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活：折断翅膀的飞翔

折断翅膀的飞翔

○　余杰

美国法学家罗纳德•德沃金说过：“在一个自由社会里，教育的一个核心部分是学会忠诚于个体真理而不是忠诚于集体真理的重要性和深刻性。”与之相对应的是，在一个不自由的社会里，文学则是抵制服从文化、抵制谎言机制的最后防线，文学家以真理为旨归而不以权力为目标。自由的价值是在与不自由的状态斗争的过程中获得的——文学家就如同天生就喜爱飞翔的鸟儿，即便翅膀被折断，心灵仍然在不可抑止地飞翔。

俄罗斯作家帕斯捷尔纳克就是这样做的。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帕氏面临着被苏联政权驱逐出境的威胁。他们不把帕氏的获奖当作俄罗斯民族的荣耀，却把这个消息看成是对统治阶层不可饶恕的“冒犯”——这个政权俨然以俄罗斯大地的主人自居，随心所欲地决定谁可以生活在俄罗斯、谁不可以生活在俄罗斯，以及人们在俄罗斯应该怎样生活。对于帕斯捷尔纳克而言，俄罗斯是不能离开的，他扎根于这片土地，这片土地是其创作的源泉。而这恰恰是帕氏被对方捏在手里的唯一弱点。在此意义上，苏联政权展示出它最为卑鄙无耻的一面：以放逐民族文化最优秀的创造者、以损害民族文化的生命力为代价，换取少数人统治的“稳定性”。他们认为，对帕氏的惩罚是必须的：因为帕氏属于“不稳定因素”之一。

由于不愿离开自己的祖国和人民，帕斯捷尔纳克直接给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写信申辩，他写道：“我的出身、生活和工作都同俄罗斯相联。……被放逐异国他乡在我是不可忍受的。”帕氏不是视死如归的烈士，而是像日瓦格医生一样敏感、像孩子一样纤弱的知识分子，他没有选择对抗到底，而被迫走入了一种“内心流亡”的生活。帕氏被解除了“武装”——他的翅膀折断了，眸子却依然仰望天空。帕氏谦卑而不失尊严地告诉那个可以决定自己命运的领袖：“对我的攻击仍在进行，并且开始带有吹毛求疵和报复性。我不知道这类攻击有多少公正可言。审判针对的是一本书，可谁都又并不了解这本书，书的内容被片面摘取的引文所歪曲。……”高高在上的赫鲁晓夫大概没有阅读到这封信，也没有命令那些御用文人们停止攻击帕斯捷尔纳克，直到他本人被阴谋集团所罢黜。在下台之后幽居的日子里，赫鲁晓夫这才认真读完《日瓦格医生》，他为自己昔日的所作所为羞愧万分，并托人向作者捎去迟到的忏悔。

以凄美如天鹅绝唱的姿态，帕斯捷尔纳克被迫告别了心爱的文学——沈从文也经历了这样一个翅膀折断的痛苦过程。帕斯捷尔纳克被折断的翅膀一直未能愈合，他再也没有体验过飞翔的快乐，他是在“等待与容忍”中辞世的，日瓦格医生那颗负担过重的心脏突然停止跳动——这一结局成为作者本人的谶语。面对厄运，帕氏这样痛楚而不乏从容地写道：“我已从思想上告别了我的独立工作，并且开始安于这样一种想法，即我所写的一切，今后再也不会重版，青年人也将永远不会知道它们。这对一位作家来说是一种巨大的损失，而我甘于牺牲这一切。”这不是签署一份投降书，也不是故意裸露伤口以获取怜悯。相反，作家默默地接受了残酷的命运，却始终没有丧失“勇敢与耐心”。在给作协主席团的信中，帕斯捷尔纳克保持了一种罕见的、堂吉诃德式的贵族气质：“我知道在舆论的压力下，会提出开除我作家协会会籍的问题。我不期待得到你们的公正待遇。你们可以枪毙我，流放我，你们可以做你们想做的任何事情。我提前向你们说声再见。但请不必着急，这样做不会给你们增添丝毫幸福与光荣。请记住，若干年后，你们肯定不得不为我平反恢复名誉。在你们的实践中，这样的反复已经不是第一次了。”飞翔过，这就是一种光荣，爬虫一辈子也理解不了这种幸福感——如今，有谁记得那些伤害过帕氏的所谓“作家”们呢？帕斯捷尔纳克至死都没有失去他内心深处的骄傲。

