入人心，并引起轰动。

由于董健吾以“幽谷”的名义发表《红军二万五千里西引记》和斯诺以英文发表的文章和著作，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红军长征史料和事迹，直接为众多编著长征故事的人提供了依据。在1937至1938年间，先后有1937年11月8日至1938年1月18日上海《文摘战时旬刊》第5—9期连载的长风(汪衡)译、斯诺著的《二万五千里长征》；1937年12月上海大众出版社出版的赵文华编著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记》；1938年1月上海黎明书局出版的汪衡译、斯诺著的《二万五千里长征》；1938年1月上海复兴出版社出版的大华编著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记—从江西到陕北》；1938年1月上海光明出版社出版的黄峰编的《八路军行军记—长征时代》；1938年1月汉口抗敌出版社出版的朱笠夫编著的《第八路军红军时代的史实—二万五千里长征记》等。

赵文华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依据斯诺、“幽谷”有关红军长征的文章，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编著并出版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记》。这是较早描写红军长征全过程的专著。当时，对于揭穿国民党控制的舆论机构对红军的诬蔑，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传奇般的故事在国统区宣传出来，发挥了积极而重要的作用。有人说“赵文华”是“幽谷”的化名。稍后，又有以“大华”、“朱笠夫”署名而出版相同的封面和同名的书，究竟是同一作者还是另有他人，这有待进一步考证。

无论“赵文华”是何许人也，但出版近70年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记》已成为我们的宝贵革命历史资源，为人类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在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之际，看看这些早期记录长征的著作，我们不由心潮澎湃，思绪万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