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象：中国城市精神的文化内涵探源

中国城市精神的文化内涵探源

○　严明

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城市一样，中国城市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有着许多共同点。但是作为不同民族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集中体现，中国城市发展的过程中还是显示出许多独特之处。从城市的建制、城市设计理念到城市建筑形态、自然景观、市井风俗等，中国的城市都表现出了特殊气质，形成了具有浓郁东方色彩的城市精神。这种城市精神从古到今是一脉相承的，尽管时代多变，沧海桑田，古今城市的规模和景观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城市精神的内核不亡，至今仍在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的探源，目的在于对中国城市精神的古今相承点作一番学理层面的梳理辨析。

皇权专制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集中表现，其对中国古代城市的形成和发展所起的作用是最为显著也是最为重要的。从先秦时代开始，中国城市的聚集效应就突出地表现为政治功能的主导性和空间形态的内敛性，城市建设的各方面都以政治统治和军事防御为主要目的，不仅大都筑城墙、挖壕沟，而且作为政治权利枢纽的机构和建筑无一例外地位于城市的中心，受到严密的拱卫，高高在上，俯视周围，辐射全国。秦朝之后的中国在封建社会发展过程中，虽然朝廷不断更替，但是皇权专制的统治体制一直延续不绝。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历代城市的修建和发展，也一直是首先考虑城市是作为皇权专制统治的行政中心而存在的，城市建设的一切都围绕着加强皇权专制统治这一中心目的，朝廷的命令可以贯彻到城市的任何机构和每个角落，城市的管理始终都是由朝廷任命的官员主持，由朝廷命官带领着一批胥吏来完成。中国古代城市无论大小，地理位置无论远近，始终都是处于皇权的控制之下，这种状况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城市相比，尤其是与欧美的城市相比，是极为突出的。

皇权政治因素的长期影响，还具体表现在形成中国古代城市明显的等级制度。每个朝代最大的中心城市，就是皇家朝廷所在地的都城，也就是全国的政治统治中心城市。都城之下，有着四面八方的省会城市，是省级衙门的驻守地。省城之下，有着州府级城市，是州府衙门的驻守地。州府城市之下是县级城市，即县衙门的所在地。从统领全国的大都城到星罗棋布的小县城，中国古代形成了一个遍布全国的金字塔形的城市体系。位于金字塔顶端的是首都，朝着四面八方发布着朝廷指令，经过各级城市的逐层传递，直到最基层的乡村。各级城市一方面服从上级城市的指挥，另一方面也对上级城市形成拱卫之势。在这个金字塔形的城市体系中，城市规模的大小与其驻守衙门的行政级别往往是成正比的。全国最大的城市是都城，每个省州府县区域中最大的城市分别就是驻守衙门行政地位最高的城市。皇权可以调拨全国的人力财力来建设都城，各省州府县的最高行政官员也可以凭借手中的权利支配本区域的各种资源来修建衙门所在地的城市，而且这种调拨和支配往往是无偿的，经常是行政长官任意决定的。因此，中国古代城市发展过程中，明显形成了行政中心城市尤其是首都皇城优先修筑、重点发展的规律。

都城优先发展的规律，是中国古代城市发展过程中始终受到皇权政治控制的突出体现。历朝历代的朝廷，都会举全国之财力和人力，进行都城的修建，扩充都城人口，使其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同时也成为全国的文化中心和军事重镇。比如明代洪武初年定都南京时，城内有平民10万人，加上官吏和驻军是30万人。之后朱元璋下令强行把苏浙等地的富户家族举家搬迁到南京，到了洪武三十年，南京城内的住户有95000多家，人口在60万以上，这还不包括皇室贵族及驻军的人口。在中国古代，一些大城市的发展机遇，与能否成为全国或者区域的政治中心城市直接相关。比如北京，在金代以前只是区域性的政治行政中心，城市规模一直不大。金代时，燕京成为金中都，城市规模扩大，人口增多，成为北部中国的政治中心。金末，燕京城遭到战争破坏，几乎成为一片废墟。元代在金中都的旧址修建都城，于是出现了在当时世界上规划最完备、建筑规模最宏伟的大都市——元大都。元末明初，北京城再次遭到战争破坏，并失去了首都位置，一度人口锐减，城市规模萎缩。到了明成祖迁都北京后，北京城又得到迅速发展的机会，一大批金壁辉煌的宫殿建筑横空出世，城市规模超过了元大都，城市人口达到百万，成为中国最大的都市。中国历代驻守京城的军队数量之多，在世界上也是突出的。比如汉代长安所在的关中地区常驻军队约26万人，约占全国总兵力的40％，其中约12万禁军驻守长安城。再比如北宋时期驻守京师开封城的禁卫军达80万，驻军人数远远超过开封城居民人口数。还比如清朝的八旗军入关后就分驻在京师和各省会主要城市，形成了城市中大大小小的“旗营”。

