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关于唐达成的记忆

关于唐达成的记忆

○　刑小群

2002年12月的一天，陈为人打来电话，说他到了北京，想找我和丁东聊聊。我们在唐达成家见了面。这时，唐先生已经去世三年了。此前不久，陈为人在《黄河》杂志上发表了一篇纪念文章，反响不错。他说，想在这个基础上，写一本唐达成的传记。至于怎么写，写成什么样子，他还没有想好。唐达成夫人马中行表示，全力支持配合他的写作。我和丁东当即赞同，并坦率直陈，要写就写真实的唐达成，写出唐达成命运背后的东西来。

说实话，分手以后，我对陈为人的计划并没抱太高的期望。当时，我不知道他与唐达成的关系深到什么程度，不知道他对唐达成晚年在京城的生活了解到什么程度，也不知道他对当今传记写作乃至整个思想文化的发展把握到什么程度。唐达成的特殊意义，不在于他是一个文艺评论家、书法家和画家，而在于他曾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一任党组书记，是1950年代和1980年代中国文坛漩涡中心的亲历者。写他的传记，能否揭示出复杂的历史内涵和丰富的人生意味，我不能不打一个问号。我心说，要让我来写，恐怕写不好。和别人谈起陈为人这部书稿，我听到了不少疑问：唐达成？他的传记有什么写头？有什么看头？

2003年夏天，正在女儿家探亲的陈为人从蒙特利尔给我们发来了本书前六章的初稿。几十万字，我是在电脑前一气读完的。当时吃了一惊：陈为人成功了！不是一般的成功，而是非常成功！丁东看了更是连连称赞：“上乘之作！上乘之作！”他当即给陈为人回信，表示祝贺，希望他一鼓作气，赶紧完成。

接着，陈为人又用一年多的时间，不但完成了初稿，又反复推敲，改出二稿、三稿、四稿、五稿。一部沉甸甸的大作，终于问世。

一

我读这本书之所以津津有味，是因为在读一个熟悉的师长，也是因为读一段自己亲历的历史。当然，我越读，越感觉自己对唐达成了解太少；越读，越觉得当代文坛有更多的炫目风景，我还不知道。

说起唐达成先生，他是我父母的旧交。1950年代初，父亲邢野在中央文学研究所任职，唐达成是第二期学员。以后，父亲在中国作家协会外委会工作，参加过1950年代到1960年代大大小小的党组扩大会与各种名堂的批判会，《文艺报》的唐达成要么是挨批者，要么是参加者，与父亲多有碰头之交。

1973年，我还在山西大学读书，有一次，同学陈为人对我说，我领你去见一个人，他说认识你的父亲。于是，我们在太原钢铁公司一处低矮的小屋里见到了唐达成。记不得当时谈了些什么，只记得他告诉我，他曾在《文艺报》工作；并对我上了中文系很是赞许，说以后可以继承父业。回家我与父亲说起。父亲说：唐达成是个很有才华的青年，可惜了……,你以后可以多向他请教。父亲说这话时，没有在乎他是摘帽右派，话里带着很多同情。后来，从母亲张今慧口中还知道，因工作关系，她也认识在山西话剧院工作的马中行，还笑着对我说，她爱穿黑衣服，都说她是话剧团的安娜•卡列尼娜。

1979年，唐达成已经调回北京担任《文艺报》编辑部主任，当时在沙滩北街2号大院的简易房里办公。有一次我和丁东回京探亲，到那个大院里找人。我说，咱们去看看唐达成。尽管丁东与他初次见面，唐达成还是很热情，很健谈，问过我父母的近况，便谈起当时流行的小说。这时我已经在山西大学教书，专业是中国当代文学。当时我们对“伤痕文学”很感兴趣。但谈到史铁生的《午餐半小时》，却和唐达成看法相左。我们认为这篇小说很好，写出了社会底层的真实状况。他却认为小说的调子太灰暗了。现在想起来，刚刚获得改正的他，热切地盼望生活中多一点亮色，希望文学有助于推动国家的中兴，也是可以理解的。我还问起，华国锋为什么会下去？唐说，他主张“两个凡是”，他不下去，很多事情推不动。

1985年，我一度借到作协《诗刊》编辑部工作。当时唐达成住虎坊路甲15号，和《诗刊》一个院。一次去拜访他，我表示想调到北京，问他有没有可能？他说，很难。我便没有去麻烦他。他当时已任作协党组书记。

后来我在《中国作家》杂志上看到马中行的一篇小说《我要属狼》，感触良多，抑制不住内心的冲动给马中行写了一封信。她立即回信，视我为小说的知音。记得唐达成也附言说我信写得好。

