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巴金的误读令人深思
○ 李兆忠
1934年11月，巴金出于“到日本看看的兴趣”，化名黎德瑞，东渡日本，在那里住了半年多，写下了短篇小说《神》、《鬼》、《人》。 “浅间丸”客轮抵达横滨后，由朋友事先的介绍，巴金住进一个姓武田的横滨商业学校的汉语教师的家里；三个月后，因无法忍受主人成天念经拜佛的骚扰，搬出了武田家，移住东京。小说《神》、《鬼》就是巴金根据这三个月的生活经历写成，其中的《神》，据作者自己交代，是住进武田家不久，几天之内写成的。 小说以书简体的形式，描写一个叫长谷川的日本小公务员，由一名“无神论”者变成一个“有神论”者以后对神的狂信，以及“我”对这种行为全知全能式的分析批判。关于这篇小说的写作动机和主题，巴金说得很明白：“我的朋友认识武田（即小说中的长谷川）的时候，他还不是个信佛念经的人。这个发现对我是一个意外。我对他那种迷信很有反感，就用他的言行作为小说的题材……”“这个无神论者在不久之前相信了宗教，我看，是屈服于政治的压力、社会的压力、家庭的压力。他想用宗教来镇压他的‘凡心’，可是‘凡心’越压越旺。他的‘凡心’就是对现存社会秩序的不满，这是压不死、扑不灭的火焰。‘凡心’越旺，他就越用苦行对付它，拼命念经拉，绝食啦，供神啦，总之用绝望的努力和垂死的挣扎进行斗争，结果呢，他只有‘跃进深渊’去。”[1] 小说里有一个细节特别值得一提：主人公的藏书里，除了大量法国和俄国进步作家的文学名著，还有无政府主义者蒲鲁东、巴枯宁和日本的社会主义者幸德秋水、大杉荣、河上肇等人的著作，这一切，都证明着长谷川过去曾是一个思想自由的无神论者。四十年以后，在巴金的创作回忆录里，仍清楚地写着：“我住在武田君的书房里，书房的陈设正如我在小说中描写的那样，玻璃书橱里的书全是武田君的藏书，他允许我随意翻看，我的确也翻看了一下。这些书可以说明一个事实：他从无神论者变成了信神的人。”[2] 言之凿凿。武田由“无神”向“信神”的转向，看来是铁的事实。然而，偏偏有人就这个细节提出了疑问。东京大学文学部教授藤井省三在研究过程中，发现《神》的主人公长谷川与其原型武田之间存在着原则性的差异，现实生活中的武田，并不像《神》描写的那样，是一个曾经有自由思想的人，而是一个属于“右翼”的汉语教师，当初出于“雄飞大陆”报效大日本帝国的念头选择了中国语专业，考入东京外国语学校汉语部，后来追随日本汉语界右翼师祖宫越健太郎，毕业后当过他的助手。侵华战争爆发后，自动辞去商业学校副教授职务，作为日本军队的少佐翻译来到中国，参加侵占济南的战斗，此后先后在张家口、包头等地的日军特务机关任职，为日军侵略中国尽犬马之劳。[3]藤井就此疑惑给巴金写信请教，谜底这才解开。巴金回信说明：那些有思想问题的书，都不是武田的，他有的只是文学书，而像蒲鲁东、巴枯宁、拉萨尔等人的著作，都是他自己的藏书；并且这样辩解：《神》是一篇小说，不是新闻报道，人物与故事没有必要拘泥于生活事实。[4] 巴金的辩解也许不无道理，这里涉及到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文学创作中写实与虚构的复杂问题，不是几句说就能够说清楚的，然而可以肯定的是，巴金对武田这个人存在着严重的误读，因为巴金说得很明确：“小说里的长谷川君就是生活里的武田君。”[5]正是这种误读。将一个日本右翼知识者、日后充当侵略中国鹰犬的汉学者，演绎为一个安分守己的弱者，一个向命运屈服的曾经的无神论者。然而，现实生活中的武田，——假如能够作历史的“还原”的话，只能是一个思想保守、效忠天皇，并且有着日本人独特的“暧昧”性格的男子，安分守己的外表下，有着不可救药的“岛国根性”，这种日本人在东瀛岛国上可谓比比皆是，可惜逃过了巴金的眼睛。武田与长谷川，让人感到一种关公战秦琼的错位。 那么，究竟是什么造成了巴金对武田如此的误读？ 按道理讲，初到异国他乡，语言不通，风土生疏，应该虚下心来，尽量以空白的感觉体验那里的一切，获得真实的艺术感受，只有这样，才能克服既有文化背景的束缚，突破文化壁垒，读懂日本人。然而巴金不是这样，下船伊始，就按捺不住写作冲动，把自己的发现敷演成篇。由此可见，是一种自以为知的无知，导致了这种误读。 