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俳优困境与非学术言说 ——从朱学勤等人对李敖的批评说起 ○ 宣炳善
在不屑一顾的轻蔑眼光中，朱学勤先生只用一句话就把2005年李敖大陆演讲盖棺定论了。朱学勤说：“李敖从台湾来大陆演讲：以斗士始，以丑角终。”[1]李敖先后在北大、清华、复旦作了演讲，而在朱学勤眼里，李敖在北大演讲算得上是自由斗士，而李敖在复旦演讲就摇身一变成为搞笑丑角了。这个丑角或者是小丑，或者是鲁迅先生在《二丑艺术》一文中所描述的二丑，反正是一个丑角。朱学勤判定李敖复旦演讲是一个丑角表演，这是我们断然不能表示同意的。朱学勤对李敖的讨伐实际上说明部分知识分子潜在的儒家正义言说的精英心态，也给我们呈现了一个当代知识场域中相煎何太急的知识分子自残景观。 张柠先生也认为：“大众传播和娱乐时代将早期的‘斗士李敖’毁了。晚年李敖已经完全成了一位表演艺术家。我们都在凤凰卫视和华娱卫视目睹过李敖的表演术。他成了一个哗众取宠的人，他身上同时具备了古代优伶的一切缺点和优点……他的说话方式为‘人来疯’，只要让他上台表演，他什么条件都接受。他还将文化、文学、政治，乃至‘文化批判’本身全部‘优伶化’。”[2]于是李敖又成为一个人来疯式的优伶，一个哗众取宠的俳优。 朱学勤等人的评价实际上暴露了部分国内知识分子一个潜在的儒家精英文化传统，即自己以正人君子的道统型知识分子自居，而判定李敖是俳优，是丑角。在中国历史上，始终存在着道统型知识分子对俳优以及俳优型知识分子蔑视与排斥的儒家文化传统，而且这个儒家文化传统形成了一个文化人格霸权。这个文化人格霸权就是知识分子内部的君子人格对小人人格的道德审判，门户清理，耗子扛枪窝里横，不见棺材不团结，不把自己人当自己人。李敖看不起许多大陆知识分子，固然也是不把自己人当自己人。李敖目中无人，惹怒了一些人，但我们有必要以牙还牙吗？朱学勤等人对李敖大陆演讲的评价，站在传统儒家文化的立场上，实际是用俳优的标准衡量李敖的演讲。朱学勤先生在国内是被看成西方式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但在对待李敖大陆演讲问题上，却让我们看到了朱学勤潜意识深处的传统儒家精英心态。一个看上去很西化很现代的学者，但经过分析我们将会看到其传统的影子。这种知识场域内部君子对小人旷日持久的道德审判心态是相当狭隘和前现代性的，它反而使我们忘记了共同的目标。直面李敖大陆演讲，我们需要历史的情境分析，而不是轻飘飘的一句话就打发掉了。 李敖大陆演讲所具有的复杂意义，大陆知识界至今还没有开始详细讨论，在这不尴不尬的时候，讨论也是一种责任。让人欣慰的是，今年《中国图书评论》第一期上有四篇文章集中讨论了李敖及其大陆演讲，虽然在分析方面还可以更具体一些。胡粲然先生在这一前沿题域的主持人语中说：“对于‘李敖神州文化之旅’的现实意味，目前为止毕竟只进行过‘媒体化’探讨，中国知识界究竟如何‘看李敖’，无论正面看还是反面看，都未得以充分表达。”[3]在未得以充分表达的情况下，除了上述道统型知识分子对俳优和俳优型知识分子的蔑视与排斥的儒家文化传统需要分析以外，还有另一个问题也需要分析，这就是知识分子关于真理言说与传播的方式问题。难道真理的言说与传播只能通过严肃的学术方式吗？不可以通过娱乐表演的方式吗？像朱学勤式的知识分子就认为娱乐表演方式就是不行的，只有像他们那样才行。事情真的是这样吗？
一、李敖大陆演讲的俳优困境