转眼到了1990年代。我到北京大学做了一年访问学者，呼吸了北京大学的空气，越发不想继续在山西教书。这时，唐先生早已从作家协会的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可能他觉得以前对我没有帮上忙，所以主动把我推荐给刚刚创刊的《环球企业家》主编冯立三，后又经段杏棉老师向张锲推荐，我得以再次借调到北京。

我和丁东去唐先生家表示感谢。他就像老朋友似的和我们交谈，从政治到历史，从理论到艺术，谈得很投机。他说，当时在作协主持工作，就像是巴金《家》里的觉新，老一辈认为他对年青人管束不严，年青人嫌自己思想不够解放，夹在当中，日子并不好过。现在总算退下来了。他还说，自己搞了这么多年评论，现在苦于跳不出日丹诺夫那套思维和语言，很羡慕邵燕祥、李国文他们，文章没有那些八股气。那时，我看到的唐达成的文章不多，从陈为人的书中，才知道他曾有那么深刻的“车、别、杜”情结。

我到《环球企业家》供职，采访了几位经济学家。湖北《今日名流》杂志按图索骥，也向我约稿。我于经济学是外行，采访纯系工作需要。考虑到《今日名流》杂志要写名人，于是问对方是否可以写点文化名人，比如唐达成，对方同意。这样，我就采访了唐达成先生，同时采访了马中行，还有在电影界已经有些名气的唐大年。文章发表后，《今日名流》希望我继续写。唐先生也说：“你们思想比较敏锐，文笔也可以，应该多在全国性的报刊上发文章。”于是，我陆续采访了邵燕祥、冯亦代、温济泽、曾彦修、李慎之、朱正、萧乾、钟沛璋、戴煌、梅娘、袁运生等1957年的蒙冤者，后集成《凝望夕阳》一书。书出版后，我送给唐先生指正，唐先生回赠了《世象杂拾》、《书林拾叶》两本新著。

每次到唐先生家，他总是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他晚年的思想越来越活跃，反思越来越深入。他身在文学界，谈到文学并不多，话题多是半个世纪以来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和成败得失。对于“左”的那一套，他深受其害，深恶痛绝。对于官场上日甚一日的捧场和奢侈，他也很不以为然。他参加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一个代表团访问德国，同行的都是部级干部，公家给订的是头等舱。他说，没有必要嘛，干嘛浪费国家这么多钱?

在和唐先生天南海北闲聊的时候，他经常会提到50年代文艺界一些鲜为人知的往事。比如他说，很尊敬冯雪峰先生，但50年代初冯雪峰化名批判萧也牧，也很左。说丁玲和陈企霞都是他尊敬的老师和领导，“但他俩主持文艺报时也很左嘛，左得厉害！你说批孙犁有什么道理（批《风云初记》）？批碧野有什么道理（批《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批《三千里江山》、批《关连长》……一路批下来，人家一拿到《文艺报》手都哆嗦：又批谁了？当然，不能全怪丁玲，但丁玲也有责任。”这些话，虽然不无情绪，但表明他在不断反思。

唐先生说自己摘帽后，曾调回作协工作，赶上“大连会议”，让他记录。不久这个会就因“中间人物论”挨批，西戎说：达成啊，你记录那么细干什么，你记少些，我们的罪过也少点。可自己当时是戴罪之身，哪敢不认真记录呢？他还讲了周扬很多鲜为人知的往事。

我为编《回应韦君宜》这本书，请他谈了一次同韦君宜的交往。他对韦君宜的《思痛录》非常佩服。他说，韦君宜是大彻大悟，但有的人受罪四十多年，还没有反思，这种人是从精神上彻底被打垮了。我说：看来，不光是敢不敢说的问题，每个人思想的高度有不同。就对唐先生说，您真该把一些事写下来。他说，手上老有事。常有一些年轻作家把新作拿来，请他评论，他不好推却。丁东对他说，评论的事情，您不写，别人也可以写。回忆的事情，您不动笔，别人无法代替。历史本来应由真实的细节构成。我们现在能读到的历史书，往往意念先行，简化成黑白两色，只有好人和坏人，红脸和白脸，历史过程本身的复杂性全被过滤掉了。当事人的回忆，可以用细节恢复历史的丰富性和真实性。谈到这里，唐先生说，李泽厚也建议他写回忆录。上海沙叶新先生也说过，唐先生病前最后一次出门，他们一路同行，他也曾当面向唐先生提过写回忆录的建议。可见，这是不少人的共识。

