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苑：康有为诗中的“大盗”指谁

康有为诗中的“大盗”指谁

○　李吉奎

199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印行的《万木草堂诗集》“补遗”中，收入康有为一篇题为《乙卯人日闻大盗死》的诗。该诗云：

乱国残民十四年，喜诛大盗自皇天。

血漂岭海户十万，命革中华岁五千。

赤化传来人尽畏，黄巢运尽劫堪怜。

千刀惜未剸王莽，举酒欢呼吾粤先。

这首诗十分浅白露骨，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作者欢欣鼓舞庆祝“天诛”的“大盗”是谁。不过，作者在得意忘形之余，显得有些胆怯心悸，这就是标题写成“乙卯人日闻大盗死”。“人日”是农历正月初七，“乙卯人日”是1915年2月20日。孙中山死于1925年（乙丑）年3月12日，若据该标题所示，该诗吟咏的对象并不是孙中山，而是别的什么人；但是，该诗毫无疑义是写“死去”的孙中山的，无待索引注解。

1925年人日，孙中山正在重病卧床中，尚在人世。康有为听说孙入了鬼籍，便狠狠地将他修理了一番，吐了一口积郁心头达三十年之久的恶气。此举虽然事出有因，却是心急了一点。事缘1925年1月26日孙中山在北京协和医院开刀检查后，据民治社记者的报道，手术时发现肝叶的一半以上已经化脓，心脏也变得硬如朽木，全部手术仅用了二十五六分钟即马上缝合。这样，中外新闻界对孙中山病情的推测，便如满城风雨。最早是1月27日下午2点，日本的东方通信社从北京发出电讯，称“孙中山于昨日（1月26日）早晨逝世”。1月28日的上海《民国日报》第1版第2张也刊登了这个消息。27日、28日，上海其他报纸竞相报道这类新闻。由于东方通信社有日本外务省的背景，故广东政府就该社造作谣言向日本驻广州总领事提出抗议，要求该社公开澄清、道歉。日方虽然满足了广东当局的要求，但许多人信以为真，其中就包括了像康有为这种对孙怀有刻骨仇恨的人物。此后报纸还不断传出孙的死讯，1月30日，即1925年（乙丑）年人日，康有为便写下了上揭诗篇。

早在1894－1895年间，康有为、孙中山几乎同时登上中国政治舞台。康从事上书变法，孙则发动重阳起义。他们分别是维新（保皇）、革命两派的首领，长期进行势不两立的角力。清王朝的结束并未停止他们之间的较量。民国成立后，孙中山继续为捍卫共和政体而努力，反袁、护法、北伐，旗帜鲜明。康有为则不然，他把自己政治理想的实现寄托在废帝溥仪身上。他参加了1917年的张勋复辟；失败之后，绝不甘心，1923年，又奔走南北各省，想再搞一次复辟活动。1924年2月5日，康致函溥仪的洋师傅庄士敦，要他代奏溥仪自己游说各地的经过，且以新岁天象是“千年未有，此盖圣上德符，天佑中兴”之兆。若非是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随后驱逐溥仪出宫，真可能再闹一次复辟丑剧。康有为对溥仪被逐一事极端不满，抗议冯军“挟兵搜宫，何以为国”。尤其使他气愤的是，不但溥仪被逐，冯玉祥还邀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使孙得以入京。自民国政府成立以来，康有为一直被排斥在中国政治权力中心之外，尽管他不断鼓吹“虚君共和”，但这个口号并不为国人所接受。现在，传来“命革中华岁五千”、挖掉帝制基础的政敌死去的喜讯，康有为着实心花怒放，抖着花白的胡子，不禁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大大地乐了一阵子。

