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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芜撰《论主观》始末考
○ 吴永平 舒芜1996年12月写成《〈回归五四〉后序》（载《新文学史料》1997年第2期），当时因手头没有可供佐证的原始文字资料，不当地引用了数十封胡风书信，而被胡风家属指为“侵权”。后经协商，作者与胡风家属互换了各自保存的对方书信。舒芜根据新得的信件对该文作了大幅度的修订后，收入《回归五四》论文集（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及《舒芜集》第8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 于是，《〈回归五四〉后序》就有了两个文本。它们的区别是，前者有数十封胡风书信，后者则代之以舒芜同期书信；所关涉的若干史实，作者也根据新得的书信作了一些订正。这样，倒给研究者提供了更多的研究资源。下文为便于叙述起见，称前者为“后序一”，后者为“后序二”。 细细比较这两个文本，可以发现后者有一些颇具意味的改动。以下单就与舒芜撰写《论主观》有关的史实进行考证，或许可以从中窥得被时间的尘埃掩埋着的历史一角。
一
《论主观》是与胡风集团命运有着重大关系的一件公案。多年来，当事者及学术界对该文的写作及发表经过有过许多争议。然而，由于各方掌握的原始文字资料都不够多，所据的仅限于当事者的回忆，既缺少实证考察的基础，又各执一辞，事情的真相便愈不可见了。 舒芜是《论主观》的作者，按说他的回忆应该比较可信，其实却不然。 在“后序一”中，他引用了胡风1943年10月26日的来信。胡风在信中写道，可以按照《论存在》等文章的写法把哲学的几个范畴都写一写，并说，虽然所论不是现实问题，但可以给看现实问题时一个镜子[1]。接着他便写道：“后来我就依此提示写了《论主观》、《论中庸》等系列文章。”还写道：“我觉得这确是好方法，便决计这样一个一个范畴地论下去。” 他的这个看法曾为学界所认可。 在“后序二”中，他转而引用了自己1943年11月1日复胡风的信，信中却明白地表示不能接受胡风上面的建议。他这样写道： 接来信。文章劳神校抄，极感。写《论存在》，是触发于史托里亚诺夫的《机械论批判》；写《论因果》，是触发于休谟；写《文法哲学引论》，则触发于当时的论战和庶谦的文章，里面的议论其实都有所指的。 来信所云：“把每一个重要范畴都这样讨论一下”，当时确有这个雄图的。但后来觉得，这样逃于空虚，总不成事体，所以丢下手，一直到现在，也没有心情了。只好“俟诸异日”。 舒芜是在1943年3—4月间认识胡风的，在此之前，他在学术兴趣上已经历了从墨学研究到现代哲学的转变。信中提到的《论存在》等三篇论文，所论的都是现代哲学范畴的问题。胡风说，这些都是“非现实问题”，他似乎并不服气，作了一番解释。胡风建议他继续这样写，他听出了对方的意思，表示不愿“逃于空虚”。简言之，不管舒芜其后撰写什么文章，都不再是《论存在》等文章的继续，而是改弦易辙后的产物。 胡风是《论主观》的审阅及发表者，按说他的回忆应该比较可信，其实也不然。 1950年，他在《〈为了明天〉后记》中，把发表《论主观》说成是演“双簧”： 当时还记起了一个故事。五四时候，刘半农用王敬轩的假名字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一篇用文言文写的攻击新文化运动的文章，接着还是由他自己用本名写了一篇反驳的白话文，那一出双簧戏据说效果很好。所以我要求读者“不要轻易放过，要无情地参加讨论”。 钱玄同托名“王敬轩”在《新青年》发表攻击新文化运动的文章，是为了给后面的刘半农的驳斥文章开路；胡风发表舒芜的《论主观》，后面预备再接再厉的是《论中庸》；两者无法类比。