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我所知道的康殷先生

我所知道的康殷先生

○　郭慕岳

屈指算来，我和书画金石篆刻家、古文字学家康殷大师的交往整整三十五年，也就是先生的后半生。先生于1999年6月9日病逝，我曾于1999年1月22日访晤先生于寓所，也就是他去世的前四个月零18天。事前我已得到少康先生（康默如）的通知，得知先生已得不治之症——膀胱癌和食道癌，病入膏肓，已无力回天。在电话中我已泣不成声，谁知我的哭声通过少康已到达康殷的耳朵里，他很感动。所以当1月22日一见面就向我表示，他的病不要紧，当即在我面前做跑步状，并告诉我，他站着扶墙能做三十个俯卧撑，以宽我心。他满脸笑意，我也不能愁眉苦脸。我的学识和康先生没法比，不在一个层次上，但能“侃”，并且康先生很爱听。康先生上骂古文字鼻祖许慎，下骂古文字泰斗郭沫若，但从不骂我。不但不骂我，还夸我，说我过目不忘，记忆力惊人，难道我真比许慎、郭沫若还强？呵！天晓得，我是一头雾水。

我到康府是每到必饭，吃他多少次已无法统计。我们都好酒，但量不大，他每次都拿出茅台和人头马招待我，让我酒必足、饭必饱，1月22日也不例外。康先生的友人某是一位摄影工作者，在我们“侃”时，把我们康府之聚存照下来，谁知这竟是我们最后的合影，最后的一面，痛哉！这位知名的海内外学者，被后人称为一代宗师、艺术的兵马俑，已逝世七年多了，作为知心朋友，我对他的怀念总是挥之不去，作为学术界、艺术界影响颇大的“康殷文化”的主人，不为文纪念，我觉得愧对先生在天之灵。

一、友谊之花开在铁窗之上

1964年或1965年，已弄不清了，春、夏、秋、冬，找不着头了。反正在这段日子里，在知识分子中，暗中流传我们“柜上”（专政机关）来了一位名流，叫康殷。日子多了，愈炒愈热，真是如雷贯耳。可巧，我和康先生的办公室（美工组）是邻居，美工组熟人不少，我出入随便。康殷来了，我出于好奇心，想看看这位名流啥个长相，就溜进了美工组。一间20平米的东房，有八九个人办公，有于洪慧、今鸣、何燕铭等。因为我是那里天天见的常客，一进门也没人理我。这时我见到一个座位上有一生面孔，年纪四十出头，但面目较老，面部的肉有些松懈,唇上留有短须,眼皮厚而肿,正低头刻一方钢印。名人康殷第一次在我的面前出现了,轮廓已定。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甭用人撮合，自然而然我们就凑一块去了。全借工休时间，我们俩山南海北地“侃”起来，从薛涛小笺到女老道鱼玄机，从钗头凤的唐宛到明末的窑姐，柳如是、李香君、顾横波、董小宛、萧灵犀。有时候于洪慧也参加，惊叹：你们知道的“四旧”真不少呵！我和大康不知道他是赞叹？是讽刺？还是准备小汇报的资料？于是就收敛了许多。但他一走大康的嘴就又没把门的了，当然骂当局，骂时局还没那个胆子，那有杀身之祸呵；但借机讽刺干部啦！骂骂积极份子啦！骂骂小汇报啦！倒是经常的事。他们美工组有一个贺××，专靠小汇报活着，令全体人员恨之入骨，当然包括康先生。有一次他当我面大骂贺××：“总拿自己当狗，别人都是黑狗，人家打狗时，他妈的就不论黑狗花狗了，一块打。”

康先生什么时候研究古文字，没头。反正在这时他对我说：“小郭子，我在甲古文、金文的古文字形上，得心应手，运用自如了。”这是35年前的事，他的研究也不是从这开始，实际大康先生是用了一生的心血，才逐渐结出了硕果。在刻苦钻研学问上，康先生不放过一秒钟，连每天在食堂买饭都手不释卷。70年代中，康先生的《古文字发微》自己油印了二十册，给了我一本。现在的报刊说康先生研究古文字20年，好像自80年代初，其实是他们不了解情况。

