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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鲁迅的七个十周年
○ 史建国 到今年的10月19日，20世纪中国那个最为敏感、痛苦、孤独、寂寞，也是最为深刻的灵魂之一——鲁迅先生离我们而去就整整满七十年了。在中国的传统观念里，十周年算得上是大祭，因而每逢十周年祭的时候纪念活动总会异常隆重。对于鲁迅逝世纪念而言，“逢十周年”的纪念也是很有代表性的。本文所要关注的正是七十年来“逢十周年“的鲁迅逝世纪念。
1946：要是鲁迅还活着 1946年10月19日是鲁迅逝世十周年纪念日。这天上午，周恩来前往上海万国公墓，在鲁迅墓前致礼，并种了一株柏树作纪念。同去的潘梓年撕下白布条，伏在石头上写了“鲁迅先生十年祭”七个字，系在树枝上。当时，早于周恩来到达墓地的还有鲁迅夫人许广平和爱子海婴以及沈钧儒、郭沫若、茅盾和冯雪峰等。这天下午，在上海举行了有四千多人参加的鲁迅逝世十周年纪念大会。大会由邵力子担任主席，周恩来在会上发表演讲，受到热烈的欢迎。在会上讲话的还有沈钧儒、郭沫若和茅盾等人，并由李健吾朗诵了鲁迅的《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由白杨朗诵了许广平的《十周年祭》。[1]周恩来在他的讲话中说：“鲁迅先生死了十年了，整整十年了。中国是从内战进入抗战，现在又回到了内战。内战乃鲁迅先生所诅咒的，抗战才是鲁迅先生所希望、所称颂的。他希望的事在人民大众的努力下实现了，而他诅咒的内战可仍还存在，这应该是我们参加这会的每个人所难过的……今天，我要在鲁迅先生之像面前立下誓言：只要和平有望，仍不放弃和平的谈判，即使被逼得进行全面自卫抵抗，也仍是为争取独立、和平、民主、统一。”周恩来还援引鲁迅的诗句“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号召人们“应该像条牛一样，努力奋斗，团结一致，为人民服务而死。鲁迅和闻一多都是我们的榜样！”[2]无论当时周恩来是怀着多么复杂的心态发表这番演说的，短短的讲话还是赢得了热烈的掌声，而以鲁迅和闻一多作为榜样号召人民努力奋斗，在当时也的确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这一年的许多刊物都纷纷采取各种形式纪念鲁迅，《文艺复兴》的编者特意编辑了“鲁迅先生逝世十周年纪念号”。在“编后”中编者写道：“这一期是鲁迅先生逝世十周年纪念号。我们感谢多位赐稿的先生们所给予我们的有力的帮忙，本来还特约着几位先生写，为了时间的关系，或来不及写出，或寄来时已经来不及排入，但就已有的十篇文章看来，已觉得颇为丰富，且已触到鲁迅研究的许多方面了。”[3] 的确，从写作者的角度来看，这一期纪念鲁迅的稿子的确是阵容庞大的。不仅有郭沫若的《鲁迅与王国维》（文中郭沫若将鲁迅与王国维作为近代学人中自己“最佩服”的两位），还有辛笛的诗，雪峰的回忆文章，李广田、蒋天佐等人的论文以及《鲁迅先生逝世前后》等的一些文艺史料，更有许广平含泪带血的《十周年祭》。在鲁迅故去的十年中，国家民族经历了空前的浩劫。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肆意地践踏了国人的尊严，人民经历了难以想象的灾难。因此，当十年过后，许广平于深夜中坐在案前撰文追悼鲁迅的时候自然是心潮澎湃、思绪万千，过去十年的辛酸与屈辱一起涌到眼前，不免“回看血泪相和流”。她写道：“维中华民国三十五年月日，在弥天黑夜，四近儿啼，猫鸣；远邻牌声，人语，分糅杂陈之中，一如十年前先生深夜作工，同历之境。（广平）始就先生所用灯下，伏案执笔，为文追念。呜呼先生，十载韶光，沧桑痛历，每年纪念，不能如愿！回首当年，不堪重现。周年始祭，淞沪陈兵。八载以还，烽烟遍境：敌骑所至，家宅为陷，屈辱相寻，避地屡见。”好容易抗战胜利，内战又起，烽烟遍地、生灵涂炭的惨状又要继续下去，不知何时才能结束。由此许广平忆及鲁迅先生生前常道及之语“太平我是看不见的了”，那时自己还不以为然，甚至“颇生反感”，可是十年过后，她不得不承认先生当年的话“几成预言、不幸而中”了。联想到十年的血火交织，对于先生的早逝，她的感情不由得复杂起来，作为先生的爱人，先生的早逝当然令她心痛不已，可是十年的颠沛屈辱，又让她暗自庆幸先生幸亏早去了，否则面对民不聊生的情境，那颗最敏感而又最痛苦的心不知又要增加几许沉重与痛苦。她写道：“呜呼先生，撒手永逝，或有哀情，或足窃幸，孰是孰非，靡所敢定。惟一掊土，长埋爱人。每届凭临，无不感恸。”当然，最后她还是坚信他们所共同信赖的民主与自由必定会取得成功：“坚定步武，决不懈怠，紧随真理，执着存在。民主自由，是所信赖，必期有成，再行告慰！魂兮有知，鉴此寸在。” 与此同时，由范泉主编的《文艺春秋》在第三卷第四期也推出“纪念鲁迅先生逝世十周年特辑”。编者在特辑的“编后”中不仅表达了对由于战乱频仍而没能好好研究、纪念这位文化巨人的遗憾，而且还对下一步应如何研究、纪念鲁迅提出了具体的要求。编者写道：“鲁迅先生是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上午五时二十五分逝世的，一霎眼已经又是十年了。在这十年的过程里，中国刚巧面临一个民族的危机，这危机一直到今天还在动荡的局面下无法解脱。中国的文化人在这大时代的煎逼里，几乎没有一刻喘息的余闲，他们对于鲁迅先生的研究和保卫，自然再也没有充裕的时间和精力。但对于这样一位民族巨人而尤其是中国新文艺导师的鲁迅先生，在他逝世十周年以后的今天，作为中国文艺工作者的当前急迫的文艺课题，是应该至少做到：第一，分类研究鲁迅先生广泛的思想范畴里的各个部门，出版专著；第二，从事撰写创作本的《鲁迅传》；第三，整理鲁迅先生的遗著，订正并扩大《鲁迅全集》的印行，把未出版和新发现的遗著一律编入新《鲁迅全集》；第四，创设‘鲁迅纪念馆’，将鲁迅先生的一切遗物和有关的史料物件集中公开永久展览，俾能便利于学者的研究；第五，编写《鲁迅传》电影脚本，把鲁迅先生战斗的一生搬上电幕，让中国人民大众都能够认识鲁迅的精神。这是编者代表本刊向文艺界同人的一点微浅的要求。”[4] 这一期的《文艺春秋》的“纪念特辑”里除了登载了孔令境的《回忆鲁迅先生丧仪》、陈烟桥的《鲁迅与中国新木刻》、赵景深的《读鲁迅<古小说钩沉>》等重要史料和研究论文之外，也由范泉选译了小田岳夫的《鲁迅传》中的一节，以《鲁迅先生的上海生活》为题发表出来。当然最重要也最能引起关注的是编者以“要是鲁迅先生还活着”为题向一些文化界名人所征集的畅想。编者共征集到了萧乾、刘西渭、臧克家、罗洪、施蛰存、茅盾、王西彦、沈子复、林焕平、田汉、熊佛西、安娥、魏金枝、周而复、任钧等十五人对这个题目的回应。答案自然是各式各样，其中有许多人认为要是鲁迅还活着，到了当时的那种情况下也必然会死。比如萧乾就写道：“……鲁迅如今日仍活着，大约也必要死的，且大半不是病死。原因是鲁迅正直，有个性，这种人中国今日不要；不要还不够，并且要除根。……”刘西渭也写道：“我不敢想象鲁迅先生活到现在……假如诗人闻一多先生会走出书房；假如老夫子马叙伦先生会放下经典；假如温柔敦厚的叶圣陶先生会哑声嘶喊；假如银行董事篑延芳先生会请愿挨打；假如一个秀才全被逼得造了反，我不敢想象鲁迅先生活到现在……”而施蛰存语带讽刺地表达了同样的意思：“也许鲁迅先生会活到抗战胜利。但今天，鲁迅也必然已经死了。因为，闻一多先生也居然死了。鲁迅怎么能侥幸存于闻一多先生死后！”王西彦则从精神永存的角度认为“鲁迅先生并没有死”，他仍然在激励着我们战斗。林焕平认为假如鲁迅还活着，面对此情此境，“他的爱与恨只有更加尖锐而深刻，他的战斗只有加剧”。同林焕平一样，任钧也认为要是鲁迅还活着，“他一定会继续‘呐喊’，决不‘彷徨’！”…… 所有这些“假如鲁迅还活着”的畅想，都深切地表达了文艺界同人对于当局压制民主自由的愤慨，表达了继承鲁迅遗志同腐朽的专制当局斗争到底的决心，当然也表达了对民主自由的呼唤与渴望。鲁迅与闻一多一起，成了当时进步文艺界乃至中共对国民党专制当局进行斗争的有力法宝。因而1946年鲁迅逝世十周年的纪念活动，也都披上了一层反抗当局、争取民主自由的色彩，在某种意义上像当年鲁迅的丧礼一样，成了一场“政治运动”。[5]在诸多关于鲁迅逝世十周年纪念的回忆文字中都不约而同地强调了周恩来的那场演讲是他“解放前在上海唯一的一次向群众公开讲话”。而袁鹰在他的文章中，除声明了这一点外还接着说了一段话，“一个月以后，由于蒋介石军队悍然侵占华北解放区重镇张家口，宣布召开伪国民大会，最后暴露了发动全面内战的狰狞面目，他（指周恩来——笔者注）就毅然离开南京飞返延安。