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施蛰存与《随笔》

施蛰存与《随笔》

○　黄伟经

回顾自己“为人作嫁”的编辑生涯，想起那些曾经支持和呵护过《随笔》的作家、作者，施蛰存先生是我难以忘怀、久久萦系于心的一个。

说来有点凑巧：施蛰存“出土”，与《随笔》创刊，以及我到出版社当编辑，都同在1979年。那时，经过长期“闭关锁国”和“文革”浩劫的祖国大陆，到处春潮涌动，一派蓬勃生机。就在那同一年3月，“大右派”施蛰存得到“改正”，恢复了教授职称及工资待遇；6月，《随笔》创办，创刊号即第一集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新华书店发行；9月，我在被迫辍笔改行十二载之后，从一个港口航道工程单位“归队”调到出版社，分配去编《随笔》。

《随笔》创办初期，诚如主持创办的编者在第一集《繁荣笔记文学——〈随笔〉首集开篇》一文所言，它还是一个“不定期”印行的“笔记文学丛刊”，“专收用文学语言写的笔记、札记、随笔之类，上下三千年，纵横八万里，古今中外，五花八门，力求能给读者带来一些的知识，有益的启发，欣然的鼓舞。”又说：“《随笔》的编辑人手，目前总加起来未足一丁，全是三两个人在完成既定编辑任务之余，各抽一些时间加码办起来的。”我到出版社时，《随笔》第二集也已出版，第三集刚编好交排字。我于是从第四集成为《随笔》专责编辑，负责它的组稿和编发。我就在接手《随笔》编务后不久，收到施蛰存寄来《乙夜偶谈》一稿。他在此稿开头“小引”中说：“答应给《随笔》写稿，已经是半年前的事。”这表明，他是在自己的“右派”问题“改正”之后，即应原参与筹办《随笔》的编辑之约，着手撰写此文的。

这该是施老（那年他已73岁）重返文坛后的第一篇作品。全文约5000字，内有“形象思维”、“宗教艺术”、“旧书店”与“古代旅行”四则小题。说是“偶谈”，实在是一篇格调优雅、引人入胜的小品佳文。像这样的文字，我想，只有具有深厚学养、渊博知识而又善作思考的学者作家才写得出。得到这样的好稿，作为编辑，我大为兴奋，随即把它编入1980年2月出版的《随笔》第六集（那时我们还是铅字排版印刷，每集出版周期为80天），并给施蛰存写去一信，请他继续赐稿。这是我同他通信之始。

此时，已重新登上大学讲台的施蛰存，在华东师大已招收了五名研究生，又要为江西人民出版社主编“百花洲文库”，为上海、湖南、江苏等地一些出版社编发书稿、撰写序文等，很是忙碌。至1981年6月和1982年底，施蛰存才得以抽出时间，先后为《随笔》作《乙夜偶谈》续稿两篇共三则：一篇为“真实和美”、“官僚词汇”二则，一篇为“神仙故事”，共约5000字。皆为施蛰存小品文风格：文字生动，内涵丰富，见人之未见，言人之未言。比如他在《官僚词汇》那则短文里指出，那些“已普遍地为人们所常用”的，所谓“比较好的”、“有一定的贡献”、“基本上是正确的”、“可能有些问题”、“有相当的影响”、“原则上是可以同意的”等官僚词汇的主要特点就是，“与党八股相结合”，“不作肯定，不负责任”。他举例写道：“今天，新华社报道了四川道孚县发生强烈地震的消息，说‘县城房屋已基本倒塌’。我相信，每个读报者都不了解‘基本倒塌’算是什么程度的倒塌。全部倒塌了吗？还是大部分倒塌？还是每一座房屋都有些倒塌？再要研究，唐山大地震时，那里的房屋是‘基本倒塌’呢？还是‘倒塌’？”我捧读后，将前二则发在《随笔》第十八集（1981年9月出版），最后一则编入1983年第二期《随笔》刊出。

