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象：咖啡馆：上海20世纪初的现代性想象空间

咖啡馆：上海20世纪初的现代性想象空间

○　王琼王军珂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的上海，是一个新旧并存、多元异质的转型期社会。上海开埠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已成为中国首屈一指的工商大埠。新兴的工商企业迅速发展，市政建设、公用事业和文化娱乐等与时俱进并各具特色，形成诸多新兴的社会领域与发展取向，社会的重新分化与整合使新的阶级、阶层成为社会不断变革的动力。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政治中心南移，上海更处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中心区域，于是物质性、实用型、商品经济律和政治斗争色彩构成了上海文化繁复多变的特征。再加上租界洋场的影响，思想风气的开放，上海一度出现教育、新闻、出版、文化娱乐事业的畸形繁荣。尤其是华界与租界相对独立而又彼此异质的文化、意识、制度、法律及政权范围，使各套社会控制机制的扩展都受到了局限，相互之间造成的间隙和断裂为各种革命运动以及文化活动的生长提供了安全的想象和活动空间。

在国民党反动派白色恐怖极端严重的岁月里，“左联”的筹备会议，以及文艺界的有些秘密会议，地点几乎都固定在“公啡咖啡店”的二楼一间可容十二三人的小房间里。据夏衍先生回忆，1929年月10月中旬，在公啡咖啡店的二楼，由党组织召开了“左联”第一次筹备会议，鲁迅先生也出席了。[1]1930年2月16日，党组织又在这里召开了筹备会议，即“上海新文学运动者底讨论会”。是日，《鲁迅日记》载：“午后同柔石、雪峰出街饮咖啡”，就是指到公啡咖啡店去参加“左联”的最后一次筹备会。据郑伯奇回忆：“公啡咖啡馆是外国人开的，因为这个地方一般中国人是不去的，外国人对喝咖啡的人又不大注意，开会比较安全。”[2]因此，不仅“左联”筹备会多次在公啡咖啡店召开，而且其他左翼文化团体也在这里召开会议。如“1929年秋，夏衍同志代表上级召开左翼剧联党团的会也在这里召开的。”[3]
在此，位于租界内的咖啡馆空间为革命者提供了某种“感觉结构”，而在这一“感觉结构”中，革命者找到的很可能是某种归宿感、安全感甚至是一种存在的自在和认同，并以此对抗着权力中心的控制和压迫。而这种认同感的背后，是对咖啡馆所表征的西方现代文明的想象与诉求。咖啡店作为一种公共空间，曾被宣称为法国大革命最具影响力的场所之一，因为这场革命的许多重大事件都是在咖啡店里策划或发生的。[4]人们可以轻松地在这里交换主张，知识分子在这里可以集体参与改进社会及人类文明的谋划。位于租界内的咖啡馆，模拟了一种关于现代的中产阶级公共领域的想象，这恰恰与“五四”以后左翼知识分子现代化的热望不谋而合，在进入这种模拟想象的时候，作为被殖民国家的经验和这种公共领域所内含的等级秩序与权力关系都被淡化乃至遮蔽。

曾留学法国的自由主义海派文人张若谷，在其著作《咖啡》一文中，把咖啡馆作为现代都会生活的象征。他借日本人的语气感喟十里洋场的大上海没有一家中国人开的文艺咖啡馆，视文艺咖啡馆为“现代都会生活方面应有的一种设备”。[5]他推崇的是上海霞飞路俄国人开设的巴尔干咖啡店，他自己与田汉、傅彦长、朱应鹏等人在那里一边喝咖啡一边说说笑笑，“从‘片莱希基’谈到文学艺术、时事、要人、民族、世界……”。[6]海派与左翼文人借助咖啡馆分享了共同的都市语境，对现代西方大都市生活的向往是他们对现代化想象的具体而真实的投射。所以，张若谷认为，到咖啡店里的乐趣有三：一是刺激品，以逃避都市生活的压力，并给文艺家以创作灵感；二是座谈，作为都市公共领域让人们交流思想与智慧；三是咖啡店的侍女可以使都市的人们得到异性方面的情感满足。这种想象的中产阶级生活，消费的是物质咖啡的刺激作用，享受的是咖啡馆作为交流场所的现代消费文化，渴望的是视觉以及性的想象性满足。这使得张若谷笔下的文艺咖啡馆带上了一层都市的消费色彩，即从物质到文化到性的中产阶级生活消费。“到咖啡店里去喝杯吧”，[7]在那里可以象征性地暂时抛开自己的阶级出身和家庭背景，由消费来重新标识自己所渴望的中产阶级身份和权力，从而在对咖啡文化的想象性中完成现代自我的建构与认同。