中国古代的建都城市变迁较多。仅从重要的变迁看，就有西周的丰镐、东周的雒京、秦咸阳、汉长安、三国东晋建业、北魏洛阳、隋唐长安、北宋开封、南宋临安、元大都、明清北京等，中国历史上首都变迁在10次以上。这一现象为世界各国所少见，比如非洲埃及首都，从古到今只限于尼罗河下游的底比斯、孟菲斯和开罗；欧洲古罗马帝国和现代意大利的首都，都是在罗马城；巴黎在公元五世纪是法兰西王国的首都，至今仍是法国的首都；英国从中世纪以来，首都一直是在伦敦；还比如在亚洲，日本的古今首都，也就是在奈良、京都和东京城三个城市之间。导致中国历代都城多变迁的原因很多，其中较为重要的有改朝换代战争摧毁、利用经济富庶地区的资源、便于掌控全国的四面八方、有利于各民族和地区关系的融和等方面因素。改朝换代的战争往往会把一大批城市毁成废墟，新朝廷中新一轮的城市建设又往往是在低水平上重新起步，中国古代的城市建设经常处在恢复－发展－衰落－破坏这样周而复始的周期之中。一个城市在被确立为国都或成为区域政治中心城市之后，往往短期内就能超常发展，城市规模迅速扩大，对全国和周边地区产生巨大的辐射影响力。

中国古代都城建设另一个特点是长期实行两京制，这在世界历史上也是少见的。古代罗马帝国也曾实行过首都罗马和陪都拜占庭的两京制，但是后来拜占庭又变成了东罗马帝国的首都。中国从西周开始就实行两京制，这一制度历代相传，比如西汉都长安，洛阳为陪都；东汉都洛阳，长安为陪都；唐代都长安，洛阳长期居于陪都地位。还比如元朝以燕京为大都，又设开平为上都；明成祖迁都北京后，确立南京为陪都；清朝入关后定都北京，又设奉天（今沈阳）为陪都。两京制的长期实施，使大多数朝代都形成了两大中心城市，这样做并没有造成中国的分裂，反而有利于全国各地区之间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发展，促进了全国各民族和地区的团结。

中国古代城市发展过程中还涉及到如何处理政治中心城市与经济中心区域之间的关系，还有城市经济与农村经济之间的关系。大城市作为政治、军事和文化的中心，其对各种资源的依赖和消耗是十分巨大的。大城市的形成和发展，往往离不开经济富裕地区各种粮食、原料及资源的输送，历朝历代的大城市因此多数产生在农业经济富庶地区。但是，形成中国城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便于获取丰富的经济资源只是其中之一。中国古代也有不少政治军事中心城市的修建，由于种种原因而离经济富庶地区距离较远，这就需要依靠国家的力量建立强大的资源运输通道，比如大运河和海陆交通干道等等。因此，中国古代的政治中心城市与经济中心区域总是保持着密切的沟通关系，但是作为王朝政治统治枢纽的京师，却不一定是在最富裕的地区，因为建立都城，并非只考虑经济因素。此外，在中国古代的城乡经济关系中，农村经济始终居于主导的地位。城乡经贸关系基本上是一种单项的贸易关系，即农产品大量地流向城市，而城市的手工业产品则很少流向农村。据统计，中国古代市场流通的主要商品分别是粮食、棉布、盐和茶，[1]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农副产品，是由农村提供的。这种货物单项的流通结构明显地表现出中国古代城市商业活动对乡村经济的依赖，尽管在宋代以后手工业和商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但整个国家的经济重心始终是以农为本的。中国城市经济发展的这一趋势，要到了清末门户开放之后才得到根本的改变。