“道统型知识分子与俳优型知识分子”这对概念来自于余英时先生对中国历史的分析。余英时指出，秦汉的优孟、优旃等人是俳优，而淳于髡、东方朔则是俳优型知识分子，但无论是“俳优型”或“以道自任”型的知识分子在中国历史上都有正负两面的表现。[4]余英时认为道统型知识分子在中国历史上也有其负面作用，因为内修心性之学并不是“道”的必然保证，也会出现许多伪道学。当然，俳优的负面作用就是容易流于为搞笑而搞笑，变成一个无意义的娱乐事件。而朱学勤只看到了道统型知识分子的正面形象，或者说只看到了俳优型知识分子的负面作用。因为在朱学勤心目中，道统型知识分子就是庄严神圣的正面形象，而俳优型知识分子就是哗众取宠的跳梁小丑。朱学勤判定李敖的复旦演讲是一个丑角，这主要是因为李敖复旦演讲的表演性很强。难道表演性强，就是丑角了？相对复旦演讲，李敖北大演讲其表演性更胜一筹，为什么北大演讲就不是丑角？当然在朱学勤看来，李敖在北大演讲中批评政府，所以就不是丑角，而是自由斗士。而李敖在复旦演讲，没有正面批评政府，所以朱学勤认为这就是丑角。难道不批评政府就得成为丑角？其实李敖在复旦演讲中仍然批评政府，只是用了更多的演讲技巧，多有言外之意。说李敖是丑角，其实就是说李敖是古代的俳优，而李敖的演讲就被认为是“俳优客尽说俳优事”。李敖大陆演讲的口头言说方式与秦汉俳优以及俳优型的士的口头言说方式十分相似，而部分大陆知识分子对李敖大学演讲的全盘否定实际上是一个当代儒家精英立场的俳优讨伐版。那么什么是俳优？ 俳优和倡优都是优人，但两者有基本分工，不太一样。倡优主要是乐舞表演，这里可以不论。东汉许慎《说文解字》释“俳”为“戏也”，段注为“以其戏言之谓之俳，以其音乐言之谓之倡”。俳优表演的是以说唱为特征的滑稽戏，重在戏说。俳优是专供君主玩乐的宫廷弄臣，在专制帝王身边插科打诨、滑稽多辩、谈笑讽谏，以语言娱人或者讽谏是他们的老本行。宋代洪迈《夷坚志》卷7“优伶箴戏”条记载： “俳优侏儒，固伎之最下且贱者，然亦能因戏语而箴讽时政，有合于古矇诵工谏之义。” 所以俳优也并非一无是处，俳优的说话方式也是一种讽谏艺术，用打擦边球的方式纠正君主的昏暴行为。我们不妨先来看一看秦汉时期俳优的情况。《史记》卷126《滑稽列传》中记录的大多是俳优一类的人，其中就记载了一个叫优孟的俳优。俳优往往只有字，没有姓，“优孟”这个名词的意思是字为“孟”的优人。连自己的姓也没有，也可见俳优社会地位的低下，但是优孟的讽谏艺术却十分了得。《滑稽列传》中记载有一次楚庄王心爱的马死了，楚庄王想以大夫礼节葬马，于是群臣争谏，以为不可。但楚庄王放出话来，谁敢再谏罪至死，于是大臣们束手无策。这个时候，言说困境就出现了，而优孟也上场了。优孟走入殿门，仰天大哭，楚王惊问其故，优孟于是就说了一番话。大意是说大王如此爱马，应为马备玉棺，而以大夫礼下葬，礼太薄，应以国君礼节下葬，同时让齐赵韩魏的国王都来送葬，并让这匹马庙食太牢，奉以万户之邑，那么诸侯们就都知道大王您是贱人而贵马了。楚庄王于是发现自己做得过分了，就打消了这个念头。这就是俳优的说话技巧。优孟先是入殿仰天大哭，这当然是一个夸张的身体表演，于是楚王就大吃一惊，不明白优孟是什么意思。在楚王将信将疑的情境下，优孟首先认定给马以大夫礼节下葬是对的，但是还不够隆重，于是推出一个近乎荒谬的结论，连楚庄王都觉得这样做是过分了。在今天看来，优孟的言说有点归谬法的技巧，而一般的大臣不会这样夸张搞笑的言语修辞。 《滑稽列传》中也记载了一个十分聪明的士但却被视为俳优的人，此人名叫东方朔。人家是伴君如伴虎，多不愿意在君主身边，而东方朔却是大隐隐于朝，偏偏要整天陪在君主身边，而且还要很有技巧地谈笑讽谏。西汉的博士诸先生曾因当时士的社会地位低下这个问题在朝廷上与东方朔辩论，于是东方朔在朝廷上舌战群儒。东方朔说苏秦、张仪之时，周室大坏，诸侯不朝，天下分为十二国，所以对士的需求量就大，得士则强，失士则亡。