后来我才听说，对这次纪念会，代表团不少同志都不赞成周恩来亲自参加，因为毫无警戒，太危险了，可以派一位同志代表中共代表团去表示纪念之忱。但是恩来同志以大智大勇说服了大家。他认为有机会同上海人民见面，公开宣传我们党的主张，即使再大的危险，也是应该去的。他还认为，这样的场合，肯定有上海地下党同志和进步人士在做工作，不会出什么意外的……”[6]作为一名优秀的政治家，周恩来的大智大勇当然是可感可佩的。但他的这场“解放前在上海的唯一公开演讲”，也为我们理解1946年鲁迅逝世十周年纪念活动提供了一个注脚。 而作为一名研究者，我所更感兴趣的还是当年萧乾、刘西渭、茅盾等文化名人对“要是鲁迅先生还活着”这一话题所做出的畅想。尽管这些畅想的文化外衣背后还隐藏着某种程度的政治指向。2001年周海婴的《鲁迅与我七十年》出版后，书中披露的“毛罗对话”也曾引起过“假如鲁迅还活着”的讨论，对比一下这两个不同时期的关于同一问题的讨论，它的答案竟有着惊人的一致之处。在两个相互敌对的政党执政的时期，鲁迅的命运竟会是那样的相似，这不能不令人感叹。作为20世纪最早清醒过来的灵魂，作为一个不屈不挠的“精神界之战士”，他的处境永远是那样的尴尬。“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这个当年《彷徨》时代的感言，似乎预示了鲁迅一生的命运。他注定永远是那样孤独，那样无所依傍，而他又永远是那样顽强地挺立着。
1956：百花齐放与凋落 1956年在中国文学和学术史上是非常重要的一年。这年的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国发展科学，繁荣文学艺术创作的方针。旋即这一方针经中共中央确定为关于科学和文化工作的重要方针。5月2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举行报告会，陆定一部长代表中央向知识界作了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讲话，对这一方针作了全面阐述。 正是由于“双百”方针的出台，才使得刚刚经历了批《武训传》、批胡风、批胡适等大批判，已成惊弓之鸟的艺术家们暂时松了一口气。文艺界也暂时出现了少有的繁荣。设若没有“双百”方针，不知道这一年的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纪念会多么寂寞、单调、乏味。 由于这是新中国成立之后首次“逢十”周年的大祭，所以上上下下各方面都是比较重视的。1956年《文艺报》第19期曾刊出一则新闻《全国各地积极筹备纪念活动》，从中我们可以约略窥知当时国内对于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纪念的情形：“……全国各大城市也要分别举行纪念会。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为了向群众介绍鲁迅先生的生平和创作，在北京举办四次报告会，由黄药眠、巴人、陈涌、许广平分别作专题讲演……，在北京、上海、绍兴等地区所筹建的博物馆和纪念馆，都已经相继完成。鲁迅先生的新墓已在上海虹口公园筑成，将于十月中旬举行迁墓仪式。整个墓地是用花岗石砌成的。墓穴后面有巨大的墙式墓碑，碑上刻着毛主席的亲笔题字‘鲁迅先生之墓’。为纪念鲁迅先生而拍摄的文献纪录片《鲁迅的生平》和根据鲁迅的同名小说改编的彩色影片《祝福》，已经拍摄完成，将于十月中旬同观众见面。” 另外，在出版方面，人民文学出版社将出版十卷集的《鲁迅全集》，茅盾、巴金等著的《忆鲁迅》；人民美术出版社将出版《纪念鲁迅美术选集》、《鲁迅论美术》等等，中国青年出版社也出版了陈涌等著的《鲁迅作品论集》，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鲁迅在广州的日子》；外文出版社出版了英文版的《鲁迅选集》等等。全国各地的报刊都发表纪念鲁迅的文章，一些刊物还编辑纪念鲁迅的专辑……[7] 而在当年第20期《文艺报》中也曾刊登了《首都隆重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二十周年》的一则文艺新闻，从中我们可以确切地知道首都北京举行的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纪念盛况： 十月十九日下午，鲁迅先生逝世二十周年纪念大会在首都隆重举行。周恩来总理和应邀来京参加纪念活动的各国作家，以及北京各界人士、在京国际友人共一千五百多人参加了大会。 二十、二十二日接着举行了纪念鲁迅先生的学术报告会，由郭沫若、茅盾、周扬、冯雪峰、老舍等主持，在会上作报告的有巴人的‘鲁迅小说的艺术特点’，任继愈的‘鲁迅与中国古代伟大思想家们的关系’，李长之的‘文学史家的鲁迅’……等等。 二十日晚举行了电影晚会，放映了由夏衍根据鲁迅同名小说改变的彩色故事片‘祝福’和记录片‘鲁迅生平’，受到外宾和观众们的热烈欢迎。[8] 同时，这一年的《文艺报》第19期，编辑出版了“鲁迅纪念专号”，接着，第20期又编辑出版了“鲁迅先生逝世二十周年特辑”。作为当时党对文艺界进行领导和控制的权威报刊，竟然连续两期（此时的《文艺报》为半月刊）为鲁迅逝世二十周年出版纪念专号，当时高层对此事的重视程度于此可见一斑。 1956年《文艺报》第19期登载了宋庆龄的《让鲁迅精神鼓舞着我们前进》和许广平的《为鲁迅逝世二十周年而作》两篇文章，拉开了《文艺报》纪念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的序幕。 宋庆龄在文章中深情回忆和高度评价了鲁迅“对敌人冷酷、对朋友热情的性格和崇高的人道主义精神”，而面对民族解放事业已经取得胜利的现实，宋庆龄遗憾地写道：“我们觉得遗憾的是鲁迅先生已不能和我们同享胜利的欢乐，但鲁迅先生的精神却好像仍和我们在一起，鼓舞着我们勇敢热情地去追求新事物，毫不容情地去反对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切陈腐的东西，时刻警惕着任何敌人的阴谋。” 而许广平的文章却让我们感觉到她处境的不妙和心情的忐忑了，在这篇短短几百字的文章中，她联系鲁迅那篇可以被当作遗嘱的短文《死》，开始有意识地抬高鲁迅的地位，话语之间那种作为鲁迅夫人所应当保持的谦虚甚或某种程度的矜持半点无存了。她说：“作为中国人民的儿子的鲁迅，做着人民需要做的工作，时刻为中国人民设想，时刻为千百万被压迫人民说话，他是没有把个人死后的哀荣放在心上的，所以他在死前写了那样的一句话，由此也可以看出他的心迹。”然后许广平话锋一转，开始强调鲁迅不能够被忘记，她说，“但是，对于为中国革命献身、为人民坚持不懈地做过革命工作的战士，人民是不能不深深地记起他，永远怀念他。那是很自然的，因为人民事业的伟大胜利，总是和战士们的贡献相联系着的”。接着许广平说：“今天，当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的时候，我的心情是难以尽述的。我深深地感到，纪念鲁迅不仅是为着他个人，更重要的也是告诉和鼓励我们所有的文艺工作者和全体人民：鲁迅虽是从旧时代来的，而当他诚恳地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接受党的指示之后，他的工作，于人民就更有意义，人民就永远记得他。”也许许广平觉得这样的话语过于直白，于是接下来她又画蛇添足地写道：“再说一句：我们不是纪念鲁迅个人，凡是为人民做过有益的工作，为中国革命事业贡献过力量的战斗者，人民就永远不会忘记他，党也永远不会忘记他。”明明是“为鲁迅逝世二十周年而作”，同时却又说“我们不是纪念鲁迅个人”，言词的微妙已经让我们隐隐感觉到许广平的尴尬了。尽管《文艺报》1956年第10期发表社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高扬党中央关于在全国文化界贯彻艺术上“百花齐放”，学术上“百家争鸣”的方针，文化界暂时出现了自由宽松的气氛，可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一系列批判不能不让许广平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为了维护鲁迅的地位，进而维护她们母子的地位，她不得不时刻注意自己的言词，顺应“时代”的要求而塑造相应的鲁迅形象。就在许广平的《为鲁迅逝世二十周年作》之后，紧接着的一篇文章就是王述的《鲁迅反对改良主义、自由主义的斗争》，在文章中作者把鲁迅与新月派的论战，以及针对林语堂的“费厄泼赖”而发表的《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都当作鲁迅反对自由主义的表现。