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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女性主义回到性别研究
○ 王 进
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文学的女性主义意识，沐浴着国内思想启蒙的春风，在与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交流中逐渐成熟。经过20余年的发展，女性主义批评在中国已经登堂入室，成为当代文学文化研究中关键词之一。在文学文化研究界涌现了一大批专治女性主义研究的女性学者（如朱虹、韩敏中、戴锦华、荒林、艾晓明等等）；另一方面，一大批颇具影响力的男性学者（如王逢振、王宁、孟繁华、叶舒宪等等）也时常声援女性主义研究，以其特有的男性身份，从内部对父权社会和男性话语权力进行无情的消解，促进了女性主义的广度发展。进入新世纪以来，当代中国女性主义批评，以其前所未有的浩大声势，积极宣扬介入社会，从文本与社会两个层面解构传统的男权社会文化。事业膨胀之际，当代女性主义不免有些浮躁甚至蛮横，在对待性别差异与性别写作等问题上自然也就表露出一种极权的倾向。 喧嚣狂热之中，更需要逆耳的声音；盲目解构的同时，更需要冷静的思考。因此，在本文的论述之中，笔者试图从性别研究角度，对中国当代女性主义批评进行相关梳理，并就性别差异与性别写作问题进行深层次探讨，提倡从激进的女性主义批判回到理性的两性性别研究，以期能让读者在女性主义热潮之中，关注几分不同的声音，增加几分冷静的思考。
性别差异的解构
中国当代女性主义意识的萌芽，要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初。在此之前，毛泽东时代从制度上解放了女性，提倡“男女平等”，“妇女能顶半边天”，然而“解放女性”的政策，一定程度上也抹杀了性别差异，压抑了女性性别意识和自我意识。中国女性对自身性别特征的意识，要得益于80年代初思想解放运动的启蒙，而并非西方女性主义的催生。而90年代以来，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进入，在客观上改变了中国女性主义自身的发展轨迹，促成了中西女性主义研究理论的结合。应该说，性别平等是中西方女性主义共同追求的目标，但对于“性别差异”的意识却存在相当大的距离，而两种女性主义在中国本土的简单结合，必然会产生一种浮躁的研究态度，以及一种简单化的批评方法。 关于中国本土女性的性别意识重生，根据任一鸣的研究成果，批评界公认的“中国最早具有朴素的、原始的女性主义内核的文本是张洁写于1981年的《方舟》，接着张维安《在文艺新潮中崛起的中国女作家群》一文，首次对包括张洁在内的女作家及其作品进行了评介，标志着中国本土女性作家的性别群体意识的觉醒[1]。这些中国女作家群体借助文学载体，从自身独特的女性经验对社会和历史进行了反思，在呼唤人道和启蒙的同时，也向时代宣告当代中国本土女性主义意识的诞生。在这些女性作家的新作品中，体现得最多的是女性对于自我和社会的重新认识：社会可以不是清一色的“灰蓝”，而女人也大可以“五颜六色”。沐浴着思想解放的春风，她们开始意识到性别之间的某些无法逾越的生理和心理差异，开始默认女性阴柔之美，崇拜男性阳刚之美，甚至于认同“男子汉”与“小女子”形象。在某种意义上来讲，无论她们是女性作家，还是女性评论家，都在性别迷茫之后经历着性别差异的自然觉醒和性别主体性的自我恢复。 90年代的世界妇女大会无疑是中国女性主义研究的一个关键的转折点。从那以后，中国女性主义批评在生成和发育过程中，在理论资源、话语形式上，始终奉行的是“拿来主义”的方式。有人惊讶，西方文艺理论走过100多年的路，中国文艺理论仅仅用不到20年的时间就走过了[2]。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女性主义在西方女性主义的催生之下实现了跳跃性的发展，而这样跳跃性的发展的结果，也就注定了当今中国女性主义的浮躁和极端倾向。