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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地苍松多远声 ——我记忆中的王元化先生 ○ 劳承万 一
我从来没有想到，我会与王元化先生有一段不平凡的交往经历，也没有想到他在我的学术生命中的重要意义——他让我第一次深刻地反思自己、认识自己，从他那里获得了做人、做学问的力量与信心。 1987年秋天，《审美中介论》已出版一年多了。(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拙作连印三次，达十余万册之多。看来，产生了一定的学术效应)此书是由复旦大学蒋孔阳先生作序的。(序言底子是我提升副教授时的学术鉴定)。我与蒋先生也从未交往过。那时复旦办了个高校教师美学讲习班，蒋先生希望我能来上海见见面，同时也给讲习班的学员们讲讲我的“新观点”(那时的“讲学”是一股风)。此外，责任编辑高国平先生也是从未谋面的“陌生人”，他也希望我能来出版社见见面。于是，我人生第一次从广东动身来这洋人留恋难舍的上海。元化先生从高国平那里得知我要动身来上海，便叮嘱高国平通知我：务必赶在国庆节之前到上海，因为节后先生即将率领代表团到欧洲访问。我终于如期赶到上海，先生在他的寓所(吴兴路大楼)中接见了我，陪我去的是高国平先生。整个下午时间，在主客闲谈中一晃便过去了。先生的接待是很平凡的，但他心中的那盘“火”，让我炽烈地感觉到。他问及我的一切，我则坦诚地回答。在他面前，我犹如一个从农村来的小学生。闲谈中，不知怎的，忽然谈到我的康德哲学的启蒙老师韦卓民先生[1](似是元化先生问及我的康德学问是从哪里的)，他竟然眼睛一亮，似乎发现了什么“新大陆”似的，由此而打开了我们之间思想交流的大通道。他说，韦先生是他的父执辈，当年逃难到武汉时，韦先生把两家孩子(即韦家与王家。韦是华中大学校长，王元化之父王芳荃是清华大学教授。两家友谊非常深厚)集中在一起，教他们四书五经，规范地灌输中国文化的大智慧。由此，元化先生又滔滔不绝地讲述了他们遭厄运之后(韦先生1957年也被打成老右)，如何专心于学术。60年代初，他们之间每周一封学术通讯。韦先生每封信都长达好几页，甚至十多页，密密麻麻，但清晰美观一气写来，言意未尽，又旁加插语(足见其用心矣)，内容多是黑格尔哲学，偶亦涉及康德哲学。元化先生说，他所吸取的黑格尔哲学精髓，便是韦先生的开导和启示(元化先生写了几十万字的黑格尔哲学笔记，后来也终于出版了，也送给了我)。先生说，非常可惜的是，这些珍贵的历史通讯，有些已丢失了。[2]当先生激动地言说过之后，便平静地委托我，由于他们之间多年不通音讯了，不知韦先生一家现况怎样?论著下落如何?嘱我下次来沪时(或在书信中)务必讲讲，以释思挂多年的怀念(详见下文)。谈话兴趣正浓，先生家里的保姆说，晚餐弄好了。晚餐中只有四人：先生及夫人张可，我和高国平。先生称呼我是很亲切的：“承万，我没有请客上馆子的习惯，在外面请客我很不喜欢，在家里多好!”大约这是中国礼乐文化中浓烈的亲情(一种血缘泛化习惯)使然。正说着，张可老师(我称她为老师，因为她在上海戏剧学院当过老师)，便频频给我挟菜，非常和蔼可亲，一个异常慈祥的母性。元化先生则风趣地说，还是自己动手好，丰衣足食嘛…… 大约过了半个多月，元化先生出访归来，在京遇见王瑶先生，他们亦是好友，同为当年的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议员。王瑶先生拟定编辑一部中国百年学术史(以人带史)，后来出版时定题为《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选定的人物，上起王国维，下至钱钟书、王元化。编者特别强调不是写一般的人物评传，而且通过一串人物，见出近百年来中国文学研究的新生机、新动向。无疑地，王瑶先生选中王元化，那是很有慧眼的。元化先生一回到上海，就给我来信，说明事情的来龙去脉，然后说：“请你承担此项撰写任务，一年完成。先生的信任与重托使我又一次感到“我的存在”，“我真的是学苑中的求道者么”……我处于麻乱的振奋中。然而，我又得暗暗地清点盘算一下我的“知识库存”，掂量此项任务，我能承担得了么。我很矛盾：如果我推辞了，那实在有失先生的期望与厚爱；承担吧，又怕写不好，有损先生的光辉。我只好在复信中坦诚直陈。我说，先生的知识结构是三重奏。一是中国古代文化的深厚功底，二是19世界俄罗斯文化的卓越见识，三是西方哲学，尤其黑格尔哲学超水平线的独到研究。这种“A调”(高音调)的三维知识结构，在现当代的中国学人中，不愧是“绝学”。