1983年初起，《随笔》开始成为定期出版的双月刊，交邮局向全国征订发行。出版社在我报到后没多久，已设立《随笔》编辑室（对外则称编辑部）。室内编辑人员已增至四五位，除编《随笔》，还为社里编发一些书稿。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随笔》已从原来以登载文史知识性文章为生的不定期丛刊，逐渐发展成为以继承“五四”良好传统，反映现实生活，面向知识分子为宗旨的散文刊物，逢单月印行。它的一个显著的特色就是，如施蛰存的老朋友萧乾在致我的一封信中所言，“让知识分子喘口气”，也就是说，反映知识分子的心声，力主讲真话。《随笔》编刊的这个原则主旨，受到读者普遍欢迎，得到作者、尤其是得到包括施蛰存等等许多饱经忧患的老作家、作者的赞同和支持。1989年5月，一直关心着《随笔》的施老，在给我的一封信上这样写道：

《随笔》每期收到，妙文极多。愈见精彩。自愧笔钝，久无文章报谢。近日草得二三千字，即以寄奉，以备采录。

他信中说的“自愧笔钝”，显然是谦词。他随信赐来的“二三千字”，即《雨窗随笔》五则，加上他随后又惠赐的《雨窗随笔》续篇六则，共十一则。不敢说它们全都字字珠玑；但我要说，它们第一则，都是这位富有卓识与创作个性的老作家勇于独立思考的思想结晶；每一则，都不乏连珠妙语，绝妙好词。各则长的千余字，短的不足百字。它们先后在《随笔》1989年第五期及1990年第二期陆续发表后，即不胫而走，在读者中传诵一时。编辑部收到好几封称颂《雨窗随笔》的读者来信。一位也是多年为《随笔》撰稿的老作家还给我打来电话，盛赞《雨窗随笔》，誉它为难得的优秀之作。现在我捡出重新展读，那字里行间予人以启迪的内容与思想锋芒，依然令我击节敬佩不已。后来我还知道，施蛰存似乎也很重视自己这些杂感，把《雨窗随笔》全部收入他1996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施蛰存七十年文选》。只是印数不多，初版不过四千册，至今尚未见再版。为让有兴趣的读者哪怕见到它的部分内文也好，今于此谨录出其中两则：

人是政治的动物

客问：亚里士多德说过：“人是政治的动物。”此话怎讲？动物多得很，人是哪一种？

主答：有些人是野兽，会吃人的；有些人是家禽，被吃掉的。

客问：这与政治有什么关系？

主答：前者是用政治来吃人的，后者是被政治吃掉的。

批评与自我批评

说到批评，自然会想到四十年来，一个常常提起的口号：“批评与自我批评”。直到今天，似乎还是处处照行。

在文艺界、思想界，一个艺术作品，一种思想观点，引起别人的批评，这是十分平常的事。人人有批评别人的自由，被批评者有接受不接受的自由，也有反驳、辩论的自由，也有“吾行吾素”，置之不理的自由。

但是，许多国家、政党主张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批评”的结局，似必是“自我批评”。这一原则成了好些政党的党纪。这些政党党员如果有不同于党的首脑的言论、思想，公然发表，党内就会向他展开批评，各种规模的批评，可以升级为“批判”、“批斗”。面对这种批评，被批评者没有应付的自由，只有进行“自我批评”，承认自己“犯了错误”。这种“批评”，往往是谴责、训斥；这种“自我批评”，往往是“服辩”、“悔过”。

这种“批评”，好像一律都是自上而下的。极少见到一个政党的首脑接受群众的批评，而写一份“自我批评”。倒是在我国的历史上，好像还颁过几个“罪己诏”。似乎一些封建皇帝中间，还有一小点开明意识哩。

在写出《雨窗随笔》之前，施蛰存给过我一篇《杂谈〈金瓶梅〉》（刊于《随笔》1986年第六期）。在此文中，他好像是第一次向读者透露他当右派后家里生活困窘的境况：“1958年，工资降级，稿费收入也断了。嗷嗷待哺的人口多，我把这两部《金瓶梅》卖了两百元人民币。”然而生活突变的困苦，骤然而降的打击、凌辱，并没有压倒为人宽厚、随和、自强不息的施蛰存。到了“文革”，用他的话说，“随便人家怎么斗我，怎么批我”，“右派也好，牛鬼蛇神也好，靠边站也好，我照样做自己的学问。我还是我。”他还有一句名言叫做：“不死就是胜利。”在被打倒、当贱民那坎坷而漫长的二十多年岁月里，他为自己又开了“一扇窗户”，即对金石碑版的整理和研究，并在这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这也是施蛰存足可令人敬佩之处。