位于帝国中心的欧洲的咖啡馆并无浪漫色彩，只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即使没有钱，也可以去咖啡馆写作。海明威二战后就在巴黎旅居，整日泡在左岸的咖啡馆里写作、聊天，留下了许多关于巴黎的文字。海明威晚年写了本薄薄的散文集《流动的圣节》（A Moveable Feast），就记录了他在巴黎这段清苦、爱和创作的日子，还有与乔伊斯、费茨菲尔德等知名作家和巴黎人的交往。而在帝国文化中心与边陲的置换中，上海的咖啡馆则产生出了新的意义。

如前所述，在上海，咖啡馆是展现现代都市文明的重要场所，它代表着中产阶级的文化想象。为了实践中产阶级的文化理想，《申报》副刊《艺术界》开办了“咖啡座”栏目。1928年8月8日，“咖啡座”栏目刊登了一则题为《上海咖啡》的广告。广告上说：“发现了我们所理想的乐园……在哪里遇见了我们今日文艺界上的名人龚冰庐、鲁迅、郁达夫等，并且认识了孟超、潘汉年、叶灵凤等，他们有的在那里高谈着他们的主张，有的在那里默默沉思……”，[8]而这家咖啡馆就是位于神秘之街的北四川路上的“上海咖啡”。鲁迅与郁达夫等左翼知识分子都被纳入他们的消费文化的想象机制，进入咖啡馆似乎就与革命名人们分享了共同的文化空间，也似乎获得了某种现代品味和身份。这则广告中还声称“提倡革命文艺的冯乃超先生……也曾好几回想到要开个咖啡店，但是终于没有成功”。[9]“革命”在这里似乎已经失去了原有的激进含意，转化为强大的消费逻辑的符码。或者可以说，二三十年代的上海作为消费主义的策源地，强大的消费逻辑妄想把反消费主义的革命也变成文化商品。

在这一点上，鲁迅和郁达夫相当敏锐。郁达夫在《革命广告》一文中说自己和鲁迅是不去革命咖啡馆的，“宁可在茶馆里坐坐，能够听到许多社会的琐事和下层职业的情况”。[10]鲁迅在这则文章后的附记中也说，没有去这样的无产阶级咖啡店，一是因为自己不喝咖啡，喜欢喝绿茶。而且“要抄‘小说旧闻’之类，无暇享受这样乐园的清福”。[11]更重要的是自己不敢也不能去，因为不够年轻貌美也不够“前线”。虽然当时鲁迅跟创造社、太阳社的革命作家们尚有隔阂，但是鲁迅和郁达夫都意识到了革命咖啡馆中咖啡背后隐含的现代消费理念。这和新的生活休闲方式密切相关，如新的工作制度（闲暇）、新的流行时尚（年轻貌美和“前线”）等。他们的回应，显示了对消费主义的警觉和批判。一年以后，鲁迅因为参加左联的筹备会议，登上了公啡咖啡馆的二楼，以后也常常在咖啡馆和文学青年交谈。但是鲁迅在咖啡馆中从来不喝咖啡，坚持喝中国茶。[12]鲁迅对待咖啡馆的矛盾心态可以映射出知识分子对待传统的双重态度：一方面向往现代文明，在咖啡馆中可以找到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对抗的现代革命想象；而另一方面又对西方现代文明有一种来自传统的抵制，抵制其背后强大的消费逻辑与权力关系，从而在某种意义上固守着传统文化身份的认同，比如鲁迅一直在咖啡馆中喝着与中国传统文化联系紧密的绿茶。