就我本人来说，硬着头皮，也只能说二三两项能稍稍挨边，至于第一项(中国古代文化修养方面)，则非常浅陋(看着先生发表在《文汇报》上占着一大版篇幅的“物”字考，真使我咋舌。我要进入这个神秘世界，与先生对话评论，岂不是上天么!)如果我要真正补课，起码也得三五年。于是我建议他，暂不由我撰写，另请一特长中国古代文化专家先写，万一后两项有所不足，我则尽可能凑合。于是他找到了山东大学牟世金先生(牟是陆侃如先生的高足，对文心雕龙很有研究)。牟先生担负此任务已一年多了，但只字未成，加之身患绝症，不久即人亡文绝。此时，元化先生似是忧心忡忡，不知如何是好。大约是1990年初，先生在香港越冬过节后，应邀到汕头大学参加校庆，偶尔谈及以上情况，会中该校一教授应允撰写任务(此教授后来还给我来过“很荣幸”的信)。大约过了半年多，撰写任务即告完成，洋洋几万言，先生过目后，深感不安。一方面文稿中吹捧辞语太多，也不甚着边际，先生说：“把我拔得过高过大。”另一方面，“有些实实在在的东西，也未写到”。“一句话，我王元化到底是个什么人，文稿反映不出来。”先生着重指出：该文稿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尽管作者的用心是良好的。先生打退堂鼓了，他告诉北大的陈平原先生(王瑶先生已逝世，此项编辑任务落在弟子身上)，“算了吧，我的就不写了”，但陈平原则很严肃地说，先生(王瑶)的遗托，我只能完成，不能改变。此情此景，真可谓进退两难。元化先生终于还是再次向我开口：务必完成此项撰写任务，不要推辞。我答允之后，他反复重申：要实事求是，不增不减，我是什么就是什么，不要为贤者忌。不久，他便把有关的各种资料(论著、笔记、图片等等，其中还有出版成书的小说集呢)，那重量，使我突然深深感到：虽具七尺之躯，但有“人瘦肩狭”的苦痛。好在那时我尚未担任学校里任何行政职务，一身轻，允许我全力以赴。大约三个多月的时间，约四五万字的初稿便出来了。当时，为什么写得这么顺利、这么快呢?原因有二。一是我长期把先生的论著，作为学术进取的方法论和思维方式磨炼自己，从枕案到心灵中，都有鲜明的轨迹。因此，不管是先生论著的整体范围，还是先生学术体系的核心，我都较为熟习，且对其伸展的秩序，也较为明晰；二是利用将近两年的时间，急起直追，补上了必要的课，目标尽量向先生的“三重奏”靠拢(那时，我觉得走学术路子，不择师，赶时髦，乱看、乱写，是当代学人的一大通病)。当初稿进入边抄边改阶段时，正好遇上元化先生夫妇住院体检，他们隔绝了一切外来的干扰，心绪平静，精力集中。于是，我便抄好一部分就寄出一部分，让先生过目。一周一次。先生也就随时随地用铅笔，作种种符号，阅后即退回给我，同时还附上一页信(每周一信，有好几封，极有学术价值，但在几次的搬家中失落了)。论文抄写完时，先生夫妇住院体检也出院了。但全文到底如何，尚须细细推敲。那句“实事求是”的话，语重千钧，那压在心灵上的重量，我从来没有如此深刻地感受过。全文写完，不但不是松口气，反是诚惶诚恐，更加忐忑不安——不知符合先生的“实际”否? 元化先生体检出院后，即与我商量：是否可以带稿子来上海一趟，商议文稿的最后审定，尽可能达到“实事求是”(先生从不怕无端的中伤，而最忌无端的吹捧)。这正中下怀，而且我还可以直接受教于先生，机会难得呵。元化先生说，如果出差费用不能报销，就吃住在他家里。后来，和高国平先生商量，反复考虑的结果，还是住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创作室为当。一是免得过分打扰先生，二是距离近，只步行10分钟即可到达先生家里。修改稿子的时间前前后后大约一周多。这一周是我人生学术历程中，最充实、最难忘的一周。每天上午八点带着轮转中的新稿子到先生家，面对面地斟酌、推敲，画上记号，在他那儿吃过中饭或晚饭后返回创作室，然后再在先生意见的基础上“润笔”。在拙文中，我也免不了当代知识分子所染上的恶习，时有言过其实，露出若隐若现的变相的无端吹捧(露骨的吹捧，已是前车之鉴，我不敢为之)。先生对此，极为警觉，目光之锐利、“嗅觉”之灵敏，思考之周密，谦虚之精神，令我惊叹。由于在写作之前，先生已明确地“约法三章”：实事求是，不许无端吹捧；不增不减，要写出真实来；文风力求通俗朴素，不要故弄玄虚。这对我实在是一场严格的“军事训练”。但是不管怎样，文章总免不了有“走轨”的地方，先生总是耐心地引导，不是再翻原著、原文，重新校正，便是先生自己“直说心里话”，把问题再“完整”地阐释一遍。当文稿评述较为切合先生的实际时，先生频频点头颔首，偶见废话、啰嗦话，则建议一笔划去，若遇上无端的隐隐约约的吹捧话，他则紧皱眉头，一字一拍地说“这句不当”…… 拙稿修订完之后，心绪自然轻松一些。