胡风“双簧”的说法实在勉强，而且与同文下面这段话还形成了不可解的矛盾： “若干读者以为《论主观》尖锐地接触到了当时的文化思想态度上的一些问题，连几位有马列主义修养的文化战士都曾经赞许过。” 1952年，胡风在“胡风文艺思想讨论会”期间，曾完全否定舒芜撰写此文时曾受过他的影响。1954年他在“三十万言书”中回顾当时争辩情景时写道： 舒芜说他“记得很清楚”，他的《论主观》是在我的《文艺工作的发展及其努力方向》的“启示之下”写的(打印本三页)。但他的《论主观》是在一九四四年二月二十八写定的，不但文章后注得明白，还有他第二天给我的信。[2] 这种说法似乎很有依据，其实也只是巧辩之辞。说到底，他始终只愿承担发表该文的责任，并把这态度坚持到了最后。1955年初他在《我的自我批判》中写道： 我在我后期主编的刊物上发表过“论主观”等实质上是宣传唯心论和个人主义的文章，在读者中间造成了有害的影响。对于这，我长期地只是把它当作一个发表的责任看，不能认识到这是从立场错误而来的、一个违反了党的思想原则的带政治性的严重错误。 舒芜当然不同意胡风的上述说法，他在“后序”中努力陈述另一面的事实。 在“后序一”中，他曾引用了胡风1944年6月9日及7月6日的来信，胡风在前一封信中说，是否把《论主观》拿出去，要看了《中庸》后再决定。在后一封信中，胡风表示，如果《希望》杂志能获准出刊，将先发表《论主观》[3]。然而，研究者从这两封信中并不能读出比胡风的公开表白更多的内容。 在“后序二”中，他公开了自己当年的几封致胡风的信件，时间比上述胡风的信更早，所述比胡风更详细，言辞比胡风更清晰，为研究者提供了更多的研究资源。 在1944年2月29日的信中，他写道： “关于陈君的问题而写的《论主观》，已完成，两万多字。恐怕无处可送，只好大家看看的了。最近即寄或带给你。” “近来很觉得有许多一般和特殊的批判工作可作，但各处都在‘尖头鳗’式的弄，很难冲出来。” 从信中的口吻可以清楚地看出，写信者是向收信人汇报近期工作的完成情况，换言之，收信人对该文的写作是完全知情的；同时也可看出，该文是为了“批判”别人，而不是为了“引起批判”的。 在1944年3月19日的信中，他又写道： 现在的迟疑，就是目前的问题：“暂且避避锋头”呢?还是仍然冲出来，并且更要赶快冲出来呢?那篇《论主观》，现在是否可以送出去?整个的局势，你看得清楚些，请你决定吧! 从该信的措辞中看得更清楚，《论主观》的发表完全是为了主动进攻（“冲出来”），而不是伸出头来让人家砍（引起批判）；而且，舒芜把发表与否的权力信任地交付给了对方。
二
前面已经摘引了“后序二”中舒芜1944年2月29日致胡风的信，信中提及：《论主观》是“关于陈君的问题而写的”。 信中提到的“陈君”，指的是陈家康。此君当年在中共南方局工作，担任周恩来的秘书，并在党报《新华日报》和党刊《群众》里负有一定的责任。信中所谓“陈君的问题”，指的是1943年底至1944年初，他和乔冠华等因几篇文章而受到党内批评的事情。信中说《论主观》是“关于陈君的问题而写的”，揭示该文主旨是为陈家康等受批评而抱不平，或是表示声援，或是澄清是非。 舒芜为何要撰写该文为陈家康打抱不平，胡风为何要支持他干预政党内部的行为？要说清这个复杂的问题，也许得简要地追溯1943年陈家康、乔冠华等为响应中共整风运动而写的几篇文章，以及这几篇文章如何引起了延安中宣部的不满。 在“后序一”中，舒芜曾引证了两封中共的重要电文。第一封电文为《中宣部关于〈新华日报〉、〈群众〉杂志的工作问题致董必武电》（1943年11月22日），电文中提到“现在《新华》、《群众》未认真研究宣传毛泽东同志思想，而发表许多自作聪明错误百出的东西，如××论民族形式、×××论生命力、×××论深刻等，是应该纠正的。”这三篇被点名文章的作者迄今仍未全部查明，关于“论民族形式”一文，有论者以为指的是胡风的《论民族形式问题》，但他的这篇文章从未见于这两个报刊，因此存疑。