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响：答伍立杨

答伍立杨

○　郭慕岳

《粤海风》2005年第五期发表了拙作小文《关于王森然》，伍立杨给我扣上了“可哂的天方夜谭，故事荒诞，叙事离奇，似是而非的编造，齐东野语，妖精打架，胡诌，胡说八道”等多顶帽子。

我是一个银行退休职员，今年75岁，并不是文艺圈内的人，写文章并不介入其他内容。因个人的遭遇，主要围绕几十年来知识分子不幸遭遇这一主题而写，有感而发。我的“关于王森然”一文，也没有超出这一范围，在那政治严寒的1975年，王老衣不蔽体，穿棉袄，没内衣，穿棉鞋是透底的，我和我的朋友们想合伙为他买一身绒衣，可惜无能为力，我自己的棉袄都17年没换了，至今想起，我都感到伤痛，感到对不起这位年已八旬的“推动历史前进的学者”（习仲勋语），“近代史的活化石”（外国史学家评论）。

王森然我们接触很多，除在朋友家闲谈外，他的旧家平安里，落实政策后，他的新家东三环，我都拜访过。我对王老的认识也是逐渐的。1975年前，我并不知道他，主要由王老的关门弟子，我的朋友王义举向我介绍他老师的历程和威望。王义举从1970年至王老病逝的1984年，14年间都守护在王老身边。1977年我结婚，王老赠我的大字条幅，我回农村后误当作包装纸了，至今扼腕已晚。后经过拨乱反正才证明王义举所言不假。80年代，王老赠画给美驻华大使伍德柯克，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意大利总理佩尔蒂尼，都极为珍视，而我却把他赠我的书法当作包装纸，至今汗颜，羞见王老于地下。

我和王老谈话很随便，没什么主题，基本上是闲扯，不像伍立杨手拿一套《鲁迅全集》打天下，钻人空子，可惜他也没能得逞。

昨天（2005年12月15日）收到《粤海风》第六期杂志，拜读伍立杨对我的“五评”，谨作以下答复（为了行文便利，我把他的“一评”和“二评”合并作答）：

首先，关于孙中山先生接见一事：

“辛亥年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定州，他（王森然）头一个剪去辫子，鼓励青年拥护孙中山先生，拥护革命，校方立即将他开除还乡。没有辫子，在故乡也被视为异类。冷嘲热讽，四面碰壁，他不为所动。不久，清廷退位，河北反正，孙中山先生被选为临时大总统，校方又欢迎他回校，定州成立‘统一共和党’，与遗老遗少对立，他被推举为头领。

他的事迹被孙中山闻知，1912年（王森然17岁），孙中山路过定州时，曾经命令列车停车，特地召见王森然。孙先生勉励他说‘你们要努力去做，将来的中国要靠你们的！’导师的教诲铭记在心，后来，他在一首诗中写道：

“飞毫驱尽胸中恨，雨露永垂四海香。

不畏人言笑我狂，直等锦绣垣墙奏笙簧。”

“时隔12年，也就是1924年，在孙中山先生病危期间，他曾随李泰芬（著名的历史学家）前往铁狮子胡同探望。不久，孙先生去世，他写追悼长诗。灵柩南运时，他任‘奉安委员会’委员，是委员中最年轻的一个。”（见《王森然画集》，刘海粟《笑擎火把奔向光明》一文，实是王森然传，同时也刊载在葛仁局、孙安民、王功的《王森然教授主要活动年表》，内容大同小异）王森然见过孙中山，并且是两次。

伍立杨认为，第一，“《鲁迅全集》并无只字提到王氏，交往颇多从何说起”。第二，说“影响巨大是毫无根据的夸张，周氏兄弟也不能说影响巨大”。

伍立杨字里字外是看不起王森然先生的，只能说明他是一只“井底之蛙”。

在70年代中后期，王老年已80，说话重复，所以对我和王义举说：“五四运动北京是胡适，保定是我王森然。”当时并不在意，后来阅读有关王老的一些资料，王老之言并非虚语。关于王老在“五四”时期的资料很多，现我摘两段，以答伍立杨。

其实此话大有来头，经王义举介绍，是康有为向曹锟告密说，“闹事的，北京是胡适之，保定是王森然。”

“因宣传‘德莫克拉西’和‘赛因斯’，北洋军阀头目曹锟对他极端仇视，督署以王森然主张‘稍新’为名说他是‘过激党派’，于1923年5月16日晚派人去工校抓他。在进步学生强明伦、吴藻洲的帮助下，他连夜化妆逃到北京，受到北京大学林语堂、李大钊、周作人、胡适等几位教授的掩护。第二天，北京的报刊登了通缉他的消息（见1923年5月20日《晨报》）。王森然在北京期间，去访问邓中夏，因邓已去上海未遇，见到了何孟雄和青年周刊主编王仲三，在北京大学看望了鲁迅，北大民谣研究会的常惠和钱玄同。8月王森然遇曹秉国，应邀赴冀州（冀县）创办直隶省立第六师范。他在校舍未建全的条件下，便开课了……。”（摘自《著名教育家、文学家、史学家、艺术家王森然教授从事教育事业七十周年纪念会发言文集》146页，葛仁局、孙安民、王功《王森然教授主要活动年表》。)