而现在天下一统，诸侯宾服，威振四夷，就是苏秦、张仪再生，再能言善辩，也无济于事。在一统天下的时候，士的需求少了，社会地位当然也就不如以前，所谓时异则事异。但作为一个士，还是要修身，修身才是士的常态，至于遇与不遇，那是不可强求的。东方朔的意思是说士当修身以待时，君子博学深谋而不遇时者，多矣，实在不必大惊小怪。我东方朔虽被主上视为俳优，可我还有说话的份，我也甘心当一个俳优式的侍臣，我这样不也是活得很好吗？于是博士诸先生默然无以应。可见东方朔一类的俳优式侍臣是很有眼光的士。不过在传统儒家的眼光里，东方朔虽然不是俳优，却属于俳优型的士，所以也是一个滑稽搞笑的丑角。只要沾上“俳优”两字，总是受到儒家的歧视和打压。 俳优是口头艺术表演，倡优是身体艺术表演，但儒家对擅长口头表演的俳优和擅长乐舞表演的倡优都十分不屑。对于君主来说，当然更喜欢倡优，因为看倡优表演只是一种审美娱乐，而听俳优说话，虽然俳优说话非常讲技巧也非常滑稽搞笑，但有些话是为了讽谏，君主不一定会听进去。不过这两种表演都为儒家所鄙视，甚至在一定时候君子会拿优人下手，从肉体上消灭优人。《史记》卷47《孔子世家》记载夹谷之会齐鲁两国君主会面的事。在这一庄严的外交场合，孔子为了维护鲁国君主的尊严，当众命令有司把正在乐舞表演中的齐国的倡优侏儒全部杀掉，手足异处。因为在孔子看来，倡优的乐舞身体表演就是淫乐，会蛊惑诸侯，使周礼失统，使君子迷失心性。优人没有死在威严肃杀的君主手下，却死在孔子手下，可见孔子对优人的打压。在儒家正统视野中，俳优不但算不上君子，简直就是专以语言搞笑的小人，而表演俗乐淫乐的倡优当然更是无耻之徒。古人说：“武死战，文死谏。”这里的“文死谏”指的是文臣的进谏，这些文臣以鲁迅的角度来说他们是国家的重臣，是帮忙，当然不是俳优一类的弄臣帮闲。文臣的死谏被认为是其应尽职责，但俳优的讽谏却被认为是小人之为，这里也可以看出当时森严的社会等级意识与身份意识。同样的言语讽谏效果，由文臣来说和由俳优来说，只是由于不同的言说方式，但儒家的反应就完全不同。俳优说得再好，哪怕被君主接受了，也还是一个滑稽搞笑的小丑；而文臣的进谏哪怕失败了，也还不失为一位正人君子。这就是传统儒家的言说方式决定言说内容正义与否的一个文化立场。所以李敖大陆演讲被视为丑角表演，正是这种儒家传统的必然结果。 这种正人君子对俳优的歧视在中国历史上已经形成了一个悠久的传统，所以刘宗迪先生也认为： 在正统知识分子眼中，俳优们是不入流的另类，因此剥夺了他们进入历史的资格，从此，只有在野史小说还能找到俳优历史的蛛丝马迹。历史造就了历史的偏见，历史的偏见又反过来影响了历史，直到现在，中国知识分子仍对俳优的历史地位和文化意义缺乏同情的理解，从而使俳优仍如荒野孤魂，独自游荡在历史的边缘，俳优的历史命运仍悬而未决。知识分子将俳优放逐于历史之外，可谓数典忘祖，实际上，自由知识分子的家谱上，最初写着的正是俳优。[5] 一些数典忘祖的自由知识分子两只眼睛只看着人家锅里的，而对自己碗里的历史却一无所知，对自己的传统民族文化十分漠视。其实俳优的人物原型就是上古的巫，巫以娱神，巫娱乐的对象是抽象的神，而神是看不见的，所以巫还享有崇高的宗教地位。在政教合一的情况下，巫往往就是世俗政权领袖，地位自然崇高。但战国时期王纲解纽，礼坏乐崩，娱神的巫演变成为娱人的俳优，于是其地位急剧下降，而且俳优娱乐的对象不是一般的人，是威严肃杀的帝王，所以俳优说话就要讲技巧，讲策略，俳优说话就要装疯卖傻，极尽表演之能事，以博君主一笑。汉代的司马迁和班固对俳优还有一定的同情心，专门为他们立传，但后来俳优在中国历史上却越来越受歧视。