令我敬佩且感激不尽的，还有施蛰存在《随笔》横遭鞑伐、极为艰难的日子里，他对我们刊物的极力支持。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从1989下半年至1991年底，是《随笔》办刊以来最为艰难的时期。那两年多时间，我与《随笔》同仁感受特深的，莫过于“文革”遗风犹存，一些已习惯以“左”视眼看世界而又自以为握有“真理”与权力的人士，以若干“莫须有”的恶名、罪名，不断对我们指责、训斥以及警告。有人甚至提出要“整顿《随笔》”，建议“将《随笔》停刊”。广东一个刊物还发表化名“诤言”的洋洋洒洒三千字檄文：《给〈随笔〉编辑部进一言》。仿效“梁效“颠倒黑白、指鹿为马伎俩，诬指《随笔》“一个时期以来”“办成一小部分人宣泄积愤，恣意攻击的‘园地’”；“有的文章……已滑出很远”，“醉翁之意不在酒”，“着眼于党知识分子的关系上……起了挑拨离间的作用”，等等。《随笔》承担种种外在压力的同时，又面对从未有过的困难：稿荒。不知是许多作者因惧触文网而搁笔呢，还是目击日下的世风而懒得动笔，我们收到的来稿已空前的少。尤其缺少有思想内容、有分量的稿子。我几乎每天都忙于写信、打电话，请求《随笔》的作者、尤其是老一辈作家赐稿，以度稿荒。也是在这个非常时期，施蛰存对我的约稿可说有求必应。我们愈受到无端攻击，他愈尽力为《随笔》撰稿。他同冰心、陈学昭、楼适夷、萧乾、季羡林、王西彦、王元化、贾植芳、何满子、严文井、柯灵、严秀、吴祖光、顾学颉、金克木、黄秋耘等老作家，成了这期间《随笔》最可依靠的支持者、作者。

那两年多时间，施蛰存隔月或每隔两个月必为《随笔》撰稿，先后共寄我文稿十五篇。《随笔》几乎每期或隔期，都刊有他新撰的杂文杂感。在这段令我与《随笔》同仁很难忘的期间，他同冰心是给我们惠稿最勤，在《随笔》发表文章最多的两位老作家。

也是在这段时间，我对施蛰存“我行我素”的为人风骨，保持独立思考的人格与文格有了更多一些的了解。这位背了几十年所谓“第三种人”臭名的学者、作家，其实，他待人处事倒非常温厚、平和，他做人写文，讲求宽容，决不趋左，也不偏右。他往往只是从超然物外、事外的第三者角度，坚持自己的独立人格、自由思想，以观察人情世相，评骘时事人物，如此而已。树林里各种鸟都有，人类社会比自然界更复杂得多，从多个角度去察看、思考、分析、探讨，总可以更接近真实，更靠近真理的罢。读者只要读一读施蛰存晚年在《随笔》发表的许多文章，就可以看到、感觉到：他决不跟风倾倒，也不随便认同什么，人云亦云，而总是从一些人们见惯不怪的事物或观念中，识人之未识，发出自己见解独到的声音。他那篇《匹夫无责论》（选于《随笔》1990年第四期），我以为就很具代表性。此文不长，让我全文照录于此：

《匹夫无责论》

顾炎武是一个明朝的亡国遗民。明朝之亡国，没有人要顾炎武负责。可是他却心血来潮，说了一句替昏君、暴君脱罪的话：“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四百年来，有不少“匹夫”，把这句话奉为座右铭，俨然把“天下兴亡”的责任放在自己肩膀上，人人自以为“天下兴亡”的负责人。

我，也是一名“匹夫”，却实在想不通。

看看历史，天下兴，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的功劳，也说不上责任。天下亡，是桀纣、陈后、隋炀、宋徽的责任，自负盈亏，都和“匹夫”无关。

