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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底层、小资与小说
○ 傅 翔 一、生活的贫乏与担当的丧失
如果要问什么是当前小说最薄弱的环节的话，我会毫不犹豫地说是“现实与生活”。这也就是说，如今的小说家根本不知道自己要写什么，要讲什么样的故事，他们的生活是单一而贫乏的，他们反映的生活是无聊而乏味的。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大多数小说家几乎都沦落为一个天天开会的作家，都来自于清一色的毫无创意的城市，城市生活的极大雷同与想象力的苍白构成了当前小说的共同面貌。没有激情，没有理想，更没有深刻的精神指向，小说所表达的只在于一个道听途说的事件，一次无关痛痒的艳遇，一种无聊情感的宣泄……总之，就是缺少了对现实深入的研究与发现，缺少了敏锐的眼睛与善感的心灵，缺少了作为作家应该有的责任与良知。所到之处都是文人圈子，所出示的都是“小资情调”，这就是当前小说家面临的最大问题与挑战。 在这样一个物欲横流的时代里，物质主义的影响甚嚣其上，小说家也几乎毫不例外地被物质的欲望蒙住双眼。他们关心自己的感受甚于任何人，关心自己的享受超过任何理想。他们写的是自己无聊与苦闷生活的自传，是无病呻吟的贵族式发迹史的痛苦。这种苦闷与无聊却往往成为他们心中的精神指向，并以此为可与卡夫卡、博尔赫斯相提并论的精神背景，这真是一种极无知可笑的讽刺。 在这样一个时代，小说家的生活是有缺陷的，他们都只关心自己活得牛不牛，巴不得早点闯入上流社会的交际圈，因此他们的眼中就只有豪宅与别墅，只有宝马与奔驰，只有名利场。他们都巴不得把自己变为“宠物狗”，被人们宠着，炫耀着，从而出示他们的名贵及与众不同。他们已经习惯于高高在上的生活，也习惯于“小资情调”的享受，他们的时间是不会为沉重与苦难停留的，当然也就更不会为悲伤与眼泪出示良心的不安。他们已经习惯于秀场的表演，习惯于电视媒体上的支票，他们匆匆而过，付出的同时却不忘自己的名利双收。这就是如今的名人、明星，如今的作家。 我不止一次地注意到，如今的名人作家在面对一个陌生的来访者的时候，几乎无一例外地打量着来访者是否有钱或有名，是否能够给自己带来利益与好处。而在公众场合与媒体更是不会轻易谈到另一个作家，除非是哥们或对自己有利，而大多是在谈自己，谈自己如何地杰出，如何地伟大。听着真是令人恶心！我真不知道如今的人们怎么会变得这么厚颜无耻？这种人就是我们的作家，是我们的精神导师，是我国的名片？ 悲哀就是这样，当你以为会有希望的时候，希望却被这些名不符实的人彻底铲除了。他们所关注的根本就不是文学，而是名利。他们就像老于世故的生意人，他们计较的是自己的话会不会扩大别人的知名度，会不会因此得罪某个人，会不会对自己有利……他们谈的是经营文学的成本与利润，而不是文学本身，更不是文学的精神。这样的人与这样的人把持的文学会有希望吗？我想这根本就不用回答。 当前的小说最致命的恰恰就是这种现象带来的严重后果，小说家都在赚钱，都在兜售自己的名声。他们都很会生活，也很懂得生活，但就是写不出真正有力的作品，写不出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以及现实生活背后的实质与精神。从当前一大批活跃的优秀小说家看来，他们都面临着一个同样无法回避的问题，那就是如何克服生活的缺乏与小说对现实反映的相对薄弱的问题。而即使是很有成就的许多作家，如何更好地找到书写现实的着力点，更深刻地揭示出时代与生活的本质与内涵，这也还是一项重要而不可或缺的功课。 巴尔扎克说过，“既然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那么，要成为真正的小说家，就必须对社会生活进行调查”。我们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我国的经济还是以农业为主的经济，我国农村人口也远远大于城市人口。