南朝刘勰《文心雕龙•谐隐》中记载：“魏代以来，颇非俳优，而君子嘲隐，化为谜语。”刘勰主要是从文体入手进行分析，对俳优还是有些同情，但当时社会上非议俳优已相当普遍。越到后来，演艺界优人的地位就越低，如民国时期京剧大师周信芳说：“有一种人和伶人交朋友，他高兴时说你个好，偶然触犯了他，就要奚落你，诬蔑你，以为中国伶人是可以欺侮的，是可以任意欺侮的。人是万物之灵，投生做到人类，是不容易的，那么伶人不是人么？不是民国的人民吗？人要是看不起人，任意毁辱人，那还是人么？还有一种人，拿伶人当做鱼肉，任意宰割和欺骗……呵呵！可怜忠实的伶人啊！社会对于伶人太薄了。”[6]这里面就有一个正统的儒家文化传统在起作用，因为君子反对巧言令色，反对搞笑表演，而且清高的君子是不可以表演给人家看的，君子只是看优人表演。中国人以前一直看不起戏子，就和这个儒家立场有关。 俳优很会口头表演，表演能力强，在秦汉时期是说话十分讲技巧的表演艺人。不过俳优的说话方式和战国的说客辩士一样，还是在专制帝王的框架下说话，当然还不是公民意义上演讲的公共说话方式。所以鲁迅在《从帮忙到扯淡》一文中也指出，俳优只是帮闲弄臣一类的人，根本不是国家重臣，而司马相如也是被汉武帝“俳优畜之”，只在弄臣之例。[7]但细读《滑稽列传》，我们发现在俳优滑稽搞笑的语言表象的后面，却有讽谏的良苦用心。余英时先生通过研究指出俳优的特点就是：“寓严肃的批评于嬉笑怒骂之中，‘滑稽’一词即取义于此……不过知识分子究竟不是俳优，得不到‘优言无邮’的待遇；而中国又不比西方，知识分子可以在‘愚’的传统里免祸全身。所以用‘俳谐怒骂’的方式说老实话的人，只有以‘狂’自居。”[8]余英时说知识分子说话得不到俳优“优言无邮”的待遇，这为我们比较古代俳优的口头言说方式与当代李敖的口头言说方式提供了一个观察点。 俳优根本不是国家的重臣，只是供君主取乐用的戏子，而且俳优主要由奴隶来充当，社会地位低下，所以俳优所说的话，都只是一种娱乐，一个表演，不必当真。俳优姑妄言之，而且是十分搞笑夸张地说唱，君主也姑妄听之。如果说得好，君主会采用俳优的建议，而且还有赏；说得不好，也无性命之虞。正因为俳优的言说方式可以正说，可以反说，可以戏说，而且其身份是演艺人员，不是政府官员，所以俳优在口头言论上反而享有一定的自由性。但由于俳优这种特殊身份，而且说话方式很不正经，于是俳优并不被儒家当作君子看待，因为他们太不正经又太会表演。像东方朔在当时就被社会视为狂士,据《汉书》卷65《东方朔传》记载，东方朔有一次喝醉了酒，居然在宫殿中小便，于是汉武帝下诏将其免为庶人。这种不拘小节的品行在强调修身的儒家眼里当然是极为不齿的。 汉武帝曾拜东方朔为太中大夫给事中，东方朔本人身份并不是俳优，但却被汉武帝当作俳优看待，因此从今天的眼光来看，东方朔相当于俳优型知识分子。余英时引用《史记》中的原话，认为俳优型知识分子与俳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言谈微中，亦可以解纷”。[9]“俳优型知识分子”用当代的语言来表达就是“表演型知识分子”。西汉的东方朔是俳优型知识分子，是士中重视说话技巧的人，优游君主，与道相从，但却被正人君子们看做小丑，被社会视为狂人。而李敖在晚年成了表演型知识分子，他自己也甘于这样的身份，认为自己就是一个演员。在许多人眼里，李敖也像秦汉的俳优，或者说是俳优型的知识分子，李敖就像东方朔之类的俳优型的士，这位俳优客谈言微中，亦可以解纷。李敖自己也坦陈： 我的方式有点玩世，不正经。大家都习惯了道貌岸然，我用的方式是“逗”的方式，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就是戏谑，说学逗唱，我用戏谑的方式表达思想。