然而，最令人难忘的，是先生的思想、气质、情操、人格，那是如此的光明磊落、严格审慎，令我终生难忘。更为重要者，是先生把我引上一条严格的学术之路，且得到先生“手把手”的一丝不苟的训练。本来，我应该感谢他，应该“谢师”，然而，临别前夕，先生又叫保姆好好加菜为我饯行。先生说，我没有什么送给你，就送两样东西吧。一是贵州茅台酒(先生特别强调一句“这是真真正正的茅台酒”)，当我带回湛江过春节时，瓶盖尚未充分打开，已经满屋飘香了，一家人都雀跃起来。二是一副先生自己手书的五尺对联(我在旁边看着他那凝重的神态，和运笔之龙凤节奏)。上联是：呕血心事无成败；下联是：拔地苍松多远声。签名之后，又盖上印章。我不懂糊裱，难为他托人裱好之后邮寄给我。无疑地，对联的题旨既是他艰难而卓绝的人生总结，也是对后辈的深切激励与希望。多年来，我一直把对联悬挂在客厅中，鼓励自己前进。 论文定稿后，未寄北大之前，先在《文艺理论研究》“作家研究”专栏中发表。后来终于在陈平原主编的《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一书中刊出，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不过时间已拖延至1995年底了。 二 由于和先生共处的日子长了，也就无所拘束了。也许出于好奇，也许出于同情性的了解，许多琐事小节，我都喜欢问问先生，先生也侃侃而谈，微笑作答，有时还忽然“进入角色”……下面这些事，都是先生对我说的，使我对先生有了更深、更切的了解。 元化先生的儿童时代，是在清华园度过的。他极羡慕那个天然优厚的学术环境，清华的四大导师，多少都与他父亲王芳荃先生有瓜葛，生活在那样的群体中，洋溢的气氛，无不滋养人的心灵，况且王芳荃先生还是有很高修养的外语教授。元化先生的母亲是基督教徒，对儿女很宽容，极富自由精神。有一次，我直接问及先生和张可老师的爱情，先生充满了自豪感，且毫不掩饰地说，那是我自己的选择。认识张可后，先生曾征求过母亲的意见，母亲爽朗而果断地对儿子说：“你喜欢的我就喜欢!”这是伟大母亲对儿子的信赖和鼓舞，置人世间一切功利、恶习、世故于脑外，唯儿女的意志是从。后来，母亲看着儿子在胡风事件中、“文革”中，受尽折磨，那份基督教徒的慈母心，又是怎样的备受煎熬，令元化先生真是“刻骨铭心”。儿子的苦难并没有压垮伟大母亲的脊梁，她身上仍闪烁着上帝的熠熠光辉，顽强的意志、宽阔的胸怀，让她九十九高龄之后才回到“上帝”那里——告别这不甚干净的世界。先生对母亲充满了虔诚而孝敬之情。凡说到这些地方，先生总不免流露出一丝淡淡的哀愁，尤其联系到自己一生的遭遇时，那种孝顺、敬老之心，也许只有孔夫子和耶稣才能品味。 张可老师是著名翻译家满涛先生的妹妹，是一个内外莹洁、温文尔雅，异常美丽的女性。她是研究莎士比亚的专家(外语特好)，她身上的美丽，似是由莎士比亚作品中伟大女性过滤升华而凝集起来的。他们的结合，大约也算是“门当户对”、“革命加友谊”。他们夫妇间那种深厚的感情，一般人未必了解。张可老师也常向我谈及元化先生的才华和个性，说在“胡风分子”事件期间，丈夫由于精神异常痛苦，几度陷于精神分裂，由此而深深地连累到自己，那精神打击之残酷，亦由她后来的重病证之。元化先生亦对我说过：“我一想到张可的重病，我就愤怒!”先生说的“我就愤怒”四个字的含义，在我的大脑里响彻至今而丝毫未减。2002年，我到复旦开学术会，抽空又到吴兴路对门市委小招待所去看望先生，闲谈后，他到港式馆子里请我们吃饭(在场的还有参加复旦学术会的饶芃子教授和高国平先生)，他叫保姆用轮椅把张可老师推来见面、吃饭。先生安排张可坐在自己身边，如照顾小孩子一般(张可老师的痴呆性已较重)，为她弄饭挟菜。张可老师手抖得很厉害，已无从拿筷子了，只能徒手抓食。先生的那种怜悯而又温情蜜意的体贴、关顾，令在座的宾客们无不感动不已。 1988年在广州召开由先生主持的国际文心雕龙研讨会，先生特邀我去参加了盛会。晚上与会学者去看广州大型的游乐场，先生有事不能去，特托我和先生的一位在学博士生陪奉张可老师去游乐场观赏。途中，我问及她儿子的名字，张可说：“胡风事件后人们一直以反革命的儿子贬称他，叫他王八蛋。”张可老师虽然得了顽固而不易治愈的病，仿佛有点痴呆性，但我每次到她家里，问好之后，我便高声地说：“还认得我么?”她便温文尔雅地拖长调子“劳—承—万”，然后便是微微一笑，表示内心的高兴与欢迎。 三 元化先生曾对我说，他不到二十岁，便已经发表过论述鲁迅的长篇论文，且引起当时学界的注意。那是他的学术思维的初步起点，从此以后，他与鲁迅思想便结下了不解之缘。鲁迅那不屈的战斗精神，塑造了先生的光辉人格；鲁迅对中国文化精神的深入体察，亦给先生许多启示。