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话：又见假模假式的电视剧

又见假模假式的电视剧

○　赵勇

把十七集电视连续剧《赵树理》从头看到尾，得出了一个字：假。

先说细节。据戴光中的《赵树理传》记载，40年代初，每逢日本人扫荡，报社就得行军转移，赵树理虽正当壮年，却成了一个“包袱”，因为赵树理“生性胆怯”。有一次敌人搜山，小组长把他藏好，并再三叮嘱：不要暴露目标，路口有人放哨，有情况会来找他，不来人千万别动。谁知半晌工夫，老赵跑出来足足三趟，每回都是压着嗓门问：“敌人来了没有？你们可别睡着了啊。”敌人撤围，集合时唯独少了赵树理，急得小组长浑身冒汗。猛一回头，却发现老赵还趴在洞口，正从嗓子眼里悄声唤道：“我在这儿呐！”小组长责问：为什么叫了你那么多遍不答应。老赵说：“我答应了啊！你们都听不见啊！”“你就不能大声点？”“我怕敌人听见啦！”这件事把小组长气得七窍生烟，却让其他人乐得笑疼了肚子。

如此有趣的细节，为什么《赵树理》不去挖掘一下？

据汪曾祺先生的回忆文章，50年代初，老舍先生每年都要请两次客，一次是秋天，老舍把市文联的人请到家里赏菊；一次是腊月二十三，那是老舍先生的生日。既然请客，就要喝酒。喝酒不是碰碰杯仰脖子的事，而是得划拳行令。老舍拳法极精，打通关很少有输的时候，但是遇到老赵的拳法，常常败北，因为老赵善于左右开弓，这种不按常理出拳的拳法让老舍不知如何应对，结果就输得一塌糊涂。

如此生动的细节，电视剧里却找不到。电视剧倒是把老舍、老赵安排到那个饭馆的“雅间”里吃饭喝酒，却没敢让他们在老舍家里“哥俩儿好呀五魁首”。吃喝斯斯文文，说话冠冕堂皇，一看就是演戏，里里外外透着一个“假”字。

据李辉先生的文章，1965年10月，晋东南地区在长治市举行过“戏剧观摩汇演”大会，会上赵树理曾发表过如下意见：“最近下乡看了几次戏，不是学‘毛选’，就是开会、积肥、担粪，你把台上搞得‘臭烘烘’的，谁还愿意买票看戏呢？这样的戏把观众都看瞌睡了。旁边有人问他，你怎么睡着了？他说：‘白天我担粪，晚上看担粪，因为白天担粪担乏了，所以晚上乏得不能看。’对于观众的这些反映，我们搞戏剧工作的应该很好地考虑考虑。”

此处的“讲话”细节非常精彩，电视剧里虽有赵树理的大会发言，却是清汤寡水，毫无味道，让人怀疑是否真的出自赵树理之口。

这种细节还有许多，不再一一列举。

为什么我要强调细节问题呢？因为对于任何一个作品来说，有没有细节、有没有好的细节直接关系着作品的成败，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作品的真实程度。有了好细节，人物活起来了，形象变得丰满了，观众看了就会过目不忘；没有好细节，人物就只能走概念，走那些大而无当的情节。情节生成故事，细节刻画人物。不幸的是，《赵树理》中恰恰有情节而无细节——没有那种让人眼睛一亮的细节。让孩子把相机套的皮带偷偷剪掉“赶驴”，让孩子把门帘的竹棍儿悄悄拆掉扎风筝，大概可以算作细节，但思路却如出一辙。放着现成的好细节不用，编出来的细节又只会重复，《赵树理》岂能不出问题？