匹夫既不能兴国，也不会亡国。天下兴亡，对匹夫来说，只是换一个奴隶主罢了。

然而竟有许多匹夫，吵吵嚷嚷，要干预天下兴亡，自以为天下兴亡，少不了他们。结果是天下既不兴，也不亡，而匹夫们却死的死，逃的逃了。因而我曾赋诗一首，曰：

天坍自有长人顶，玉碎宁劳瓦块伤。

冬去春来成岁序，匹夫何与国兴亡？

随后，他又写了一篇《匹夫有责论》（刊《随笔》1991年第一期），以补前篇言犹未尽之意。此文中云：“我在《匹夫无责论》中所举的兴亡例子，都是一个朝代的兴亡。这一类的兴亡，我们匹夫当然无责。”“汉、唐、宋、元、明、清，都是中国；战国七雄、三国、十六国、南北朝、五代十国……都属于一个中国。”“朝代有兴亡，而中国始终存在。”“中国匹夫们对国家负责。”“中国的伟大，归根结底应归功于中国的‘匹夫’，而圣君贤臣，官僚政客不与焉！”

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对《随笔》种种颠倒黑白的指责遽然而止，无果而终。但只准挨批挨整，不准答辩申诉的年代已经或说早就应该过去了。为了回答那些曾经放肆攻击《随笔》的人士，概乎言之地陈述一下我的编刊态度，也为了向所有关心、爱护、支持过《随笔》的作家、作者和读者表示敬谢之情，我提前于6月下旬已写出《告别〈随笔〉》，8月下旬编入仍由我主编的《随笔》当年最后一期（即1992年第六期）。我签发付排此期《随笔》之前，将600多字短文《告别〈随笔〉》用信笺抄正复印了180份，并附上一封我即将辞去主编职务告退的短信，分别寄给多年来同我联系较多的长辈和同辈作家、作者，请他们在刊物发表前先行惠览。几乎所有收到我信及复印短文的作家、作者，都有赐复。其中，施蛰存的复信，令我倍感亲切：

伟经同志：

两函先后收到。

读了《告别〈随笔〉》，颇有感慨，我想此文应该在《随笔》第六期上发表。

《随笔》已办了十三年，而且由足下一手编刊，这在期刊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五四”以来，高档文化刊物，出到十三年的，恐怕只有一个《小说月报》，《随笔》是第二个。但《小说月报》经过许多人编，而《随笔》是足下始终任其劳，这是我要向足下祝贺的。（我想，恐怕可以入吉尼斯世界纪录。）

一个文人，做编辑，尤其是编刊物，是很有损失的。足下一生中的黄金时间，都用在“为人作嫁”上，对足下是虚度了岁月，无利，也无所得。这是我要为足下惋惜的。我希望足下从此以后，多做几件自己的“嫁衣”。

几年来，承足下为我编发拙文，还有“把关”之功，当此“阳关折柳”之际，敬致谢忱。

施蛰存1992.9.5

还在20世纪30年代，施蛰存就曾主编《现代》等杂志而享誉文坛。他对编辑工作早有体会。信上说的“恐怕可以入吉尼斯世界纪录”等语，我觉得揄扬过分之外，其余他对文人当编辑“很有损失”等的理解和评述，我以为都见地深刻。没错，我正是为了减少“损失”，要为自己多留下些“岁月”，做自己喜做之事（如当时我已与一个文艺出版社签了合约，要尽快从俄文原著译出屠格涅夫最后两部长篇小说《烟》与《处女地》等），而决定一到60岁就主动从编辑岗位办退的。

在我编《随笔》深感艰难的1990年，施蛰存为表示对我的关怀与友情，还特地用友人赠送他的光滑的日本纸，挥动“已多年不用”的毛笔，给我题写了唐代诗人沈亚之的一首七绝：

长安少女踏春阳何处春阳不断肠

舞袖弓弯浑忘却罗衣只换九秋霜

沈亚之诗为

伟经仁兄书

午秋北山印

1993年初我从《随笔》退休以后，由于盛情难却，我应邀充当香港《大公报•文学》副刊和广州一些报纸副刊及《同舟共进》月刊等的特约编辑或顾问，为这些报刊组织一些稿件或主持某个专栏。那几年，我与施蛰存仍时有通信。他曾应我之请，为《羊城晚报》新办副刊《健康之友》、《七色花》和《南方日报》文艺副刊《海风》题写刊头。他题写的这三个刊头，都先后在这两家报纸的副刊制版刊用。