咖啡馆天然与密谋者有关，咖啡馆在欧洲是普通的日常化的空间，也是早期资本主义的公共空间，所以资产阶级革命会在咖啡馆中酝酿策划。随着中国咖啡馆文化的发展，咖啡馆在与中国本土文化互动的过程中，起初所承担的一部分革命公共空间的浪漫叙事的功能发生了改变。“革命”咖啡馆则更多地具有了讽刺意义。革命与咖啡馆慢慢地失去了正当性的联系，咖啡馆渐渐成为了不再合适“革命”的场所。所以，像鲁迅一样“固执”地在咖啡馆中喝中国茶的知识分子少之又少，大多知识分子还是被咖啡馆中的视觉消费与现代想象所捕获。

咖啡馆利用女性来招揽顾客，女性也成为知识分子顾客想象现代文明的工具。她们，作为一个特殊的消费对象，已经进入知识分子关于都市文明想象的场域。田汉发起创办南国书店并附一精美的咖啡店，“……训练懂文学趣味的女侍，使顾客既得好书，复得清谈小饮之乐……”，[13]这意味着女性没有一定艺术文化的品味和修养是不能走进咖啡馆的，女性在这里承载的不仅是欲望的消费，还有现代西方区分等级的文化消费。咖啡馆中的侍女在都市中是一个不移动的能指，移动的是不同顾客的大都会欲望。她们孤立而静止地处于被看的位置，被动地接受来自流动人群的要求与审视、安排和捉弄。在田汉的《咖啡店之一夜》里，主角就是女侍白秋英。白秋英的父亲去世后，她到上海来寻找青梅竹马的恋人，为维持生计而当起女侍来。到了最后，她久候的情人终于出场，但却是带着新女友来到咖啡店。[14]咖啡店被作为安排白秋英悲惨命运的一个重要场所。她的恋人来到大都市上海，来到了象征西方文明的咖啡店里，却背叛了自己的初衷，选择了与都市文明相容的都市女性。是咖啡馆让白秋英得以生存，也是咖啡馆把她的命运推向绝望。这样一个始乱终弃的传统故事，只是上演地点移到了咖啡店，并涂抹上了现代色彩，融入了知识分子对现代恋爱方式的想象。张若谷的另一短篇小说《俄国复兴馆》，详细描写了咖啡店里四名顾客的谈话。张若谷设置三名不良青年簇拥着钟小姐，听她夸谈巴黎的经验，特别是她与咖啡文化的联系。[15]明显地，男士们欲望着钟小姐及她所象征的巴黎生活。男性似乎通过“征服”女性获得了某种身份认同和现代认同。显然，在性的幻想中，还包含了身份置换的政治无意识。在温梓川的《咖啡店的侍女》一诗中，侍女的眼波、忧愁、纤手都被“我”的欲望无端地摄入了咖啡，而最终的结果却是使“我”消沉已久的心情涌起了波浪。[16]男性的脆弱与尊严需要通过更加弱势的侍女们去拯救和挽回。侍女的形象是在“我”的目光的凝视下完成的，并且随时准备接受“我”的欲望的投射。女性，在咖啡文化的意识形态里，永远都是承载男性欲望和置换现代焦虑的“他者”。