我对那些被折断的翅膀、被羞辱的灵魂一直保持着深深的敬意。在侮辱者和被侮辱者之间，我永远站在后者一边。诗人和翻译家屠岸与帕斯捷尔纳克有过相似的经历：因为“自我交待”曾经在1945年的一次文艺晚会上朗诵过“胡风分子”绿原的诗歌，并且在胡风的鼓励下完成了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歌的翻译，一向积极“革命”的屠岸突然被视为“问题人物”。一夜之间，他莫名其妙地被划入了“三反分子”的行列，他的共产主义信仰也破灭了。“唯一的安慰是未来一定能够解释清楚，但未来什么时候才能到来呢？”尽管没有受到暴力的折磨，但那无所不在的政治压力已经在吞噬着他的健康：肺病再次发作，比肺病更可怕的精神疾病也随之发作，“有半年的时间我惶惶不可终日，经常睡不着觉，吃完安眠药之后才能睡一到两个小时，内心慌乱、完全不能静下心来，讲话讲着讲着就发愣。但我外出的时候都掩饰得很好，除了我爱人之外，谁也不知道我患忧郁症。”诗人是革命的同路人，却往往为革命所摧毁，鲁迅在探讨叶赛宁的命运时就已经发现了这个可怕的秘密。

紧接着，更残酷的运动时代到来了。诗人们陷入了天罗地网之中，无处可逃。在接受《新京报》访谈的时候，屠岸回忆说：“到了一九六七年情况最严重的时候，我不想活了：跳楼吧，形象不好；投水呢，冬天护城河的水太浅……最终我选择了上吊。绳子挂起来了，我已经把脖子伸到绳套里试了试，但我最终没有死，因为我看到我四岁的女儿。我最宠爱的小女儿看着我，她不知道我在寻死觅活，她看着我的眼神充满了依恋，我感到她很爱我，我不能走，不能让她当孤儿。”那时候，无论是活着还是死去，都无法逃脱铺天盖地的羞辱：选择活着，便只能处于一种“非人”的状态、一种“牛鬼蛇神”的状态，如屠岸所说：“我也怕死，但我遭受的精神侮辱太厉害了，人格全部扫地。”选择死去，自己倒是能一了百了，但家人将受到无休止的牵累，“那时候你若自杀，不会有人同情你，只会给你最大的责难，因为你自杀是自绝于民”。那时候，没有什么东西能够保护你——学识、才华、创造力、想象力……在冷酷的天平上，这些素质都被放在另一端的“政治”压得失去了重量。文明似乎失败了，野蛮成为生存的前提，世界变成了一个充满血腥的鳄鱼潭——谁会在意天上的星辰呢？

是的，最恐怖的专制制度，不是焚书、也不是坑儒——那只是暴君的咆哮；最恐怖的专制制度，是折断翅膀、扭曲心灵。书被烧掉，还可以继续写；心灵被扭曲，就再也无法复原。“改造”人的思想和精神，这是古今中外最为邪恶的一种想法，它通常是以卑劣、粗糙的心灵去统治高贵、细腻的心灵，纳粹时代和“文革”时代便是如此。屠岸是在1969年4月被“落实政策”的，当时首先做自我检讨，然后再接受批判，之后宣判：“你还是可救的，可以与群众一起学习，做群众让你做的事情。”在十多年被打入另册、如履薄冰地“活着”之后，这种半截子的“赦免”，让屠岸“心中有一种舒解和喜悦的感情，也有一丝的悲凉”。他悄悄地温习英文，诗歌的魅力如磁铁一样吸引着他，诗歌和女儿一起成为生活的希望。正是有了诗歌和女儿，黑暗虽然伤害了他，却没有能够消灭他。他伤痕累累——反右和“文革”过去很多年了，年逾八旬的屠岸仍然无法告别昔日的精神创伤，“政治运动给我心里留下的阴影，我始终都没有完全走出来，甚至到现在还做噩梦，梦见在迷宫里走不出来、考试不及格或者欠债……”这位才华横溢的诗人和翻译家，未能尽情地发挥自己的天赋，成为了那个时代的幸存者中一个活的标本。

当受难成为不可逃避的命运时，当翅膀的折断成为不得不接受的现实时，如何完成自我的救赎？如何保持言说和思考的能力？换言之，帕斯捷尔纳克、沈从文和屠岸们，是否有可能让受伤的心灵停止流血？是否有可能在受难中完成荣耀的见证？用德国文学家托马斯•曼的话来说，不幸地生活在“痛苦的屈辱”中的堂吉诃德们，应当遵循这样一些生活原则：第一，“不要担心未来——在当代这是唯一可行的生活策略。”第二，“让自己沉溺于无邪的深入内心的沉静工作——这是唯一可以帮助我们的事情。”平静和坚持不懈地从事自己的创造性工作。第三，“没有其他路标时，自己做自己的路标。”第四，“知道如何去‘等待与容忍’”，知道在“悲惨、该诅咒的和无可抵抗的时代里”，如何从事正当的工作。第五，“保持勇敢与耐心”。

要坚信这样的事实：翅膀失去了，飞翔的感觉不能失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