1994年8月，他复我一封信中说：“我现在终日多眠少起，不写一字，每日拣必要的信写一二封，此外只是看报纸。”“且待秋凉后再看情况，希望或能恢复写作能力。”此后，他年高体衰、精力锐减，一年不如一年，已极少撰文。

又过了两年，我从施蛰存在《随笔》发表的杂感和他已出版的散文中，先摘出一些句段，组成一篇短文。由我代拟以“西窗短句”为题，于1997年4月30日发表在由我主持组稿的《羊城晚报•晚会》副刊“名家智语”专栏。这大概是他生前由别人代编在报刊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现在也不妨录出如下：

西窗短句施蛰存

穷凶霸道的人，读一辈子诗，也不会变得温柔敦厚。

衡量人品的标准，大致不外乎“才”与“德”。才有通才，有专才；德有盛德，有美德；通才与盛德，可说全面发展，专长与美德，仅是一节之长。具有通才与盛德，已极不易，才德兼备，更是难得。

自高自大多是自尊心的恶化发展。但自尊心与自高自大却截然是两个东西。我们要消弭的是自高自大，可不必连自尊心都一起铲除。

真正能笑的人，一定不愿在别人面前显示他的笑容的。

民族有消长，朝代有兴亡，而中国始终存在。中国匹夫们对国家负责。在多少风狂雨骤、山崩地裂的天灾人祸之后，始终保持这个国家，没有自亡，也没有被亡。中国的伟大，归根结底应归功于中国的匹夫。

收到我寄去刊载此文的《羊城晚报•晚会》副刊样报后，施蛰存1997年5月7日给我来信说：“4月30日手书及附件收到。你又为我在广州报纸上亮相，甚感高情。”“摘取拙文，不必惠我稿酬，让花城出版社送我几册新书，最好还是那些有关反右及文革的纪实文学，就可以了。（这一小文，不必给300元。）”收到他此信时，《西窗短句》一文稿酬已由羊城晚报社汇出。那年花城出版社也没有可供他一览的新书。于是，我将自己保存的几本《告别“万岁”》样书取出一本，以邮挂寄呈他惠览。（《告别“万岁”》一书，系广东综合性月刊《同舟共进》从1988年7月创刊至1996年10月出了一百期的一个精选本，由该月刊主编萧蔚彬同我一起主持选编，于1996年10月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初版印行。）

收到《告别“万岁”》后，施蛰存于7月2日给我赐复。这是十多年间他写给我的最后一封信，全信如下：

伟经同志：

五月十四日手书早已收到，大著《告别“万岁”》亦收到。谢谢。

我又病了好久，未能即复，甚歉。今年九十三，显然已衰老了，心脏不如过去，写字也木强了，思维也迟钝了。现在每日只看几份报刊，一半时间是躺着，文章不写了。你要我写题字，也敬谢不敏。总而言之，退出社会关系，坐待天年了。

承足下关怀，中心[心中]感激，有劳尊命，无可奈何。此问起居。

施蛰存 1997.7.2

1999年9月中旬，我与妻刘静兰到沪、宁、无锡、苏州旅行。除了观光，主要是看望一些老作家。抵沪第二天，我与妻由徐开垒兄长带领，驱车赶往华东医院十二层，探视曾给过我许多帮助与教益，已重病垂危的王西彦先生。接着，我们又一起乘出租车去到愚园路施蛰存寓所。

那天早上，施蛰存就在家里跌了一大跤。据他的大儿子和曾孙女告知我们，他跌得一脸是血，伤势不轻，但他怎么也不肯到医院去。在家人一再劝说下，才把他送进了医院。我们到达时，他还留在医院医治呢。我们三人在施家二楼坐了一会儿，见到了正在卧床静养的施老夫人陈慧华。她平卧着，听见我们的问好和祝福，微微笑着向我们点头。那天，施家好像还在装修，上楼楼梯及门框还散发着新刷上去的油漆气味。我们只参观了二楼那间二三十平米用作卧室兼书房、会客室的大间，和侧边一个小间，即告辞。我与妻随即乘火车离沪去南京，终未能一见施老。直至他2003年11月病逝，我都未能去上海最后见他一面。每忆及此，深以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