我是可以适应这个时代的人……在这个时代，知识分子已经没有尊严，没有力量，而我还可以有尊严地活着，我有力量可以骂人，可以打狗，可以打过街老鼠，我敢这样做，也能这样做。这还不够吗？[10] 李敖用戏谑的方式表达思想，对于学术也是儿戏学术，因此李敖的言说方式确实和古代俳优或俳优型士人的口头言说方式十分相似，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看出一些基本区别。 古代的俳优只是演艺人员，而且社会身份低下，在宫廷中靠滑稽的言语讨生活，而李敖是台湾“立法委员”，是从政人员，也是知识分子，或者是过去所说的“士”，在祖国和平统一的进程中李敖也是一个人物，所以两者言说的社会身份完全不同。李敖在北大演讲中说老虎屁股偏要摸，于是给我们呈现斗士的光辉形象，连朱学勤也承认李敖北大演讲是斗士，但这个公共言说机会是大陆当局给他的，李敖又是客卿身份，外来的和尚好念经，于是可以享有言论豁免权。李敖一上北大讲台，自由的天性终于找到释放的机会，于是放言高论，无所顾忌，语惊四座，不过李敖北大演讲结束后，也遭受压力，当局让他说话注意点。于是在清华演讲时，李敖立马就改变演讲风格，开始以长者身份菩萨低眉，大唱赞词，确切地说是李敖低头言说。斗士当然是见不到了，但高超的俳优式口头言说技巧却浮出水面。李敖能屈能伸，是一个擅长变通的务实知识分子。在复旦演讲中，李敖从恐惧中回过神来，于是表演依旧，展现了一场知识分子公共言说的柔道表演，也让我们领略当代俳优式滑稽讽谏的言语风格。在威权体制下我们也终于看到李敖言说的无奈，但也看到李敖俳优式口头言说的语言修辞技巧。这也可以说是李敖大陆演讲的俳优困境。也就是说，许多大陆知识分子完全把李敖当作古代的俳优戏子，就看他在台上如何演出。而李敖要在清华、复旦讲台上改变北大斗士型的演讲风格，在一定程度上，就不得不采用俳优式的言说风格，但李敖的身份实际上又不是古代的俳优，他是一个俳优型的现代知识分子与从政者，于是李敖清华、复旦演讲的俳优困境也就出现了。当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朱学勤式的知识分子纷纷批判李敖的演讲是丑角是优伶时，其实他们没有想过一件事，也就是说在威权体制下当他们有机会在重要场合上台演讲的时候，其实他们也必将落入一个公共言说的口头俳优困境。当语言的讨伐之箭射向他人时，它会反弹过来，最后射中自己。 李敖在90年代以前的台湾演讲也同样遭遇了类似的俳优困境。李敖回忆说:“以演讲为例，不论在陆军步兵学校受预官训练时，或是在十七师做预官排长时，我的演讲，都在掌声雷动时被‘长官’即时打压；退伍后，台大学生陈宏正他们请我演讲，台大校方甚至把场地封锁……从这一处境看，我‘被封嘴’的情况，有甚于‘被封笔’者。这一‘被封嘴’情况，直到二十多年后，才稍有转机。首先是清华大学请我去演讲，我讲了《清华生与死》，陆续各大学请我，也不乏打压之处。例如我在师范大学讲《师大新与旧》，就遭到国民党党棍谢瑞智等的干预；我在辅仁大学讲《辅仁神与鬼》，也有类似情形，只不过党棍换成神棍而已。到了1989年4月，我来台湾40周年，由苏荣泉纠合多家出版社联合主办“李敖来台四十周年纪念演讲会”，才算有了一次校园以外的公开演讲，不过在场地上还是被打压了。理想的场地都不给租，只租到狭小的耕莘文教院，结果人山人海，场外的人比场内的还多，连讲台上都坐满了人。”[11]台湾解严以后，口头言说空间才得以扩展。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只要在威权体制下，口头公共言说总是陷入俳优困境。