中国城市独特的发展经历，培育出了具有独特风貌的城市精神。城市精神是对城市居民精神面貌的高度概括，也是城市居民道德观念、生活态度及行为方式的集中体现。古今中外，著名的城市尤其是大都市往往都会形成独特的城市景观，在五光十色的街市风景中往往也透露出一些独特的氛围和精神气质，给外来的游客留下深刻的印象。这种由内而外透露出来的城市环境氛围和市民精神气质，往往就表露出这座城市的文化精神。城市精神似乎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抽象物，但实际上它渗透进城市生活的每一个层面和每一个角落，它是城市全体居民的整体精神积累，为全体居民共同认可，并在日常生活的举手投足间自然而然地表现出来。城市精神是城市物质存在中的灵光闪现，是城市居民共同体的观念共识，又往往成为标示城市个性的文化名片。中国古代的史学家颇为重视对地方民风习俗的记载，其中就透露出对城市精神状态的生动叙述，这在大量的史册和方志中随处可见。古人的表述大都是对某地某城生活现象的片断描绘，具体形象，然而又往往容易显得琐碎零散。比如《梦粱录》中对南宋临安风俗的记载：“杭城风俗，凡百货卖饮食之人，多是装饰车盖担儿，盘合器皿新洁精巧，以炫耀人耳目，盖效学汴京气象。及因高宗南渡后，常宣唤买市，所以不敢苟简，食味亦不敢草率也。且如士农工商诸行百户衣巾装著，皆有等差。香铺人顶帽披背子。质库掌事，裹巾著皂衫角带。街市买卖人，各有服色头巾，各可辨认是何名目人。自淳祐年来，衣冠更易，有一等晚年后生，不体旧规，裹奇巾异服，三五为群，斗美夸丽，殊令人厌见，非复旧时淳朴矣。但杭城人皆笃高谊，若见外方人为人所欺，众必为之救解。或有新搬移来居止之人，则邻人争借动事，遗献汤茶，指引买卖之类，则见睦邻之义。又率钱物，安排酒食，以为之贺，谓之‘暖房’。朔望茶水往来，至于吉凶等事，不特庆吊之礼不废，甚者出力与之扶持，亦睦邻之道，不可不知。”[2]从这样细致的记载中，可以看出南宋时期临安城居民的精神面貌，普遍追求物质生活的华丽精致，热情待客，崇尚高谊。这种南宋临安城的古风，在今天杭州的城市文化精神的传统中仍然清晰可见。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各地的城市建设日新月异，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快速发展。与此同时，各地城市在进行“两个文明”建设的过程中，都先后进行了对本城文化精神的探索和概括，于是出现了一系列的对城市精神的各自表述。其中有些表述能够承前启后，显得精彩凝练，如上海市的城市精神归纳为“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八个字。但也有不少城市精神的表述显得过于琐碎，更像是行政目标口号和道德标准观念的叠加，而缺乏鲜明生动的城市个性。中国城市的发展之路已经延续了数千年，而对中国城市精神的陶铸和传承也经历了千年的变迁，在探讨当今中国城市精神的过程中，尤其是在重铸城市文化精神的过程中，对中国城市千年传承的特质与精神传统不能不加以深入的探讨。正是这些城市特质与精神传统，构成了当代中国城市发展的内在动力，并对中国城市的发展方式及方向，发挥着潜在的然而却是十分重要的制约作用。

中国的城市有几个明显的特征：

一、“城”和“市”分别构成了中国古代城市的两大部分，同时也发挥出了中国古代城市作为政治军事控制中心和商贸经济集散中心的两大功能。从昔日的以“城”管“市”，到今日的以“市”兴“城”，官府行政的控制始终是促进中国城市发展的重要因素。无论是在古代抑或当代社会，这种较为严密的控制对于中国城市的发展而言是一把利弊共存的双刃剑。在封建皇权的统治下，其发挥的作用往往是全面和快速的。由于行政因素的强势调控，能够在最大范围以及最快时间内聚集最大限度的人力、物力、财力用于推动城市的修建和发展，从而创造出城市极度繁荣的奇迹。也正是由于同样的原因，中国城市很难形成自我发展的完整机制和持衡动力。当来自上级官府行政部门的协调支持力度降低甚至消失之后，城市的运转很快就会陷入减速，甚至会不可逆转地走向衰败。这样的事例在中国城市史屡见不鲜，可以说是一种具有中国封建特色的规律性的现象。