看唐先生比较忙，我就自告奋勇说，我拿个录音机来，您口述，我整理。有一次，丁东请他讲述批判《苦恋》的前前后后。他如实地述说了他和唐因完成那篇文章过程中的千般无奈，最后还是胡耀邦出面，才让他们度过了难关。这些意思整理出来以后，唐先生以他多年的办刊经验，反问丁东：能发表么?丁东说：看机会吧。当然，什么时候发，在哪儿发，尊重您的意见。1997年，《百年潮》杂志创刊，要发表张光年日记，其中谈到批判《苦恋》这件事，社长郑惠先生觉得语焉不详，怕读者看不懂，想请唐达成写一篇回忆文章。当时，唐达成已经查出肺癌，刚做手术不久，难以伏案写作。于是丁东说，我这里有一盘录音带，可以整理出来请唐先生审定。这篇访谈录在《百年潮》发表后，产生了一些反响。于是我们再次向唐先生建议，继续进行口述录音。他同意了，但又有些犹豫。我隐约感到，唐先生一是觉得现在看病还要依赖组织，担心有些事情公开出来会不会引起一些人的不快？二是动手术以后，身体确实越来越不好，经常处于低烧状态。再见面，就是在协和医院的病房里了。在那种环境里，我也不好意思再提回忆和录音的事情了。

1999年10月，唐达成先生去世，终年71岁。在平均寿命普遍延长的今天，并不算高龄。陈徒手和我们谈起他走得如此匆忙，也感到十分遗憾。他在唐先生去世前两个月，作了一次最后采访的，显然，还有许多问题没来得及说。

本来，我以为唐先生带着许许多多珍贵的历史细节走了，给当代的文学史、文化史、思想史、政治史，留下了许多遗憾。但是陈为人居然把那些宝贵的历史细节一一钩沉出来，我想，九泉之下的唐先生，也会感到莫大的欣慰。

二

我和陈为人相识已经30多年了，读过他的小说，但较多的印象，还是偶尔遇到的“山西省作家协会秘书长”的匆忙身影。

看过这部书稿后，我恍然大悟：写唐达成传，最合适的人选，非陈为人莫属！

我从事中国当代文学教学将近三十年了，读过的中国当代作家传记不计其数。我觉得，到目前为止，当属这部传记水平最高。它视野开阔，材料详实，思想锐利，感情饱满，文笔流畅，特别是对当代中国政治和文学关系的复杂肌理的透视，对80年代中国文坛高层人际关系和心理氛围的挖掘，达到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我相信，此书出版以后，将成为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史难以绕过的必读书。

这本传记的成功，原因有许多方面，我能想到的是：

首先，陈为人与传主唐达成的关系非同一般，在唐达成的朋友中，或许没有第二人。至今陈为人称唐达成为唐师傅，称马中行为马师傅。这是工厂里习惯的称谓。当年，作为文学青年的陈为人，是在唐达成最落魄的时候拜他为师，成为他身边几位追随者之一的。试想，身为检修工、勤杂工，有时还要当运尸工的唐达成，身边有人向他讨教文学，不正是给了他一线人生意义的希望？正是在唐达成的指导下，70年代，陈为人发表了一些作品，太原市推荐他上了山西大学的工人作家班，而那个作家班只有15人。陈为人与唐达成一直保持着无间的师生、朋友之情。他目击了唐达成从大落到大起的全过程。他不只是近距离的目击者，甚至因常常是唐达成的倾诉对象，而成为他生活的参与者。陈为人是有心人，无论出于学生对老师求教的心理，还是出于对朋友间倾诉的珍惜，或是出于对高位状态下唐达成心态的研究，他总把与唐达成谈话的内容很快记下来。这样，当他揣摩分析唐达成时，也有了可靠依据。唐达成为人的真纯也在这里，他没有因时过境迁的腾达，疏远昔日的朋友。而陈为人，或是其他人，如果在唐达成登上高位再与他相识，已不可能建立如此深厚的交情。

其二，陈为人是从山西省作协秘书长位置上退下来的。如果说，唐达成曾是中国的高层文艺官员，陈为人也当过中层的文艺官员。没有在文艺界从政的亲身体验，很难深切地体会到官场的游戏规则、文艺体制的微妙和人际关系的复杂；也很难深切地体会唐达成内心的苦闷、踌躇和选择的无奈。由文人而文化官员，是某些作家梦寐以求的人生目标。没有尝过官员滋味的，可能总想尝一尝。唐达成和陈为人，都是尝过了其中的酸甜苦辣，也就有了蓦然回首的反省。陈为人从官位上退下来以后，想重新拿起笔。先是动手写长篇小说，后又决定放下未完的小说，写唐达成传的。其中的一部分原因，可能是受了丁东影响：“反思历史不宜迟。”但我觉得，追溯唐达成的心路历程，何尝不是重温自己的心路历程。先做这件事，无疑更有挑战性，也更有魅力。他放不下与唐达成三十多年交往的情和义，放不下在文艺界工作心中堆积的块垒，他写唐达成其实也是在写他自己。