二、李敖大陆演讲与真理的非学术言说方式
李敖演讲的俳优困境其实也是我们自己的口头言说困境。这种知识分子整体上言说的俳优困境用朱正琳先生的话说就是我们一直习惯于绕着弯子说话的书面学术言说方式。朱正琳先生说：“我们实在是太习惯于绕着弯子说话了！绕弯子原出于不得已，本无可厚非。只是绕得太久，就可能会把自己也给绕糊涂了，听人家径直一说时，倒会觉得人家浅薄。而且，弯子绕久了还生出了一种颇具中国特色的成见，即认为只有语不离学术才有资格发表言论。这也许是因为，学术一直是我们最堂而皇之地绕着的弯子？因此这次对李敖的众多批评，就都在或明或暗地指责他‘不够学术’、‘不像个学者’，倒像个‘娱乐明星’云云。似乎这样一说，李敖来访这件事就不值一提了，李敖自己也就应该羞愧而去！这倒让我想起另一种针对祖国大陆‘公共知识分子’的批评，说他们只是因为学问做不下去了才出此下策——利用在公共事务领域发言来沽名钓誉。两种批评的潜台词大约都是：‘学术以外的言论无价值’或‘只有“真正的”学者才有发言权。’”[12] 朱正琳先生的这番话涉及到真理言说的方式与传播问题，难道真理只能通过学术的方式而且只能通过学者来言说吗？这当然是对真理言说方式的垄断，就好像古代儒家对俳优的打压一样。传统儒家认为，言说方式决定言说内容，真理就是要在君子手里，不能在俳优之类的小人手里。这种言说霸权一直影响到现在，终于在李敖大陆演讲结束后完全呈现出来。如果说，李敖大陆的三次演讲对知识分子有什么影响和反思的话，我个人认为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也是我们今后为之努力的方向。第一就是使我们再次睁开眼睛认真对待演讲这个西方公民民俗与知识分子民俗，第二就是这个知识分子的口头非学术言说方式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有些学术在中国反而成了一个回避复杂现实的避难所与护身符。只要一个学者高喊一声：“我这是学术。”于是大家就肃然起敬，很少有人会质疑其正当性。如果有人在学术界即使是小声地喃喃：“我这是娱乐。”讨伐声可能就会响起，说什么玩物丧志了、俳优小丑了、不务正业了，等等。于是有些所谓的学术就成为一个高尚的托词与挡箭牌。对此，余世存先生也指出：“我们固知李敖有问题，但也更明白大陆文化人太没有眼界和识见。这说明我们大陆文化人缺乏一种健全的社会角色意识，缺乏一种文化自觉。文化人一度跟随其他社会阶层厚诬民众的素质低，或在这一指控面前无所作为，事实上，看看他们的问题意识，就可以知道素质一词的出现对他们所具有的本质意义。[13]余世存实际上说大陆的文化人的素质也好不到哪里去，文化心态还是十分狭隘。 在现代社会，学术的言说方式固然可敬，但毕竟只是言说方式中的一种。在现代社会，表演型知识分子的言说方式必将逐渐进入我们的视野。在古代，宫廷优人的表演是被儒家口诛笔伐的；而在当代，台湾有李敖，大陆有余秋雨，都被目为表演型知识分子，我们对他们的评价是负面因素居多，总认为是知识分子作秀。余世存以李敖为例指出了这一现象：“就在四五年前，李敖在大陆学人眼里，还是一个正面形象：一个有本事自己谋生的文化人，一个斗士，一个顽童。如果没有后来的李敖，没有跟凤凰电视台合作的李敖，没有踏上大陆土地的李敖，那么，李敖的形象就会完美得多。”[14]于是张柠先生就下结论说，大众传播和娱乐时代将早期的“斗士李敖”毁了。难道知识分子一沾上娱乐媒体就是堕落了？说到底还是缺少自信，于是视娱乐媒体为洪水猛兽。其实娱乐媒体只是知识分子发出声音的一个渠道而已。