在对“性别”概念的理解上，她们援用法国女性主义活动家西蒙•波夫娃的经典名言，“女人不是天生就是女人，而是社会的产物”[3]，言下之意，“男人也并不是天生就是男人，也是社会的产物”。波夫娃的意思很明确：传统女人和男人的刻板形象不是自有之物，而是父权社会的话语权力的产物。但是遗憾的是，作为西方极端女性主义者，她没有明确在理解“传统女人”这个概念过程中，怎样防止本质化和简单化的倾向。于是，受她直接影响的对女性及女性主义的研究中，“女性形象批判学”和“男性霸权学”俨然成为显学。在这些批评中，男权文化被普遍认为是在进行着“对妇女象征性的歼灭”活动[4]，与此对应的女性批评，用某些女性主义者的话来说，“就是抵抗理论，对抗现行规范和判断标准”[5]。 在西方女性主义模式的影响之下，中国女性主义跨越过了20世纪90年代之前中国本土女性作家的女性本我建构，转向了对父权和夫权的颠覆，对女性刻板形象的解构。解构的游戏开始在中国女性主义研究中流行。然而，对男性的颠覆以及对女性刻板的解构，并不能保证新型性别身份的产生，而只能陷于解构的迷宫。比如，女性学者荒林女士在2005年广州的一次性别研讨会中，一旦谈及到中国男人女性化的问题就立马回到男权批判的套路，将男人的问题又抛给了相关的男性学者。也许对于荒林和其他一些女性学者而言，男性已经成为女性的对立面，至少在当时是假想的反方，沉默的“他者”，既然女性主体的建构本身就意味着本质化的过程，那为了维护女性主义的合法性，何必不来一场解构男权的斗争呢？这样就可以回避女性自身的建构问题，而采取一种相对成熟而又经济的“男性霸权批判”策略。也许在这场权力解构的游戏中，性别差异已经成了延异的符号，现实的性别平等早已经是不务之虚。 从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本土女性意识的建构到90年代开始的西方女性主义模式的解构批判，中国女性主义实现了理论上的大跃进。这种早熟的理论，在实际经验中就无法避免某种武断和极端的倾向，甚至在实际批判中也表露中一种简单化的倾向。“男强女弱”的形象开始被本质化，而某些女性主义者习惯于将自己包装成“消声”的“弱者”和“他者”，博得受众先入为主的同情视角，从边缘对“男性中心”进行猛烈冲击。性别差异既是她们批判的目标，也是她们赖以存在的平台。也许是由于西方解构思维的影响，也许是因为女性主义职业化的需要，她们自觉不自觉地将性别差异当作当代文化批判中一种有效斗争的武器，总是预先默认性别之间的对立，从而引起“霸权”解构的游戏。阳刚的男人自然是她们批判的对象，柔弱的男人又为她们所不齿；柔弱的女人被认为是父权社会的产物，而阳刚的女人对她们来说又无法想象。为了回避这种性别差异的女性主义本质化，从理论上来讲，解构了“男女刻板形象”，而没有“男女性别形象”的正面建构，性别差异势必陷于真空的地带，英国女性主义先驱沃尔夫宣扬的“双性同体”理想对她们来说太理想化而不容易操作，她/他们更愿意驻守更为时髦更为激进的“形象批判学”研究阵地[6]。换句话说，性别差异如何并不重要，性别理想也不重要，重要的如何在解构的游戏中将“男性霸权”批判到底。 应该来讲，如果考虑到当今社会女性仍然普遍受到歧视的社会现实，对男权社会的激烈批判确实可以促使男性的自我反思与女性意识的提高，但如果把男权批判当成女性主义的旨趣那无疑是善良的无知。男性的批判并不是女性主义的最终目的，女性主义的终极关怀是女性主体的建构和女性经验的回归；对父权夫权的批判只是达到终极关怀的重要手段，自然存在着其文化批判内涵，然而对女性主义来说，更多的也只是在方法论上的指导意义。热衷方法论批判而无视本体建构，无异于买椟还珠、秦伯嫁女。换句话说，如果一味拘泥于男性批判而忽略女性自我，最终无法避免重新陷入性别本质化的泥潭，沉溺于新一轮的对立解构游戏之中。
性别写作的争论