尤其是后面一篇文章被当作是鲁迅“著名的反对自由主义的论文”看待。在这种情势下，《十周年祭》当中“民主自由，是所信赖，必期有成，再行告慰”的祭词，是难再提起了。鲁迅已逝，他的文章可以任意被后人肢解，他的信赖（信仰）可以被后人无视，鲁迅可以被阐释成“非鲁迅”，对鲁迅而言，这都无关紧要了，可是对于生者就显得非常重要。在当时的情势下，设若一旦出言不慎，鲁迅被轰下圣坛，那么许广平母子也必然处境堪危。因此，许广平必然步步小心，言语谨慎。然而此时的许广平内心尚有顾忌，她一方面极力抬高鲁迅的地位，极力将鲁迅同“马克思主义”和“党的指示”绑在一起，另一方面又为自己的话感到不安，因为她很清楚到底什么是真实的鲁迅，所以在讲话结束的时候才有画蛇添足地加了那么一段“我们不是纪念鲁迅个人”的话。 当然，除此之外《文艺报》还组织了大量的回忆鲁迅的文章或是研究论文，其中比较重要的有王瑶先生的《论鲁迅作品与中国古典文学的历史联系》等。同时，其他一些刊物也纷纷行动，编辑专栏纪念鲁迅逝世二十周年。从发表的文章来看，无论是纪念专号内各式文章的分布还是单篇文章表现出的追求，都与“百花齐放”的时代精神紧紧联系在一起。例如《文艺月报》纪念号“编者的话”中就明确写道：“摆在读者面前的这份《文艺月报》，是纪念我们伟大的作家鲁迅先生的专号。本刊之所以能够组织起这个专号，主要是由于鲁迅先生的业绩，广泛而深刻地影响着人们，因此得到了我们广大作者的热烈支持，纷纷寄来大作。这里有鲁迅先生的老战友茅盾、许广平和巴金同志；也是鲁迅先生的老战友而搁笔多年的陈望道、沈尹默同志和抱病执笔的王统照同志等等，也都写来了文章……我们这一期的纪念文章，也可称之为一种‘百花齐放’”……”[9] 《文学月刊》 “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二十周年”专辑，也发表了唐景阳的《鲁迅思想发展的道路》，思基的《谈鲁迅的散文诗“野草”》等论文，同时还发表了署名“斐”的《学习鲁迅先生》一文。在《学习鲁迅先生》中作者褒扬了鲁迅先生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坚持写作的精神，同时也对当前文学创作不繁荣的现象提出批评。“鲁迅先生在黑暗的统治下，辛勤的艰苦的工作着战斗着。透过重重封锁，给群众一种战斗的鼓舞，而今天我们所处的光明的时代，作家在我们这个时代是享有国家的关怀和人民爱戴的光荣的称号，他们的作品是享有广大的读者，但是作家个人的劳动，却不如彼时，扪心自问，能不愧乎？”尤其是在“双百”方针提出后形势相对宽松的情况下，作者号召当时的作家们要向鲁迅学习，繁荣创作。[10]在当时自上而下对“百花齐放”原则的倡导下，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的纪念也必然地与“百花齐放”紧紧连在了一起。“百花齐放”为1956年的鲁迅纪念增添了不少喜庆的色彩，创作和批评也都出现了短暂的繁荣，可是在许多从旧时代过来的知识人心中毕竟还是余悸难平的。乍暖还寒、百花齐放的同时，一些敏感的知识人仍然能从中隐隐感到肃杀的寒气。因而我们读到了许广平那充满矛盾尴尬、甚至有些语无伦次的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纪念感言。事实也正是如此，当1957年来到，反右派斗争的硝烟升起之后，正如一阵凛冽的寒风袭来，刚刚还是万紫千红争相竞放的百花，一下子全都凋谢了。
1966：文化革命的主将 1966年鲁迅逝世三十周年纪念的时候，轰轰烈烈的“文革”已经开始5个多月了。因此，这一年的鲁迅纪念也就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文革”的烙印。 10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学习鲁迅的革命硬骨头精神》，毛泽东关于“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的论断被高高扬起，其内涵也被发掘到了最大限度。社论从几个方面分析了应该学习这位“文化革命的主将”：“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就是要学习鲁迅的造反精神，大破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四旧，大立无产阶级的四新，大立毛泽东思想，让毛泽东思想占领一切阵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风浪中，我们要学习鲁迅的敢于斗争、敢于革命的精神，一定要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泽东思想，谁反对毛主席，谁反对毛主席思想，就打倒谁……我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就要发扬鲁迅这种‘打落水狗’的精神，对待敌人决不心软，决不留情。我们要坚决把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那些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把一切牛鬼蛇神，统统斗倒、斗垮、斗臭，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我们学习鲁迅，就要像他那样，在斗争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用毛泽东思想改造自己的灵魂，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迎着斗争的暴风雨奋勇前进。”[11]可以说，这篇社论很准确地昭示出鲁迅逝世三十周年时弥漫在整个社会上的腾腾杀气。而鲁迅在这腾腾杀气中，又被安置在旗手的位置上，成了“主将”，似乎这令人不寒而栗的杀气都是因了鲁迅精神的鼓舞才产生出来的。 除了说鲁迅“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之外，社论中还有些诸如“鲁迅在长期的斗争生活中，在毛泽东思想的引导和鼓舞下，不倦地追求无产阶级的革命真理，彻底地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和旧的传统观念决裂，终于成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之类现在看来都十分荒谬无稽的话。应该说所有这些对鲁迅的改写和歪曲都与许广平有着不可忽视的联系。在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纪念的时候，我们从许广平的讲话中已经能够感觉到她“顺应时代”、改写鲁迅的努力了，但当时话语之间还是表现出相当的节制，至少“鲁迅总是以党的一名小兵自命”这样的话在那时还是说不出口的。但当又是十年过去，“文革”爆发的时候，许广平的口气完全不同了，她已经完全陷入了时代的漩涡中，在改写鲁迅的时候，我们已经读不出她有任何不安和忐忑了。有意思的是，此时的许广平已经不把鲁迅说成是“人民的儿子”，而说成是“党的一名小兵”了，这样一种看似从拔高鲁迅到矮化鲁迅的变化其实是并不矛盾的。正如王彬彬先生所分析的，“许广平为什么如此不遗余力地在毛泽东面前矮化鲁迅呢？细究起来，她心中实在有着难言的苦衷，实际上，她是在以矮化鲁迅的方式保卫鲁迅，哪怕被保住的，不能不是一个被改写、被歪曲、被丑化了的鲁迅，而保卫鲁迅，对于她来说，也就意味着自保……”因为以毛泽东的个性，“无论在政治权威的意义上还是在思想权威的意义上，都不愿意有人与自己等高的”，而1949年以后，鲁迅恰恰在思想权威的意义上有了可跟毛泽东相比肩的地位，这是令许广平所不安的。[12]这也是许广平为何一再改写鲁迅，甚至连有关鲁迅的一些比较客观的说法也不愿接受的原因。 就在鲁迅逝世三十周年纪念日之前的一个月，1966年9月17日出版的《红旗》杂志上，许广平发表了一篇文章《不许周扬攻击和污蔑鲁迅》。在文章中许广平针对周扬不同意把鲁迅和共产主义扯得太近的讲话，表现出异乎寻常的气愤：“周扬不许写鲁迅和党的关系，不许写毛主席对鲁迅的影响。胡说什么写了党，鲁迅‘自己在摸索、奋斗就反而削弱了’！把一个伟大的共产主义者鲁迅的形象，歪曲成为脱离党的领导、脱离群众的个人摸索、个人奋斗的资产阶级文人，这就是周扬们的罪恶企图！