这些咖啡馆的顾客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侍女，还有移动在街道空间里的人群。在张若谷的《忒珈钦谷》一文中，作者这样写道：“坐在那里真觉得有趣得很，一只小方正行的桌子，上面摊着一方细小平贴的白布，一只小瓷窑瓶，插了两三支鲜艳馥香的花卉，从银制的器皿上的光彩中，隐约映现出旁座男女的玉容绰影，窗外走过三五成群的青年男女，一队队在水门汀街沿上走过，这是每夜黄昏在霞飞路上常可看见的散步者，在上海就只有这一条马路上，夹道绿树荫里，有各种中上流的伴侣们，朋友们，家族们，他们中间有法国人、俄国人，也有不少的中国人，男的不戴帽子，女的也披着散乱的秀发，在这附近一带徘徊散步。”[17]这完全是作者想象中的西方大都市生活的物理镜像。现代奢华的内在休闲空间和街道上来往不息的“被看”的各国“漫游者”，从内到外地绘出了一幅大上海的都市地图。但是这幅地图并不完整，在这幅地图里，“听不见车马的喧嚣，小贩的叫喊，又呼吸不到尘埃臭气，只有细微的风扇旋舞声，金属匙叉偶触磁杯的震声与一二句从楼上送下的钢琴乐音……”。[18]贫穷与苦难在这个现代想象中似乎找不到自己的位置而成为“禁言之物”。作者沉浸在自己编织的现代都会图景中，“我一个人沉静地坐在这座要道口的咖啡店窗里，顾盼路上的都会男女，心灵上很觉得有无上的趣味快感……”。[19]这种叙事为我们提供的，正是一种资产阶级化的“都市想象空间”。这一高雅的叙事空间不仅割断了与现实社会和世俗人群的联系，还“被当成是‘自然的’，而非社会生成的”。[20]

咖啡馆以自己特有的异域文化特征，成为中国知识分子描绘现代民族国家蓝图时的符号化象征空间。这一空间和新的社会关系也许生成过互动的图景，但是，在以咖啡馆为凭借之一的现代规划中，过于强大的消费文化用一种看不见的权力之手把一切都编织进了自己的逻辑网络。咖啡馆的消费性，决定了它的反抗意味的短暂与暧昧。随着咖啡馆文化的发展，咖啡馆的消费本质越来越浓烈，有的咖啡馆为招揽顾客，内设了各种新事物。比如沙利文糖果店，内设有按摩电椅；[21]纽约咖啡店，内设有抽奖机等等。[22]

直至今天，咖啡馆作为现代都市重要的休闲场所，也仍然是都市文化书写中中产者角色的表演空间和身份标记，一些依然不同时俗的故事在这里开始又结束：成功与失败，等待与绝望，独语与交谈，清醒与迷醉，游荡或徘徊……

[1]夏衍《懒寻旧梦录》第146页、147页，北京：三联书店，1985
[2]摘自2000年3月第49期的《绿土》第二版“现代文化名人在虹口”之《“左联”与虹口——纪念“左联”成立70周年》。作者是周国伟、史伯英。此引用来源于周国伟、史伯英1979年访问郑伯奇谈话记录。
[3]《新文学史料》1981年第3期第291页
[4]W. Scott Haine， The World of the Paris Café: Sociability among the French Working Class， 1789-1914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6) 7.
[5][6][7]张若谷《咖啡》，《申报》副刊《艺术界》，1927年11月4日
[8][9]慎之《上海咖啡》，《艺术界•咖啡座》，1928年8月8日
[10][11]郁达夫，鲁迅附记，《革命广告》，《语丝》第四卷第33期第44—48页
[12]陈明远《老上海的公啡》
http://ishanghai.online.sh.cn/gb/content/2003-01/06/content_492853.htm
[13]《南国书店附咖啡店招股》，《艺术界•咖啡座》，1928年8月11日；张若谷《从郁达夫说到咖啡店一女侍》，《申报》副刊《艺术界》1928年8月12日
[14]田汉《咖啡店之一夜》，1924年发表，重印于《田汉全集》第一卷，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2000，第99－128页
[15]张若谷《俄国复兴馆》，载《战争•饮食•男女》，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3，重印于陈子善编《夜上海》，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3，217–220，及许道明、冯金牛编《张若谷集：异国情调》，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6，第36—39页
[16]温梓川《咖啡店的侍女》，上海：世界文艺书社，1930，第6—7页
[17][18][19]张若谷•《忒珈钦谷》，载《申报》副刊《艺术界》，1928年8月11日，重印于许道明、冯金牛编《张若谷集：异国情调》，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6，第12－15页
[20]里兹•庞蒂《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和地理学——女性的空间？》，包亚明主编，《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第318页，2001
[21][22]罗汉《都会交响曲》（五），《申报本埠增刊》，1929年4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