这一切自然不是空穴来风，而有充分的个人的、社会的与历史的原因，其中两种因素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第一，巴金属于那种超常的人格气质，丰沛的道德激情与精神焦虑必须随时通过写作释放缓解；第二，此时的巴金已在西方的“无政府主义”乌托邦理论里浸染多年，深受西方二元对立的历史进步观的熏陶，是一个早熟的“世界公民”，一个激进的人道主义者。这两种因素的互相激荡，决定了巴金的敏感与注意力，总是集中在与人类的苦难相关的现象上，集中在人性、人道、自由、平等、博爱、正义这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上，而对民族性、国民性、地域文化之类的问题视而不见，因为在无政府主义者的眼中，这一类问题无足轻重，会随着历史的发展自然消亡。事实上，巴金前期的作品几乎都在演绎进步与反动、光明与黑暗、无神与有神这一类二元对立的“反封”主题。这种心理预设与知识背景，决定了巴金看日本的方式。 巴金认定武田过去是一个“无神论者”，唯一的证据，就是听一位介绍他认识武田的中国朋友说过武田过去不念经信佛，这个并不可靠的证据，在眼前确凿的事实呼应下，启动了巴金头脑里早已预设好的人/神二元对立程序，使他深信武田“从无神论者变成了信神的人”，于是想当然地虚构一个主人公藏书中有大量无政府主义革命家的著作这样重要的细节。这个虚构的细节，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巴金的回忆中终于变成了生活真实，说明人的记忆具有改造事实、改写历史的功能。这一切的背后，是一种真理在握的优越感，它使巴金激情澎湃，自信贲张，处处表现出明察秋毫的姿态，一如作品中描写的那样：“我知道关于那个自杀的女子，一定有一个曲折的故事；关于那个死在牢里的无神论者，也一定有一段悲壮的历史。我如果仔细盘问，他一定会尽情地对我倾吐。但这有什么用呢？那女子不就是一个生生地被拆散的多情的恋人么？那男子不就是牺牲自己的生命来拯救同类的一个殉道者么？这两个人所留下的惨痛的回忆本可以产生出一个伟大、勇敢的人格来，然而如今在长谷川君身上却作了寻求神通力的鼓舞了。他求神通力，为了要看见他们；不仅是这样，他求神通力为了不愿意自己也得到他们的那样的命运。崇高的鼓舞力反而产生了这懦怯的企图。他是多么不幸的人啊！”[6]这些文字读来激情洋溢，高屋建瓴，可惜那个真正的武田，却在作者的眼皮底下悄然溜走，不能不使人感慨万千！ 以西方“有神”/“无神”二元对立的观念解释日本人的精神生活，本来就很牵强。日本向来是一个“人”“神”难分的国度，求神问佛，消灾祈福，在日本原是家常便饭的事。所以，如果一定要作硬性的区分，那么只能说：日本人的绝大多数都是“有神论”者，但这个“神”不是西方的上帝，而是泛神意义上的祖先神/自然神，和在此基础上产生的“万世一系”的“活神仙”——天皇，及其皇祖——“天照大神”，这个“神”作为日本的象征，千百年来统治着日本民众的心，凝聚着大和民族的精神，甚至可以成为日本富国强兵、实现“近代化”的强大精神动力。巴金在日本游历的时候，正是这个“神”大发其威、神力登峰造极的时候，包括武田在内的许多日本文化人成为侵略中国的鹰犬，与这个“神”的激励不无关系。可惜的是，如此重要的现实竟不在巴金的视野中，不能不叫人产生“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的感慨！日本人特有的“岛国根性”，就这样轻易地消融到了“人类”的普遍性中。 武田热衷于念经求佛，其实并非无迹可求，小说里无意中写到这样一个细节：长谷川恐惧地对“我”表示，今年正好是自己三十三岁的“凶岁”，假如今年不发狂，以后就有好日子。这个被巴金一笔带过的细节，也许正是武田成为“有神论者”的真正原因。按照日本的习俗，处在“大厄之年”的人，要举行各种消灾禳解的仪式，比平常更多地敬神拜佛；过了这个时期，一切恢复常态。生活中的武田，正如巴金后来在回忆文章中说的那样，并没有像他在小说中断定的那样“跳进深渊”，而是恢复了常态。假如巴金对日本的宗教生活与风俗习惯有足够的了解，或者退一步说，假如他不是那么自信，不屈从急近的写作冲动，而能以冷静之眼观察当地的生活，情形大概会是另一种样子。 