周扬甚至疯狂地叫嚷：‘不要怕这样写了有人会提意见：党的影响不够呀，毛主席都没有提到呀，等等。’这完全暴露了他的反党反毛主席的政治面目……”[13]平心而论，不管出于什么动机，周扬的讲话对于鲁迅来说都算是比较客观、比较符合实际的，然而就是这些比较客观的评价在许广平眼中也都成了“攻击和污蔑”！在当时许多杰出的知识分子都被作为“反动权威”打倒甚至横死的情形之下，此时的许广平已经陷入了一种高度的紧张和焦虑之中，她的目光开始只专注于毛泽东的脸色和党的要求，只要能够保住鲁迅，需要把鲁迅打扮成什么她就毫不犹豫地去做。 1949年以后许多从旧时代走过来的杰出知识分子都经历过了“改造”，对自己以往的“腐朽思想”做出了深刻的检讨，以求脱胎换骨，能够被团结在新中国的红旗下并继续自己所钟情的事业，那些不愿接受改造的如沈从文等，只好放弃自己的专行，躲到跟社会政治相距甚远的深宫大院里去研究古代服饰了。而鲁迅，作为曾经一度引领风骚的旧时代文坛主将，尽管长期以来毛泽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但其思想之中当然掺杂了许多“不合潮流”的东西，需要改造。可是鲁迅早已过世，没办法亲自来向党和毛主席表忠心了，于是这工作就落在了他的妻子许广平身上。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因为许广平主动对鲁迅所作的不断改写才有了1966年在震耳欲聋的“打倒一切牛鬼蛇神”呼声中举行的鲁迅逝世三十周年纪念。 1966年10月，全国照例举办纪念鲁迅逝世三十周年的活动，开纪念会，发表纪念文章。《红旗》杂志还辟出了一个专栏“纪念文化战线上的伟大旗手鲁迅”。除了发表姚文元、许广平、郭沫若、陈伯达等名家的文章之外，还发表了北京地质学院学生黄平稳和北京长征中学（四十四中）学生刘路纪念、学习鲁迅的文章。黄平稳的文章是《学习鲁迅，永远忠于毛主席》，刘路的文章是《斥西蒙诺夫》。[14]所有这些文章都是鲁迅逝世三十周年纪念会上的发言。 姚文元在《纪念鲁迅，革命到底》的讲话中开篇指出：“我们在热火朝天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当中，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第四次检阅了一百五十万文化革命大军之后，来隆重地纪念无产阶级文化战线上的伟大旗手鲁迅，这在国际和国内，都是有重大意义的。”在历数了鲁迅各个时期“英勇战斗”的伟大事迹和成长为“共产主义战士”的光辉历程后，姚文元说“在鲁迅留下的战斗的遗产中，有许多很深刻的思想，概括了文化战线上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和发扬”，接着他总结出“‘打落水狗’的战斗精神”等四条值得发扬的“鲁迅精神”，而其中“最重要、最根本的，是要学习鲁迅为无产阶级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伟大的共产主义精神”。 这一年苏联的某些报刊也登载了个别纪念鲁迅的文章，但这些文章都遭到来自国内的激烈批评。姚文元的文章当中同样也对苏联发表的“反动纪念文章”给予驳斥，他义正词严地指出：“最近，以苏共领导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者，竟利用纪念鲁迅的机会，无耻地用污蔑鲁迅来诽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们竟然把鲁迅妩媚成什么‘人道主义者’、‘博爱的歌手’。他们胡说什么鲁迅主张旧时代的文学和艺术有‘永久的价值’，鲁迅反对文化领域中进行革命，反对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这真是对鲁迅极其卑鄙的捏造……”“人道主义”和“博爱”等这些洋溢着人性光辉的美好词句，在那个时代，在姚文元笔下竟然都成了“污蔑”用语！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讽刺和悲哀。 小将刘路的文章同样是针对苏联的纪念鲁迅言论的。他在文章中说：“苏联有个家伙叫西蒙诺夫的，是个卑鄙无耻的小人，是苏联革命的大叛徒……就是这个高薪阶层代表人物，苏联的资产阶级新贵族，在今年十月十八日的苏联《文学报》上写了一篇文章，借口纪念鲁迅，攻击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决不允许这个大叛徒玷污鲁迅的光辉名字。”对于“这像驴一样愚蠢的老爷”文中的谬论逐条进行了驳斥之后，这位红卫兵小将豪气干云地呐喊“我们毛主席的红小兵、红色的造反者，坚决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最锐利的武器，以鲁迅为榜样，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们要让天是毛泽东的天，地是毛泽东的地，人是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要把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插遍全世界！我们要革命到底！造反到底！为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贡献出我们的青春和热血！”今天读着这些杀气腾腾，恨不能字字见血、句句要命的文字，我们已经很难想象这竟是出自一个十来岁的中学生之手，而且这样的文字竟赫然发表在当时位列“两报一刊”、全中国最重要的刊物《红旗》杂志上！ 许广平在题为《毛泽东思想的阳光照耀着鲁迅》的讲话中，继续努力营造和巩固鲁迅的“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形象，渲染鲁迅与党、与毛主席的亲密关系。她也做了一个“要是鲁迅还活着”的假想。她说：“今天，在我们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高潮中，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召开这样的大会，隆重纪念文化战线上的伟大旗手鲁迅，使我感到无比激动。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在全国燃起了文学革命的燎原烈火，震动了整个世界。鲁迅要是能够活到今天，亲眼看见这一切，该是多么兴奋啊！”“我深深感到，无论在过去和今天，最关心鲁迅，最了解鲁迅，对鲁迅做出最正确、最全面、最深刻的评价的，不是别人，正是我们最最敬爱最最伟大的领袖毛主席。” 后来“文革”中关于鲁迅的一些夸张离谱的解释，都随着许广平在这篇文章中对鲁迅的大胆阐发而逐渐流行开来。比如“鲁迅总是以党的一名小兵自命”，比如在1930年代，“当时鲁迅和毛主席虽然住在天南地北，但鲁迅的心，向往着毛主席，跟随着毛主席，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是鲁迅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而针对“苏联修正主义的老爷们”“颠倒黑白，硬把鲁迅这个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歪曲为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者’，胡说什么鲁迅的思想，具有‘反战倾向’的‘人道主义性质’”，许广平表示了极大的气愤。在这篇纪念鲁迅的讲话最后，她振臂高呼：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需要补充一句的是，在这一年所有纪念鲁迅的文章最后，都有几个高呼“万岁”的口号，当然个别词句会有所差异，“万岁”的数量也有增减。姚文元和黄平稳的口号还加上了“鲁迅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永垂不朽”；郭沫若在题为《纪念鲁迅的造反精神》的讲话中，文末口号加上了“鲁迅的造反精神不朽”一句；而陈伯达的闭幕发言则加上了“毛泽东同志的伟大战友鲁迅精神不朽！”……在文章的结尾处高呼万岁是那个时代的一个特殊的写作程式，成了写作学历史上的一个特殊现象。 另外，郭沫若在文章中也对苏联报纸对鲁迅的“歪曲”进行了批驳。同许广平一样，在肯定了“鲁迅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造反的一生”之后，郭沫若也作了“假如鲁迅还活着”的畅想，他写道：“如果鲁迅还活在今天，他是会多么高兴啊！他一定会站在文化大革命战线的前列，冲锋陷阵，同我们一起，在毛主席的领导下，踏出前人所没有走过的道路，攀上前人所没有攀过的高峰……”当然，在那时，许广平和郭沫若都还不知道关于“毛罗对话”的故事，否则他们也许就不会畅想假如鲁迅还活着，他会如此“兴奋”、“高兴”了。