如果说对中国父权文化的批判是中国女性主义争取性别解放的必由之路，那么对中国女性写作的批评则体现出其女性主体的建构方向。中国女性写作，从狭义上来讲就是指中国女性作家根据自己对女性经验以及性别理想的书写，而从广义上来说，还应该包括部分富有同情感的男性学者以性别差异为对象进行公允的叙述和研究文本。在女性主义阵营扩大并开始渗透到社会文化的每个角落的同时，其内部成分变得越发复杂化，中国女性写作也呈现出多元化的倾向。在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中，不可避免的是各种成分之间的碰撞和交流，而关于女性写作的内部争论也就愈演愈激，在此之中女性主义的批判显得有些过分武断和极端。 从中国女性主义诞生之日起，男性及其写作是被视为批判的对象，至少也是异类的写作，根本不可能与女性写作有所交叉。1978年肖瓦尔特发表《迈向女性主义诗学》，把女性主义批评分为两种模式，其一是把女性作为男性的附属品，研究文本中的女性形象，批判男性霸权以及揭露文本中的两性权力关系；其二是把女性作为文本的生产者，研究女性的性别写作经验和文化意义[7]。应该说，在早期的女性写作中，女性是作为文本的生产者，建构女性意识和文化身份；而随着西方激进女性主义文本的大量输入，中国本土女性主义研究，在以波夫娃的《第二性》、米勒叶的《性政治》等为代表激进理论的影响之下，实现了后结构批评的转向，投向了男性霸权批判的解构游戏。尽管日后波夫娃和米勒叶的激进女性主义在欧美受到严厉的批评，但在中国却没有引起相应的重视。换句话说，在中国女性主义研究中，男性整体仍然被视为批判的对象，是解构游戏中的沉默他者。虽然男性内部不是铁板一块，也存在着为数不少的投身女性主义阵营的男性学者，但女性主义的阵营中，他们身份仍然是引起争议的对象，在实际经验中，他们要不接受女性主义的性别解构逻辑，要不就被排除在女性主义研究之外。应该说，考虑到当代女性主义的文化批判实践，这种武断的做法可以理解：性别差异在批判中既是颠覆的对象，也是颠覆存在的基础，因此女性主义一方面要解构性别的二元对立，另一方面也必须与性别对立的意识保留有一定的同谋关系。在这种若即若离的暧昧关系中，女性主义在性别对立的解构游戏中，无法回避将性别重新本质化的现实，也不可避免武断和偏执的批判实践。 如果说对女性主义的男性学者性别身份的争议，反映了当代女性主义性别解构策略的矛盾性，那么当代女性主义对女性内部出现的多元化倾向的批判，更体现出批评理论上的不成熟和批评实践中的极权性。事实上，关于女性写作本身，在女性作家之间与女性主义研究者之间也存在着相当大的争议。首先来自女性作家之间，应该说，中国的许多女性作家都不愿意被称作女性主义者，当然更不会自称是女性主义者。例如，张抗抗1985年在西柏林举行的国际女作家会议上，在《我们需要两个世界》的发言中，提及女性写作的两个世界，一是指关注女性生活、女性问题的独特的女性的视域，一是指更为宽阔的“社会生活范围”[8]。张抗抗极力鼓励女性作家跳出性别的小圈子， 超越肖瓦尔特所提出的两种写作模式，去描写男人女人都要面对的现实“大世界”，既不鼓励对抗的女性写作，也不鼓励对立的女性写作。“两个世界”的说法在当时引起了不少争议，而争议的焦点无非是关于“女性写作”定位问题。 一方面，对于女性主义学者来说，女性写作应该与男性写作划清界限，而且必须保持一定距离以防止两种写作的权力同谋。因此女性写作必须旗帜鲜明且立场坚定，必须是属于她们自己的写作。然而，排除了男性作家的女性主义写作，一旦没有了女性主义作家，当然也就不会存在女性主义的文学；而一旦失去女性主义文学这个研究对象，女性主义批评也就成了无源之水了，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在当代中国复杂的社会文化语境，当代女性主义对女性主义写作的迫切依赖性。另一方面，女性作家们对当代女性主义学者这种无视作者生拉硬套式的做法很是不满。在大连大学性别研究中心组织的一次“性别论坛”上，张抗抗明确表示不能接受部分女性批评家根据理念图解自己作品的做法，她肯定了90年代女性写作关注女性自身价值合理性，但明确表示对女性主义写作的否定以及对女性主义学者做法的反感，“实在不大赞成那些女性批评家，好像不那样去写女性文学，就不是好的作家，甚至有愧于女作家的身份。不跟她们一样，就是不好，我觉得这种评论方法很机械，有画地为牢之感”。[9]另一位当代文坛颇有影响的作家毕淑敏，也指出了女性主义批评的格式化、机械化的批评的矛盾，“如果是女作家，就不能去写整个人类的生存发展，那种致命的挑战，包括哲学和思考……我觉得这是剥夺一个女性作家对这种重大问题的发言的权利”[10]。 