当然，也不排除另一种可能，即康有为这首诗，确实是写于3月12日孙中山去世之后，康氏倒填日期。不管是哪种可能，它都表明，标题所示日期与诗篇内容未能一致，是他有所顾虑：吟诗贾祸，引火烧身。他看到国民党开始联俄容共后，引发广东形势巨变，“赤化传来人尽畏”，这里便包括康氏本人的危惧在内。所以，兴奋“举酒欢呼”之余，不免畏上心头——一旦工农运动的狂澜和国民党的势力涌到自己身边，便难免遭受灭顶之灾。这便是他在该诗标题上做手脚的原因。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真的去世了。孙之死，揆诸情理，实际并未能给康有为带来多少欢乐，有之，也是极为短暂的。因为国民党虽然失去了它的领袖，国民革命运动却继续高涨，东征、北伐，势如破竹，所向披靡。1927年3月8日，康有为在动乱的气氛中度过了他的七十岁生日，这时，国民革命军北伐席卷长江中下游，其前锋已接近上海。3月18日，康有为乘船离开上海赴青岛，真有点仓皇辞庙的景象：临行亲自检点存稿，并带上前清礼服，巡视所居园中殆遍，称“我与上海缘尽矣”！他知道，这一走，是不会再回来了。果然，3月31日，康有为因“食物中毒”暴卒。死前数日他对人说：“中国我无立足之地了，但我是不能死在外国的！”康死得确实不明不白。他在30日受一位广东同乡在英记酒楼宴请，不终席而腹大痛，虽然回宅后呕吐竟夜，亦延请了医生，服药后有所好转，但次日早上5时许终告不治。他的女儿康同环说：“康卒前挣扎痛苦，七窍都有血渍，当然是中毒的现象。不过所谓食物中毒，可能是酒楼的食物不洁所致，未必是因为政治斗争而牺牲的。”然而，据章立凡在《乱世逸民》中所记，康同璧的女儿罗仪凤曾在一篇家史中写道：她的外祖南海先生，是被国民党下毒害死的。证据是什么呢？该文没有说。治史重证据，孤证不立。在实施者自我证明之前，所有说法都只能是一种假设，不是确凿的结论。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与其说康有为是被国民党害死的，还不如说他是被国民党吓死的。北伐军挺进上海，康匆匆逃往青岛；到了青岛，又说中国已没有他的立足之地了。假如他能稳居上海，不参加什么政治活动，也不恶口伤人，当不至有青岛“食物中毒”致死之事。不是说国民党人会对康有为慈悲为怀，不念旧恶；而是因为国民党当前的敌人已是中共和工农武装，康有为这班遗老，若与他们不沾边，对党国不构成威胁，自然会网开一面，任其逍遥。然而，康有为不能自持自敛，反而刻毒地咒骂国民党的领袖为大盗，为黄巢，为王莽，为赤化，为乱国残民，得千刀剸之（换成“文革”话语，便是“千刀万剐”了）；他对时局又毫无把握，终日惴惴然，其前途也就可想而知了。当日“举酒欢呼”的洋洋兴会，也就难免变成生存之累了。

康有为曾指责其徒梁启超“流质多变”。梁启超之多变，包含与时俱进意识，正因为他不肯步武乃师，也就活得清爽一些。在历史上，梁氏与孙中山谈过合作，但更多的却是残酷的斗争。尽管如此，当孙中山病故后，他追怀往昔，不废友道，仍以政治家的风度，前往孙中山灵堂吊慰，行礼如仪；在肯定孙中山功绩之余，还当众评论孙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的毛病。他还著文称，孙文虽然不是理论家，但他却是中国宣传社会主义的第一人。梁启超当然也害怕北伐军，但他能应变，适者生存，既不会像叶德辉那样饮弹，也不会效法王国维去沉湖，与乃师的行止更是大异其趣。若不是协和医院的庸医误人，梁氏肯定会继续来往于故都与天津间，拥皋比，著文章；饮冰室中，定然四壁生辉，高朋满座，吞吐古今，求索天地。穷通之理，千古不易，高明者善用而获生，形迹显然。

看来，《乙卯人日闻大盗死》诗非写于乙卯（1915）而是写于乙丑（1925），是可以确定的了。道不同不相为谋，虽然康孙二人救国之志相同，但手法、途径各异，矛盾变成死结，不可化解。二人终生未尝谋面，但三十年间彼此都死盯着对方。《乙卯人日闻大盗死》诗所反映出来的中国特定历史环境下保革两党领袖之间的生死忌恨，乃系中国社会缺乏民主训练、缺乏政治文明意识所致；政党观念也被扭曲，政见分歧转成你死我活的诡计权谋争斗，它的极致，便是蒋介石们搞的“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法西斯“一言堂”专制，其为害中国，惨不胜言。康有为的这首诗，给人们留下许多联想的空间。透过对历史陈迹的省思，国人应当能从中体认到一些真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