“文革”之初，我所在的机关也是拿知识分子开刀,用当局的话说:“你会拉金尿银，就是不用你。”我被拉下车间，差点斗死。康先生被关了禁闭室。但我们都有一个基本做人的标准，不能胡说。所以在劫后余生，考验了我们双方的人格，友谊之花开得更靓丽了。

这是值得一提的一件事：康先生的书法各体都臻上乘，唯独草书稍嫩。康先生被禁闭了，收去了腰带，蹲进高一米二、宽四米的水泥禁闭室，席地而坐，每天四个小窝头，上、下午各两个，两杯凉水。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节省下半杯水，在水泥墙上，苦练他的草书。现在高挂在人民大会堂上康先生的笔走龙蛇的大幅草书，就是那时练就的。

二、风雪尧山忆故人

1969年10月末，是所谓“文革”十年的第三个年头，是中国人民遭受苦难的高峰时代。就在这个当口，我们一大批“专政对象”像“一盆脏水”从北京泼向河北。在这一批人中有很多高级知识分子，有很多专家学者，我的朋友康殷先生就是其中之一。这“一盆脏水”，“盆”有多大？水有多少？不知道。反正到河北省后一下不易分下去，就都集中在邢台地区隆尧县隆尧一中，时间有半年之多。

在我们这些人中知识分子不少，但真正的刑事犯也不少。在隆尧一中的半年中，出了很多稀奇古怪的事，这在我的《被革命回忆录》中都有描述。此文专写大康先生，别的只能搁浅。

隆尧县，是由原隆平县和尧山县合并而成。隆平没什么，而尧山县则大有来头。北京北，是燕山山脉，自此以南，直到徐州，这一大片是所谓华北平原，渺无山迹，连个丘陵也没有，唯独原尧山县有座小山，因和帝尧有瓜葛，因此命名尧山。因为华北平原无山，而尧山虽小，就难能可贵了，其中最可贵的是“尧山山石窟”。

在一个彤云密布，欲雪将雪的天气，我偷偷甩开了同组的人员，找到康殷和潘恭，同时还有总闹胃病的何燕铭（反右时，工艺美术学院‘庞薰琴集团’成员），邀他们去尧山一游，三人欣然同往。

没吃早饭，我和康、潘、何三位知识分子，像作贼似的偷偷溜出了尧山一中。远离集体后，我们这才大摇大摆恢复了人的尊严。潘恭身高一米五多，高兴得跳跃着，心情像一个孩子，又像一只被放了的麻雀。我们一路谈笑，开心惬意，最终找到了小尧山。尧山不高、不宽、不大，用两个小时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就能游完全景。

尧山是个整体，县的一些小官僚们，为了修公路非要穿山而过，山中已被炸得满目狼藉，一片惨不忍睹的景象。又有一说是炸山烧石灰，不管怎样，他们在犯罪，他们在破坏我们老祖宗帝尧给留下的宝贵遗产。这样就把尧山一分为二，分成了南山和北山。当时正在施工，时时听见爆炸声，谁听见都会心碎的。华北千里平原只此一山，历代在山上都留有古迹。

当我们到山脚下，真令人欣喜，迎面见到一个三间小房的小酒馆，这真是锦上添花。大康面有喜色，厚眼皮也张开了，潘恭高兴得眼睛笑成了一道缝。只有老何面无表情，因此公有胃病，不善饮。我们四人落座，买了三个菜，我记得最清楚的一道菜是炒羊肉，冒尖一大盘，因为饭馆是国营的，不会缺斤短两。康殷有言在先：“别喝喇嘛了，点到为止，咱们主要是上山。”他是我们的领军人物，不能有异议。三大盘菜，味道一般，可量大，我们在谈笑中，酒不足，饭饱矣！