第二封电文为《董必武关于检查〈新华日报〉、〈群众〉、〈中原〉刊物错误的问题致周恩来和中宣部电》（1943年12月16日），电文中提到了6篇“最近有问题之文章”。这6篇文章的作者、篇名与出处如下： 于潮（乔冠华）《论生活态度与现实主义》，载1943年6月《中原》创刊号。 项黎（胡绳）《感性生活与理性生活》，载1943年6月《中原》创刊号。 于怀（乔冠华）《怎样研究时事问题》，载1943年8月24日《新华日报》第四版。 李念群《人的发现》，载1943年7月22日《新华日报》第四版。 沈友谷（胡绳）《论中国民族新文化的建立》，载1943年7月31日《群众》第12期。 陈家康《唯物论与唯“唯物的思想”论》，载1943年9月30日《群众》第16期。 董必武在致中宣部电文中概括了上述作者的“共同点”，写道：“他们在这一连贯问题（笔者注：“关于人与人性，生活态度及人道主义创作，与宇宙观的生命及生命力的问题”）上，观点都相同或相近，已成系统，很危险。” “三位同志之相同点是偏重感情，提倡感性生活，注意感觉，强调心的作用，认为五四运动之失败，由于没提倡人道主义，主张把人当人。” 近年来，学界有人将当年陈家康、乔冠华、胡绳等人在20世纪40年代初发表的这几篇文章提升为一场新的“思想启蒙运动”，给予高度评价，且痛惜该运动的不幸夭折。这个说法实际是在舒芜的“后序一”面世后才提出的。 在此，笔者不想探讨这场“思想启蒙运动”的得失，只想探究舒芜为什么说《论主观》是“关于陈君的问题而写的”，而不说是“关于陈君、乔君和胡君的问题而写的”，须知当年受到党内批评的并非只有陈家康一人。 简要地说，这涉及到另一件本应轰动一时却胎死腹中的历史公案。1943年9月，舒芜在胡风的暗示下撰写“与郭氏论墨学文”，当年10月写成五万字的“反郭文”初稿，其后胡风向陈家康引荐了其人其文，并商定在乔冠华主编的党刊《群众》上发表。该文的写作是舒芜与胡风的第一次亲密合作，从舒芜的角度来看，他只是不满于郭沫若在《墨子的思想》（载1943年9月16日《群众》8卷15期）一文中流露的“尊儒贬墨”倾向；从胡风的角度来看，显然还有挑战“旗手”的更为深远的考虑。巧而又巧的是，当月《中宣部关于〈新华日报〉、〈群众〉杂志的工作问题致董必武电》突然发来重庆，陈家康等人受到党内批评，该文的发表事也因此搁浅。此后，胡风仍竭力想让该文发表，无奈次年初郭沫若又写成《甲申三百年祭》，得到中共领袖的高度评价，“旗手”地位坚如磐石，胡风再也不能撄其锋，“反郭文”于是胎死腹中[4]。 舒芜的《论主观》作于1943年底至1944年初，正是中共南方局按照延安电文精神进行整改时，也就是陈家康等人接受党内批评期间。他对陈家康有特别的好感，不仅因为陈是胡风的好朋友，更因为陈赞赏过他的“反郭文”。 在舒芜撰写《论主观》之前，胡风是否已经知道“两岩”整改内情，是否将此内情透露给了舒芜，致使舒芜撰文时有着如此明确的指向呢？答案是肯定的。 据胡风自述，他很快就得知了重庆党内整改的内情。他曾回忆道：“乔冠华等的文章在党内受到批判时，叶以群大概是受徐冰之命，吞吞吐吐地想我表示意见。我没有理他。”不仅如此，胡风还知道陈家康在整改中的表现。他曾回忆道：“后来，陈家康有一次对我提了一句：关于这个问题，只有他还有所坚持。当时感到他是认真地具体对待问题的。”[5]此外，陈家康等对整改的态度可从董老当年致中宣部电文中得到验证，电文中有如下几句： 他们在这一连贯问题上，观点都相同或相近，已成系统，很危险，并警告他们，要他们反省，除×××有一点表示外，×、×并无表示。 显而易见，胡风回忆的陈家康“还有所坚持”，与董老电文中的“×、×并无表示”，说的是同一件事情。至于他是否曾把这个信息及时传递给了舒芜，并由此决定了舒芜撰写《论主观》时声援陈家康的明确指向性，目前尚无直接的证据。但考虑到舒芜与陈家康没有私交，他对陈家康境遇的了解只能来自胡风。舒芜能说出“关于陈君的问题而写的《论主观》”之语，应当是对“陈君的问题”有所了解。当然，他与陈在墨学研究上有共同语言，惺惺相惜，因而特别为陈抱不平，也是可能的。 “关于陈君的问题而写的《论主观》”，这是一个非常新的提法。 这至少说明，舒芜在写作《论主观》前，对陈、乔等在党内受批评事有所知闻； 这至少证实，《论主观》具有明确的现实针对性，同时也具有敏感的政治目的； 这至少证实，胡风参与了舒芜撰写《论主观》的全过程，不止于“发表”的责任。