面对张抗抗等女性作家桀骜不驯的言语，部分女性主义学者展开了激烈的批评，将她们视为男权社会文化的牺牲品、女性群体中的后进分子： 正是在这种男权文化的长期熏染、浸淫之下，不光男性社会对女权充满蔑视和敌视，甚至连女性自身也对女权怀有莫名的偏见而缺乏正视的勇气，思想新锐且颇具女权倾向的许多女性作家、评论家诸如张洁、张抗抗、王安忆、李子云、崔卫平等等，她们有的甚至对“女性文学”的提法都讳莫如深，更拒绝承认自己是女权主义者[11]。 在指斥女性作家与男权社会合谋的同时，女性主义学者没有重视或者根本没有去关注这些女性作家的解释，也没有试图去理解她们的写作心理，而只是挥舞着女性主义的大棒，蛮横地驱赶着女性作家的写作。她们的批判逻辑异常简单，要不就是男性写作，要不就是女性写作，根本没有什么性别写作的中间地带。她们不是不清楚女性作家对女性主义格式化倾向的批评，她们只是不能或者不愿意去肯定中性写作的前景，因为对中性写作的肯定也就意味着对女性写作的削弱，对女性写作的削弱恰恰意味着女性主义的背离。因此，当代女性主义者们宁愿固守着文学中弱者和他者的角色，鼓励一种格式化的女性写作，而充耳不闻地批判和打击超越性别的写作形式。与此相对的，倒是更多与女性主义保持了一定距离、居于旁观者位置的女性作家们，比其他女性主义学者更早地看到了当代女性主义批评逻辑中的硬伤，而试图超越女性写作的条框，提倡性别写作的中间地带，倡导性别写作的文学价值。 当代女性主义学者对张抗抗等女性作家的反叛并没有给予太多认真思考，与此相反，90年代后期出现的一群被媒体冠以“美女作家”的作者群和她们的“身体写作”却受到了狂热的追捧。卫慧、棉棉和木子美之类提倡用身体或者肉体写作的女性写手们，凭借自己女性的自然身份，在网络的比特世界中，对身体和情欲进行了渲染，用数码符号构筑自己的性爱和肉体经验。作品的文学价值没有人评价，而作品的内容，尤其是作品人物以及作者本身的生活方式却为当代女性主义所称道。对于这种“身体经验”写作，当代女性主义者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荒林在“各自表述：性别视角与个人立场”中将其列入女性写作的媒体阶段，称为“第四阶段”[12]。这种女性写作的发展阶段划分，俨然宣告着张抗抗等人成为了传统女性作家，而卫慧、棉棉等人成为先锋女性作家。传统意味着逝去的光彩，而先锋却昭示着潮流的力量。且不论卫慧、棉棉之类的写作初衷和性爱取向问题，但从其作品影响来看，称之为先锋当之无愧而冠之于作家却不够分量。对这种发展阶段的划分，忽视的是女性写作深层次的文学意义，而彰显的却是女性写作显在层次的喧闹；而显态的喧闹，透露的无非是一种女性主义的身份政治学。对这种现象，国内文化学者高小康指出，“身体写作不仅仅是一种文学现象，而且是一种文化群落的生活方式”[13]。由此看来，这些女性主义学者和美女作家实际上形成了知识和权力的共谋。对女性主义学者来说，大众文化潮流的力量预示着某种无法拒绝的学术诱惑；而对美女作家来说，学术批评的力量无疑是其进入知识领域的商业中介。 当代女性写作的内部争议，恰恰表现了当代中国女性主义内部呈现出的价值多样化以及发展多元化的趋势。而部分女性主义学者，对这种多样性的忽视甚至压制，更多地体现出来一种理论建构上的缺陷和批评实践中的极权。在多元性的压制中，当代女性主义学者排除了男性作家的女性主义写作可能性，忽略了女性写作的本体意义，而片面地强调了男性批判和女性身体写作；在批评中，鼓吹的是聚焦女性身体和情欲的狂热写作，不但没有促进女性性别意识的建构，反而将女性自我意识消退到肉体意识。在身体作家和批评家的合谋下，对女性身体的强调、对性别价值的标榜，有可能使女性主义成为“推销横陈的肉体、将陈旧的颓废淫靡装扮成新潮先锋的广告词”。
从性别主义到性别学术