1976：学习鲁迅，反对篡党夺权 1976年是注定要被历史大写一笔的一年。这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4月5日，为悼念周总理首都爆发了天安门运动，遭到“四人帮”的疯狂镇压；7月6日，朱德元帅逝世；7月28日，唐山大地震，死亡24万多人；9月9日，毛泽东去世；10月6日，“四人帮”及其党羽被“隔离审查”…… 三位对历史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伟人相继离去将国人拽入了巨大的悲痛当中。天降陨石、亘古少见的大地震，这些传说中的天崩地裂一时间似乎真的在中华大地上发生了，这似乎也预示着中国的命运将发生大转变。在那个人崇拜十分狂热的年代，三位政治领袖的去世无疑给人们的心灵带来了巨大冲击。1976年的10月，就是在那接连痛失领袖的纷飞泪水中悄然到来的。在阅读有关文献之前，我曾以为在这一年的10月，人们将记不起鲁迅，记不起10月19日是他逝世四十周年的纪念日，然而出乎我的意料，在痛怀政治伟人的深沉悲哀里，当10月到来的时候，人们居然没有忘记他，仍然举办活动纪念他逝世四十周年。 由于“四人帮”下台的消息当时并没有立即对外公布，所以外界对此并不知情，在发表的纪念鲁迅的文章中仍然充满“文革”的火药味。况且，以“四人帮”的下台作为标志，认为这就“结束了历时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的灾难”[15]，同样是有问题的。“四人帮”覆灭，只是意味着他们篡党夺权阴谋的彻底失败，在接下来的两三年中“文革”思维在社会上仍然继续，直到“真理标准的讨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文革”思维才基本没有了市场。1976年10月纪念鲁迅逝世四十周年的那几天，正是中共中央准备对外公布“四人帮”下台消息的时刻。从《人民日报》发表的纪念鲁迅文章的字里行间，我们不难体会到这一重大新闻公布之前的酝酿与准备。 10月17日，《人民日报》开始发表关于鲁迅的文章，其中有湖北宜昌县柏木坪公社麻家溪大队一队妇女队长黄正美的一篇短文《我们妇女爱读鲁迅文章》，文章说“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农村广大妇女思想觉悟大大提高。最近在政治夜校里，我们遵照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指示，读了一些鲁迅的作品，觉得眼界更加开阔了，同走资派斗争的自觉性更加增强了……我们要努力学习鲁迅先生热情支持新生事物，反对倒退的革命精神，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夺取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更大胜利。”[16] 10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新闻《学习鲁迅和研究鲁迅思想的极为珍贵文献〈鲁迅书信集〉和〈鲁迅日记〉出版发行》，并且辟专栏“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鲁迅——纪念鲁迅先生诞辰九十五周年、逝世四十周年”发表了大量鲁迅先生生前的照片、字迹等图片。图片的解说词则是回顾了鲁迅“革命精神”，“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崇敬、信赖和热爱”等等。对照之下，这些解说词跟十年前鲁迅逝世三十周年纪念时对他的认识和评价并无二致。 10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学习鲁迅，永远进击》，社论说：“今天，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胜利前进的中国人民，隆重纪念文化革命的伟大旗手鲁迅逝世四十周年。”在回顾了鲁迅“不断革命的一生，‘永远进击’的一生”后，社论指出：“‘革命无止境’。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事业是在斗争中前进的。鲁迅的革命精神，永远鼓舞着我们去战斗。我们要紧密地团结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掀起学习马列著作、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新高潮，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深入批邓，继续反击右倾翻案风，坚决反对任何违背党的三项基本原则的言论和行动，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把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此时的鲁迅仍然被奉为“文化革命的伟大旗手”，鲁迅的“革命精神”仍然是“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的精神动力。 由于许广平已于1968年3月病逝，所以在鲁迅逝世四十周年纪念日的当天，周海婴就充当了此前许广平所扮演的角色，作为鲁迅遗属发表了《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学习鲁迅》一文，在文章中，周海婴同时缅怀毛泽东和鲁迅，可谓做到了“忠孝两全”。在重温了毛泽东对鲁迅的种种评价之后，周海婴写道：“鲁迅一生虽然没有见过他衷心爱戴的毛主席，然而在中国革命的漫长、曲折、充满艰难险阻的征途上，在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惊涛骇浪中，鲁迅的心，始终通向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四十年前，我失去了敬爱的父亲。那时，我还是一个不大懂事的孩子，拉着母亲的衣襟哭泣，却还不懂得什么是最巨大的悲痛。四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失去了敬爱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我才真正懂得了最巨大的悲痛是什么。我在巨大的悲痛里抬起头，重新学习毛主席的教导，重新翻阅四十年来毛主席对鲁迅的光辉论述，毛主席的伟大声音，永远鼓舞我前进。”[17]其实这同样是对鲁迅的改写，不过幸好还没有超过许广平的程度，再加上文章着重渲染了失去伟大领袖“才真正懂得”的巨大悲痛，所以“纪念鲁迅”的意味反而变得很淡了。 10月19日的《人民日报》上，“中共江苏盐城县委大批判组”则发表《要善于识别“假革命的反革命者”——学习鲁迅同伪装革命的敌人作斗争的经验》来纪念鲁迅。同时还有一则新华社1976年10月18日发的电讯，《为纪念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鲁迅，邮电部发行〈纪念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纪念邮票》： “这套邮票共三枚，面值都是八分。第一枚为《鲁迅》浮雕像。第二枚为《永不休战》。画面是身患重病的鲁迅扶病执笔，继续与阶级敌人进行顽强斗争，反映鲁迅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决地、勇敢地、毫不妥协地与敌人战斗了一生，把全部力量献给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第三枚为《学习鲁迅革命精神》。