出了小酒馆，没费多大劲，沿南山小路就登上尧山之南山。这时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个原始大石，在山之东悬崖上，面迎朝阳，高2.5米、宽也是2.5米，四四方方，被磨成了平面，正中间刻一秀丽飘逸的大字“天”，落款是明某某进士。我们都不敢多言，在名人面前不能不懂装懂，就是真懂也不能先说，只能请教康先生。这么一块巨石，为何只刻一个“天”字？康先生说：“此是何山？！尧山，‘尧天舜日’嘛，所以这个‘天’字很有意思。概括的也不是这一点：民以食为天，这又是面迎朝阳，实在大有深意，好！好！太好了！”听康殷这一解释，我们迷津点破如梦方醒。潘恭咬咬下嘴唇说：“最好拓下来！”我说：“傻鸟，你有这么大的纸吗？石刻在悬崖上，你怎么登踩？想入非非！”潘恭闹了个没趣。

这时天气有了变化，飘起小雪花来，落在身上，落在脸上。立尧山之巅环顾四周，更别有情趣。我们四人开始往里走，也就十米左右，发现一座石碑，东西走向，面南背北，密密麻麻，刻有很多文字。我和潘恭个头小，费尽全力也看不到顶端。大康和老何能看到石刻的全貌。大意是清代一位新县令，率众出游至此，立碑为记。在此碑不远处又发现一断碑，上半截没了，只剩半截。上有汉文和蒙文，但文字有下无上，很难读懂。康先生断定这是元碑。我们转遍了南山，石碑太多，有的立着，有的横躺竖卧，甚至有的重叠。天又下着大雪，碑文不宜看清，又无备而来，不能拓下，大康建议南撤北上。

下南山，上北山，途经正在爆破的公路通道，南北两坡碎石层堆。我心想尧山又小，古迹又多，华北平原只此一山，修公路为何不绕一下，何必破坏？！内心不以为然。转而一想，“文革”中的“破四旧”，大好山河都付之一炬，区区尧山何足惜哉！我们又很容易地登上北山之巅，直接地望见了尧山石窟，也就是唐武周大足石窟。大足是武则天称帝的后期，公元701年，5月至10月改元年号。这时雪愈下愈大，遥望四周成了银妆世界，整个天地处于圣洁之中，使我们这几个流放人心旷神怡，忘掉了一切，只剩下快乐。

尧山石窟，面南背北，有十几个洞，洞高3.5米至4米。我们四人挥挥身上的积雪，进入洞内。因光线不足，看不太清。壁上都是初唐壁画，有《礼佛图》。我想唐武周时代，武则天崇尚佛教，并拜五祖宏忍大弟子神秀为国师，《礼佛图》就说明这个问题。还有《行乐图》、《出游图》，当然是壁画必有之物，不足为奇。因为年代久远，壁画都已褪色，显得很旧。不过康先生仔细观察后，还是赞扬了唐文化的独特性。他又细看了一下，发现《礼佛图》的画底，还存有被抹去的遗纹和遗痕，说明大足文化不是最早，但这遗纹和遗痕到底是什么年代？什么内容？就不可知了。说明尧山石窟的开凿不始于武周时代，上溯多少年却不清楚。十几个洞口并不一样，但洞内都有浮雕佛像，依墙而立，小的有如拳头，大的如真人，可惜令人心碎的是，佛头都被红卫兵“破四旧”个个都打掉，尧山石窟遭到彻底的毁灭。十几个洞口，我们四人数了一下，无头佛像整整500尊。这时，康殷先生脸色煞白，大眼皮下满含泪水，痛惜祖国宝贵文化遭此劫难，难忍之情，无以言表。他沉吟不语多时，搓了搓手，跺了跺脚，长叹一声说：“咱们走吧！”