但是先生是客观、冷静的，加之年轻时受法国罗曼•罗兰的小说主人公约翰•克利斯朵夫的影响很深，铸造了先生那只认取真理而不屈于个别人之己见的铁质性格。先生多次向我道及——鲁迅先生“左”的一面，是应当分析与批判的，为了中国现代化的进展，这是学界义不容辞的职责。真正的勇者，应该对历史负责，不为贤者讳。 先生在中国学界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平反改正之后，更是风华正茂。不久，他即遴选为国务院第一届学位委员会评议员，又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后来又在华东师大带博士生，他是中国最早的一批博导。真可谓风调雨顺，步步高升了，但他对这些却看得很淡，他所珍重的是学者间的真正友谊和良知。他也对我讲述过与钱钟书、王瑶、钱仲联等学者间的友谊，及其为学与做人。先生本来是很乐意去参加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的，但后来由于强调“年轻化”，学位委员会的性质完全变了。大约是90年代初吧，先生从北京开会回来，我刚好到上海，来到他家中，见面后二话未说，他便讲给我听，“现在的会议，真是后门成风，老先生一走，恶习即来。我看不惯……”这又使我想起他多次讲过被打成胡风分子的“复杂而又简单”的过程：只要先生肯承认胡风是反革命，哪怕只说上一句话，他王元化便万事大吉了。但先生的良心不许他做出如此对历史不负责的勾当。真是大义凛然，无所畏惧。“一句话”的吞与吐，竟坑害了自己的大半生，但先生至今不后悔。王瑶先生编辑现代中国百年学术史(《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一书，选择的代表人物，当年尚活着的只有两人，即钱钟书与王元化。这是何等的有眼光。当先生把撰写的任务交给我的时候，他总是自豪而低语地吟咏着：活着的就只有我和钱钟书了。[3]这“活着的”三个字说得很重，寓义也颇为深远。“活着”仅是一种客观的存在，如果人不能运用“活着”的权利和义务，去完成人生的大业，那则“虽活而尤死”也。 先生看重学者间的良知与友谊。平反任职后，他多次出国访问、开会，到过欧洲、美国、日本。他手中的“硬武器”，是以《文心雕龙》为象征的中国文化体系。随着现代汉学的勃兴，外国同行都很倾心于他、信赖他。1988年在广州召开的国际文心雕龙研讨会上，来了许多外国学者。每天晚上休息时，都有一堆国内朋友与国外朋友把先生包围着，异常热闹，他们都珍惜这难得的时刻，频频举起自家的相机，或己照，或托人照，先生却不管这些，还是“高谈阔论”，他既不“整装”(正衣冠)，也不“作态”，一身风流，一身洒脱。他对人是平等的，毫无架子可言，我有时真想开一次玩笑：“先生身上除了穿着之外，全是良知和真理。”但我至今都不敢对他说，因为他对我曾约法三章，生怕他说我是“无端吹捧”，于是我只好忍至现在。不知先生看了此文以后，竟会怎样想，我仍是忐忑不安呢。 大约是前几年，我的一位年青朋友单纯博士(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受张岱年先生之托，要编辑一本“最具代表性”的《中国精神》的书，单纯不知道联系元化先生的电话号码，故来电向我询问，说明编书目的，且要收进先生的两篇文章。后来，先生婉然谢绝了。先生在电话中告诉我：“我请他(单纯)念念所收文章的作者名字给我听，听后我便谢绝了。当然，张岱年先生是前辈，我敬重他。”为什么“婉然谢绝”呢?先生是“洁身自好”的人，他很不乐意随便与某类人为伍的。先生的胸怀海阔天空，他没有什么小圈子可言。但他的嗅觉很灵，大凡那些身有污垢，良心大大失掉的人，他是愧与之为伍的。2001年，我的小儿子北大研究生即将毕业，要找工作单位，他到了《人民日报》社的一份杂志实习。编辑部辟了一栏“名人论著”，计划中选了王元化。儿子问我：“索取王元化文章有办法否?”我只好在电话中去询问先生，先生很忙，便客气地对我说“文章现在实在写不出来”。但编辑部又早已拟定了计划，还等着排版呢。后来，我急中生智，采取将先生近年文章按题旨汇萃的形式(比某些时下名家的“杰作”要好得多)，也可应付。于是我又打电话给先生，详细讲明意旨和方法，最后总算勉强同意了。(如果不是看在我及儿子面上，他绝对不会同意的。)但他还是反反复复地叮咛：“承万，你要好好为我把好关呀，我历来不跟‘那些人’为伍的。”他所说的“那些人”，就是无良知的“老左”们。 80年代初，海外华裔学者纷纷来大陆讲学，给长期封闭的中国学术界带来解冻的气息，促进了中国学术界的对外交流。每当我以赞赏的口吻谈起海外某学人的学术观点时，先生都不无得意地说，“所有这些人，都是经我介绍进来的……”于是便如数家珍一般，一个一个地说开去。