从地图来看，除了有限的几个城市圆圈外，广大的中国版图都是农村的土地，那里生活着无数为了生存辛勤耕作的人们。他们日复一日地面朝黄土背朝天，有的甚至还处在艰难的困境中。可这样的事实在我们作家身上却非常暧昧，许多作家根本就不了解这最基本的国情与现实，他们处身于灯红酒绿的都市，躲在书斋，听着名曲，养着名犬，出门就是名车，就是豪华宾馆与酒店，到处洋溢着一股浓浓的比富心态，巴不得成为别人眼中的贵族，巴不得与农村、农民断了根源。我想，鲁迅、老舍、沈从文等也都是在都市生活的人，那时的上海滩与北平也并非就不繁华，可他们都在写农村，写农民。一个祥林嫂，—个阿Q，—个闰土，一个骆驼祥子，一个翠翠，他们所涵盖的又何尝不是当时社会现实的本质，揭示的何尝不是现实最为尖锐的问题。他们的同情心，他们对底层人民的关注又是何时从我们手中丧失的呢? 毋庸置疑，我们丧失的绝不仅仅是“五四”时期以来的传统，而是中国几千年来的优秀文化总结。当我们忽视了中国文学“文以载道”的优良传统时，我们失去的正是做人的良知的责任。现代作家那种对国家民族与人民命运的深切忧患，对底层人民那种真切的同情与关怀，到如今却是杳无踪迹，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极大的悲哀。当我们的作家没有了责任感，没有了忧患意识，对这个民族没有了担当，那是一种何等可悲的局面啊!我们真的不要忘记，我们现有的城市历史不过才十几二十年，我们脱掉“农皮”也不过才几天，我们又有什么资格忘本，把自己过得像个“小资”，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呢？ 确实，我们到底应该面对什么?我们应该用什么态度来面对现实?这都是我们迫切需要解决的。我们不该忘记，对现实缺乏分析，与现实严重的脱节，都不会有深刻的作品。显然我国新时期以来也涌现出不少反映现实的优秀之作，它们在概括时代与现实特征方面都有自己独到的发现与理解，但是，也还不能说它们对现实的理解就已经非常准确与到位。实际上，它们对当下生活与现实的观察往往都有某种程度的隔膜感，严重的甚至是不准确。特别是在最近—批小说家身上，这种问题更是暴露无遗。 这种问题的显露是很明显的，从技巧来看，那就是小说在语言、故事、人物与结构上都存在致命的局限：语言干枯，不鲜活；人物苍白，平面；故事乏味，不忍卒读；结构松散，没有整体感。过去小说家都有努力向民间学习的传统，以求掌握他们那无比鲜活的语言，如鲁迅小说的语言，那可真是简洁有力，往往三言两语就活脱脱地把一个人物展现在我们眼前；再如老舍，对京城百姓语言的深入也堪称大师；赵树理自然也不必说，一个个鲜活的农村人物就是最好的证明。可见，我们实际上并没有继承好这一优秀的民间资源，当我们离民间的现实与生活越来越远时，我们留下的是一种无力深入现实的尴尬。 所以，我并不认为我们的小说家在语言上最欠缺的是叙事、修辞与达意，而是在人物的语言即对话上出现了问题。说到底，就是对话的锻炼不过关，特别是在长篇小说的创作中，中国作家大都没有过这一关。即使是最优秀的一批作家，如贾平凹、北村、余华等，实际上都或多或少地存在这方面的问题。中国作家大都没有经过戏剧的修炼，对对话的重要性与难度都缺乏深刻的了解。他们的对话也都是作家自己在说话，是他的话，而不是人物在说话，说的也大都是废话，无关紧要的话，不能推动故事与情节的发展，也看不出人物的性格。这点显然与西方作家有很大的不同，西方作家大都经由戏剧而出，从小也都经受话剧的熏陶与营养，知道对话对塑造人物的重要性，也知道在对话中推动故事的发展。中国的长篇小说普遍不行，我想与这一点是密切相关的。就以高行健来说，不管别人怎么看，我认为他至少在对话上是过关的，而这与他的戏剧锻炼又是分不开的。这几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为什么总不忘剧作家，如今年的品特又是，这不能不说明些问题。 为什么我们的小说会没有人物呢?为什么我们的小说无法让我们读下去，让我们觉得没有故事呢?为什么长篇小说的结构总是前紧后松，下气不接上气呢?我想这都是有深刻的根源的，表面上看自然是不够重视技法，是技艺的修炼太过欠缺，而实质则在于不熟悉生活，不了解小说中的人物，对人物没有热爱，没有同情悲悯之心，小说因此没有内容，没有内在的心灵的力量。正是因为缺少心灵与精神的力量，我们可以轻易地找出它们技巧的缺欠。中国作家历来太拘泥于形式与技巧，把写作等同于作文，喜欢写一篇美文，妙文，就是写不出关乎心灵与本质的东西。我认为，这种症状正是缘于作家本身对现实感知的一种麻木，是作家对现实缺乏分析，对现实缺乏关怀，不了解现实的真实状况，而在背后则是一种力不从心与浮躁的心态，是一种精神的失守。