请伍立杨注意这其中有“周作人掩护过王森然”的内容，没交往，他能掩护他吗？“在北京大学看望了鲁迅”，没交往能说看望吗？请你不要拿一部《鲁迅全集》指手画脚。

为了印证伍文“说影响巨大是毫无根据的夸张，周氏兄弟也不能说影响巨大”是无知、是浅薄，请看以下一段文字：

“五四运动中，他在直隶高等师范专修科读书，5月5日他上街发表演说，写了《拒绝和约签字》、《取消二十一条》、《争回青岛山东主权》、《抗议当局拘捕爱国学生》、《支持北京学生的正义行动》等巨幅标语，揭露巴黎和会黑幕。两日后，省教育厅派督察员王琛自天津来保定，在军阀曹锟军警的配合下，宣布禁止学生集会游行，但是一纸空文，岂能扑灭青年的爱国热情？5月20日，保定学生联合会正式成立。在赴法勤工俭学预备班的刘少奇、李富春、李维汉等同志积极支持下，王森然继续组织罢课、罢市，他被选为学生会代表，去北京声援学生运动，探望关押在北大三院九百多名学生。”

“在北大,王森然结识了陈独秀、邓中夏、李大钊、何孟雄、刘半农等著名人物，其中和邓中夏关系最深。五四运动的胜利，使王森然认识到群众的力量。”（见刘海粟《笑擎火把奔向光明》3页）

请问，这不叫影响巨大，什么叫影响巨大？王森然在五四运动中，是一位实际行动者，与鲁迅先生和周作人没可比性。下面，我再引用王森然作于1933年《二十家评传》中的《周树人先生评传》，谈谈鲁迅先生和王森然的关系。

“余民国十四年三月，在北京大学第一学院国文系，听先生讲《苦闷的象征》，为余致力研究文学开始之导师。八年之久，未通音讯，著笔至此，不禁神驰也！”这说明王森然研究文学之路自受鲁迅之教始。又“先生上课，至独早，去至迟。尝挟书包，在大红楼前，列席棚中便饭。玉菽窝头，荞面条子，与人力车夫、卖报童叟，共坐一凳，欣然大餐。有时相遇，便点头微笑，暗示来此一试，味至美也！”这说明1982年（可惜记不清日期）王森然的《忆鲁迅先生二三事》，吃荞面条一事，两处都有记载，并非我胡编乱造。又：“先生上课时，其铅笔置右耳上，备以更正讲义中错字，有时畅谈一小时不动讲义，其笔仍在耳上不动……下课后余步行至玉龙桥，先生口衔纸烟，囚发蓝衫，人力车过此，微笑点头，其笔仍在耳上也。”

还有一段文字可说明鲁迅和王森然的关系：“是年11月（1932年）鲁迅由上海来京，探望母亲，各校纷纷请鲁迅讲演，王森然几次到宫门口寓所拜访鲁迅。在鲁迅那里查看了苏联版画，就新文化理论问题向他请教，鲁迅曾对他谈及‘三种人’的问题，并跟随鲁迅去北京师范大学操场听讲演。王森然撰写过《周树人先生评传》（收在《近代二十家评传》中）。这是在鲁迅生前；鲁迅逝世后，又写了《鲁迅先生评传》（发表在《中国公论》第六卷第3、4、5期上）。”（摘自《王森然年表发言文集》160页）

就以上记载来看，能不能说王森然与鲁迅“交往颇多”呢？

为了行文方便，我先谈“四评”前半部。伍文说“在八道湾，那是1920年代初的事，那时鲁迅是讲师，而非教授，那时学校常常拖欠薪水，实际收入并非几百大洋。周作人的太太又叫他交钱，往往分文不动地上缴，故时显窘迫，入不敷出，能吃上面条就不错了。”

“五四”前后，论学问和影响，周氏兄弟并称，为什么当时周作人是北大教授，鲁迅是讲师？原来这跟当时的教育制度有关。

20年代初，北京大学及其他高校，教授限于专职，如有兼职，则只能称讲师。那时鲁迅先生在北大任教同时，在北京师范大学、女子师范大学兼课，同时又是章士钊任总长的教育部的佥事，故在三校都是讲师。说北京大学欠薪不确，欠薪的是教育部。并且鲁迅从来不穷，据陈明远先生的《文化人与钱》中指出：“1926年，鲁迅稿酬收入约1177元，约占全年的27％，月薪578元，约占年收入的13%。1923－1926年，鲁迅一家三口雇一女工，日用开支平均每月60－80元（包括10元左右的购书款）。当时一元大洋合今人民币35－40元。1931年，鲁迅每月收入约合今人民币20000元左右，其中稿酬、版税、编辑费约占总收入的49％，鲁迅的文章稿酬一般在千字3－5元，高时千字6元，这种稿酬标准，“五四”到30年代没有多大变化。不仅如此，20年代大学教员中一级教授月俸500元，约合今人民币17000元，一级助教月俸180元，而公务员一等科员月俸仅100元。工人工资一月10余元。根据当时的物价，一个四五口之家，11元即可维持生活。

请问，鲁迅只配吃面条吗？

一、“鲁迅哥俩打架动门闩”是王老亲口所言，在场并非我一人，王老不是说假话的人。

二、伍立杨说“鲁迅和周作人平生只打过一次架”。你没有证据。自命权威不行。

三、在伍文最后一节其二“鲁迅和周作人平生打过一次架，系突发事件，即1923年7月闹的矛盾，从此绝交陌同路人。1924年6月鲁迅返回取书，发生冲突，而在此以前关系很好”。读后一头雾水，1923年7月已是“陌同路人”，怎么1924年6月以前又说是“关系很好”？看来伍立杨连1、2、3、4的排列顺序都不懂。

四、我写的《关于王森然》原名为《从“咬菜根”的周作人谈到王森然》，我对周作人的为人深恶痛绝，因为他是汉奸。我是站在中国人的立场说话。我是不会像伍立杨亲热地称周作人为“作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