画面上突出了鲁迅的光辉形象和工农兵的战斗姿态，反映工农兵在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深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誓将革命进行到底。”[18] 如果1976年对于鲁迅逝世四十周年的纪念到此为止，可以说除去增加了某些时代内容，如学习鲁迅，“深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之外，我们看不到同十年前有任何区别之处。对鲁迅的改写和涂抹仍然重复着十年前的老调，连周海婴发表的纪念鲁迅的文章都和当年许广平的话语那么相似！1976年鲁迅逝世四十周年的纪念之所以特殊就特殊在，它和粉碎“四人帮”连在了一起。 1976年10月20日，《人民日报》又发表“新华社1976年10月19日电讯”《绍兴北京厦门广州上海等地群众举行纪念鲁迅逝世四十周年活动，学习和发扬鲁迅无产阶级革命家彻底革命精神，同违背三项基本原则篡党夺权的人作坚决斗争》。电讯说上述各地的广大革命群众举行各种活动纪念鲁迅逝世四十周年，决心发扬鲁迅的彻底革命精神，同那些背叛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篡改毛主席指示，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篡党夺权的人进行坚决的斗争，最紧密地团结在以华国锋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同日“战地”副刊第45期，也发表吴九成的《光明磊落 旗帜鲜明》、北京沙河钢铁厂鲁迅著作学习小组的《警惕“摘句”的骗术》、宋家玲的《鲁迅的武器》等文章或诗作纪念鲁迅逝世四十周年。同样是为了学习鲁迅精神同“篡改毛主席指示，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篡党夺权的人坚决斗争”。[19]无论是新华社电讯还是“战地”副刊的纪念文字，都已经开始把鲁迅的“彻底革命精神”同反对“篡党夺权”联系起来了，再加上“篡改毛主席指示”、“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等等，矛头已是直指“四人帮”。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已是呼之欲出了。 第二天，10月21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新华社南昌1976年10月20日电”，《井冈山和延安人民决心最紧密地团结在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坚持“三要三不要”基本原则，同篡党夺权的资产阶级阴谋家、野心家作坚决斗争》，仍然是在继续酝酿气氛，准备发布“四人帮”落网的消息。 终于，1976年10月22日，《人民日报》用大号红字发表新华社消息《首都一百五十万军民举行声势浩大的庆祝游行，热烈庆祝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经过十几天的酝酿和准备，这个重大新闻终于向国内外正式公布了。 综观1976年鲁迅逝世四十周年的纪念，由于受到三位政治领袖相继去世的影响，这一年的鲁迅纪念不像以前那么隆重。而且就已发表的纪念文字来看，鲁迅也仍然在受到改写和利用。但是在纪念日前后那几天，媒体将纪念鲁迅，“学习鲁迅、永远进击”的“彻底革命精神”同反对阴谋家、野心家“篡党夺权”联系起来，在人民群众中营造气氛，无疑对于缓解由于“四人帮”覆灭消息的公布而在人民群众心中造成的冲击起了重要作用，也在某种程度上成了最后公布这一重大消息的一个恰当契机。鲁迅的“革命精神”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都遭到恶意的改写和利用，但这次，在反对“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斗争中却终于发挥了它的积极作用。倘若鲁迅泉下有知，对这一点大概是可以感到欣慰的。
1986：何必言必称鲁迅 1986年10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白桦的诗《鲁迅五十周年祭》。作者在诗中写道，“在剧痛、颤抖而又沉睡的大地上，／有一双眼睛睁着；／仰望着清醒的、冰冷的星空，／思想在沸腾的血水里煎熬／……我们是多么的幸运，／我们有了一个鲁迅！／我们又是多么的不幸，／我们只有一个鲁迅！”[20]白桦充分肯定了鲁迅在20世纪的中华大地上“不和谐的呐喊”与“愤怒”，肯定了这“一连串不和谐的强音，在中国的上空响彻了百年”。诗的末尾既表达了对20世纪中华民族能够拥有鲁迅这样的精英之子的欣慰，另一方面又表达了对像鲁迅这样的知识菁英毕竟太少的惋惜。可以说这样一种声音才是对作为“精神界之战士”的鲁迅的合理诠释与赞誉。而此前尽管把鲁迅捧得很高，甚至奉为“文化革命的伟大旗手”，但都是对鲁迅的一种改写和利用。在经历了长时间的被改写和利用之后，鲁迅终于又开始回归他的本来面目。这一年，为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五十周年，山西电视台还特意录制完成了四集传记性连续剧《鲁迅在日本》表达对这位世纪思想伟人的深深怀念。这其实也是对鲁迅的一种“回归”。但是这一回归自身的过程却是相当复杂的。1986年鲁迅逝世五十周年的纪念活动，从表面看来，尽管也发表了白桦的诗篇和其他一些人的纪念文章，但与以往的纪念相比，够得上这一次鲁迅逝世纪念“特色”的则是文艺界对一场“恣意贬损鲁迅”思潮的批驳。当然，这一切还得从1985年出现的两篇文章说起。 1985年8月6日，《杂文报》发表了时为安徽一家高校二年级学生“李不识”的《何必言必称鲁迅》一文，而《青海湖》也在当年第8期发表了刑孔荣的《论鲁迅的创作生涯》，这两篇文章一经发表立即掀起轩然大波。许多文艺界人士纷纷撰文批判，从1986年初开始，这样的批判断断续续几乎持续了一年。而从1986年2月开始，一些文艺团体也纷纷召开座谈会，在纪念鲁迅逝世五十周年的旗号下展开对这两篇文章的批判。因此，1986年鲁迅逝世五十周年的纪念活动在10月还没到来之前就已经展开了。 李不识的文章由于自己学养的欠缺，表现出强烈的情绪化倾向。他主要是从“杂文”方面展开自己的论述，抱怨“鲁化”的：“一提到杂文，本本书都讲鲁迅，章章都讲鲁迅，节节都讲鲁迅……全是鲁迅，大有非鲁迅无杂文可言之势。……这些鲁货，一章两章，一本书两本书倒还不错，搞得太多，实难令人欢迎，这正像餐餐吃同一个菜，即使再好，也难免叫人反胃。”而刑孔荣的文章则显然是经过精心准备的。文末标明该文写于1981年2月，但直到1985年8月才发表。从写作目的来看，刑文显然并没有什么恶意。他在文章中指出，“长期以来，鲁迅先生文学创作的研究上存在着‘考古式’倾向：把鲁迅先生看作‘偶像’，把鲁迅先生的作品看作为‘古董’、没有人明确地说出鲁迅先生的创作究竟好在哪里，坏在哪里。这种倾向表现在对创作道路的探究方面，仿佛鲁迅先生一生下来就是鲁迅先生，无老无少，他俨然超越于时间、空间之外；表现在对作品的评论方面，则是篇篇精品、字字珠玑，几乎被视为不可触动的‘经典’。显而易见，这样的研究，既无助于科学地认识与理解鲁迅先生和他的作品，也无助于今天文学的繁荣与未来文学的进步”。因此，该文倡导要“理智地探求鲁迅先生文学创作的道路和正确地评价他的作品，恢复鲁迅先生及其作品的本来面目”，“必须有‘好处说好，坏处说坏’的实事求是精神”。 应该说这样的倡导本身是没有问题的，但落实到实践上却往往容易走向另一个极端，那就是为把鲁迅拉下神坛而刻意贬低鲁迅。刑文也的确存在这方面的问题。比如他借用丹纳的观点将鲁迅的创作分为三个时期，认为鲁迅准备时期的创作“实质上只是习作”，“鲁迅先生把文学作为工具，这本身就是错误”，像《狂人日记》这样历来都被奉为经典的作品在刑孔荣那里却简单地被判为“模仿之作”，其他如《故事新编》为“油滑”的“三流之作”，《朝花夕拾》“不是真正的文学创作”以及大量杂文写作“首先是为了吃饭”等等，都表现出这样一种刻意贬低的倾向。倡导实事求是者在实践上恰恰又走向了反实事求是。而接下来的批判者们同样又上纲上线表现出一种非实事求是的作风。 1986年《青海湖》第1期发表王得后先生的批评文章，王先生在对刑文的观点进行批评的同时，也对《青海湖》杂志能发表不同意见给予热情肯定：“这也要感谢《青海湖》编辑部的同志们，他们肯发表自己不赞同其观点的文章……一个刊物，如果不是同人刊物，总以发表不同意见为好，这才反映实际，有利于争鸣。”[21]王先生这样一种对于不同观点应心平气和进行讨论的观点，无疑是学术批评所应有的健康态度。