但他有时也不客气地指出，“这些海外华人学者，初初看来，很具威风，有时咄咄逼人，我第一次到美国去开学术会便有这种感觉。后来，看他们的文章，听他们的发言，真是盛名之下其实难符。他们当然也有优势，外语好，接触的东西多。但他们对中国古老文化的深入研究，毕竟尚有差距……”接着他又严肃地补充一句，“他们当中有些人道德作风不好，利用国内女孩子欲求出国的强劲欲望，因而……”。说到“为学与做人”的古老问题，先生摇摇头不无忧虑。先生一心想在国内造就一个宽松、开放的学术环境，故大力引入学人及论著。先生和上海文艺出版社的资深编辑高国平先生，有极好的友谊关系，每有什么出版急事，他必找来高国平共同商量、策划，除了出版先生自己的论著之外，那套极负盛名、信息蕴含量极大的二十余册“学苑英华”，便是先生利用自己的海外声誉所“拉”来的稿。国平先生作为责任编辑，风趣地对我说，“这是先生的一网打尽”。 四 我的康德哲学启蒙老师韦卓民先生亦是教王元化年幼时学四书五经的人。60年代初元化先生与韦老师有过许多学术通讯。后来为了学佛学，先生又经韦老师的介绍认识了熊十力先生。元化先生对韦老师的敬爱日久弥新。1988年，我到上海，元化先生慎重地叮嘱我，下次来沪，务必把韦老师的情况及其论著的处理告诉他。 这给我一个难题。华中师大虽是我的母校，但在那里害了我的前半生，也坑害了韦老师的后半生。按脾气和常情，我真不愿再踏上那块土地。但重任在托，奈何？幸好的是，那时华中师大的校长王庆生教授是我大学时代的同学，平易近人。于是我终于来到了母校，讲明来意之后，老同学立即找来了有关教授与我座谈，初步理清了一些底细。但最终的实际还得去找韦老师的儿子韦宝锷教授(任职于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武汉所所长)。宝锷教授详细地向我描述了韦老师离开人世时的前前后后情况，以及诸多“没，吾宁也”的不凡细节(详见拙作《审美的文化选择》一书后记)，同时还给我开列了长长的论著、译著清单，并说尚遗留下来重重的几箱遗稿(这些遗稿据说全都送给了华中师大图书馆)。知悉情况，先生沉重的心似轻松些了，但对韦老师论著的下落，仍悬挂在心上。为此，我也多次给华中师大领导转达过。后来，华中师大还是做出了积极的措施，重版了韦老师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译著《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解义》(斯密著)，和《康德哲学讲解》、《康德哲学原著选读》(以上两书均华特生著)，还出版了韦老师的著作《韦卓民学术论著选》、《康德哲学讲稿》和译作《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等等，但尚有不少译稿和论稿压在箱子里，未能出版。华中师大有关方面说，“我们正在整理，但有许多地方难以下手，或无从下手”。我把这些情况都转告给元化先生了。先生听了，颇不以为然地说：“你的水平不够，你怎么整理?你的学术境界未到那个层次、那个地步，你怎么入手?”我每次到上海，他都反复问及这些问题。王庆生不在任了，韦宝锷教授在几年前也去世了，我向谁说呢？元化先生只好叹息地说：“再不出版，就没有了。整理什么?按原稿出版，就是挽救，也就是整理。”元化先生并非无的放矢，或强人所难。他深知韦老师的学术层次与功底，他从60年代初长期的学术通讯中，便深深知悉韦老师的学术境界与写作方式，哪怕是密密麻麻、看不大清楚的字迹，或临时的加言插语，他都通过揣摸、体会，而深为得益，故由此而推知其遗稿之价值与意义。先生这番心事，真不知何时可以了结。 华中师大出版韦老师的论著时，老同学王庆生校长委托我向元化先生索取序言。先生有点为难，一是先生当时工作正忙，事情多；二是先生极少给人作序的，更何况是父执辈呢(先生对前辈总是毕恭毕敬的，唯恐敬重不到家)。我则对先生说，“你那篇收在《文学沉思录》中纪念韦老师的文章，稍加变化，去头加尾，不就蛮好了么”，先生采纳了我的意见，成之为序，放在《韦卓民学术论著选》之前面，颇为明亮得体，大大加深了读者对韦卓民先生的理解。元化先生也多次说过，当今的学界，认识韦卓民先生的人确实不多，应该说，这是一个“盲点”。对一般的人来说，除了那本康德《判断力批判》下卷译者署名为“韦卓民”之外，对韦老师的其他则一无所知了。关于《判断力批判》下卷的翻译问题，我曾问过元化先生：上卷翻译是宗白华先生，而下卷则是韦卓民先生，他们是“莫逆交”么?据韦先生告诉先生说，那是宗先生实在翻译不下去了，弄得精疲力竭，故商务印书馆找到了韦先生。