而大众传播和娱乐时代正好成就了表演型知识分子的李敖，这不是李敖的不幸，而是李敖在这方面走得比我们早。因为李敖一直就不想做学者，他也看不起学者，晚年李敖只想做一个表演型知识分子。从清高的学者转型为会一点表演并对表演持宽容文化态度的学者，这个过程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当代身份意识的转换过程，也是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口头表演艺术的公共性考验。 因为时代变了，言说的技术媒介也变了，我们今天很少用毛笔，而用电脑、网络了，于是我们的言说方式就必然要发生变化，而且在这个言说方式的变化过程中，知识分子的表演意识也需要自我训练并形成一个新的知识分子传统。对于知识分子的表演意识我们从来都不强调，甚至是反对的，一个知识分子怎么能像小丑一样在台上表演呢？这就是传统的儒家文化心态。像元代关汉卿“躬践排场，面敷粉墨，以为我家生活，偶倡优而不辞”，这种甘于自我放逐与倡优同伍的行为并不是中国文人士大夫的主流。“五四”前后，许多知识分子如欧阳予倩等人演出话剧，一开始的时候，这是要有人格勇气与西方民主观念的，因为以前都是社会身份低下的人在演戏，而知识分子加入后，就改变了这种情形。我在《粤海风》2006年第一期的一篇题为《从李敖复旦演讲思考演讲》的文章中初步分析了李敖复旦演讲中的表演意识与演讲技巧，在那篇文章中我曾经说过：“以前是文人士大夫看人家表演，如今时代变了，知识分子想要学会在场启蒙人家，就得学会点表演的才能。于是自己也要上台表演了，从看客变为被看者，这不但是一个身份的巨大的历史转变，同时也是民族文化心理的自我调整与知识分子人格的自我调整。”因此在真理的言说与传播过程中，完成文化人格转型的表演型知识分子的言说也将占到一定的份额，这是可以断言的。 李敖2005年来大陆演讲是想要给我们宣传他的法治真理，但作为表演型知识分子，首先就要选择他最理想的听众。“缜密的表演者还会试图选择观众，这种观众对于他想要上演的节目与他不想上演的节目造成的麻烦最小。因而，据报道，教师们往往既不喜欢下层社会的学生，也不喜欢上层社会的学生，因为这两者都会造成麻烦，使教师难于在教室中维持证实职业教师角色的那种情景定义。”[15]李敖最后选择北京、上海两座城市，没有到香港去演讲，因为香港已经是法治地区，所以其演讲也就没有针对性。而大陆法治尚未实现，因而还有讲讲的必要。同时北京、上海都曾是他上过学的地方，而且李敖的大陆演讲没有给市民讲，也没有给政府官员讲，而是专门给大学师生讲的，这些话是讲给三所重点大学的知识分子或未来的知识分子们听的。李敖选择这样的听众当然也是用心良苦。在来大陆演讲之前，李敖曾接受港台媒体记者采访，李敖在记者会上透露他的大陆演讲的主题是：“春秋笔法，以身试法，生公说法，现身说法，登坛作法，拿出办法，既用洋法，也用土法。”当时凤凰卫视记者胡一虎询问此事时，李敖却否认他的演讲跟法治有关，说这样是把法治狭窄化了。这当然也是一个李氏演讲的宣传策略。李敖对记者故意说大陆演讲的主题与法治无关，这也是为了制造大学演讲的悬念，营造演讲的神秘气氛。其实三场大学演讲都与法治密切相关，都是强调实行宪政的重要性。法治在中国可以说成了一个真理了，而李敖来大陆就是来讲这个主题的，当然他在演讲中也牵扯了许多相关的内容，但李敖没有采用学术论证的方式，而是更多采用俳优式巧妙言说方式。这种大学演讲的非学术言说方式让许多知识分子难以容忍，就因为李敖不是以学术的形式出现的。非学术言说方式使李敖的演讲遭遇了俳优讨伐。这一排斥非学术言说方式的专制文化心态恰恰暴露了我们自己的儒家文化精英立场。