可惜的是也许距离那个大批判成风的年代还是太近，这样的观点并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本来应该在学术争鸣范围内解决的问题，后来演变成一场全国范围内的大讨伐。 1986年2月1日，《文艺报》发表陈漱渝的《不要恣意贬损鲁迅》一文，从题目就可以嗅到这篇文章中浓浓的火药味。文章着重批判了李不识和刑孔荣的文章。对于李文，文章说“把鲁迅的文化遗产讥之为‘鲁化’，这是近八十年的鲁迅研究史上‘前无古人’的”。针对刑文对鲁迅的贬低，陈漱渝则认为是没有常识的表现。文章最后总结道：“出现上述贬损鲁迅的言论并非偶然。它反映了前一时期在有些人的心目中，从英雄人物身上挑剔‘微不足道的灰尘’，从反面人物身上挖掘‘尚未泯灭的良知’，是一种颇为时髦的事情，于是朝鲁迅身上大泼秽水，被误认为是‘趋时’的壮举。其次，有些报刊的编辑为了追求‘经济效益’，对一些争奇鹜怪的文章格外垂青，以为是吸引读者的有力手段。无论是编造鲁迅的‘神话’（如‘毛泽东拜会鲁迅’）抑或罗织鲁迅的‘罪状’，他们都有发表的兴趣。”把研究中的不同意见讥为“时髦”和“趋时”，把报刊发表不同意见视为“追求经济效益”，这未免过于粗暴和草率。相比王得后先生的文章，《不要恣意贬损鲁迅》明显缺少学术争鸣所应有的那种心平气和。这种指责容易导致学术研究中的不同声音遭到封杀，不利于健康的学术争鸣的出现，从长远来说也不利于学术本身的发展。 1986年2月6日，《青海日报》发表《学习鲁迅思想、发扬鲁迅精神——纪念和学习鲁迅先生座谈会纪要》。《纪要》说：“今年是鲁迅先生逝世五十周年。为了纪念和学习鲁迅先生，进一步认清这位思想巨匠、文学大师的历史地位及其作品的价值，1986年2月4日，本报编辑部邀请省内部分教育工作者、理论工作者和编辑进行了座谈，并对《论鲁迅的创作生涯》一文提出了批评。” 时任《青海日报》总编的吴汎在发言中讲道，“由于作者写这篇文章缺乏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更由于作者思想上、认识上的片面性、主观主义、形而上学地观察问题，因而，文章的观点是不正确的”。同时他要求搞文学研究和文学评论的人“要有正确的指导思想和科学态度，要站在人民大众和国家利益的立场上，切不可忘记自己作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的责任”。[22]现在看来，以命令的口吻要求学术研究必须“要站在人民大众和国家利益的立场上”等等这样一种论调本身就是有问题的，尽可以讨论，但在那个乍暖还寒的1986年，这样的论调却仍然具有较强的杀伤力，也是不容讨论的。 4月初，陕西省社会科学院也举行座谈会，有关发言会后以《决不允许贬损鲁迅》为题发表于《人文杂志》1986年第3期。 与此同时，批判文章也纷纷发表，如成志伟的《如此“标新立异”》、黎风的《试评<论鲁迅的创作生涯>》、严家炎、马振方的《我们需要实事求是的良好学风》等等，都对刑文进行了严厉批评。一时间全国各省似乎都展开了对这两篇文章（尤其是刑文）的口诛笔伐。不仅作者感到了巨大压力——《何必言必称鲁迅》的作者李不识已经于这年3月表示“悔过”，所以较早过关[23]，就是发表该文的杂志也感到了巨大的压力。在各方面的压力下，《青海湖》杂志终于在1986年第6期发表《我们的教训——关于发表<论鲁迅的创作生涯>的自我批评》，公开进行检讨：“本刊去年八月号（总第194期）刊出的《论鲁迅的创作生涯》（以下简称‘生涯’）一文，在社会上造成了不好的影响，收到了各方面读者的严肃批评。对此，我们深感愧疚；并以诚恳的自我批评公诸于读者。”公开检讨中除了认定刑文“研究、论证的方法及其结论，都是错误的”之外，还对刊物发表这样的文章挖掘自身根源，“作为编辑部，关键在于文艺指导思想还不够端正。……在编辑工作中忽视了应尽的职责，以所谓‘一家之言’、‘评论自由’为托词，为错误文章在刊物上公开出现开了绿灯”。最后说道，“今年是鲁迅先生逝世五十周年。面对鲁迅的不朽业绩，我们愧悔自己的过失。不过，愧悔之余，我们也不可因此就裹足不前，而应该实事求是地总结经验教训，保持奋斗的热情，改革的热情。如果鲁迅英灵有知，他一定会如此希望……”看到这样的检讨，实在是让人感到无奈和悲哀，这真是对学术研究自由的一种粗暴践踏和亵渎。就是建国初批判丁玲的时候还把她在延安时写的那些所谓“错误文章”公开发表，“奇文共欣赏”呢，文章观点有问题，可以讨论、争鸣，有必要非得逼得一家刊物为“一家之言”、“评论自由”而公开检讨吗？ 《青海湖》检讨过后，批评的声音渐渐稀落，但直到1986年10月9日，《光明日报》发表端木蕻良的《写于鲁迅逝世五十周年的时候》，文中高度评价鲁迅创作成就的同时还对刑文进行了批评。 应该说当时社会上出现贬损鲁迅的现象并不是偶然的，这主要是源于对长期以来把鲁迅“神化”的一种反拨。“文革”期间大搞造神运动，而鲁迅著作为当时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样可以被阅读引用的权威思想之一，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改写和利用，鲁迅本人也被“神化”，在历次运动中所谓“鲁迅的战斗精神”，实际上往往都成了打人的棍子。而“新时期以来，随着‘思想解放，实事求是’的提倡和改革开放的实行，学术界开始打破极‘左’思想的束缚，逐渐形成了开放的、科学研究的良好风气。现代文学研究也结束了‘废黜百家，独尊鲁迅’的局面……本来，这对深入而科学地研究鲁迅是一件好事”。 [24]可既然是对“神化”的反拨，因此也就容易走向另一个极端，那就是以《论鲁迅的创作生涯》为代表的片面否定鲁迅。然而，随后学术界对这一片面否定鲁迅思潮所做出的讨伐带有一点“过度反应”的意思，这使得刚刚开始形成、还比较脆弱的“开放的、科学研究的良好风气”又蒙上了一层阴影。发生在鲁迅逝世五十周年纪念之际的这场批判，为我们如何研究鲁迅以及如何对待学术批评都提供了很好的思考文本。十几年后，当王朔横空出世，跳出来“看鲁迅”，以及冯骥才旁敲侧击，怀疑鲁迅“上了传教士的当”时，捍卫者们的言词就显得理智多了（尽管仍然有着若干不太和谐的声音）。这不能不说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
1996：纪念鲁迅，加强精神文明建设 1996年10月前后，北京、上海、辽宁、新疆、浙江等地都纷纷召开纪念会或学术讨论会、举办纪念展览，隆重纪念鲁迅逝世60周年，另外其他许多省份也都举办了各种形式的鲁迅纪念活动。相比起十年前鲁迅逝世50周年时国内弥漫着的“何必言必称鲁迅”的边缘化与落寞境况，此时的鲁迅似乎又重新拥有了“中心”的辉煌。 10月16日，包括各级领导、海内外鲁迅研究专家学者和国际友好人士在内的300余人在北京鲁迅博物馆新落成的展厅隆重集会，纪念鲁迅逝世60周年并祝贺北京鲁迅博物馆建馆40年。纪念会上，时任国家文物局长的张文彬代表文化部和国家文物局发表讲话，在对鲁迅的革命经历作了简要回顾并给予高度评价之后，他指出，“鲁迅的精神就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坚韧不拔、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精神……当前，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正在认真学习和贯彻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认真持久地贯彻江泽民总书记这一指示，更好地继承和发扬以鲁迅为代表的优秀文化传统，对于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另外他也谈道，“人总是要有一点精神的，一个失去精神支柱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以及“我们绝对不能以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去换取经济的一时发展”……等等。最后，针对当时文坛的现状，他指出，“新时期以来……由于国内外一些错误思潮的影响，也出现了一些游戏人生，脱离现实，淡化政治，躲避崇高，刺激感观，张扬物欲的具有不良倾向的作品，甚至是政治倾向很坏的作品。