我们走出石窟，雪下得更大了，好一个琉璃世界，千里雪毯，万里冰天。老何的身体不好，有胃病，从口袋里拿出饼干咀嚼。康殷43岁，身宽体重。我和潘恭的身体是千锤百炼了，下山雪滑，就分别扶着他们下了尧山。在回来的路上，雪如鹅毛，纷纷扬扬，同时又刮起了风。康先生由于尧山石窟被毁的刺激，愤世之情油然而生，忽然他在风雪中停下，对我们三人说：“借风雪之兴，我来一段昆曲《林冲夜奔》！”我们三人鼓掌。康先生翩翩起舞，甩袖蹲膝、白鹤亮翅、野马分鬃，还真够味！当唱到“怀揣着血刃刀”时，虽嗓音沙哑，特别提高了调门，咬牙切齿怒满胸怀，我们理解他的心情，这是爱国热血的喷发。舞止歌停，雪还在照下，我们回到了隆尧一中。

听潘恭说，回校后，康殷写了一封信《呈周总理座前》，由潘恭回京时投递进信筒。那时是高层斗争激化，周恩来哪有心思管什么尧山石窟呢？结果康信就如石沉大海了。

在此之后，康殷又独身赴尧山多次，去拓尧山的石刻。为了纪念尧山之游，我曾向他索要拓片，以作纪念。他托人送到我手中，留存至今。

三、康殷先生轶事

康先生与夫人任兆凤是辽宁省义县人。先生曾考上吉林大学，读二年缀学，报刊都说是爱国的义举。康老伯母笑着告诉我说：“啥呀！那时候他正追你大嫂（任兆凤），怕你大嫂跑了，才从吉林大学退学回来的。”解放前，他曾在北平的东安市场卖艺刻图章。康先生说那时国民党总拿他当共产党看待。康夫人和康先生是自由恋爱。康先生在学校期间已崭露头角，书法誉满全县，伪满洲义县县长要以女妻之，康殷告诉我：“仗着没要，要的话我就完了，成了汉奸的女婿，我怎么抬头。”

康先生的父亲是职员，母亲虽不识字，但极明事理，有大家风范，生有五子一女。长子康殷，次子康雍，四子康宁，五女康静，六子康庄。康夫人不育，康殷无子女，他常笑言：“人家的夫人孵人，我的夫人不孵人。”康雍生有一子，小名龙友，学名默如，艺名少康。这里面除康静外，都是当今书画坛上的知名人物。开过“五康书画展”，影响很大。四康都受大康影响极深，或深或浅有共同的风格，在书画坛上形成了康氏流派，形成康氏文化氛围，不管褒也好，贬也好，谁都不能不承认它的存在。

新中国成立后，康殷、康雍都投考到华北大学。24岁的康殷任广州市文化馆馆长，经常与容庚、商承祚等学者进行学术交流。他非常尊重容庚先生。康殷艺高气傲，有真才实学，我不反对他的高傲。

当改革开放后，他的古文字“新论”出版，我们曾通过信。他说：“最盼望的还是求你拨冗一阅拙作《新论》，提出高论，最好最需要的是反对的，找出破绽的意见想必有高见也！”我没有自知之明，在名人面前没掂掂自己的分量，就甲文中的“医”字提出自己不同意见，认为其中的“矢”，应和针灸有关。康先生大不为然，差不多快把我“吃”了。我一想康先生是大家，我们是老朋友，我就拿话岔开，一笑了之。其实他不能容忍任何人对他的古文字著作有异议，他的论著论点有部分学者不同意，但又受到另一部分学者的赞同和普通知识分子的崇拜。康先生在“文革”中，被逼远离京师，屈居河北平乡小县小村，饥寒交迫，生活陷入窘境。看来是坏事，但从他学术研究上又是好事。这时他成了时间的主人，在学术上可以“犀照黄泉三百丈，神游太古四千年”（后又改为六千年），最后在80年代，展现丰硕的成果，在艺术上、学术上给后人留下厚重的遗产。

