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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格录取与清华传统
○ 史建国 1930年暑假过后，闻一多受聘青岛大学文学院长兼中文系主任。这一年的新生入学考试时，语文科目闻一多出了两道作文题，一是《你为什么投考青岛大学?》,另一题是《杂感》，考生可任选其一；有一个考生两道题都做了，其中《杂感》只写了三句话：“人生永远追寻着幻光，但谁把幻光看作幻光，谁便沉入了无底的苦海。”然而就是这红杏出墙，一枝独秀的三句杂感打动了主考官的心，闻一多给了98分，名列全体作文之首。但该生的数学却考了个0分，按通常情况，这个学生不能录取，但闻一多特别赏识，在他的极力主张下，终于使该生破格录取。 这个考生就是后来的著名诗人臧克家。 臧克家之所以能被破格录取，当然有着多种原因，闻一多的儿子闻立雕在臧老去世后曾写文章回忆：“当年父亲考清华时也是其他学科（包括算术）成绩平平，唯独作文模仿梁任公笔调，文才并茂而特别为主考老师所赏识。录取臧老，父亲可能多少有点惺惺惜惺惺吧。”[1]这样的解释当然是新鲜有趣而且也合情合理的，而且可以找到旁证。据梁实秋先生回忆，在美留学时，闻一多从芝加哥美术学院转学到科罗拉多温泉与梁同学。当时由于“一多和我清华时数学方面的课程成绩很差，勉强及格，学校一定要我们补修，我就补修了两门，三角及立体几何。一多不肯，他觉得性情不近数学，何必勉强学它，凡事皆以兴之所至为指归。我劝他向学术纪律低头，他执意不肯，故他始终没有获得正式大学毕业的资格。”[2]可见闻一多极力主张破格录取臧克家的确与自己曾经深为数学所苦的经历和不肯向学术纪律低头的个性有着很大的关系。 然而考察一下1930年前后的另外两起被特招录取的事件，我们会发现原因并不如此简单。1929年，钱钟书报考清华大学，作文优秀、英语满分，但是数学只考了15分（此前曾有传闻说钱先生的数学成绩也是0分，后来杨绛先生出面指正，指出是15分），当时的清华校长罗家伦特批录取，这样20世纪的中国才多了一位学术大师；同是在1930年，吴晗报考北京大学，国文、英文各得100分，数学却得了0分，北大不予录取。他又转而投考清华大学，结果考试成绩仍然是国文、英文各100分，数学0分。清华大学经过慎重考虑，终于决定破格录取他为历史系插班生。这一“破格”，又为清华的校史写上了光辉的一笔，因为后来吴晗成为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明史学专家，1949年后曾官至北京市副市长，而在批判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和“三家村”的风潮中，他更是由于处身漩涡的中心而“闻名”天下。 罗家伦特批录取钱钟书是否有与闻一多极力主张录取臧克家类似的情结，我们不得而知。就笔者的涉猎范围来看，似乎并没有资料证明罗家伦是由于“性情不近数学”而产生惺惺相惜之心，动用手中的权力特批录取钱钟书的。至于吴晗的被录取则发生在罗家伦被驱赶出校以后，当时的清华代理校长是翁文灏先生。翁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地质学家，早年毕业于比利时鲁凡(Louvain)大学。他的毕业论文《勒辛的石英玢岩》，材料丰富、立论清晰，且为比利时地质科学填补了空白，当时曾经在比利时地质学界引起轰动，因而被破格直接授予博士学位，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位获得地质学博士学位的学者，同时也是我国最年轻的地质学博士（仅仅23岁）。这样一位成就卓著的自然科学家，他是大约不会是“性情不近数学”了，可是数学得0分的吴晗恰恰就是在他主政清华时被破格录取的。由此可见，主考官们的“性情不近数学”并不是造成这三起著名的破格录取的根本原因。 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这三起“破格”分别造就了一个著名的诗人、专家、学者，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成为人们口边的美谈。然而静心观之我们发现，这三起特招其实都与清华有着密切的关系。钱钟书和吴晗都是被清华破格录取的，这自不待言。其实青岛大学破格录取臧克家也同样有着清华渊源：在这一破格录取中起关键作用的主考官闻一多就是出身清华，深受清华自由民主思想的浸润。那时的清华学制是初等四年高等四年，一共八年。但闻一多却在清华呆了十年。梁实秋先生曾回忆道： 闻一多原名是一个“多”字，“一多”是他的号。他考入清华是在一九一二年，一般的记载是一九一三年，那是错误的。他的同班朋友罗隆基曾开玩笑的自诩说：“九年清华，三赶校长”。清华是八年制，因闹风潮最后留了一年。一多说：“那算什么？我在清华前后各留一年，一共十年。”一多在头一年由于功课不及格，留级一次，所以他编入了一九二一年级，最后因闹风潮再留一年，所以是十年。很少人有在清华住上十年的经验。他头一年留级，是因为他根本没有读过英文，否则以他的聪明和用功是不会留级的。[3]