二、现实的隔膜与精神的失守
对自己的民族与国家丧失了最基本的了解与深入的分析，对自己的人民丧失了最起码的同情与担当，这是当下中国作家创作乏力的普遍症结所在。我们的作家到底对我国的国情了解多少?而什么才是我们现实中存在的最根本的问题?哪里才是当前矛盾与苦难最集中与最突出的区域?关于这一切，我们的作家有一大部分是相当陌生与不了解的。说到底，我们对于八亿农民的生活是隔绝的，我们对于底层人们的苦难是漠然的，农民、农村、农业与我们更是相距甚远。当我们急急忙忙逃离了农村的时候，一切实际上就已远去了。 虽然许多作家都不愿意承认自己对农村农民的不了解，都说自己从小就在农村长在，但我却肯定地说，这种只存在于记忆中的农村农民形象是一种更大的危险，它的危险性甚至比根本不了解农村大得多。因为这种人根本就不认为自己不了解农村，他们都以为自己是最了解农村与农民苦难的人。所以，当某种农村农民的现实出现在他面前时，他却往往因为记忆的距离丧失最起码的判断力。应该清楚地认识到的是，现实是在时间的推移中不断前进与改变的，没有一成不变的现实，更没有永不消逝的记忆。当你以为自己还非常了解农村与农民的时候，一切却已面目全非了。 以我的经验而言，虽然我也来自贫困的农村农民家庭，离开农村也不过才几年，但我得坦言我对农衬农民的现状已相当陌生，这点就是在我每次回到老家时都会有这种极强烈的感觉。因为当一个人离开农田的劳作多年之后(因为大学与工作)，当他没有真正深入农村农民的苦难之中(实际上也不可能深入，因为还小，不可能真正承担起农民的家庭重担，大了的时候实际上又都离开了)，他对这一切的理解都是相当表面的。农村到底意味着什么?农民的生活到底怎样?我想只有真正长期呆在农村的人才会知道。 从当下的绝大多数的小说看来，中国小说家对于农村农民的现实已经非常陌生，他们笔下的农村农民生活与现实是有一定的距离的。如《许三观卖血记》中的许三观，如《老木的琴》中的老木，就有些偏离农民的真实形象。许三观说话像诗人，老木做事像艺术家，他们的生活都被抽空了，只剩下一些想象的重复的细节。也就是说，他们的形象更像是作家头脑中的那个人，而不是生活中的那一个。而事实也是如此，余华不可能熟知卖血人的生活，北村也不了解一个农民的真实想法。这两个形象并没有充分调动他们对于农民的记忆，他们的艺术想象力并未得到充分的打开，他们的生命因此未能完全融合到主人公的生命之中。值得注意的是，这两部小说都是当前相当出色的小说家精心打造的较为优秀的反映现实的力作，他们也毫不例外地来自农村，可从小说看来，我们却要怀疑北村与余华对农村现实的熟悉程度与把握能力。对于农民的形象，他们是否还停留在记忆与想象的层面？ 不否认，我们对于农民的理解更多就是这种停留在记忆中的形象，而对于当下的农村与农民生活是不敢深入的。《白鹿原》、《尘埃落定》、《浮躁》、《古船》、《活着》《丰乳肥臀》、《玉米》、《水乳大地》等无不都是反映过去某一段现实的优秀之作，它们也都聪明地抓住了过去的某一段生活，应该说，在这点上它们都是成功的，可要说它们对我们每个人构成了什么影响，或说它们对我们的现实产生了什么冲击，那可真是为难得很。说到底，我们小说在现实的理解上还是不够完整的，特别是在当下的现实面前，我们更多的是无力深入的缺憾，我们的生活也更多停留在某个阶段，而无法介入当下的现实。 在印象中，我们也曾有过许多写农村农民的高手，特别是如“五四”与建国初期的那一批作家，如鲁迅、茅盾、巴金、老舍、曹禺、沈从文、赵树理、孙犁等，如《暴风骤雨》、《山乡巨变》等，他们对于农村与农民的书写就极其自然与随意，因为他们不仅熟悉那种生活，而且也有深刻的理解与同情。