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话：有我之学与无我之学

有我之学与无我之学

○　郭德茂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提出词的“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指出，“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他还举例，“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可堪春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有我之境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一‘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无我之境也。王国维论词的“有我之境”，是指词人将主观情感色彩鲜明地投射到所描写的客观景物之中，情景相生。而“无我之境”，是指词人将情感消融在景物之中，不著痕迹。所以二者一动一静，一主观，一客观；一壮美，一优美。但是正如王国维所说，“一切景语皆情语”，无我之境不是无情之境，只是感情比较曲折隐晦罢了。二者之间，王国维更欣赏词的无我之境。

把这种思想方法移植到学术研究方面，我们会发现，做学问，写论文，同样也有两种路数，即有我之学与无我之学。有我之学，将个人的思想、感情投入到对研究对象的揭示传达之中，所谓“理解的同情”，以心印心，以心写心。研究者与研究对象同构共振，历史与现实遥相呼应，既是起研究客体于再生，也是表研究主体之心性。这种方法，适宜于研究人与事，而且其文章往往“好看”，具有“可读性”。无我之学，摒弃主观，一介不予，以纯客观的态度观照、研究对象，以“显微镜”揭示其“科学”性质。这种文章不是容易做得好的，它其实更适合于研究物与时。无我之学也未必能做到纯客观，因为研究者本身是有感情有立场的。这两种方法各有所长，各有价值，并无轩轾高下，而采取哪一种方法与研究者的性格、师承、学养、趣味等相关联。相比之下，我个人更偏爱有我之学。有我之学除学养之外，更要兼具才情；如果说无我之学是工具理性的、科学的、“忘我”且“献身于学术”的，那么有我之学则是人文的，有更多性情、文化味、烟火色，更多现实人生的活力，此在豪杰之士能自树立耳。王国维是大家，两手都过硬。他的《殷墟卜辞中所见地名考》、《鬼方昆夷猃验狁考》、《殷代制度论》等是无我之学，而他的《人间词话》、《红楼梦评论》等则是有我之学，融入了他的生命认知和体验。

这又让我想到了汉代的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古文经学其实就是讲究无我之学，实事求是，返璞归真，追求原典，回到“本事”。马融、许慎就是如此。今文经学则是讲究有我之学，博古通今，微言大义，以古证今，承前“启后”。董仲舒最为突出。学问之路大的分野恐怕就是这两种途径。

那么，有没有第三条路线呢?有的，那就是中间路线。清代桐城派方苞、姚鼐、刘大櫆提出桐城“义法”，即“义理、考据、辞章”。论者多言及其写作文法，但桐城义法中也包含着研究的方向和方法，这就是把有我和无我结合起来，重视义理的“崇尚”，以义理为首要，也重视考据的“真实”，同时兼顾辞章的“美丽”。姚鼐的《述庵文钞序》就讲“是三者，苟善用之，则皆足以相济”。他还在其他文章里讲到，“以考证助文章之境，正在佳处”。尽管桐城派的文章、格局、所达境界的高下，见仁见智可加褒贬，但是他们的向往和追求还是有道理的。前面说到汉代，汉代的郑玄就是既通今文经学，又通古文经学，从而成为汉代学术的执牛耳者。晚清的王国维不也是这样的大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