三
《论主观》是舒芜为声援受到党内批评的陈家康等人而作，这是毫无疑义的。 在“后序一”中，他引用了胡风1944年1月4日的来信，胡风在信中写道： 刚才知道，那一篇，他们决定不发表。前几天见到陈君，他听说自己方面已经“通过”了，所以我没有急于打听，而又无时间，但今天见到乔君，原来又翻了案(?)。他们当然也说了理由，但不必问，因为那是不成其为理由的。 信中“那一篇”指的就是“反郭文”，陈家康“通过”了，而乔冠华却“翻了案”。虽是实话实说，却使得舒芜对陈长久地怀有好感。接着，舒芜便写道： 我的与郭氏论墨学之文，这么难得出来，还不太使我恼火。另有更重要的事出来了，就是胡风告诉我：陈家康、乔冠华他们在内部受到批判，他们都被迫作了检讨……我觉得墨学已非重要问题，重要的是要对整个中国文化问题重新想过，于是着手来写一部《现代中国民主文化论》。 显而易见，引文中的逻辑有点问题，撰写“文化论”根本无助于解决“更重要的事”。 在“后序二”中，他改用间接引证的形式复述了胡风上面的那封信，接下来的一段订正为： 我的与郭氏论墨学之文，这么难得出来，实在无可如何，不过我倒不太着急，因为这时我有更急迫的事要做，就是为了支持陈家康他们，写一篇长文，题为《论主观》。 这里的因果关系就比较清楚了。舒芜作此订正，所依据的是他于1944年2月28日及3月13日致胡风的信。在前一封信中他通知对方“关于陈君的问题而写的《论主观》”已经写成，在后一封信中，他提到“今晚开始写”《现代中国民主文化论》。有文字资料为证，时间的错讹便很容易得到纠正了。 现在要换个角度重新审视《论主观》了，不能从该文的撰写者和组织者企图继续推动“思想启蒙运动”的角度，而要从他们如何干预政党整改工作的新的角度。 《论主观》从哪些方面“支持”了陈家康？有待具体分析。《论主观》长约一万五千言，分为十一节。舒芜说该文“最中心的论点是宣扬个性解放”，又说：“我真正要说的话，其实是从第八节才开始”，且“可以归纳为五点”—— 一、明确了所要反对的对象是“机械——教条主义”，其危害性是“我们目前的最恶劣的倾向”，其性质是主观作用的自我“完成”，是“主观作用的变革创造力的中断或偏枯”，实际上指的是当时国民党统治区内某些“左翼名流”，一方面和国民党斗争，受国民党压迫，另一方面又因他们在统一战线局面下享有的公开合法的地位名誉而沾沾自喜踌躇满志的心态。 二、主张突破小圈子。我说：“今天，‘文’有‘坛’，‘学’有‘界’，‘影剧’有‘圈’，乃至其他更其光辉炫目的东西，也都各有其完整的小规模的宇宙。”这些小圈子都是“自我完成”的产物，又是加深“自我完成”的陷阱，必须发扬主观作用来突破之，突破了才好充分发挥主观作用。 三、反对“机械教条主义”在理论上的一些表现，如“对若干最基本的原则的死死株守，对一切新探讨新追求的竭力遏抑”，又如“把别人也看作已经‘完成’或应该‘完成’的，从而抹煞别人内心矛盾的意义，抹煞别人主观努力的意义”，又如“把阶级决定论简单化，把阶级基础对于具体的人、具体的精神文化的关系，说成近似于军师旅团营连排班对于兵卒的关系”，等等。 四、不赞成陈家康他们提倡的一些手段，例如他们宣扬“自然生命力”，宣扬“感觉”“感情”，宣扬“敢哭敢笑敢骂敢打”的作风，等等，我说这些都不能达到反对机械教条主义的目的，只有发扬主观作用才解决问题。 五、呼唤探索和追求。我说：“目前就应该先不管什么后果，尽量容许一切新的探索和追求。探索和追求，是一切进步的动力；它会招致错误，它本身也会克服错误。”强调探索和追求中的主体性。我说：“‘我们自己’就是一切研究的总的‘坐标’。确定‘我们自己’的地位的惟一方法，就是主观作用的充分发扬。” 