鲁迅对阿Q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赵树理甚至更乐意放下手中的笔，而去做一个真正的农民。如此深厚的情感，如此深切的热爱，如今又有几个作家坚守呢?正是从这意义上说，他们笔下的人物才是真正的文学形象，才是真正来自于农村的。也只有这样，他们的书写才是准确的、可信的。 在此，我忍不住要提到赛珍珠这个人，相对于中国一人批小说家而言，她却更值得我们的敬仰与尊重，因为她对中国农村与农民问题的关注，因为她对中国农民的深切情感：理解、热爱与同情。她的小说《大地三部曲》也正是“因其对中国农民生活丰富而真实的史诗般描写”荣获了193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赛珍珠并不像许多人想象的那样不了解中国，恰恰相反，她自襁褓中被父母带到中国，前后在中国生活了39个年头。除了在许多不同的学校任教外，她丈夫就是一个农学家，而她自身更是积极地投身于农民的家庭中，与他们朝夕相处，了解他们的苦难与艰辛。正如她所说：“我已经学会了热爱那里的农民。他们如此勇敢，如此勤劳，如此乐观而不依赖别人的帮助。长期以来我就决定为他们讲话……”(转引自《告语人民》序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以下引用赛珍珠的话同此) 正是这种深沉的情感与务实的精神，赛珍珠一生都积极从事于与中国农民息息相关的事业。她担任联合援华会主席，积极为中国抗日斗争筹集了巨额款项，同时，又对晏阳初的平民教育运动与乡村建设运动投入了极有远见的关注。她不仅促成了对晏阳初的访谈，并因此写成著名的《告语人民》来宣传晏阳初的事业，让世界人民了解了这个伟大的人物，而且也为晏阳初的精神所感动，称其“在世界黑暗之处点燃了一盏明灯”。同时，她还极富洞察力地指出，“许多中国人不了解不欣赏他的工作，这恰恰说明了中国知识分子与平民之间存在着太深的隔膜——这隔膜已存在许多世纪了”。 一个来自优越环境里的真正的“小资”，一个来自于异国他乡的“家庭主妇”，她竟有这样刻骨铭心地承担与爱，这着实要让我们的作家汗颜。说到底，它不正是印证了我们骨子里的贫穷与自私吗?我们的文学到底有多少“文以载道”的传统?而这个“道”又在什么时候清晰明了过?更多的时候，我们都在追求一己之私，追求逍遥与自在，追求性灵与自由，如老庄，如李白，而像屈原与杜甫这样的人是少的，而即使就是他们，也更多在于一种自己的事业与抱负无法施展的苦闷。正是因为还身处底层(杜甫是，屈原不是)，所以他们还能为民忧心，可当他们脱离了“苦海”，一朝来到君王侧，他们便充斥着自己的得意或苦闷，而这些都只与他们的仕途沉浮有关。 因此，我们并没有值得骄傲的传统，四大名著也没有告诉我们要担当什么，除了一部《红楼梦》还能面向自己流出一把“辛酸泪”外，别的甚至连自己也牵扯不上。这就是我们的文学，一种自私自利的文学。它只在传奇，只在传讲，只在道听途说，而与精神无关，与良知无关。
三、农村的内涵与爱心的匮乏
我一直坚信，中国作家最缺乏的决不是写作技巧的修炼，更不是知识结构的不足，而是出自于精神，是一种精神的贫血与良知的贫弱。正是这种根源上的失守导致了对一切的无知与冷漠，不仅对眼前的现实与国情失去了分析，而且对现实存在的问题与矛盾也失去了基本的热情。至于对平民与底层的关注，那就更是隔膜得很。也许，正是因为对这些领域反映存在的极大真空，我们才目睹了《往事并不如烟》与《中国农民调查》洛阳纸贵的盛况。 确实，我们的作家对“三农”到底了解了多少?我们是否更像那点水的蜻蜓(它们都是从水中长大，可它们了解水中的一切吗)?我们对自以为熟悉的农村真的是了如指掌了吗?在我看来，一切并非那么简单。当一本叫《中国农民调查》的报告文学引起我们前所未有的关注与震动时，我们是否想到，这一切是建立在作者长达五年的深入农村的调查之上的呢？作者的良知与血汗又有谁真正认识到呢？ 显然，没有对农村的深厚情感与真切感受，没有对苦难和底层人民的深切同情，那一切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正如一句话所说，“态度决定一切”，没有这种真情实感，小说是做不出来的。