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活：与父亲把酒话人生

与父亲把酒话人生

○　王则楚

清明时节，是祭拜安葬在康乐园墓地的母亲的时候，也是在中山大学岭南校区漫步和回忆往事的时候。1992年的春节，我住在家里，父亲王季思希望我爱人带孩子回家来过春节，因为我们20多年都没在家过春节了，他让我写信去。哪知收到的回信里，红英说，天在下大雪，她是只想着王滨、王泳是骑车上学呢，还是乘车上学？根本顾不上考虑回远在南面的广州。父亲听了，感慨地写下了“笔带凌云气，心存圣母慈”的诗句。他讲：“一个家，就得有个持家的人，你妈就操持过三个家，一个是你外婆家，一个是在乡下上田村的家，一个是我们自己的家。”一下子把我们带回到母亲在世的美好时光。

记得1957年的春节，那时，家里从中山大学的西南区11号搬到了东南区1号楼下，正逢父亲《西厢五剧注》出版后得了一笔大稿费，房子大了，母亲又买了新的家具，还给父亲每年要翻出来晒的书配上了书架。恰恰夏承焘来中大开会，父亲请他到家里写了对联：“三五夜月朗风清与卿同梦；九万里天空海阔容我双飞。”商承祚先生的父亲、清末的探花商老先生还应父亲之求，写了“翠叶庵”的横额。每逢客人来家吃饭，母亲总是亲自下厨做好几道如鳗片蒸花肉、清蒸板鸭等下酒菜，温好从稻香村成坛子买回来的绍兴酒，让父亲和朋友相聚畅饮，谈笑甚欢。根据兄姐的回忆，就是在这次与夏先生畅饮时，父亲回顾起当年趣事：在盛夏的晚上，又热又闷，蚊子又多，自己还在挑灯夜读，被已经早早按时躲进帐子的夏承焘看到，夏先生劝父亲说，做学问不能靠拼命，要靠命长。父亲说：现在看来，这是对的。以后，父亲跟许多人讲过类似的话。

1992年的春节前，有几天因为小雷要出去海珠区骨科医院照看小明，家里只剩下我和父亲厮守。父亲年事已高，进食慢，只能喝几杯葡萄酒，吃些剁碎的肉末等。因为年底我要赶回安徽过年，就趁走之前买了几只螃蟹，蒸了与父亲共饮畅叙。爷俩天南海北聊天。父亲说起曾在广州任太守的王德，那王德听说城门外有大怪物，百姓惊而紧闭城门不敢出，则手持大锤命开门视之，原来是一只特大的螃蟹，喜而锤之蒸而食。又说到改革开放、市场经济价值观下的爱情和家庭，一切顺着彼此的酒兴，随口而出。出对子，接酒令，父亲讲“生吃鲜蚝醉吃蟹”，我瞎对个“朝饮早茶晚打牌”，又喝又讲，难以忘怀。谈的事现在不时想起来，还是很值得深思的。

和父亲谈得最多的是“爱和家”。父亲研究古典戏曲，他的研究对象无论是《西厢记》还是《桃花扇》，大都以男女爱情为主题。他在“文革”后发表过把文明社会以来的性爱和婚姻形式分为古代的性爱、现代的性爱、未来的性爱三种形式的观点。他自己与母亲结合，共同乘船离家出走，也被人联想《西厢记》，笑称为“张生跳墙，王生跳船”。父亲认为未来的性爱是恩格斯所说的“除了相互的爱慕之外，就再也不会有别的动机了”。这在我们已经经历了这一过程的孩子的眼里，实际上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

我曾问父亲，你一讲起“妈妈”，为什么首先就讲“她会持家”，而不是先讲她如何的漂亮或如何与你有共同的理想？年近90的父亲坦诚地说，共同的理想在男女受授不亲的年代，是不可能的，即便在今天，恋爱时往往也多是从由于漂亮引起的爱慕开始。但要成家立业，会在社会的各种动荡中“持家”，那才是真正的本事，真正的“漂亮”。我说，这就如同古时候，打了野兽，吃上兽肉，就是令人羡慕，于是把兽牙穿在嘴唇上为美一样，尽管并不美，但能显出“富有”。在市场经济的大潮里，在充满竞争的社会里，会“持家”才为美。父亲点头，示意我倒酒，我才注意到他已经又喝了一口酒，面色红润。

我乘着倒酒的时候轻声问父亲：你年轻的时候，就会看到妈妈“持家”的美？他放下酒杯，慢慢反问，你呢？我只好会意地笑了。我说，“持家”的美，是一种责任的美，往往是在有了孩子的时候才能体会到的。我想起，母亲总是记得为我这个在外玩得一头大汗的小儿子灌满一壶凉开水，让我一回到家就能喝个痛快。这一切都充分显示出母亲持家的本领。父亲讲，这是事实，记得苏联有部影片，叫《金星英雄》或是什么，讲一个农妇，以为在前线的丈夫已经牺牲，就和一个因伤复员的战士组成了新家，后来丈夫从前线回来，她让后者离开，说的原因就是：他是孩子的爸爸。

《桃花扇》是反对前朝的知识分子为新朝服务的，而陈寅恪先生费时十年研究“钱柳姻缘”的《柳如是别传》则是赞成前朝的知识分子为新朝服务的。我问父亲，你为什么不去称赞会持家的柳如是，而去称赞烟花女子李香君？解放后执政的共产党为什么就不能看到陈先生希望从前朝（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要为新中国服务的用意呢？父亲想了很长一阵说，《桃花扇》已经有孔尚任写成戏了，我注释《桃花扇》，只把他作为戏来注释，把反清复明这样的共同政治理想作为爱的基石，也许符合了革命的思维。正因为在惯性的革命思维影响下，才不会看到持家的柳如是的重要。陈先生也就没遇上知音。共产党的哲学是革命的哲学、斗争的哲学，要随着自己拥有执政的地位而变才对。

我从不少同学与上山下乡时结合的对方离婚的事实，问父亲：那种为了孩子而貌合神离地维持的婚姻是不是值得推崇。他正色地说，假的东西，包括假的感情、假的思想、甚至假的“哭”、“笑”，都是对孩子最大的毒害。记得小时候，我走夜路时，总是感到有鬼跟着我，脚步声声和自己的一样，爸爸总是让我回头去看看是什么，其实什么都没有。他说，就是真的有鬼，也让你看清楚，而不愿意你不知真假。

由此，我和父亲的话题转到了社会，转到了历史。父亲说，一个讲假话、大话的社会，是最没有“家”的归宿感的社会；一个不能或不敢把真实的历史告诉人民的国家，是最没有“家”的认同感的国家。“持家”最要紧的是真，真才是最美的。我深深感到父亲那颗年轻的心又在跳动。记得在一次政治风波之后，我批评父亲不该在不明党内斗争真相时，乱在支持学生的什么公开信上签名，说他年纪大，就讲讲好话得了。他很不高兴地说我是“滑头”。我知道他是最瞧不起那些当面讲好话，背后又拆台的人，他的做共产党的真朋友的心没有变。我也就认同地讲，真，才有诚，诚信对于市场经济是最重要的资源，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个市场，建立在诚信的基础上，只要是真，哪怕人人都是唯利是图的经济人，最优的数学模型也可以使它的管理成本、交易成本降至最低，最终受益的还是这个社会的每一个人自己。而一个建立在没有诚信基础的社会、市场，其防范虚假的成本要高得多，弄得不好，甚至会把所有的利润都花完，最终受害的是社会的每一个人自己。

回顾这些，深感同父亲把盏的快乐，深感酒中的人生是多么的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