为什么《赵树理》中缺少细节呢？也许还有更复杂的原因，但依我之见，主要应该是《赵树理》的创作理念在作祟。或曰：《赵树理》的创作理念是什么？说白了其实很简单，就是编导要把赵树理塑造成一个高大全式的人物。你看赵树理一出场，人物的性格、内涵等等就定型了，剩下的就是沿着“想农民之所想”的路数去往里放材料，于是我们的主人公就不得不一趟趟地回尉迟村，说媒送钱送温暖，开山种地摘棉花。这是福斯特所谓的“扁平人物”的做派，跟赵树理所讽刺的“把台上搞得‘臭烘烘’的”戏路没有本质区别。既然要把赵树理塑造得高大全红光亮，那些有意思的细节自然就必须砍尽删光，因为它们有损于主人公的光辉形象。只是如此一来，也就封死了赵树理成为“圆形人物”的去路。赵树理地下有知，恐怕也会大撇其嘴，说：“这是演了个甚嘞！”

再说环境。只要是读过《一九五九年冬天的赵树理》（陈徒手）和《赵树理为何要“离京”“出走”》（席扬），都会对赵树理当年的处境印象深刻。自从写出《公社应该如何领导农业生产之我见》之后，赵树理便屡遭批判。其间虽有“大连会议”的“平反”，但赵树理一直处在焦虑、苦闷、无奈的精神状态中，不得不在1965年举家迁回山西。这一时期，政治生活的阴晴不定，左翼知识分子（以丁玲为首）的挤兑，理论家一会儿地下一会儿天上的批判和褒扬，都让赵树理左右不是无所适从。汪曾祺回忆，赵树理回山西，市文联有个专搞男女关系的干部也来送行。老赵与其他人一一握手，却唯独趴在地下给此人磕了一个头，说：“×××我可不跟你在一起了！”（又是一个精彩的细节）这个故事岂不是也隐含着他对北京文化圈的失望和拒绝？

电视剧虽然对上述事情有所涉及，却大大简化了赵树理处境的险恶。我们看到的批判是轻描淡写，而“离京出走”则变成了“组织调动”。——赵树理固然不可能“离京出走”，而只能以“组织调动”的名义返回山西，但是“组织调动”只是事实层面的真实，这种真实遮蔽了更为丰富、复杂、微妙的事象。你不去揭示更残酷的真实，你的真实性就会大打折扣。

而且，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电视剧中，赵树理在“文革”期间的挨批被斗不知去向。个中原因似乎可以猜测，因为据说“文革”如今又成了一个敏感话题。但问题是，这五年的生命经历不作交待，赵树理对批斗者的机智应答（这是让人物出彩的地方）就无法呈现，赵树理之死也会变成一笔糊涂账，人们只能看到赵树理不温不火的一面，顽强刚烈的一面（比如即使被摔断肋骨也“死不认罪”）却没了踪影，赵树理作为人物形象的可信度还有几分？

关于环境问题，不需要动用新潮理论，只要拿恩格斯的老话就能把《赵树理》量出个七七八八。恩格斯说：“据我看来，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赵树理是一个现实主义的作家，编导们显然也想把《赵树理》拍成一部现实主义的作品，但如此对待环绕着赵树理并促使他行动的环境，甚至让典型环境（比如“文革”）退居到背景之中，岂不是自己给自己下套儿？这样一来，赵树理作为典型人物还能站起来吗？《赵树理》还能真实起来吗？

写到这里，我想我已经把问题大体说清楚了。我说《赵树理》假模假式，不是说它胡编乱造，而是说它呈现了温情脉脉的真实却回避了残酷复杂的真实。这种真实是被创作理念过滤了的真实，是让二老（老百姓和老干部）满意的真实，却远远没有达到现实主义所要求的真实境界，因此它就必然流于虚假。从某种意义上说，赵树理也算是鲁迅的传人。老赵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所以才有了“问题小说”。如果有什么“赵树理精神”的话，这就是。然而，《赵树理》里的编导们却把赵树理的精气神儿丢到了爪哇国，如此打造赵树理，说轻点是懒惰（或者也许是迫于某种压力？），说重点依然是鲁迅先生所谓的瞒和骗。

至于李雪健演的那个赵树理，不说也罢。在如此轻飘的创作理念下，李雪健的表演很难有多大出息。所以，我怎么看都有点像宋大成、宋江和焦裕禄，就是不像赵树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