当我们的作家都活得像“宠物狗”，都巴不得过上贵族生活的时候，我们的生活已经过于单一与贫乏，我们实际上已经丧失了关怀自己的能力。因为我们只是活在了别人的眼光与话语中，而无法正视自己的生活。我们只满足于有个好的技巧，好的故事，满足于道听途说，满足于想象与臆造，而不勇于自省，不敢正视自己，更不敢写自己，对生活没有自己独特的感知。这正是与外国作家本质的不同，外国作家大都经历奇特，有很丰富的生活体验，就像一只“野狗”。他们写的小说也大都直接面对自己，勇于解剖自己的思想与灵魂。如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海明威、川端康成、卡夫卡、萨特、加缪、马尔克斯、普鲁斯特等都无不如此，他们的小说出示的是无比丰富的生活画卷，是无比深邃的精神与思想。他们感动我们的也正是他们自己的精神与思想，是他们那种独特的对生活的感受与发现。正是因为都是他们自己的，所以才让我们记忆犹新。 而相反的是，我们的作家往往害怕暴露自己，最怕别人把他的小说与作家本人对号入座，恨不得不露半点痕迹。我先不说这种纯粹杜撰的小说会有什么意义，单就可信度而言，这种小说实际上已经大打折扣，更不用说还要感动别人。我认为，这种一味猎取别人故事的小说传统是很不健康的，它暴露的恰恰是我们精神的贫困与失守。当我们在民间说唱的基础上演义了这种传统时，我们实际上忘却了自己才是最为真实最为有力的故事的资源。 正是因此，我们在小说中看到了许多并不真实的生活，许多干巴巴的没有质感与细节的生活，许多只存在于记忆中的生活，在农村题材的表达中，更多的也是那种貌似农村农民题材的小说。它们只是用了一种农村农民的外壳，书写的却是知识分子的心理与思想。当然就更不用说人物的语言，基本上都脱不了作家自己的腔调。这实际上就是长期在这个问题上的隔膜造成的。也正是因为知识分子都与农村农民有着太深太久的隔膜，这些农村题材的小说更多是貌合神离的。 就拿眼前频繁获奖的一些优秀中短篇小说来看，如《马嘶岭血案》、《玉米》、《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等，不否认作者都是当下相当优秀的作家，也不否认他们都是我比较喜爱与敬重的作家，而且他们的小说在表现某阶段农村的现实方面是很出色的，但我还是以为，他们在农村题材的表达上并没有走得足够远，他们的小说并没有让人更多地看到一种思想与精神的表达。虽然它们还原出了一种生活的质感与记忆，也表达出了一种细腻的生活与对现实的思考，但这种思考在小说略显文雅的表述面前显得过于微弱。《马嘶岭血案》有一种对农民的同情，对知识分子的质疑，这是很可贵的，也是这个小说打动人的关键所在，但由于这个案件本身就是听来的，而且陈应松也不太熟悉这种挑夫的生活，因此他的想象就过多地得到了铺展，情节由此不够简洁，挑夫的语言与行为的刻画也明显受制，形象因此略显平面与单薄。同样，在《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及《一树槐香》等小说中，孙惠芬则显然受到自己心理的某种限制，她写农村本是非常细腻而到位的，可在主人公的心理上无疑加注了过多自己的感受，从而使农村的女人看起来更像是知识女性。这种心理的刻画是很细腻很动人，但却无疑有些偏离了农村妇女的形象。而在《玉米》中，我们看到的更多是一种农村的古老记忆，它勾起了我们对于那段历史非常真实的回忆，也让我们对人性有更深刻的认识，但从更深层的意义上来说，它也还有值得挖掘的空间。 当我们对一种生活过于疏远与隔膜的时候，我们免不了要通过无尽的想象来填补这个空白。而当我们的想象使用得差不多的时候，我们注定要用各种各样的技巧抹平这个缺陷。因此，我们的小说就充斥着花哨的技巧与形式，而在精神与思想上又过于苍白。在农村题材的小说中，我们更多看到的是一种太过于文学修饰的农民形象，而这些形象和我们期待的真实存在还是有距离的。也就是说，我们对于农民的认识和感受是肤浅的，对笔下人物的悲剧命运没有切肤之痛。也因此，我们把小说中的人物变成了一种没有血肉的道具。确实，没有来自心灵深处的真正的爱，作家的艺术想象空间就不可能完全打开，小说的形象就注定要大打折扣。