巴金在武田家住了三个月，终于无法忍受鬼神的骚扰而搬出，离开横滨前，又写了《鬼》。正如巴金自己所言：“《鬼》不过是《神》的补充，写的是同一个人和同一件事。”说明将近三个月的朝夕相处，巴金对武田的认识并没有任何新的变化，仍然是原有的思路。尽管如此，比起《神》来，《鬼》有更多的虚构：“我”与堀口君成了早稻田大学时代的同学、毕业后的挚友（显然是出于见证人神搏斗的需要）；故事也比较完整：堀口同一位叫横山满子的姑娘相爱，私定婚约，由于两家父亲的反对，断绝了关系。横山几次约堀口一起情死，他都没有答应，认为“违抗命运的举动是愚蠢的”，横山后来嫁了一个商人，患肺结核死去，堀口与一个自己并不爱的女子结婚，生一女儿，过着并不如意的生活，求神事鬼，成了他唯一的精神寄托。小说结尾，巴金以汹涌而起的海涛，暗示堀口人性的觉醒。 《鬼》延续着《神》的思路，人与神的冲突，通过更具体的恋爱悲剧得到表现，其“反封”的主题，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巴金的《家》，不妨说就是《家》的东瀛微型翻版。其中虽然写到不少东瀛民俗生活细节，如往海里抛供物啦，在家里驱鬼啦，向路边“马头观音”的石碑合掌行礼啦之类，却无法产生地道的东瀛异国风情。这毫不奇怪：当这些生活细节仅仅成为演绎人/神二元对立的证据时，其鲜活的内涵不能不丧失。日本毕竟不是中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风土与国情。假如说巴金的二元对立历史进步观，用来演绎新旧势不两立的中国社会现实，尚不失相当有效性的话，以此来解释有着根深蒂固“和”的传统、集团至上的日本人的精神世界，难免发生错位。 写完《鬼》以后，巴金意犹未尽，寄稿的时候，在手稿第一页上标题后面写了一行字：神——鬼——人。后来巴金自己这样解释此举：“这说明我还要写一个短篇：《人》。这三篇是有关联的，《人》才是结论。我当时想写的短篇小说《人》跟后来发表的不同。我不是要写真实的故事，我想写一个拜神教徒怎样变成了无神论者。”[7]这番话，清楚地表明了巴金写作“主题先行”的性质。 后来发表的《人》并没有实现巴金的写作意图，一场无端的被捕，打乱了巴金的计划，促使他提前回国。结果，是一篇以自己十四小时狱中体验为内容的纪实性散文《东京狱中一日记》问世，后来经过修改，署上《人》的标题。《神•鬼•人》三步曲由此诞生，巴金终于完成了自己的主题构思。尽管《人》与前两篇小说明显地不配套，主题内涵上却是一脉相承。人与神的冲突，被引入了东京神田的挽留所，其中因偷书而入狱的七十六号囚犯，被塑造成一个真正的“人”，一再驳斥信神的、软弱愚昧的七十七号囚犯，并且这样向“我”表示：“我偷高尔基的书，托尔斯泰的书，罗曼•罗兰的书。高尔基教我认识真理，为着真理而奋斗；托尔斯泰教我爱人，不承认上帝的权威。但是为了他们的书我却给关进这里面来了。……”这位囚人学识渊博，思想激进，甚至对《罪与罚》里拉斯科尔尼科夫的主张，对孔子的春秋笔法，都了然心胸。——这一切，显然都是出自巴金的想象，就像《神》里武田的革命藏书一样，巴金当时的日语水平，不可能听懂七十六号囚犯那些深奥而富有哲理的日本话。
巴金对日本的误读，可以引出深刻的话题。在中国近代以降西潮东渐的历史背景下，“民族性”与“世界性”以非正常的方式互动，从思想观念层面看，是后者不断挤压前者，取代前者，遂使两者之间本应有的积极互动丧失殆尽，造成文化的断裂与空洞。体现在对异域文化的认识上，就是一种不言自明的“世界主义”的盛行。如果说以这种思维方式认识西方各国问题尚不太大（因为它本来就是西方文化的产物）的话，用来套西方以外的国家民族，不免南辕北辙。就中国人认识日本的主流而言，继传统的“大中华”观之后，取而代之的，是西方的人道主义、阶级论，这种认识固然有它部分的合理性，从总体上看，却存在着相当的错位。摆脱这种思维定势，对日本人独特的民族性予以认真的关注，作出深刻的识察，是我们今天的任务。 |
|
粤海风编辑部版权所有 Copyright(C)2003-2006 All Rights Reserved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