韦先生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几本译作，均署名为“绰然”，人们并不知道这就是“卓民”。这是时代的悲剧，因为1957年反右之后，明文规定：凡右派不能发表文章，不得“放毒”，故无奈中只好署名“绰然”了。说句客观的话，国内引进康德哲学最早、最有力者，还是“绰然”，但人们却自觉不自觉地淡化了他。元化先生最看重者，还是韦老师的《黑格尔小逻辑评注》，约八十万字(这是韦老师在通讯中告诉元化先生的)。韦老师不但苦攻康德，而且还精心研究黑格尔，这给元化先生莫大启示。 “韦卓民——华中师大”，二者似乎是融成一体留在元化先生的印象中。华中师大王庆生校长曾多次委托我，请元化先生空闲时能抽身来校讲学，我也如实地向先生转述过。有一次湖北省江陵县曾接先生返江陵一趟(先生祖籍江陵，他的大量藏书早几年已运回江陵图书馆)，且路过武汉，但未进华中师大讲学，老同学王庆生校长得知后，大为叹息(其实先生对时髦式的讲学是很不感兴趣的)。尽管如此，先生还是惦记着这间曾“收养”过韦先生的高等学府。前几年，有一个荣宝斋的老板出资为元化先生出版了极为精致的线装本《清园文稿类编》，先生用毛笔签上名后，托我带一套转送给华中师大图书馆(后来，由该校中文系邱紫华教授带了返去)。足见先生“爱屋及乌”之情。近年来，湖北的一些出版社真可谓目光远大，抢着给先生出书，已出版数种。2002年，我又来到他的寓所，他便叫护理人员去找几本他出版的与我有关的书送我，结果一本也没有找到，说没有了。先生不相信，非亲自找找不可，结果还是没有。先生不无遗憾地说，要书的太多了，下次再送吧。“下次”是何时?我心里总惦记着呢。同年冬天，我从北京返广东过节，有位朋友买了先生那印成书的《日记》与通讯集，且说其中有几处涉及我。于是，我也买了两本(不等“下次”送书了)，细细读来，彻夜难眠。先生的关爱与期望，我领受了。在这海边之夜，只有默默地遥祝先生身体健康——把那有永恒意义的日记一页一页地写下去，把那充满理性与温情的书信一封一封发出去。 五 先生在《传统与反传统》一书中写道：“记得过去每读司马迁《报任安书》，总是引起了内心的激荡，真所谓展卷方诵，血脉已张。”(上海文艺出版社，第181—182页)这种“展卷方诵，血脉已张”的灵魂冲动、方刚气质，贴切地显示了先生的气贯长虹的人格与个性。 80年代初，先生办了个刊物《新启蒙》，赠刊给我后，叮嘱务必细看。我只收到一、二期，三、四期没有收到，不久即停刊了。《新启蒙》如《读书》杂志一样的规模，略薄一些，但封面极为含蓄、朴素，把“新启蒙”几个汉字，衬托得分外清晰。打开扉页，即见转引了鲁迅的诗句作为题词：“无论什么黑暗来防范思潮，什么悲惨来袭击社会，什么罪恶来亵渎人道，人类的渴仰完全的潜力，总是踏了这些铁蒺藜向前进。”（《生命的路》）再看看撰稿人的名单，即知其意向大略，内中文章一扫时下的俗气、污气，读之好不痛快。仅是编辑了几期的《新启蒙》，亦花费了先生不少精力，也许亦冲淡了许多梦的色彩。 1988年在广州召开国际文心雕龙研讨会，国内学者不少，国外嘉宾亦多，先生是准备开成一个真正的学术交流会议的。会议快要开幕了，先生得知主办单位想按照礼堂听讲形式，上是主席台，下是听众，首长们高高在上，专家学者们只好在下面洗耳静听。先生为此而大发脾气：“你们迅速给我改过来，弄成圆桌会议形式。不请什么首长，我不是开政治会议。”主办单位只好手忙脚乱，按先生的意见改了过来。会议休息时间，我爱往先生住处串门。一天晚上，我未敲门便闯了进去，两个香港记者正在采访先生，我作为不速之客闯了进来，弄成了僵局，他们亦只好停止讲话。大约沉默了几分钟，一位香港记者终于发言了：“王先生，我们的采访能继续进行么?”此时我才恍然大悟是记者采访，若知此，我早应退出去了，免得被他们下“逐客令”。但先生接上话音，果断地说“没问题”。我顿时感到先生以我为知己，内心一阵阵的冲动。记得一记者问先生：“你认为大陆的彻底改革开放，应以什么作为象征?”先生脱口而出：“以彻底批判个人迷信为象征。” 2002年秋，我带着在中国社科院工作的儿子来上海开学术会(儿子早已盼望去认识元化先生)，那天我们去见先生，国平先生也来了，气氛甚好。先生见我带儿子来看他，是很欢迎的，他对年青人的热忱历来如此。他嘱咐护理人给我们泡茶，然后拉家常，且细细盘问我儿子的专业、工作，儿子一一作了回答，然后便大搞照相，儿子频频举机，生怕失去这珍贵的时刻。手脚忙碌，谈话正浓，但打来的电话不少，常常扫兴。其间有一个电话，先生足听了二十多分钟，让我们冷场极了，当他放下听筒后，我问：什么电话，打得这么长呀?他笑哈哈地说，“一个不认识的人。他问我：反右运动是谁搞起来的?——我的天哟，我怎么知道呀”，先生把两手八字形的一摊开，接着又哈哈大笑起来。