在这十年当中，弥漫清华校园的美式自由民主思想对其影响之深可以想见，而“三赶校长”的逸事也可以看出当时清华的自由气氛是多么的浓厚，学生是多么的活跃；至于杨振声，1930年，时任青岛大学校长的他虽非出身清华，但曾留学哥伦比亚大学，饱受西洋民主自由观念的濡染，并且钱钟书被清华破格录取时，杨正在担任清华大学的教务长。如此看来，这三起破格录取事件便都与清华密切相关了。 首先，如上文所提到的，这几起“破格录取”的发生是与清华园中特有的自由民主气氛分不开的。同中国的其他大学相比，清华无论从其设立还是发展历程上都有着相对特殊之处。清华自1911年建校、1928年正式成为一所大学后，在短短的几十年里就迅速崛起，与北京大学、东南大学等一起，共执中国大学发展之牛耳，显示出了蓬勃旺盛的发展势头。谢泳先生曾经撰文指出，“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风格不同，但这两所大学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都产生过重大影响，尤其是清华大学的建立和发展，可以说为我们吸收西方文化的精华提供了一个例证。清华的前身是留美预备学校，她建立和成长本身就是古老中国向西方学习的过程，这个过程可以看作是传统向现代转化的过程……”[4]，也正因为清华的前身是留美预备学校，所以她与美国式的自由民主有着最为直接的精神羁连。清华从建立之初便追求民主、独立、自由和创新，校园中弥漫着浓重的民主气息。对学校政策、措施，清华人不是被动服从，一味退让甚至阿谀奉承，而是立于主动参与，积极批评和广泛监督。正如张玲霞所言，“大学的民主与否，不只是体现并保护大多数师生的意志和利益，以及学校的民主管理和决策，更重要的是，保护和实现少数师生的合理利益与正当要求上。”[5]钱钟书和吴晗被破格录取，正是清华这种自由民主精神的集中体现。而臧克家被破格录取，则毫无疑问是这种精神的延续和发扬光大的结果，是闻一多、杨振声这些优秀的清华人把自由和民主的清华传统带到了青岛大学，并且在那里落地生根，直至开出灿烂的花朵。 其次，同样是与留美预备学校相关，最初清华对英文的重视远远超过对国文的重视，不但国文课程都安排在下午，考试成绩的好坏不影响学生“放洋”，甚至国文教授的各方面待遇也远不如西文教授。这么一来，对于国文课，学生不重视，教师敷衍，国文教育问题相当严重。对此梁实秋先生曾经回忆道： 我们学校是很特殊的。上午的课全是用英语讲授，下午的课全是国语讲授。上午的课很严，三日一问，五日一考，不用功便要被淘汰，下午的课稀松，成绩与毕业无关。所以每到下午国文之类的课程，学生们便不踊跃，课堂上是稀稀拉拉的不大上座，但教员用拿毛笔的姿势举着铅笔点名的时候，学生却个个都到了，因为一个学生不只答一声到。真到了的学生，一部分从事午睡，微发鼾声，一部分看小说如《官场现形记》、《玉梨魂》之类。一部分写“父母亲大人膝下”式的家书，一部分干脆瞪着大眼发呆，神游八表。有时候逗先生开玩笑。国文先生呢，大部分都是年高有德的，不是榜眼就是探花，再不就是举人。他们授课也不过是奉行故事，乐得敷敷衍衍。[6] 上有所倡，下有所为，这就导致了整个清华校园的传统文化气息相当淡薄，同时也引起了很多具有强烈民族意识的学生的不满。1920年代初的两三年间，对于清华的国文教育问题，在《清华周刊》上有过集中的争辩，为根本改变轻视国文的状况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张玲霞曾在她的文章中描绘过那场争辩，“王造时同学是对清华国文教育问题最为忧心如焚的一个。在《劈头一个问题——提高清华国文程度》一文中，首先提示出清华的学生对中文系教员诸多不恭敬，同时，批评校方对待中文教员招待之恶：‘更是说来伤心，道来痛哭。’他痛心疾首于这样的恶性循环：学生方面轻视国文教员－轻视国文功课－不读国文书籍－不通祖国文字－与祖国断绝联系－成为外国人；教员方面被轻视－灰心教授－潦草教授－贻误青年－伤及社会。‘我们若是不回国做事还可说，我们若是不用中国的钱还有理；既是要回国做事，又要用中国的钱，那么老老实实，对于中文总须并重。’”[7] 当时跟王造时持同样观点的文章还有《我为国文教员鸣不平》、《再论清华的国文问题》、《改良清华刍议》等等，这些文章都大声疾呼校方重视国文教育，改变原先那种西文国文不平衡的局面。1924年6月的《清华周刊》上推出了《改良国学建议集成》和《清华学生国学调查》，对这场争辩进行了全面总结。记录显示，当时的清华在校学生共有375人，而填写调查表并对改良清华国学提出建议的就有230位。这些建议大都比较中肯，有针对学生自身的，也有针对学校的。譬如一位同学就写道：“学校方面应当作的事情，是要去特别奖励一般国文特别好的学生，来引起一般同学对于国文的重视……”[8]学生的呼吁，引起学校当局的关注，校长亲自出面，作了关于减轻英文课程和加重国文课程的谈话，校方也采取了许多具体措施来改良清华国文教学，这些都反映在当时一些学子的文章中。