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1982年：从冬到夏

1982年：从冬到夏

○　丁东

回忆1982年的夏天，并特别说明是那年的6月到8月。当时我没有写日记，想不起那三个月有什么特别的事情。但1982年5月却是我忘不了的。因为这个月是我重新上班的日子。

我是山西大学历史系77级学生。这一届学生应当在1982年1月毕业分配工作，而我却推迟了四个月。如果放在今天，大学毕业生推迟四个月就业一点也不值得大惊小怪，但在当时，却是一桩极不正常的事情。

当时的大学毕业生，全部是由国家分配工作的。具体的办法是，政府的人事部门决定所有毕业生将要分配的单位以后，由校和系两级干部组成毕业生分配机构，落实每一个毕业生的单位。单位的好坏自然千差万别。多数人都想留大城市，进大机关、大学或研究机构，而不愿意到工厂和基层工作。为了争取一个好单位，同窗四载的同学使尽浑身解数，争得不亦乐乎。本来，在这场既伤感情、又失人格的生存竞争中，我可以置身事外。因为我是带工资上大学的学生，入学以前已经在山西省委政策研究室工作六年，按规定，毕业时可以回原单位工作。原单位也给了山西大学历史系一个名额。

然而，1982年的1月，临到分配的前夜，我却得到一个消息，我回不了原单位工作了，而被分到了某个企业。理由是我有政治问题，不能进要害部门工作。

我不愿意俯首帖耳地接受这个结果，于是，回原单位找领导问明情况。他们告诉我，学校说我参与了编非法刊物《视野》。

我的确参与了《视野》的工作。入校不久，我就当了校学生会委员。当时，校学生会办了两个油印报刊，一个是哲学系77级同学贾秀文主编的《视野》，一个是历史系78级同学史福祯主编的《学生报》。他们两人都是校学生会委员，又都是我的朋友。无论从学生会工作角度，还是从友情角度，我支持他们都是顺理成章的事。

《学生报》以校内新闻为主，侧重维护学生权益。《视野》以学术探讨为主，思想比较开放，当时涉及了异化的讨论。邓小平发表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以后，下面马上有人寻找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表现，在这样的背景下，《视野》有文章被某内参点了名。上级对《视野》有了看法，山西大学的领导颇为惊慌。《视野》明明是学生会主办的合法刊物，办的时候不但通过了领导学生会的校团委，而且使用了学校的经费。这时候，校方的那些官员为了保自己，就不敢承认这些事实了。他们向上汇报说，《视野》是打着合法外衣的非法刊物。其实，这个说法很牵强，合法外衣能随便披得上么？但他们怎么向上汇报，当事的学生是不知道的。一个直接的后果就是，《视野》的主办人在毕业分配时遇到了麻烦。

首先倒霉的是主编贾秀文。他是学生会学习部部长，为了给同学创造一个园地，牺牲自己的课余时间办刊物，毕业时却剥夺了他分配工作的资格。当时担任团中央书记的陈昊苏来山西检查工作，专门为贾秀文说话，都解决不了问题。拖了两年以后，才把他弄到吕梁山区一个小县城里上了班。贾秀文毕业前已经结婚，妻子孩子都在太原，却硬把他赶出太原，与家人分居两地。直到80年代中期，才调回太原市。后来只好下海，从事他并不擅长的商业活动。他本来思想敏锐，文思泉涌，硬是被生活的磨难阻塞了思路。如果不是这些磨难，不知他该写出多少本书了！

我在《视野》发表的几篇小文章本来不在点名之列，上级也没有取消我毕业分配的资格。但把持学校毕业分配的一些干部出于派性，对在山西大学中文系教书的我的妻子有看法，于是私下商量，无论如何不能让丁东进入要害机关。这样，就以我与《视野》有牵连为口实，想要剥夺我回原单位工作的权利。

还好，我原来单位的领导张长珍是一位政策水平很高的人，不久以后，在机构改革中他即升任山西省委常委。当时他听取了我的申诉，立即要求山西大学重新核实情况。山西大学那些想整我的人当然不愿意承认自己不对，于是开始踢皮球。从一月拖到二月，三月拖到四月，直到五月，实在拖不下去了，才出具我没有参与非法刊物的证明，使我得以回原单位上班。

最近几年，读了一些关于当年北大清华的书，那时，对于教授和学校来说，保护学生都是天经地义的责任。蔡元培的故事就不用再讲了。30年代，并不亲共的教授冯友兰，见到当局要抓革命学生姚依林，也给他提供藏身之地。可我所经历的80年代初的山西大学却不是这样。上头一有风吹草动，校方就拿学生和学生刊物祭刀。所以，说1981年的山西大学还比不上1918年的北京大学，一点儿也不为过。这所成立于1902年的国内第三所国立大学，如今在国内的位次到了五十名以外。不能维护起码的学术自由的大学，走下坡路是必然的。

退一步说，就算学生刊物发表了有缺点的文章，以此为由来刁难学生的毕业和就业也是一件很荒唐的事。中国自一个世纪前诞生现代大学以来，同时就形成了学生办刊物的传统。出版自由本来就是现代国家的基本的公民权利之一。对于大学生来说，行使这一权利更有其特殊的意义。中外许多著名的作家、学者和新闻记者，就是在读书期间办学生刊物小试锋芒，而后登堂入室的。1957年从学生刊物中抓右派的作法，在整个20世纪人类历史上都是笑柄。这个教训本来已经够惨痛的了，莫非到了80年代还要重蹈覆辙么？现在想起来，我的毕业分配遇到麻烦以后，最终总算有惊无险，安全着陆，除了原单位领导的开明，更重要的是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的风气还在，让我冤有伸处，理有说处。如果放在1957年的夏天，我很可能成为一场文字狱里的一个冤鬼。

李锐老有两句诗：“文章自古多奇狱，思想从来要自由。”到今天，也不能说这两句诗已经完全成为历史。这些年我研究民间思想，整理出版遇罗克、王申酉等思想烈士的遗著，曾有记者问我怎么想起要做这些事，1982年从冬到夏的经历，也可以算是我的心理动力之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