概而言之，第一个要点所反对的“左翼名流”，指的是“崇儒贬墨”的郭沫若等人；第二个要点所影射的“更其光辉炫目的东西”，则暗指中共重庆组织；第三个要点所针砭的是中共重庆组织对陈家康等人从上而下的思想整肃；第四个要点是企望匡正陈家康等人理论的不彻底处；第五个要点则是呼吁将独立的思想探索进行下去。 要而言之，该文所提倡的“个性解放”主要是针对“自我完成”的政党组织的思想整肃手段而言的，该文鼓励的“探索和追求”主要是针对政治权威“对若干最基本的原则的死死株守”的思想控制手段而言的。 直言之，在当年政党组织全力推进思想整顿、思想统一（整风）的大环境下，这批党外的左倾的知识分子却要求继续解放思想和独立探索，要求通过“自己”的感受而不是外来的“说教”来发展马克思主义，其志可嘉，其情可悯，然而却不合时宜。 舒芜非常清楚《论主观》的政治指向性，他于是在完成第二稿的次日（1944年2月29日）给胡风的信中这样写道：“恐怕无处可送，只好大家看看的了。最近即寄或带给你。” 不久，舒芜将此稿送交胡风。3月16日胡风致信路翎，称，“管兄带来的还没有看，迟点可以罢。”还写道：“这两三个月来，有一缕寂寞之感袅袅地围着我，我还没有分析过，我是连分析的热力也无从打起。人是和小草一样软弱的东西，在砂石里就会丧失自己的‘生命力’似的。”
四
1944年3月，对胡风和舒芜来说，可谓面临着人生道路的一次决定性的选择。 当胡风向路翎伤感地流露出“寂寞”难耐、“热力”难继的心情之前，他已经读到了来自“更其光辉炫目”处的一份内部材料，心中因陈家康、乔冠华的“变卦”而引起的恼怒已经被更其深广的忧虑所冲淡，他仿佛看到眼前将展开一个更其广阔而吉凶难卜的新战场，能否继续鼓动同人与政党组织对抗，他颇有点踌躇难定。 他把这份材料转交给了路翎和舒芜，也许是想让他们为将要投入的孤独的苦斗提前作好心理准备。这场苦斗的性质将是“一面向那边的复古运动进攻，一面向这边的教条主义进攻”（舒芜3月19日致胡风信）。 舒芜在“后序一”中没有提到这份材料，只是援引了胡风3月16日的信。信中有如下一段话： 没有骊珠，实在寒伧。今天无聊看《老残游记》，作者所妙想出来的三教合一的产儿，一个半仙半俗的才女房里有一对用蚌壳磨成，中点油灯的假夜明珠。那么，我们也仿最超等流行式仿造一些出卖，发一点财，过一过“感性生活”如何? 他解释道，“‘没有骊珠’云云，是因我寄给他看的诗中‘未有骊珠媚钓徒’之句而发。我说的是陈家康等既在自己内部受批判，可见领导上要的是怎样的‘骊珠’，我们可没有这个去献上。胡风则说，我们虽没有，何妨照时下流行样式仿制一个假的呢。都是很牢骚的话。” 在“后序二”中，他引用了新得到的3月13日致胡风信，信中写道： “看了关于陈君的那文章，(回来后又细看了，嗣兴也看了。)觉得真弄得一团糟，似乎总要有人来做这‘重新想过’的事也。” “现在真是危机极多的时候，问题极多的时候。生活好像建立在一块四根支柱断了两根的板上，时已感到倾侧，听到支柱继续断裂之声、而本性又颇懒惰，紧张消失，就不免有‘且睡一刻，管他妈的’的想法，极可恶，也极可怕。” 他接着解释道：“所谓‘关于陈君的那文章’，指批判陈家康的一份文件。”这里说的“文件”，即上文提到胡风得自“更其光辉炫目”处的那份材料。据识者言，该“文件”为油印本，是中共重庆“两岩”内部整改时董必武对陈家康问题所作的结论。胡风是如何得到这份材料的？这份材料上写了些什么？又是如何转送给舒芜的？目前尚不得而知。不过，从舒芜信中“一团糟”的评价，及胡风的“需要重新根本想过”建议，可以看出，他们绝不同意材料上对陈所作的批评及结论，他们的同情完全在挨批的陈的一边。 舒芜在此信中虽附和胡风的“重新想过”，却又难以抑止地流露出怯战情绪。他感到了“倾侧”，听到了“断裂声”，觉得“紧张”，甚至不时地感到自己情绪的“可怕”。究其实，舒芜本是书斋里的学者胚子，是胡风硬把他拉上“现实问题”的战车的，如今更要扯上他向与政党分庭抗礼的险途上走去。