每当我想起鲁迅笔下的闰土、祥林嫂，老舍笔下的骆驼祥子，还有沈从文笔下的翠翠，我真是为作家的爱所感动，他们的感情才是真正刻在人物身上的。 我一直在想，当我们的作家都躲在书斋耽于想象与虚构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小说就肯定会在形式与技艺的修炼上达到一个纷繁复杂的局面，而在生活的反映上则无疑越来越贫乏与吃力。即使就是常常行走在乡村的写手，还有那些常常到乡村小住的专业作家，他们所能做的也更多是走马观花与蜻蜓点水式的接触，不说其中散发了过多的诗意与矫情，就说这种行为本身，它到底有多少值得依赖的真实，都是值得怀疑的。从眼下看来，真正有分量的小说往往都是那些还名不见经传的久居乡村的新手写就的，如《白鹿原》、《尘埃落定》、《穆斯林的葬礼》、《水乳大地》等就无不如此，当他们的小说刚出来时，他们都还坚守着乡村，都还是名不见经传的，但他们小说所蕴含的真实与力量却比许多名家的作品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种真实与力量并非来自于他们的写作水平与技巧有多高，而是源自于他们对生活的感同身受与熟悉。他们写的是自己的生活，是自己的体验与发现，是自己的苦痛与忧伤，也正是因此，他们出示了一种全新的生活与体验，一种人物与细节的真实。这也就是真正意义上的现实，是具体而具象的现实，而不是抽象、想象与写意的现实。 对于中国农村这个庞大的现实，我们的作家应该责无旁贷地去深入，去熟悉，而不是熟视无睹，无关痛痒。就从新时期中国小说的整个进程而言，大凡优秀的小说几乎都离不开对农村的书写与重视，如《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芙蓉镇》、《老井》、《古船》、《浮躁》、《旧址》、《平凡的世界》、《穆斯林的葬礼》、《白鹿原》、《尘埃落定》等都是如此。即使就以当下一些重大奖项的获奖小说，如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来说，农村题材的小说也几乎毫不例外地抢尽了风头，占据着绝大多数的名额。显而易见，这个事实绝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巧合，而是颇有意味地道出了其中潜在的秘密。 在我看来，这个秘密恰好印证了我十年前就已形成的一个观点，那就是中国文学的巨著一定是来自于“农村”的，而作家也一定是“农村”的作家。这里的“农村”之所以加了引号，是因为我想说的是一种思想精神的底层与平民化，是这个作家对待精神资源的态度。而从某个角度说，杰出的当代中国小说显然是无法回避农村的，因为中国城市的每一步进程都离不开农村的血液。我们的作家大都来自于农村，农村代表的是一种根，是一种底层与不忘本的精神。我们反对因为城市而贵族化的作家，因为他们远离了自己的根本，远离了对底层的同情与关怀。在城市虚假的繁荣面前，我们不应该丧失自己的判断，不应该被城市的表象所蒙蔽，而是要看到里面的实质，看到时代与社会的实质。 当农村的精神内涵被弱化之后，我们就只看到了苦难与家园的书写，或者是一种社会历史进程的代言。农村在中国作家的眼中一向被赋予了过多苦难的内涵，仿佛农村就是苦难的代名词，这实际上都是一种片面的理解。这种小说的代表就是《平凡的世界》，路遥对苦难的书写与严谨的创作态度足以感动许多读者，但他还是更多地书写了一个人的奋斗史，一个时代（1975—1985）的详实纪录，他写出了那个时代人们一种激昂的精神。从这个意义上，《平凡的世界》所以成功似乎又不仅仅是“苦难”那么简单的。 还有一些人则把农村作为家园的代名，把农村的土地作为真实可信的精神家园。这个代表无疑就是张炜，他的《古船》、《九月寓言》与《柏慧》都出示了这一点。这与其说是农村写土地，还不如说是写一种逝去情感的血肉联结。作为在农村长大的作家来说，这种记忆深处的情感是值得珍视的，因此也是可贵的。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这里面的情感就日渐变得可疑，因为联系的纽带松了，过多的诗意与矫情阻隔了这一情感的迸发。