二、城市自治机制的空白和市民独立意识的淡薄，使得中国古代城市精神中市民的独创性和个性化参与时常缺位。封建社会中的城市设计、修建、发展方向和运转效率，都由朝廷官府一手操办，普通市民没有知晓权和参与权，很难有发表个人意见、显示个体创造个性的机会。城市居民中的富裕阶层，即商人集团也同样被剥夺了参与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的权利。中国城市的发展道路与欧洲中世纪之后的新兴城市之间形成了很大的不同，关键的一点就在于缺乏城市自治的可能性和实践活动。中国城市的发展史上没有出现过城市议会，也没有一个常设的机构可以民主商议本城发展的大计，市民没有机会培养其独立的思想，也没有可能参与城市的管理。负责管理城市的官吏可以为民作主，但不能容许市民民主自治。官吏必须向上负责，而不必对下、对平民百姓负责。市民可以去衙门击鼓喊冤，但是没有权利评价官员政绩的优劣，也不可能决定官员的升迁前途。因此，封建社会中驻守管理城市的官吏自然就都是眼睛朝上看，也容易形成善于揣摩上司个人好恶，进而投其所好的官场陋习。即使时代发展到了今天，在强大的行政体制干预以及追求政绩等行政目标的诱导下，中国城市建设在高速发展的同时也还是容易出现“千城一面”的粗放型繁荣现象。探索其根源，重要的一条就是地方政府片面地追求各项物化政绩指标，决策过程缺乏民主化和透明度，因而不能很好地合理利用资源和构建高效节约型的区域产业结构。

三、维系家族和谐伦理、重视社会等级制度的理念深深浸透在中国城市生活的各个层面和城市社会的各个角落。这种理念来自于中华民族发展的悠久过程，早已被普遍认同而沉淀成民族精神中的潜意识。经过从19世纪至20世纪的中国社会文化的剧烈震荡，传统的伦理观念遭到扫荡而支离破碎，新的社会伦理观念尚未能完成与中国社会传统的契合共生，导致社会道德规范缺位，这在很大程度上加重了重塑城市精神的困难。日本、韩国等同属汉字文化圈传统的国家，他们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始终没有放弃对优秀民族传统及和谐精神的保存与张扬，从而聚变出了本民族的巨大创新能力，创造出东亚经济崛起的“四小龙”现象。当今的中国城市时来运转，在抓住机遇求发展中更应该将先进文化与传统因素相结合，宣扬爱国爱家，尊老爱幼，重视责任诚信，促进社会公平和谐，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可持续发展之路。应该清醒地看到，传统的家国伦理观念既有保持城市社会稳定和谐的一面，也有导致市民心态倾向于因循保守的一面。在当今的城市文化重塑过程中，如何扬长避短，趋利避害，就成为中国城市发展中必须面对和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

四、中国传统的城市与乡村之间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城市既处在乡村的包围之中，市民也大都来自于乡村。在“重农抑商”的封建皇权社会，乡村经济和农民的状况一直决定着城市发展的前途和命运。中国城市对乡村的这种传统的依赖性，导致了城市生活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寄生性质和不稳定性。城市生活是五光十色、充满情趣的，但也是物欲横流，充满诱惑和危险的；城市生活是充分世俗化的，商品交换的原则渗透进人际关系的各个方面，但是城市中的人际关系又是最不稳定的，最易出现尔虞吾诈、反目为仇等市侩现象。因此，向往城市而从乡村来到城市的人，最后往往会感到真正理想的生活环境还是在乡村。这种心态表现在市民生活的各个方面，比如从古到今，中国城市居民尤其是富有者的庭院住宅修建，总是点缀着田园风光，作为高雅生活情趣的寄托。这种以乡村为城市的文化之源、人性之本和理想之国的认识，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是根深蒂固的。在城乡关系的文化对话中，乡村总是作为淳朴敦厚保存道统的代表，成为善良的化身；而城市则总是作为浮靡奢华道德沦丧的场所，成为罪恶的化身。这种小农经济的观念，长期影响着城市生活，其作用既有使市民知足常乐、安于现状的积极面，也有让市民小富即安、缺乏远见的消极面。当代中国的城乡关系呈现出更为复杂的情况，除了传统的城乡差别和矛盾之外，还出现了许多新的因素，比如数以亿计的农民工进城打工生活，给中国城市的发展带来了一系列的新气象，也带来了许多新的社会问题，要创建中国和谐社会则必须处理和解决好这些问题。

总之，现代城市精神渗透于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是城市居民活力、智慧和人生观的集中显现。城市精神又是城市景观和内在机制的精、气、神，对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产生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城市精神还成为民族文化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民族文化发展和精神培育的过程中起着先锋启蒙作用。尤其是在当今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中国城市的发展活力得到了空前的发挥，明显带动起整个国家的经济振兴和文化复兴。然而，在培育和创新城市精神的时候，需要踏实审慎，不可轻视中国传统政治体制的影响，不可轻视城市文化传统的影响，不可轻视城乡关系变化的影响，这便是本文所要强调的重点。

[1]参见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51页。
[2]吴自牧《梦粱录》卷十八，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年版，第1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