记得在“文革”时期，有一次造访康府。康殷拿出一张复制的殷周漆器图案,自鸣得意地对我说：“小郭子，你看咱这玩艺线条多流利。”其实我对这门艺术是门外汉，他的得意，等于对牛弹琴。但有人告诉我在1954年或1955年，康先生复制了一批殷周漆器在北京展出，当时一东欧国家的考古代表团参观，指责中国不善于保护文物。中方说我们这是复制品，代表团不信，为了说服他们，剥开其中边角现出垫有报纸，对方才服气。康先生能如此乱真，可见其才华之高。

也是“文革”期间，故宫博物院展出当时出土的殷周青铜器和西汉错金壶，记得我和康殷并肩进入故宫北门，当时还没有人能认出错金壶上的文字内容。他站在旁边，上、下看了两遍对我说：“小郭子，我全认识。”说完把嘴一撇，一股傲气直冲斗牛，可惜我是个门外汉，他读完错金文，我也全忘光了。“文革”中只有一种刊物《文物》上发表了错金壶上的译文，与康先生译的只差一字，后来“文物”又为文更正，康先生对了，《文物》错了。记得就是那一天，康殷还和我说了一件事：当时河北满城出土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墓，有大批文物，包金缕玉衣轰动海内外，但康说，这个中山靖王不是刘胜，他的依据是印章的风格，应是西汉末年某位中山靖王。这里的学问太大，我不敢表态，当他的巨著“印典”问世后，这才明白康先生是有他的依据的。

康先生是北方人，不习惯在南方生活，1956年提倡作家、艺术家创作专业化，他辞去文化馆馆长职，北上落户北京香山煤厂路12号，搞起自由创作。刻一方图章10元，当时带鱼是2角7分一斤。康先生时年31岁，由画家刘汉的介绍，已是中央民族学院书法客座教授。值得庆幸的是康殷不在职，逃脱了1957年“反右派”的厄运。以先生的嫉恶如仇，看问题尖锐，说话尖刻，态度傲慢，如在广州公职，准是头一大右派。而此时，因没人管，反而成了“反右”的漏网之鱼。1956年来京时，大气候还有些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的味道。当局对他还没什么，但次年以后，以阶级斗争为纲，康先生是个自由创作的艺术家，派出所看他是一个危险的无业游民，又看见康府三教九流，进进出出，早就准备抓茬整他，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公安局的视野之中。在那个时节的知识分子，脱了初一脱不了十五，今天还是笑脸相迎的座上客，明天就是罪不容诛的阶下囚。后当局借机把康先生打翻在地，踏上一只脚，20年没能翻身。

后来，康先生在一家工厂就业，身份是长期临时工，月工资62元，职业是搞美工，替各个企业设计商标图案，记得当时社会上畅销的桑菊感冒片的包装就是康先生设计的。知识分子名气越大，在我们的国度里，排队挨整，准是排头兵，康先生也不例外。1964年至1969年在这个工厂里，除了挨整还是挨整，批斗，蹲禁闭室是家常便饭。总之，没过一天舒坦日子。

隆尧一中散伙后，康殷被分配到平乡县，潘恭被分配到威县，我被分到河北临西，因工资被取消，靠工分度日，我们都陷入了极度贫困之中，异乡为客、苦难挣扎，这就是我们的处境，食不果腹，但也没被饿死。从1970年到1978年底，我们就这样活过来了。在我们被赶下乡时节，虽穷，一到春节前后，也要到北京省亲、聚首。

有一年春节，我买了一瓶二锅头赴姚家井康府，潘恭也到场。康先生“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仍在孜孜不倦地研究他的古文字和整理他的巨著“印典”。见到我们的到来，他大喜过望，又见有了二锅头，更是喜上眉梢。康雍见哥哥的朋友，都视若兄长，其实我和康雍是同庚。康家备菜，饮我的二锅头，真是人间一大乐事。酒过三巡，康先生略有醉意，兴致来了，翩翩起舞，又唱起了《林冲夜奔》。舞兴正浓，我和潘恭倾耳击节，忽然停顿下来，怎么？康先生忘词了，就问潘恭：“下面什么词？”潘也是才高八斗的主儿，接荐一提，康先生又舞唱起来，直至曲终才归座又饮，十分尽兴。我佩服的不仅是康殷，还有潘恭，《林冲夜奔》的词儿为什么他这么熟？看来也是广读博览，我有些相形见绌了。

