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话：春运感言

春运感言

○　张弘

近来网上有一个名字十分响亮，即胡戈。也不知是何方高手，先以自制搞笑荧屏短剧“馒头血案”讥刺《无极》大片而名噪于前，复以幽默flash反映春运盛况之《春运帝国》江湖再现。看其关注点从文艺娱乐转向民生现实，其意可嘉，其志可佩，因此也从网站下载后看了看。片时不长，借电影《黑客帝国》为素材，以陈道明所饰秦始皇作主持人，将周星驰所饰周星星做笑料，就近来成为媒体报道重要内容的春运恶搞了一把。有人说，此片不及“馒头血案”制作讲究，我则为制作者之用心良苦感动，实在是亦庄亦谐，提出了一个相当严峻的问题让大家思考，绝非一笑就能了之的。

提起春运盛况，并非自今年始，而以今年为尤盛。1月24日官方媒体报道，春运人数已达6.5亿。此时实为除夕前之农历十二月二十五，离城返乡探亲大军尚有不少人还在半路中转或根本还没出发。不妨退一步设想，就算此时民工与外出谋生者都已回归农村家里，春节后重新返回，就是又一个6.5亿。全国人口统计未超过13亿。换言之，作最保守的估计，春节期间，我中国百姓大众有一半人要在路上奔波一个来回。这实在是个骇人的数字。春节乃中国传统节日，和西方的圣诞节一样，原是祥和安宁的家庭节日，不知不觉间已演变为类似几十年前“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大串联”。暂且不说路上的种种不方便，像晚点、停运、一票难求、票贩子猖獗、小偷乘机作案、小孩走失（后两种情况，胡戈片中未涉及）等，本身就是在给交通运输系统造成极其繁重的负担，给上亿流动人群带来身心疲惫的艰难跋涉。

这种情况似乎很难有望得到根本的改善。谁都知道，春运问题是大规模的“民工潮”造成的，而“民工潮”的产生，就源于“部分先富”的决策。大量民工及其他人员涌入东南沿海和其他开发地区城市从业，将会导致什么负面的后果，前几年就有人警告过，但由于被认为是社会财富再分配的有效途径，或富裕的城市向广大贫困农村进行经济支持的有效途径，而得到肯定和赞许。也就是说，相对贫困的农村地区的人群到相对富裕的城市来打工挣钱，再把挣得的钱送回到农村去用，这样就改善了那里的收入状况和生活问题。几年下来，这个“均贫富”的新模式已经算是确立。如果为缩小春运的规模，缓解由此派生的种种问题，从此决定打压“民工潮”，限制民工和其他从业人员进城，那也就等于中止或改变社会财富再分配的既定模式，必然会因利益不均导致新的尖锐激烈的矛盾。前段时间北京有位市府级的女委员因倡言对进城人口要有一定条件限制，结果招来一片恶骂声，原因就在此。所以，想直接从限制“民工潮”的规模来调节和减缓春运的压力，几乎不可能。

剩下能做的就是扩大整个交通运输系统的负载量和效率，这仿佛是另一可行的出路，也正是有关部门一直以来的努力：提高车速、增加车次、甚至修建更高级的干线，都在进行，或在谋划中。但也不可能根本解决问题。有一个说法叫“抽屉理论”，其实称不上理论，只能算常识。居家过日子都知道，家里添置的带抽屉的家具再多，抽屉里的杂物也总是会满满的。所以如果东西装不下，正确的做法是清理杂物，而不是另外再新添抽屉。学者们往往采用另一说法，即人数增长的比例高于设备增加的比例等，意思是一样的。总之，只要“民工潮”仍在继续以不断扩大的势头汹涌，交通运输系统永远只会处在被动招架的态势中。而只要城乡贫富差异的现象得不到解决，反而进一步扩大，那么“民工潮”引起的春运诸多问题，也只会越来越加剧。今年春运问题如此突出，除了气候的因素，实际就已经在发出警告，事态已经到了不容忽视的地步。

谈到这里，问题的症结和解决之途已经显露在我们面前了。实际上，只要切实有效地就地解决广大农村落后地区的贫困现状，让那里的人们就在本土用别的方式富裕起来，而不是把到城里打工当作唯一出路，如今每到岁末年初就要轰动整个中国一次的“大串联”（胡戈片中叫“大迁徙”）就可能慢慢得到消解，转化为正常的外出交通问题，更无须媒体特别加以关怀。当然，这样的调整，说说方便，真正要做到，也是个宏大的工程，绝非轻易之举。但至少，思想上首先要弄明白，怎么样才能从根本上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而不是误以为整顿整顿铁路公路运输、出动警察维持维持秩序、或发发善心让冬夜通宵排队买票的民工们入室避避风雨，就万事大吉了。“部分先富”某种程度已成历史，接下来的关键是必须反思：“均贫富”如何做得更加妥善，如何尽量少一点后遗症或并发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