过了片刻，他的严肃思维出现了——仿佛打电话的人故意把先生拉回到苦难的历史事件中，让他重温几十年中国知识分子的苦难史——他说其实这一系列运动对中国知识分子的迫害，决不亚于以前的朝代。 六 1987年秋，我在先生的寓所中见到先生。第一次相见，多有陌生感，看着先生那有点“不合时令”的穿着，心里颇有点“滑稽感”。那时先生已六十开外，可算是已进入老年行列，然而穿着一件颇为“得体”的牛仔裤。穿牛仔裤是大陆的时髦热潮，那势头至今未减。我为了在讲台上讲美学课中的“形式美”一节，特别翻阅了关于牛仔裤来历、用途等方面的大量资料，知道那是两个世纪前美洲(美国)血腥发迹时代，苦难青年矿工的劳动服(后面那两个大袋装工具，厚粗的布质适宜于矿洞里爬出爬入而不易磨损)。我得出的结论是，穿牛仔裤决不可“扩大化”。学生听了也有所收敛，尤其是女学生。现在，牛仔裤居然“扩大化”到先生身上，岂有此理，我忍不住要直问先生了。他哈哈一笑，说“这是儿子的弃物，我回收利用嘛”。 在未见面之前，我早已把可能找到的先生的照片细细审视了，我想了解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什么气质的人，虽“人不可以貌相，海水不可以斗量”，然而“形神兼备”却又是古典信条，谁能推翻?看先生的照片(尤其《文学沉思录》一书的扉页上那个半身像)，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金丝眼镜框中那双明亮而充满睿智的眼睛，既是灯，又是剑，仿佛要穿透、消解一切黑暗，斩断一切魔手；其熠熠发光，晶莹而深邃，显示了心灵的光明与力量。怪不得莎士比亚云“眼睛是人类灵魂的窗户”。直面时，通过这双眼睛，你会领到许多“潜台词”——令失道者胆怯，令偷生者难以直起腰来。先生的这种“灵魂式”的眼睛，我领受过无数次了。从日常谈话到修订文稿，从严肃到诙谐……最深刻的还是我完成《审美的文化选择》一书的写作后，很希望先生为我作篇序言，国平先生也颇同意。我心里不无胆怯地提出来之后，先生转动那双灵魂式的眼睛直射着我，说“你用五分钟的时间，把大作的内容说给我听听”。拙作原是《审美中介论》的中下卷，长达五十万字，写完书之后，一放下连许多章节都记不起了。我的天呵——五分钟!我只好硬着头皮，画了两个图，指指点点，加支支吾吾说了一通，总算是“自圆其说”了，但先生一直皱着眉头，细细思考，似是跟踪我的思路……那时我在先生身边的感觉(尤其在先生目光的照射下)，正如旧私塾里学生背书，没有背熟却又要在老师面前非背不可的那种难堪。当然先生没有表示拒绝，但也没说“马上命笔”(后来诸多原因没有写成)。然而那双“灯与剑”式的眼睛，却给我留下至深的印象。为了证实我的发见，我问过许多接触过先生的人，大家不约而同地说：先生的最大特征是那双灵魂式的眼睛。 先生有时也喜欢问问我有什么爱好，诸如打球、游泳之类。我是体育运动爱好者，故滔滔不绝地说了一长串，似乎在说“你看在这一点上，我比先生强呢”，殊不知先生并不示弱，他更滔滔不绝地说当年他在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后改为上海文艺出版社)当领导时，带领一班年青人打排球、赛排球的热闹情景。说得好不威风呵，笑声中显示了他那春风得意的飒爽英姿。2001年我到衡山宾馆看他，闲聊之后，中午吃饭了，他说“走，下去”，一马当先，从六楼直冲一楼，脚不沾地似的，我跟不上他，便说“先生走慢点，摔跤可不得了”，他颇自信地说：“不会，不会的。”(听国平说，先生得病的前几年，每天早上先生都约他一块“快步走”，一走便是一个多小时，如风一般)那时，他快八十高龄了。没过两年，我再去看他时(住市委小招待所)，却一落千丈，那可恶的前列腺癌袭击了他。走路要手杖，下楼梯要一步一步地慢慢移动……然而，他那双“灯与剑”式的眼睛仍是锐利而熠熠放光，仍能穿透黑暗，看破“谜底”。正是那天，我问他“你看电视时看的什么呀”，他又微笑地说“我看足球”，我则说，看足球最讨厌，球场大，几十人满场跑，远不如篮球排球精彩。他则说，“我专门看他们怎样配合”。这一说，我呵的一声，大有醒悟，这绝不仅仅是“足球问题”，而是“人类如何更好地活下去的问题”。 先生的兴趣很广泛，一般人只知道他是一个学识渊博的文艺理论家、文化思想家，但很少人知道，他早期还是写短篇小说的高手。我撰写关于先生的论文时，他把出版的小说集也寄来了，[4]那篇不足万字的《脚踪》，留给我的印象至今难忘。我常想，如果他当年走小说家的路，其成就也决不在一般作家之下。至于他的书法，尽人皆知也，不必赘述。 先生好“辩”，思维的闸门一旦打开，如长江三峡，难以拦阻。那气势、那境界，都在力求“自身的完美”。他不是那种吞吞吐吐于“一方面，另一方面”、“不过，但是”诸如此类的圆滑家。