我们三人在苦难中能如此作乐，真是大欢喜、大快乐！此时康先生已三分醉意，站起来，扶着桌面忽悠问我：“小郭子你可知三郎是谁？”我当时就蒙了，要说是“活捉三郎”的张文远，这不叫潘、康笑掉大牙？就连康雍也会看不起我。我想，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胡说现眼更丢人。我说：“康兄！不知道。”康先生喝多了，用醉红的眼睛问我：“小郭子，你不应当不知道呀！”我尴尬到极点，在二康和潘恭面前，我大失水准、丢人。但我仍说：“康兄！本人才疏学浅，在诸公面前不能胡说，真是不知道。”这事就过去了，但我耿耿于怀。

后来请教了两位高人，一位是沈阳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她说：“在唐宋时代，三郎是女子对情人的爱称。”我又请教了一位1946年中国文学研究生毕业的老先生，人家脱口而出：“三郎就是李隆基呵！”这个事我终生不忘。

那天我们又谈到睢景臣的《汉高祖还乡》，谈到刘邦当皇上的“开国大典”。康先生确实醉了，随口而出：“主持刘邦开国大典的桑弘羊。”我内心一惊，康先生错了，“报仇”的时候到了！我说：“康兄，您说错了，桑弘羊是汉武时人，后卷入燕王刘旦造反的事，为大将军霍光所杀，主持刘邦开国大典的应是叔孙通。”康先生顿时把吃菜的筷子放下，“噢！对。”大学问家酒后也会失误，三郎丢面子的事，我找回来了！

记得那时我正在搞对象，并且有了眉目。我告诉了康先生，并求纪念品，康先生慨然应允，但当时没兑现。不过康先生很反对这门亲事。他是从现实出发，我身无分文，再背上一个家，怎么活呀！所以他以奇怪的口吻，歪着头问我：“人家都离婚，你结他妈的什么婚？”其实这是无奈的关心，问得我无言以对。我当时的身世、环境、经济状况，确实在我们这类人中是无权结婚的。这时一向不开口说话的康雍先生也凑过来，善意地又带有痛苦地对我说：“您要结婚？唉！有两个鸡蛋一个人吃多好，一结婚势必一人一个呀！”挺风趣。其实当时我一个鸡蛋也没有。

为我的结婚，康先生送我一幅钟馗，那时四人帮已倒，题词我仍记得：“十年翻云覆雨，蠢尔社鼠城狐，老夫剑光射日，且看手段何如？”可惜我带到农村给丢了，唉！我怎么向康先生交待，直到现在想起，仍是觉得对不起康先生，内疚一生。

我已喝得动不了了。潘恭告辞，我就醉倒在康殷的床上，一觉醒来，已日薄西山，我站起来，有点不好意思，感觉有些失礼。这时在我面前站着一位老人，面无皱纹，非常白净，只是白头发多些。康殷介绍：“小郭子，这是我父亲。”我大吃一惊，因为康殷少年老成、早熟、又著书立说，精力耗费过多。从我认识那天起，他就没年轻过，所以父子二人站在一起，分不清谁是父亲。康家人口众多，老爷子没地儿睡，总在单位值班，这是回家吃饭来了。我赶紧上前深施一礼：“伯父，您好！我是康兄的难友和老朋友，今日酒醉，有失体统，望老人家原谅。”老人笑哈哈，一再说别客气，到此我赶紧起身告辞。