在这种情况下，继承鲁迅文化传统中内在的精神血脉，高扬鲁迅作品中洋溢的华夏正气，把鲁迅思想遗产变成我们全民族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宝贵财富，就显得更为必要，更为迫切……”[25] 此前的1996年10月10日，中共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为一项“重大战略任务”来抓，要求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六天后在纪念鲁迅逝世六十周年的集会上，张文彬的讲话自然侧重于对上述《决议》进行阐释。而10月19日在上海展览中心举行的鲁迅先生逝世六十周年纪念大会上，时任上海市委副书记的陈至立在致词中也指出，“六十年前，上海人民以一面‘民族魂’的锦旗，送走了中华民族的这位文化巨人。这次纪念大会在上海召开，具有特殊的意义”。她说，“我们一定要继承和发扬鲁迅先生的革命精神，高扬爱国主义和革命文艺的旗帜，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引下，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认真贯彻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精神，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开创上海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新局面”。 [26]可以说，鲁迅逝世六十周年的纪念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决议》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应该说当时中央决定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举措不是偶然的，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社会上的确出现了拜金主义、一味追求物质享受，作家成批“下海”，官员贪污腐化等现象。表现在文学作品中也的确如张文彬所言，有“游戏人生、躲避崇高、刺激感官、张扬物欲”等现象出现。在经济建设取得重大成就，人民物质生活较之从前有了巨大满足的同时，精神生活的萎缩和畸形也是显而易见的。其实早在中央决定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之前，从1993年开始，在知识分子群体中已经开始了“人文精神大讨论”，一些作家如张承志、张炜等人纷纷发表文章呼吁“以笔为旗”、“抵抗投降”、高扬“道德理想主义”。这样一种讨论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引起了政府方面的重视，于是才有了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决议的出台。在这场人文精神的大讨论中，鲁迅作为一种精神资源重又成为了那些主张重建人文精神的知识分子的楷模，应该说是必然的。而在1996年的鲁迅纪念中，那些来自政府方面的声音，借纪念鲁迅来为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动员也是必然的。因为无论重建人文精神的呼吁还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倡导，二者的目的和初衷也许不无相异之处，但面对的时代背景则是同一的。 1996年跟纪念鲁迅相关的还有首次披露的毛泽东作于1961年的两首诗，《七绝二首•纪念鲁迅八十寿辰》。诗文如下： （其一）博大胆识铁石坚，刀光剑影任翔旋。龙华喋血不眠夜，犹制小诗赋管弦。 （其二）鉴湖越台名士乡，忧忡为国痛断肠。剑南歌接秋风吟，一例氤氲入诗囊。[27] 在毛泽东生前此诗未发表过，当然也没人能读到。此次发表是由中央文献研究室根据“抄件”第一次公诸于世。《鲁迅研究月刊》在发表该诗后，还跟着发表了陈漱渝对该诗的一篇赏析文章，文章说在鲁迅诞生115周年、逝世60周年前夕，这两首诗的披露“不仅对鲁迅研究者和爱好者是一种鼓舞，而且广大读者也能从中获得启示和教益”。文章在分析了毛泽东的这两首诗后指出，“毛泽东这两首七绝的成功，既取决于他对古典诗词的深厚造诣，又取决于他对鲁迅作品和精神的深刻理解……毛泽东《七绝二首》中的诗句，音量之宏，音力之厚，恰如鲁迅笔下划过夜空发出强劲有力声音的奔星，激励着我们继承和发扬鲁迅的爱国主义精神，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奋然前行”。[28]在中共中央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决议》作出前夕，披露毛泽东的这两首诗自然是颇有深意的，正如陈漱渝先生所言“不仅对鲁迅研究者和爱好者是一种鼓舞，而且广大读者也能从中获得启示和教益”。可是在“鼓舞”和兴奋过后，也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关注起这两首诗的真伪了。2002年王星海发表文章，认为这两首诗“与毛泽东同志同类作品的思想品位与艺术风格比较 ,似有疑义”。[29]彭明道则详细考证了1961年9月前后毛泽东的日程安排，认为他不可能会写这么两首诗。[30]还有一些学者从这两首诗的内容跟纪念鲁迅并无直接联系，而且平仄严重失调等方面对这两首诗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总之，这两首诗在1996年突然现身并在学习鲁迅、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鼓舞”作用，但它的来源却充满了疑问，面对学者们的种种质疑，当初根据“抄件”发表这两首诗的中央文献研究室也并未站出来解疑释惑，直至今天有关这两首诗的真伪问题也始终淹没在一片历史的疑云中。 从1996年至今，又是十年过去了，在这十年中有关鲁迅又发生了许许多多的论战、争吵。捍卫也好，诋毁也罢，对于鲁迅自身都无关紧要了。1996年诗人公刘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台湾不必谈。在内地这边，按说，鲁迅应该是国宝吧，然而，其遭遇却似乎更曲折，更富有戏剧性。从根子上说，是一方面对鲁迅作出了最崇高的评价，一方面又宣布废止‘鲁迅笔法’，批判‘杂文时代’。聪明人便立刻捕捉住了‘风向’；反正是鲁已离开人世，既不能作出任何反应，也妨碍不了任何人了。由是，30年代曾撰文攻击鲁迅的鼎堂，这时乃高举鲁的大旗，俨然嫡派传人。那位没少给鲁迅使绊子的意识形态领导人，也趁风扯篷，顺水推舟，先整倒鲁的战友胡风，再整倒鲁的另一战友冯雪峰。接下来，‘四人帮’崛起，狗头军师张春桥（当年他躲在上海亭子间，也向鲁迅放过暗箭），竟又以保卫鲁迅为名，将所有与‘左联’有干系者，通通打下十八层地狱，以实现夺权之野心。再后，就愈发地滑稽了，命令鲁迅‘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者有之，命令鲁迅‘批林批孔’者有之，鲁迅长眠地下，当亦不胜其烦也。”[31]其实鲁迅自己也早已对身后之事有所预见，1934年7月16日夜，在《忆韦素园君》的结尾处他写道，“文人的遭殃，不在生前的被攻击和被冷落，一瞑之后，言行两亡，于是无聊之徒，谬托知己，是非蜂起，既以自炫，又以卖钱，连死尸也成了他们沽名获利之具，这倒是值得悲哀的”。[32]尽管鲁迅早已预见到了自己身后的命运，但也是徒叹“悲哀”而已，毕竟“身后是非谁管得？” 又是十年过去，当2006年10月19日到来的时候，我们仍不免聒噪一番，来纪念鲁迅逝世七十周年了。但愿我们对他的纪念不再成为“沽名获利之具”，但愿我们不再“谬托知己”地对他进行歪曲、改写、利用（倘“利用”不可避免，那也不要出于恶意才好），毕竟鲁迅对“知己”的定义是极严格的，生前也只有瞿秋白一人承他赠与过“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的对联。
[1]关于本次纪念会的描述参见袁鹰：《鲁迅逝世十周年祭在上海》，《炎黄春秋》，1999年第3期；另见蔡清富：《〈新华日报〉与鲁迅纪念活动》，1981年《鲁迅研究》第3期；陈言力：《周恩来与鲁迅》，《鲁迅研究》1986年第1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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