在这个多元化的时代，想要一元化的话语垄断已是越来越不可能，至少李敖的大陆演讲让我们体验到了这一点。 李敖在三所大学的演讲里说了什么，其实我们并不在意，我们最在意的是李敖的非学术言说方式，即他是怎么说的。在一定意义上，在这不尴不尬的时候，怎么说比说什么更重要，而怎么说就是一个口头表演性的问题。李敖甘心做一个电视知识分子，这当然是他基于台湾90年代初社会变化后的个人选择，用不着我们去横加评论，说这是知识分子的堕落云云。西汉的东方朔修身以待时，但并没有等到时来运转的那一天，他那个时代士的遭遇大都如此，往往一生博学深谋而不遇时。而当代的李敖却等到了时来运转的时候，可以当电视知识分子，主持电视节目，所以李敖益发张狂，好不快乐煞人也么哥。 在整个中国近代史背景中考察演讲这一口头表演艺术，我们发现演讲既是知识分子的口头民俗，但演讲同时也是公民的口头民俗，不过，演讲在中国本土语境中首先还是知识分子民俗。把演讲作为知识分子民俗置于公民民俗之前，是因为知识分子也是公民，知识分子并不能外在于公民之外，无论是在知识文化资源还是在语言表达技巧方面，知识分子比一般民众更容易掌握演讲这一现代性的口头表演艺术。知识分子应该在口头演讲艺术方面，作出一个社会榜样。以前的儒家君子不但不擅长口头表演，而且歧视俳优的讽谏艺术，但现代知识分子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那么知识分子的现代公民文化人格就很难建立起来。大学演讲作为知识分子的民俗，其实也是对知识分子口头表达能力的一个公共性考验。许多高校在邀请学者演讲时，一般会考虑演讲人的演讲能力问题，如北京科技大学的人文讲座就对演讲人的表达能力提出要求： 会不会讲，能不能说，也是我们聘请主讲人的一个重要原则。清晰、流畅、生动的口语表达是保证讲座效果的重要条件，有些造诣较深的专家学者因缺乏这方面的能力而被我们婉言谢绝。[16] 很多知识分子学问很好，但不擅长演讲，这怪谁呢？现在已经不是古代中国了，作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会一点口头演讲艺术是一个基本素质，无论是用母语演讲，还是用双语演讲，都是一种语言艺术的体现。 什么时候我们开始正眼看待演讲的表演性，那么我们才算是有了一点点的长进。如果我们还是在李敖的人品问题上极其无聊地争论不休，那么我们还是那个传统的歧视俳优的儒家心态。 我们难道只是为了评论李敖的大陆演讲吗？其实根本不是，我们对李敖本人并无太多兴趣，只是李敖的知识分子表演进入了我们的分析视野，我们才需要对这种现象进行讨论。在这个时候我们更需要知识分子的集体自我反思，反思我们今后如何在自己的舞台上有技巧地说话。舞台的帷幕已经拉开，但是演员还未上场。像朱学勤式的知识分子们只安于坐在台下，漫不经心地打量着空旷的舞台。以正人君子自居的道统知识分子们十分清高又十分爱惜羽毛，自己是不屑于上去表演的，他们只是一群看客，只看人家表演。颇为滑稽的是，演员尚未上场，而充满激情的道统知识分子们就开始在台下唾沫横飞，臧否人物，论说是非。要真的被逼着上台去表演了，别说主角，恐怕连丑角也轮不到。为什么这么说？很简单，只因为放不下正统知识分子的道统身份与精英意识，当然也缺乏口头表演艺术的技巧与经验。
[1]朱学勤《2005：“文化中国”之形色》，载《中国青年报》2006年1月4日 |
|
粤海风编辑部版权所有 Copyright(C)2003-2006 All Rights Reserved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