当我们的作家在城市养尊处优，当我们的作家把自己过得像“小资”，我们实际上已经没有了真正可信的家园。 相对于苦难与家园的理解，更多的作家把农村作为了社会与时代历史进程的载体，通过农村相对深广的刻画来展示时代社会的历史进程，如《白鹿原》的书写就很明显地展示了关中平原农村生活的历史变迁，由于一种纵深的延伸，这种历史的变迁会给人一种波澜壮阔的社会画卷与时间的沧桑感，这也是中国农村题材小说惯用的手法。应该说，这是一种稍微聪明与讨巧的写法，在这基础上还有一种更为高明的写法，那就是把爱情或人性的追寻融入到这一广阔的背景中，如《飘》、《安娜•卡列尼娜》、《红与黑》都是如此。 当然，无论你想通过农村来表达什么，它都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你对农村的精神内涵是否有更深的理解。因为无论农村还是城市，实际上并不在于你写哪里，而在于你写出什么，发现什么，是否触及到人心、人性，是否揭示了这个时代的精神与本质。城乡区别是表面的，并不是城市不能写，而是看你写什么。我想说的是，城市并不像许多人说的那样金碧辉煌、灯红酒绿，也不是说一写城市就都是咖啡厅、酒吧、夜总会，都是外遇、一夜情，都是苦闷与小资的痛苦，独独看不到底层人们的苦难与眼泪，看不到城市进程中出现的问题与罪恶，想一想那汹涌的民工潮，想一想流浪街头的无业者，我们也许更能把握住城市的现实。 在我的理解中，中国这片广袤的土地长出的不应该只是城市温室里那娇嫩的鲜花，而更应当是肥沃土壤里广阔天空下的参天大树。在中国文学的天空下，城市与农村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城市文学的发展也是姗姗来迟。也可以这样说，中国的城市文学有着某种先天的发育不良，如今一大批年轻的小说家都致力于城市题材的开拓与发展，这是一种可喜的现象。当然，如果因此就大肆模仿欧美城市文学的经验，那是极不明智的，因为它们的发展道路存在着根本上的差异。 我们应该看到，中国城市的发展虽然出现了极为迅猛的趋势，但它在许多方面也出现了危机，特别是由此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更是引人注目，城乡矛盾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激化，贫富悬殊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当汹涌的民工潮涌向城市的时候，当苦难与眼泪充斥城市的每一个角落的时候，当生存的不公与愤怒填满我们的心胸的时候，我们文学的反映却明显滞后与乏力，在我们写尽了城市的风花雪月与空虚苦闷的同时，我不禁要发问，这是怎样的一种城市文学?我们对文学的尊重又从何体现? 毋庸置疑，我们的城市与农村并不是截然不同的存在，恰恰相反，在很多现实问题面前，我们的城市与农村是血脉相连的。在农村中有城市，在城市中有农村，它们是相互影响，互为表里的。对于文学而言，任何随意割裂它们的做法都是极不明智的。而即使是《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红与黑》、《复活》、《乱世佳人》等一系列名著，我们也常常可见这两者紧密的结合。它们的广阔，它们对社会与现实准确的描绘，都令我们慨叹。 确实，我们在对待小说题材的问题上是有偏差的，我们常常忽略了更为深广的农村的现实与生活，忽略了最根本的读者的期待，我们丧失了基本的立场与思想，忘记了小说要面对现实的普遍原则。我们对现实缺乏分析，对生活缺少热情，对苦难与眼泪缺了最起码的同情与爱心。在这样一个爱心贫乏人心冷漠的时代里，我们召唤人之为人的那一份良知与敏感，召唤人之为人的那一腔热血与一身正气。只有确实地找到我们精神上的依靠，我们才会明白自己最缺乏的是什么，才会明白什么样的作品才是真正无愧于中国的巨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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