忘掉了年月，反正又是一年春节前后，我又造访康家。康先生正在伏案工作，见我到来起身相迎。落座后，我们又闲扯天南地北的海聊起来。他顺手拿来一张四寸照片，对我说：“这是国学大师容庚先生寄来的近照，还给我寄来30元钱，容先生不忘旧呵！”言之慨然，又顺手拿出一封信，是天津大学历史糸主任王玉哲来的。王玉哲是名教授，但汉字写得出乎意料的难看，康先生说这是学术界正常现象，不足为怪。我看，来信是玉哲教授向康先生请教甲骨文，他知道此字是个少数民族的名称，问康先生可否找到依据。接着又谈到启功先生的信，他看了《古文字发微》的油印稿后，对此著作大加赞扬，说该书图文并茂、深入浅出，如能面世，是传世之作。这说明，在那个年代里，康先生的古文字著作已得到社会上的认同。其实我在古文字上是文盲，认识几个字也是受康先生熏陶，但康先生错拿我当“内行”。关于“示”字的起源，康先生认为是人类幼年时代的灵石崇拜。他告诉我证据在全国东、南、西都找到了，就缺北方。全世界都找到了，就缺美洲。

一次我在一个师辈的家里，找到一本敌伪时期出版的、日本人鸟居龙藏著的《满蒙考古记》送到康先生手中。康先生大声说：“有了，这在国内全了！”满蒙当然指的中国北方。他指着书上画的几座山石，上横一石。鸟居称为多尔门，西方称为“桌石（Dolmep）”。此证在康著中多次加以引用。鸟居是日本有名的考古学家，后穷困而死。

已经改正上班了，大概是1979年，我在《人民日报》副刊上，见到美洲某城在某日倾城出动，围着多尔门式的巨石进行彻夜狂欢的消息，想起康先生在世界上的“空白”，赶紧通知了他。康先生的几大巨著《发微》、《新论》、《浅说》的新旧版本都通过别人送到我手中，但我实在是个古文字外行，辜负了康先生对我的厚意。

一次，一位师辈学者，为了写“中国纺织探源”，需要古文字资料。我在西单书店买了一部杨树达著《积微居金文考》。路过康府，见到康先生，康问：“你拿的什么书？”我说出书名，他又问：“多少钱买的？”我说“5元。”他说：“就是一块钱我都不要！”弄得我尴尬5分钟，呆若木鸡。想一想，老朋友了，他就这个脾气，我以傻笑圆了场。

四、红映夕阳

1979年借落实政策之风，我和潘恭、康先生都回到北京。1980年，从衣着上回忆，不是春天就是秋天。一个下午，康先生远从香山来到鼓楼寒舍。寒舍是真寒，不是假寒，九平方米一间小屋，又家徒四壁。康先生左手拿着一张用甲骨文写的条幅，右手托着半斤熟牛肉。虽然已是老朋友了，但我知道康先生的分量，让我感到受宠若惊。潘恭也来了，他拿来一瓶杜康，这说明我们的生活水平已从二锅头提高到杜康了。我夫人炒了几个四川菜，在仅能放下一个方桌的地方，我们挤着坐下，开怀畅饮。从下午六点到十点方休，一瓶杜康已底朝天。那天谈些什么忘却了，反正我们三人的嘴不会闲着，唯一的特点是放松，因为没有了恐惧，没有了压力，没有了饥饿的威胁，康殷也不再唱‘怀惴着血刃刀’了。

此后，因康先生远在西山，平日工作很忙，只能一年看他一次。当此之时也，在学术界、艺术界康先生如日腾空，他的才华经几十年积累喷薄而出。

从1979年到1999年，二十年间，康先生治学有三个高潮，第一，是《古文字流源浅说》、《古文字学新论》、《古文字形发微》的问世。在我居所的旁边，有一私人书屋，有两本《发微》，被一台湾人买走后，在台湾盗版。第二，以康殷为主的“五康书画”的展出在古都北京书画界反响极大。第三，《印典》的问世，这在中国文化长河中是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