在一篇《对于国学问题再略表我的意见》中，作者写道：“从前历任当局多视国文部如瓯脱之区，附庸之国，内容好坏是不甚过问的。自曹校长（指曹云祥，1922.4－1927.12任清华校长——笔者注）到任以来，俯顺学生尊重国文的心理，对于国文内容，日加重视，国文英文毫不歧视，且于课堂内容格外注意，这是多数人所信仰崇拜的。我并非胡乱恭维，这是一年以来，在学校有事实可据的。”[9]可见，在当时学生和校方的共同努力下，清华的国文教育已经逐步得到重视，并且初步显露了成效。 到1925年以后，随着清华国学院的成立，许多在当时享有盛誉的国学大师如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陈寅恪等相继来校工作、演讲，清华的国文教学更是呈现出新的气象。国学院的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第一次真正地给清华带来人文学术史上的声誉，树立了清华作为学术重镇之一的地位。由轻视国文到国文英文并重，清华的国文教育最终走上了正轨。而实现这个重要转变的起因，就是来自同学们改良国学的自觉要求。钱钟书和吴晗之所以能被清华破格录取，当然得益于此前的这样一场辩论，因为正是这场辩论才使得清华国学的地位有了根本的改观。至于臧克家，如前面所分析的，他也同样是这场辩论的间接受益者。我们甚至可以说，假如没有1920年代初期的这场辩论，清华的国学境况也许就永远得不到改善，而这三起传唱至今的“破格录取”，也许就不会发生。 再次，“特招”的得以实现也是与教授治校的清华传统分不开的，这也是充分体现了清华民主精神的一项优良传统。20世纪二三十年代清华大学的迅速崛起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一传统。教授治校的民主管理方式是由教授们组成教授会，参与学校的教学和具体事务的决策和管理工作，拿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仍然是一种非常先进的大学管理模式。采用这样一种先进的管理模式就使得清华可以不为一些僵化的条文规定所局限，而适时地调整自己的政策，使之更为合理、更加灵活、更符合民意、更有利于自身的发展。这一制度当年在使清华大学迅速腾飞的过程中曾经显示过其所蕴含的巨大优越性，长期以来也成为许多人文学者最为钟情的大学管理模式之一。尽管它已如昙花一闪，难再重现了，但其魅力仍然无法阻挡。时隔数十年后，冯友兰、陈岱孙两位老先生重提往事，还表达了对这种制度的赞赏和留恋。 虽然清华早就有教授治校的传统，但作为一种制度得以确立，其依据却是1929年罗家伦任清华校长时修订的《国立清华大学组织规程》。一些研究资料表明，事实上这个重要文件是蔡元培让罗家伦拟定，并由国务会议通过的。在当时还曾引起较大的争议，为此，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还提出“校长治校，教授治学”的主张与之抗衡，但清华的崛起却实实在在地证明了这一制度的进步与优越。有关教授治校的一些反对意见也就自然而然地湮灭了。然而好景不长，这一优良的传统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延续，到“文革”中间，报纸上更是大声疾呼《“教授治校”可以休矣》，一些坚持主张教授治校的学者纷纷遭到残酷迫害。如今，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讨论声中，当人们重新认识到教授治校的价值时，这个传统已经断裂太久了，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再想重新接上历史的链条，困难重重。 尽管后来罗家伦的一些做法与教授治校的民主管理制度并不相符，甚至被指为在利用教授会，但他对于这一制度的确立，其贡献仍然是不可抹煞的。教授治校的民主管理制度带来了清华各项事业的飞速发展，而钱钟书等人的被破格录取，只不过是清华适时调整自己的既定章程，大胆吸纳优秀人才加快自身发展中的一个小插曲而已。 七十多年过去了，当年那三位被破格录取的幸运学子在尽显了自身的璀璨之后，已经先后归依道山，留下那传奇般的经历依旧在人们口头传唱。选拔人才的制度，大学的管理理念，在经历了诸多波折后，开始逐步走上正轨，然而仍有许多问题无法得到解决。怎样才能做到不拘一格地把优秀人才选拔出来，怎样才能实现中国大学的腾飞？回望历史，我们也许能够从中找到某些答案。
[1]闻立雕：《此情可待成追忆——臧老对先父闻一多持续数十年的深情》，原载《大地》2004年第4期，转自2004年4月9日《作家文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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