第一次合作是撰写“反郭文”，第二次合作是撰写干预政党事务的《论主观》，他觉得非常不适应。顺便说一句，他在此信中流露出的“怯”意，几乎延续在与胡风交往的全过程中。 在“后序一”中，舒芜引用了胡风3月16日的复信。胡风在此信中也是满腹牢骚，措辞与舒芜十分相像： “重新想过”万分必要，但也实不易。从前练武功有打沙袋子之事，几年来，特别是近来，我觉得四围有小沙袋子飞蝗似地撞来，实在应接不暇，弄到发生了“且睡一刻，管他妈的”的可怕情绪。当然，这些沙袋子一下打不死甚至打不伤人，但久而久之，人就会变成人干的!《文化论》望能坚持下去。陈君已回老家去了，行前没有见面机会。那么，这里就没有什么麻烦了，太平天下，但同时也就恢复了麻木的原状。 信中转告舒芜一个新的信息：陈家康已奉令回延安。并推测中共重庆组织视其为“麻烦”，既不能说服他，并索性把他打发走了事。 在“后序二”中，舒芜引用了自己3月19日给胡风的复信。信中对陈家康奉令回延安的反应竟出奇地强烈，他慌乱地作着各种可怕的猜测，并杂乱地援引他们私下里关于延安整风及陈、乔受批评等事的议论。信的开头便写得惊雷迅雨、晕天黑地： 陈君的回去，是奉到十二金牌了吧?想必要“面圣朝天”，集体的“奉旨申斥”或亦不可免，甚至像他自己所不幸而言中的“发遣伊犁为民”亦很可能；只是，我希望没有精神上的“风波亭”! 我现在，头脑里像是充满了血，看不清自己所写的字。不是愤怒，也不是悲哀，更不是立下什么伟大的决心。是昏然，昏然，绝对的昏然。感想很奇怪：起初看到时觉得出乎意外，后又觉得是必然的，后又在“觉得是必然的”的基础上觉得出于意外，后又在这种“觉得出乎意外”的基础上觉得是必然的，后又……终于就弄成了这样充满了兴奋的昏然，和充满了昏然的兴奋了。 不为陈君而昏，不为十二金牌而昏，也不为可能的“风波亭”而昏，只是为你信中所说的那个“太平天下”而昏。在昏昏之中，不知自己是站在那“太平”的“平”之上呢?还是埋在“平”之下呢?是被埋在那“平”之下的话，将能冲出来呢?还是永被埋着呢?但看现在的昏然，恐怕就是永将被埋着的征兆。于是，我更觉昏然的兴奋，益更觉兴奋的昏然…… “一开始就是反动的”的基督教，教人要“忍受”，然后才可以“进天国”。先前，还在作“遗少”时，就不大相信这个话的，后来“转入”进步阵营，自然更不相信这个话。但现在怎样呢?我将相信它么?不相信它么?为了“进天国”而“忍受”，是不是必要的呢?请你告诉我，如果是必要的，是不是就等于永被埋住呢?并且，是不是就等于永远看风转舵，以得永远的优胜，终于做成“导师”“权威”之类呢?也请告诉我! 上回听你说，一切文件已送过去“进呈御览”，那么，究竟“圣意如何”?这回的十二金牌，是出自圣意的么? 这封信中所蕴藏的原始信息之多，实在令人吃惊！当年胡风等左翼知识分子如何看待中共的整风运动，如何评价重庆党组织对陈家康、乔冠华等人的批评，如何猜测党内对持学术异见者的处理，都可以从此信中得窥一斑。 然而，这还不是最重要的，舒芜在此信中提出了一大串让胡风解答的惊心动魄的“？”号，可以洞察此时他的所思所想——他请求胡风更多地透露中共最高层对陈、乔等人文章的态度和意见，他请求胡风告诉他中共将如此处理惹“麻烦”的陈家康，他请求胡风明确指点他下一步该如何做，该做什么？ 这是蓄势已久的不满情绪的大爆发！“反郭文”五万言，未能发表；《论主观》二万言，仍未能发表；现在又要写《民主文化论》，到底能不能“冲出去”？要不要“冲出去”？他甚至对耳提面授的“以忍受以求得重生”的战术也表达出强烈的不满，认为这与“看风转舵”并无区别。舒芜，这个从纯学术环境被硬拖进政党政治斗争漩涡中的青年学者，瞻望前程，不寒而栗。 然而，由“昏然的兴奋”而进入“兴奋的昏然”的舒芜，此刻却只能把自己的学术前途和政治前途完全交付给胡风。他信任这位比自己年长20岁的鲁迅的“大弟子”，信任他与先进政党的友好关系及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接着，他又这样写道： 现在的迟疑，就是目前的问题：“暂且避避锋头”呢?