记得有一次，他和我谈到甲骨文中的“殷”字，他说“殷”和“医”，古音相同，而“殷”字在甲骨文中是一副针灸图。这样他就把出现针灸年代在中国提前了一千五百年，这是实实在在的学问，这是实实在在的贡献。这时的康殷已不是平乡农（康在农村自称）了。他的香山煤场路12号两间西房，经常高朋满座，盛友如云，座上都是学者名流。为此，为了不打扰康先生治学，我同他每年来往不多，但从未断线。我每次迁居，康都以墨宝相赠。出于政府的关照，康先生由香山迁往方庄小区，这时一位韩国学者访问康先生，见到康先生的新居，大为不满，直言不讳地说：“这么大的学问家，居住如此简陋。”康先生心想：昨天我还住两间平房呢！

康先生的学术成果震动了学术界、艺术界，引起党和政府的注意和重视，并有一些好心人在报刊上呼吁说：康先生当时还是个自由人身份，他的如此成就，如不和党的领导挂钩，怎合国情呢？我们之间是患难之交，布衣之交。我们之间无话不谈，并为此交换过意见，我曾提出：去哪都可以，中央美术学院不能去，因为它容不下你。此事久拖不决。

后来把康先生落实到首都师大美术系，身份是研究员，他给我来信说：“工作问题，上面批下来而长久不能落实，北大师大这类没落大家，名人甚多，我不愿去。大学不着急，我只好去师院了。”工资很难定，最后找到50年代他辞职的广州市，定为高校8级。高校8级是多少，我不清楚，反正和50年代联系起来，高不了。康先生一见面就说：“我是高8级。”颇有些调侃的意思，其实康先生很不在乎这些事的。第一，不坐班。第二，在家著书立说学校不干涉。第三，每星期四下午去学校开一次会。实际还是保持他自由的身份，而国家承认他是公职人员，不是个体户了。

康先生治学的刻苦，是人所共知的，听康夫人任兆凤说，康先生不管天多热，从不用扇子，如果一只手扇扇子，另一只手什么也干不了。由于他的刻苦，才有如此大学术成就。康先生是工作狂，但也不是没有业余爱好，他酷爱京剧，并且非常内行。他爱看侦探小说，尤其亚森罗平。他喜欢动画片，对米老鼠和唐老鸭评价极高。

现在，先生长眠于地下，年仅七十二岁，令人无比痛惜。他是国宝级人物，中华民族再塑造一位康殷，已是不可能的事了。什么时候想起他，我都会黯然神伤，这种神伤不是个人的，而是民族的。我把一个刊物对康殷所作的评价，作为本文的结尾：

大康，名康殷，祖籍河北乐亭，1926年生于辽西义县。

大康兼擅诸体书，尤以金文为最。他写的金文豪迈辛辣，苍劲雄浑，如铸如刻。入目三分，力感极强，把“金石味”发挥到极致。而且用字严谨、前无古人，也罕见于当代。他的楷书，寓北朝的人雄犷于隋唐楷的秀美规整之中，精光内敛，法度森严，形成了他的独特的面貌，即世人所谓的“康体”。连他自谦为“所短”的行草书，也深沉苍劲，气宇恢弘，自成一家。他的隶楷书已出版了《汉隶七种选临》、《郑曦下碑》、《张猛龙碑》、《隋碑墓志》等，《大康印稿》、《大康学篆》、《五康书画》等也都面世。

大康生平的主要成就，是对古文字形研究。发前人所未发之秘，解开了一千多个古文字形之迷，又发现了近百条古文字构造和变化的规律。在最艰苦的环境中，写出了《古文字形发微》、《古文字学新论》、《文字源流浅说》、《说文部首铨释》等共百万余字，亲自手抄。这些书已印发14万册，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瞩目，震动。其次，是古玺印的研究、编辑。以三十余年之精力，辑成空前完备的大型工具书《印典》。第三位才是书法、篆刻，第四位是绘画的创作、研究和鉴定。

大康曾为首都师大研究员、中国书协理事、北京印社社长、中国美协会员、秦文学会副会长、中央文化馆馆员等，还兼任着数不清的委员顾问等名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