其三，陈为人的写作动机比较纯粹。现在的作家传记研究，有几种动机。有的是学位论文，有的是某一级别的科研项目，有的是受作家本人或亲属的嘱托，有的是出版社的约稿或文化公司的策划。而陈为人写唐达成传，不同于其中的任何一项，他完全是受到内心的驱使，没有一个机构给他提供一分钱的经费。他为了完成采访活动，自己投入了旅差费几万元。为了节省旅费，他住在马中行家。妻子对他非常理解，给他做饭，并录制资料，全力支持他写作。人说，知识分子的意义莫过于立功、立德、立言。我想，此书的写作动机也可以归之为“立言”二字。他不仅仅是写唐达成，也是审视几十年来在体制下的文化人的命运和精神。这种动机，使他决意不受外在干扰，一鼓作气，一吐为快，吐罢方休。

其四，陈为人选择了一条明智的研究路径。中国的当代作家传记乃至整个当代文学研究，有一种重文本而轻人本，重作品而轻社会的偏向。写唐达成的传记，如果把研究重心放在唐达成已经公开发表的作品上，至多只能看到冰山浮出水面的一个尖顶。陈为人没有止步冰山尖顶的描述，他把更大的气力投入到水面之下的挖掘。

如何挖掘呢？陈为人吸收了陈徒手等人的成功经验，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档案。现在要想查阅官方档案没有条件，但唐达成留下了私人档案，他家保存了一批文件、手稿、书信、笔记和日记，马中行和唐大年也向陈为人开放了自己的日记、笔记，再加上张光年日记等同代人的出版物，这就使陈为人获得了大量第一手史料。二是口述历史。这是本书最有特色的一个方面。陈为人家在太原，为写这部传记，到北京、上海采访了七十几位与唐达成有过交往的同事、朋友、当事人，即包括和唐达成关系友好的人，也包括和唐达成发生过冲突和磨擦的人。得天独厚的资料占有，就使陈为人的传记成功了一多半。因为我们这些想明白文艺界内情就里的人，往往看原始资料的心情更为迫切。从那些口述人的语气、措词中，都可以品出百般况味来。

中国的当代作家传记，通行的写法都是以时间为经，作品为纬，叙述作家的生平故事和创作成就。即使讲一点作家的局限，往往避重就轻。而陈为人写唐达成，却跳出了俗套。他无意溢美传主，而是截取传主经历的几次重大政治运动，以传主命运跌宕为线索，辐射半个世纪波谲云诡的历史风云，追求一种大人生的叙述。

其五，陈为人广泛吸收当今思想界的文化资源。他为了写这部书，买了很多书，看了很多书，涉及文学、历史、哲学、政治、心理、社会诸多领域。这从书中的旁征博引就可以看得很清楚，无须我再举例。陈为人是小说作家出身。如今的小说家，好多人都有一种知识自足感，不屑于关注思想文化领域的新知。陈为人年近耳顺，却仍然保持着求知的渴望。

史学意义上的人物传记，有别于文学意义上的传记体小说。一般来说，写惯了小说的人，从事史学范畴的传记写作有利有弊。利是文笔生动，富有激情，不呆板；弊是容易袭用小说的虚构手法，失去了史笔的真实。在这本书中，陈为人发挥了小说家的长处，避免了短处。在他叙述的过程中，你能体会到作者内在的激情，却没有轻率地主观虚构。当然，有些议论如果再节制一些，也许更好。

其六，陈为人在这部传记的写作过程中，集思广益。我不知道他先后征求过多少人的意见，光我亲历过的讨论，就有两次。有一次在马中行家里，丁东和崔卫平意见相左，争得面红耳赤，只好又请张凤珠参与进来，才取得一点共识。

陈为人吸收大家的意见，决不是随波逐流，关键之处，他是坚持主见的。在社会上，唐达成的基本角色是文艺评论家。陈为人为唐达成立传，在这方面却没有过誉之词。他对唐达成文艺评论方面的成就，评价适度，有所保留。这一点引起了马中行的不快。书稿出来后，马中行甚至一度后悔：我这么支持你写作，你却这样评价作为批评家的唐达成？陈为人和马中行为此发生了争执。作为妻子，希望别人对丈夫评价更高一些，也是人之常情。但身为作者，为了迁就亲属的情绪，如果无原则地拔高，就不值得称道了。好在不几日，看过书稿的陈丹晨来到马中行家，诚恳地对她说：这本书，水平远在我新出的《巴金传》之上。老唐很幸运，交了个好朋友。听了这话，马中行自然很受用。今年四月下旬，丁东去看马中行，她说，既然大家都说这本书写得好，我也就放心了。没过几天，马中行突发脑溢血，再也没有睁开眼睛。但我想，她在辞别人世之际，心情是愉快的。她和陈为人的争论，已经划上了圆满的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