还是仍然冲出来，并且更要赶快冲出来呢?那篇《论主观》，现在是否可以送出去?整个的局势，你看得清楚些，请你决定吧!我自己，即使不说别的，只由于上面所说的“昏然的兴奋”，也觉得是要立刻冲出去，庶可以稍稍“发泄”；但如果在整个的局势中有所妨碍，则其为罪戾，就“百身莫赎”了。这所谓“整个的局势”，一即鲁迅先生所谓“不要忘了‘我们’之外的‘他们”’，一即广义的但真正意味上的“我们”。照我看来，似乎都没有妨碍，但我所知甚少，不敢一定这样相信。所以，还是请你决定吧! 平心而论，此时处于“昏然”状态的舒芜仍执有一份可贵的清醒，他知道若于此时发表《论主观》固然可以替蒙受不公正待遇的陈家康鸣不平，但也担心会因此而影响中共整风及对敌斗争的大局，他以鲁迅先生广义的“我们”自诫并告诫胡风，敦促胡风从大局出发考虑问题。 由此信可以判定，胡风和舒芜都非常清楚《论主观》的政治指向及敏感程度。
五
1944年5月25日，胡风收到了《希望》“已准送审出版”的公函。同日，他给舒芜去信，感情复杂地写道： 脱难后的两年多，我一直在等着这个希望，虽然理智上晓得是一个吃力的重负，但心情却是旺的。但一旦实现了，忽然感到意料外的沉重。忽然感到非和无穷多的东西甚至我自己仇人相见不可了。借用一个夸大点的比方，好像一个军人，接受了重大的危险的任务，但却没有准备，没有武器，没有自信，对于必要的条件没有想清，而敌人却是非常强大的。这时候我反而羡慕数年前初生之犊的盛气了。 乍看上去，他的这番表述相当古怪。按照编辑《七月》的老套来编辑《希望》，一两篇文艺理论文章，七八篇诗歌、小说和报告文学，就能把篇幅塞满，轻车熟路，何难之有？然而，他却把前景看得如此严峻，说是将要与“仇人相见”，仿佛他要做的不是编一本文艺刊物，而是要向世界宣战。细究起来，也不奇怪。近两年来，胡风所魂牵梦绕的并不限于文艺领域，而已扩大为思想文化界的诸多“现实问题”；他所要反对或抵制的主要对象或倾向也并不限于政治上的反动派，而比较集中于进步营垒内部，尤其是先进政党内部限制思想自由的倾向。前两年，由于手头没有刊物，他精心组织的“反郭文”和《论主观》未能面世。如今，《希望》已获准出刊，再拿出这些文章来，当然就无异于直接与“仇人相见”了。 他很想把《希望》办得类似于郭沫若主编的《中原》，将视野从文艺界而扩大到整个文化思想界，承接起陈家康、乔冠华等倡导而不幸夭折的“广义的启蒙运动”。然而，欲涉足文化思想界，能否一击而中且全身而退，便成了不能不考虑的问题。他在踌躇，他在权衡，一时拿不定主意。 在“后序一”中，舒芜引用了胡风此期的几封书信，可以从中一窥胡风当年飘忽的思绪。 他在5月25日的信中虽写道：“只有迎上去，而且非抱着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不可。”但未提及将在《希望》上发表《论主观》事。 他在6月9日的信中却又称，是否在《希望》上发表《论主观》，要看了《中庸》再决定。 他在7月6日的信中表示，如果《希望》顺利出刊，可以先发表《论主观》。 胡风的犹豫持续了近三个月，他终于决定要从文艺界抽出一只脚来跨入思想文化领域了，这一步迈得是何其沉重！ 在“后序二”中，舒芜援引了自己当年致胡风的几封书信，可以从中窥得他们如何精心考虑既不削弱《论主观》对敌方的震慑力，又不给己方带来不利的影响的。 9月11日，舒芜致胡风：“又接嗣兴兄（路翎）信，说是生了一周左右的不算小的病，余小姐已返渝。想起他看了《论主观》后曾写过几条意见，刚才找出来。我想可以抄作附录，大约能预防一些冷拳。你看要不要？” 几天之后，胡风复信舒芜，非常欣赏他的未雨绸缪，并肯定地说，关于主观的附录，要的。有时不怕他们骂，有时要他们无法骂。前者虽然勇敢，但自以后者为得计也。又过了几天，胡风再次致信，正式地写出了对《论主观》审读意见。 9月27日，舒芜又致信胡风：“关于‘主观’的意见，当然不错的。