综观当代中国女性主义的发展历程，20世纪90年代以后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输入影响着本土女性主义的性别写作和批判策略，而中国女性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实现了向西方理论的转向。80年代初的女性作家们坚持女性性别和道德意识的建构，而90年代之后接受西方女性主义影响的女性学者更倾向于男性权力的批判和性别差异的解构。在这种方法论的转变中，西方“后文化逻辑”的影响，使得当代女性主义批评明显表现出性别的宗派意识与解构的利益意识，以至于在现实的批评当中涉及到价值和利益的判断就难免有失公允，在性别研究中也就难以保证其相应的学术价值。 在中国女性主义话语的转换中，西方解构主义批评模式成了女性主义批评的范式。在西方社会中，解构主义理论是“1968年那种欢欣和幻灭、解放和溃败、狂喜和灾难的结果”，通过对语言结构的破坏以图颠覆传统成规[14]，目的是在“延异”、“播撒”、“补足”的术语网络中，证明“在二元对立之外，在他者的未知结构存在着一种不确定性，既无法估算又灵活多变，超越任何推测的范围”[15]。按照解构的逻辑，当代女性主义应该试图在解构“男权女弱”的二元对立”中，揭示“女性的未知结构与其不确定性”。事实上，解构主义指明了“解构男权”和“解释女性”的这两条性别战线，而前者又是作为后者的前沿阵地，也就是说，“解释女性”的目的只能通过“解构男权”而达到，“解构男权”的努力也就必然指向“解释女性”。于是，对于当代女性主义来说，既然“男权解构”与“解释女性”之间被认为是存在着充分必要条件关系，两者之间也就自然划上了等号。解构主义的性别逻辑忽略了女性主义两条战线的独立存在意义，而片面强调了性别批判的“主义”意识，在批评男性权力之后无法避免的又陷入了性别对立的泥潭。随着女性主义的学科化，性别主义的批判也逐渐形成了一种格式化和机械化的利益批判，并试图以激进的先锋姿态介入当今社会文化生活。 西方社会中产生的解构主义理论，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与其说是解构主义思维在语言文化领域的扩展和延伸，不如说是为了转入相对比较安全的学术领域而对社会现存结构的妥协和逃避。换句话说，在西方语境中，女性主义的解构理论是对其社会实践和文化批判的学术反思，至少也是自下而上的理论生成；而对于当代中国女性主义理论来讲，其解构理念是西方舶来品，至少缺少相应的社会根基，至多只是自上而下的理论推介。当代女性主义对西方解构主义理论的这种断章取义式的误读，在理论批评中造成了其对复杂性的忽视以及对多样性的压制，在社会介入中也就无法避免预设的价值和利益关系。既然无法避免性别对立模式，无法回避价值和利益的介入，也就很难保证女性主义在性别研究中的学术态度，更不能保证这种研究的学术价值。 诚然，如果考虑到中国几千年父权社会对女性的压制和束缚，这种激烈的性别主义批判具有深远的道德和思想启蒙意义。当代女性主义虽然深谙“重病仍需猛药医”，但仍然不是很明了“身强何必惧重病”的真理。她/他们沉迷于激进的性别解构中乐此不疲，在学术界扬起阵阵尘土，殊不知尘埃落定之后毕竟是空空如也。因此，失去了社会文化公共经验的根基，缺乏严谨的学术研究态度，当代女性主义研究，在脱离了公共经验和知识标准之后，只能沦为性别解构游戏的“专业化”写作。在激进先锋的光环之下，掩盖不住的是性别身份政治学之后的利益写作和价值批判，无法回避的是“主义”批判和学术价值的矛盾。因此，要解决女性主义批评中的利益与价值、批判与学术之间的矛盾，就必须从根本上摆脱性别对立的意识，实现性别研究的中国文化语境转向：必须将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实现话语转换，建设中国本土性别理论；摆脱男权解构的游戏，关注两性并且建构合理的性别意识；改变研究中的“主义”倾向，进行性别学术研究。只有实现从激进的性别主义批判回到理智的性别学术研究，才能从根本上摆脱性别批判的利益与价值矛盾，在研究公共性别经验的基础上，将女性主义带回到性别研究的学术殿堂。
[1][2] 任一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与中国本土特色”，北京：《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05(1)，pp21-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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