1992年在华东师大召开了一次全国文艺理论研讨会，年轻人一见到元化先生，个个争着和先生搭话桥、聆听教诲。会议一开始，北京一年青学者便向先生请教学术疑难问题，先生即席答复，滔滔不绝，不饮水，不休息，直陈了近两个小时，大家听得津津有味。这只能解释为一种高度的学术责任感。先生所重者，是对人的“新启蒙”，一旦进入学术思辩，便身不由己了。 凡见面时，我都按习惯就我之阅读见闻，把那些涉及对先生的“议论”、批评，如实地转达。有人说他是“文化保守主义”(论者们把“五四”后中国知识分子分成三大派：共产主义/自由主义/文化保守主义)，他脱口而出，高声斥道“他们才是文化保守主义”。又有人说，他的文化批评“情绪化”，先生则淡然一笑置之。2002年秋，我和饶芃子教授去看他(国平先生也在旁)，我又按习惯转达别人对他的议论。其中有些论者，根本就不熟悉先生的学术体系，属于无的放矢；有的也确实提出了一些可以讨论的问题。例如乾嘉学派的评论，先生在许多文章中从正面作了论述，尤其是其考据贡献，后来在某篇文章结尾处也顺笔写到乾嘉学派在思想史上的重大意义。先生的用意，我以为是无可厚非的。但先生收笔时，考虑欠周密：文章快结束了，又拖出一个新问题来，尚未展开应有的阐释，便戛然而止。引至那些专从事“商榷”的人之“商榷”。因此我直劝先生“今后写文章，不要在快结束时，又拖出新问题来”。他颇有点不服气，又滔滔不绝地讲了半个小时，后来我只好打断他的话，说“时间到了，去吃饭”，才暂告停止。路上饶芃子教授对我说“你不要和他争了。你说不了他，我也说不了他。见面时谈谈其他东西就行了”。 先生是国务院授予博士导师资格的最早的第一批元老。先生带博士有独特的方法，亦有独特的要求。他不求多，只求精。有一次和先生谈起带博士生的事，他说“我不带多。不带则已，带，我要从头管到脚”。这是一种什么精神呵!对比当今的博导们，一带便是七八上十个，多则十余二十个。一个学期师生难得见一面，从何谈起“从头管到脚”呢。先生的所谓“从头管到脚”，就我之所见，有几桩事至今不忘。一是“手把手地教”。我第二次在先生家中见先生时，一位博士生坐在他身边，先生侃侃而谈，时而严密，时而轻松不已，把中国古代文化发展中的关节点，如春风化雨般送进学生心田中。先生不喜欢那种高头讲章、声嘶力竭的讲授法。他完全承继了韦卓民先生“手把手”地教他四书五经的那种“家庭”方式，也许这亦是一种“秘传”吧。这种“理智与情感”相融合的传授方式，大约亦是深得孔夫子养育七十弟子之妙吧。因为我坐在客厅中，先生不能让我“冷场”太久，讲授告一段落时，先生即站起来对学生说，“这是劳承万先生，得好好向他学习”，我起立还礼致谢。先生继续对学生说，“今天晚上就不留你吃晚饭了，客人来了”。先生的规矩，大约是利用一个下午的整段时间，“手把手”地“谈学”，然后留学生吃晚饭。先生想得多么周到、体贴。二是为博士生毕业后的工作单位牵肠挂肚，劳苦奔波。不管是就业于国内或国外，均是如此。先生带的博士不多(大约总共才四五个吧)，但都是“精品”。他们走上工作岗位之后，远的在日本、美国，近的在上海身边。先生心里总是牵挂着他们的成功与失败，就像看着自己的孩子学走路一样，走得太快的，担心他们摔跤；走得太慢的，催他们快些迈步。 我1988年提职教授，先生给我的论著作了评议。他因为太忙，嘱博士生代抄好后转寄给相关单位，但没有盖先生单位的公章，只盖了先生的私章。相关方面认为必须加盖华东师大公章才行。反反复复，跑来跑去，弄得那位博士好苦也。先生知道以上盖章问题之后，风趣地说：“公章在世界上不一定行得通，反而我的私章倒行得通。”接着又哈哈大笑起来。看着他们师徒的劳苦，真让我感动不已。 自撰写关于先生的学术论文之后，先生有一次对我说：“将来你能写一本关于我的评传么?”我频频点头。但至今18年了，“评传”尚不知在何方。先生没有督促，我也就偷懒，加之90年代之后上十年时间，我都担任了学校中一些不大不小、不咸不淡的行政职务，工作较忙，也就无暇顾及“评传”了。其次，当今的人物“评传”，真如雪花飞舞、尘沙漠漠，到处堆满着，谁看?近年退休后，才忽然想起，尚欠先生一笔“债”，每当想到此，都十分内疚。但我又不愿意备受精神压力(哪怕是自生的内源压力)的折磨，所以奋笔一气写了以上这些拉拉杂杂的回忆，未知当否?只是一想到先生那约法三章：“实事求是，不要无端吹捧；不增不减，要写出真实来”，心里又是不落实了。
[1]韦卓民（1888－1976），广东珠海县人，饮誉海内外的著名哲学家、教育家、翻译家和宗教学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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