尤其第二点，我早就感到了。现寄上附录，把你的意见也附上去了。我想这要好些。” 就这样，为了“预防一些冷拳”，为了“要他们无法骂”，经过作者与编者的商议，《论主观》的后面便拖上了一条长长的尾巴——附录。“附录”中摘引了路翎审读初稿时提出的5条意见，及胡风审读二稿时提出的一段意见，前面还有作者写的一个小注，称： 本文初稿完成后，即请路翎兄看过。他写了几条意见出来，我们逐项加以讨论。当时的争辩，记得是很激烈的，甚至到了‘面红耳赤’的地步。后来写第二次，遵照他的意见而修改的地方很多，但自然也有一些是我认为始终不能接受的。现在，把它们全部附录于此，以供参考。（1944年9月27日作） 仔细品味这段煞费苦心的“小注”，可知作者真是个“书生”！他似乎以为只要心怀坦荡地陈述写作和争辩时的认真状态——既从善如流，又坚持真理——便可以得到论敌的谅解，殊不知“认真”可视为“固持”，“争辩”也可以视为“同谋”，而心怀坦荡的“附录”当然也可视为“阴谋”。 其实，在论文后加上“附录”，只能再一次暴露出舒芜对被迫卷入政治斗争漩涡的“怯”意。说是为了“预防一些冷拳”，当然是预计到这篇“关于陈君的问题”而作的文章发表后会引起中共权威人士的不满，于是事先把已经看出的缺陷与不足一一公开，争鸣者纵然可以寻隙而入，但更可能发生的情况则是，为避免“拾人牙慧”之讥而缄口。质言之，舒芜的这个未雨绸缪之计虽是高招同时也是险招：说它是高招，是指后来它果然为相关人士提供了逋逃的捷径；说它是险招，是指后来它却成为编者转嫁全部责任给作者的跳板。此是后话，在此不赘。 胡风收到舒芜的信和“附录”时已是1944年10月初，距离将全部稿件交付印刷厂的时间只有数天了，他还要赶写一篇与《论主观》“呼应”的文章，即《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 10月9日，胡风将全部稿件交付印刷厂发排。由于印刷厂的拖拉，刊物迟至1945年1月中旬面世。在这期以版画《麦哲伦通过海峡》为封面的刊物上，登载了舒芜的长达两万五千余字的《论主观》，主编者胡风在“编后记”中激情地写道： 《论主观》是再提出了一个问题，一个使中华民族求新生的斗争会受到影响的问题。这问题所涉甚广，当然也就非常吃力。作者是尽了他的能力的，希望读者也不要轻易放过，要无情地参加讨论。附录里面所记下的意见，太简单了，几乎像是电报码子，但如果能有多少的启示，使读者从这些以及正文引出讨论的端绪，我想，受赐的当不止作者一人而已罢。 当舒芜读到“编后记”时，他对胡风把《论主观》提高到“一个使中华民族求新生的斗争会受到影响的问题”这样重大的程度感到“有些吃惊”，但他没有特别留意文中鼓励读者“要无情地参加讨论”这句话，以为这与自己在文末赘上“附录”的尾巴是同一用意，无非是故作姿态以堵住争鸣者的嘴。没有想到它却是胡风日后为推卸责任而预埋的一个“伏线”，其作用很快就要显现出来，最终变成分隔他俩心灵的万丈鸿沟。 在《希望》创刊号上，舒芜共发表文章14篇，其中论文两篇（《论主观》和《关于文化上“接受遗产”工作的一个建议》），书评一篇（《两层雾罩下的黑格尔》），杂文11篇。 胡风统完稿后，曾有信致舒芜（10月9日），热情地赞扬道：“你的占了七分之二!”对于一个刊物而言，“七分之二”的篇幅都给了思想文化类的稿件，便不能再称为文艺刊物，而应称之为综合性期刊。对于胡风及《希望》来说，“七分之二”不仅是个惊人的比率，它更象征着胡风跨入思想文化界雄心的实现，象征着《希望》对《七月》的改弦易辙和成功的超越。
没有舒芜的积极参与，胡风和《希望》将永远只能停留在文艺的层面上，当然也不会惹出一场持续数十年的漫天风潮。
[1]因该信未收入《胡风全集》，不便直接引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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