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苑：真善美当立，恶之花当败

真善美当立，恶之花当败

——全球化语境与文艺创作心态调整

○　廖奔

如何调整我们的创作心态和创作心境，使之适应全球化的语境？眼下文艺创作中的众多问题事实上都与之有着密切关系。

经济全球化所引起的强势文化渗透力越加增强和民族国家文化抵制力的凝聚与形成，成为全球化浪潮中日益引人关注的风景。尽管恃强文化来势汹汹，美国大片的倾泻与泛滥早已引起世界各国的惊惶不安，不同地域民族的抗阻也在集聚。法国电影人的理性狙击、印度电影的反潮而上、韩国电视剧的散播东亚，激起波波文化漩涡。随着国力的增强，中国政府也在向世界播布文化，例如最近连续举办了法国文化年、美国文化周，以后还要每年都搞类似活动。虽然政府行为可以形成比较强力的推助，但是文化的传播与渗透却更依赖自然行为和市场行为。因为前者一方面只能聚集起暂时的推力，不似后者可以是随时的、韧性的、无孔不入的流动，另一方面还容易被视为“宣传”而遭遇观念抵制。英语里的 propaganda（宣传）一词，如果再被涂抹上意识形态油彩，就构成情绪强烈的贬义词而难以让人接受。

真正成功的文化行为，其影响力的产生方式是渗透，其效果的发挥方式是情感调动。实现这种目的的一条适宜渠道是依赖于文艺作品的感染力。试想中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流行的苏联文艺，影响了我们两代人的情感。最近电视剧“韩流”对日本形成的情感冲击，带动的不仅仅是相关文化产业和旅游业，更是日本民众对大韩民族的刮目相看。

文艺是潜移默化影响世界和沟通人类心灵的载体。但是我们眼下的文艺有这种渗透力吗？我不得不说十分缺乏。我们的当下创作心态、创作心境不利于创作出真正能够感动世界的作品。我从这个基点来观察中国当代文艺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创新能力。

创作心态和心境的差异，决定了文艺作品选材、关注点、表达方式和风格的差异。我举一个例子来使这个众所周知的命题显得生动化。前不久中国文联代表团访问台湾，交流中大伙明显感觉到了大陆和台湾诗歌的情调差异。台湾诗人王基隆来内蒙参观时，诗境里充满的是孤独与乡愁：“骤雨洗亮青青草原，远方炊烟袅袅直升。绚烂彩虹婉约落下着陆草原，筑成一道半圆的七彩拱门，迎接所有的往事和过客，雾濛所有的烟雨与乡愁。”大陆诗人寇宗鄂游阿里山时，由于午饭有鱼，思考的却是钓鱼的算计：“人把钩埋伏在水里，鱼把刺隐藏在肉里。上钩和卡刺是必然的事。”[1]双方讨论时，我们说他们太风花雪月，他们说我们过于剑拔弩张。

是的，大陆文艺作品较易形成一种固定的形象色彩。过去是长期受阶级斗争思潮影响，近一二十年则受政治经济结构调整、一些人私欲爆发的环境影响，我们的文艺作品有较浓郁的火药味，比较集中于揭示人性恶，而远离了传统文化提倡的温柔敦厚、孔子提倡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诗教。另外，漠视芸芸大众的生活与利益，更缺少对农村与农民的人文关怀，紧盯都市酷族生活的时尚与流行，热衷于宣泄和揭秘，津津乐道于人与人的争权夺利、勾心斗角、尔虞我诈，再加上性和暴力的佐料，组成一种现代东方杂烩炫示图，更加恶意诱拐了创作倾向。

一些狭隘的先锋、前卫写作中，私有表达、自我慰藉、内在满足成为目的，冷漠和残酷成为流行表情，爱、怜悯、善念遭遗弃，意义、情感、情操被忽视，人文情怀被当作过时的价值观受到质疑。对人物的怪异的物化性描写，对情节的任性的冷漠化处理，最终使文艺由有情之物变成无情之物。但文艺从来就是心灵的事业，与人的爱、同情、恻隐等善良情感密切相关，而作家则应该通过充满道德诗意和伦理自觉的写作，对读者的心灵生活发生积极的影响。我们的文艺创作究竟失落了什么？

对内，这种作品对于社会文化素质的改造很不利，它使公众远离了文质彬彬和幽雅；对外，这种作品对于中国人的形象塑造很不利，它使人以为中国人的心地肮脏阴暗。

大陆近年一些在西方走红的电影，大多揭示特定生存环境与特殊生活方式下人性的变态和扭曲，引起西方人的津津乐道。他们就像当年看我们的女人裹小脚、男人扎长辫一样，现在看我们的乱伦、野性美、变态形象。已经有许多文艺批评家抨击了这种现象背后隐藏的后殖民心态，说它是用展示原始野蛮的方法去迎合异域文化中的猎奇心态。我这里只探讨它对于受众建立价值判断的心理影响。

我们的文艺即使是想要谋求全球利益，也必须首先考虑到民族的利益，而不应该为了创作者个人的利益去损害前者。民族文艺提高对世界的影响力，既要求我们避免特定的意识形态语汇与思维方式，也要求我们不能简单约束自己以适应西方口味。如果非要去适应西方的“场”，就会像东方学家萨义德说的那样被人家的磁场所吸附，就始终无法摆脱西方霸权话语的笼罩，也就丧失了自我。

常听到中国留学生抱怨，说是西方人看了中国这些电影，和他们传统的对中国的扭曲印象吻合了，于是认为中国人野蛮、不文明、人性丑恶、只喜欢权术倾轧与人际争斗、缺乏基本的人格尊严与诚信、缺乏对人的关爱，于是看中国人低一等，甚至看做劣等民族，弄得他们很难受，不好做人。这应该是中国文艺作品推向世界的极大问题。

文艺作品表现人性不等于仅仅揭示人性恶。人性有善的一面，至少有求善的一面，一直都被经常性忽视了。事实上，推向极致的恶好写，推向极致的善反而不好写。我们一些人走火入魔般地热衷于写爱的变形，却不会写爱的纯洁与高尚。仅仅用一句“我不相信”，就推翻了一切的善，并不能掩盖自己的表达无能。勾心斗角的政治文化坏人心术，古来民谚“老不看三国”即表达了这种意思。不能总把人看成坏的，处处强调以牙还牙，就背离了“以德报怨”的古训。

以为揭示恶才深刻，韩剧作了反面回答。大家都知道电视剧抓取观众注意力的有效办法是加快节奏，而韩剧节奏之慢人所共知，根本无法与美国产品相比肩，但它却依然获得成功。韩流征服中国、日本的众多观众，靠的是什么？是它的人性美，是它表达的深受儒文化影响下的家庭伦理观和传统美德。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或说韩剧在中国流行是国人对于国剧的审美疲劳造成。我们应该再深入追问一句：对于国剧什么东西的审美疲劳？回答是显而易见的：对于人性恶的暴露癖、真善美力量缺失症的审美疲劳。韩剧的走红，体现的应该是中国观众对于真善美呼唤的心声。
人性之美使人向往，人性之丑令人厌恶和畏避。儒文化、中国传统文化里有着丰厚的内涵积淀，善良、淳朴、宽厚、诚实、忍让、克己都曾经是我们性格中的美德，我们的文艺作品为什么丧失了在生活中对之发现的能力？

结论：当今世界的文艺创作，真善美当立，恶之花当败。这本是文艺创作千年不变的规律，是文艺之所以为文艺的立身之本，而又为我们的实践所再次证实。

我们的作品里要有东方美德与人类关爱，要有大爱、终极的爱，要用悲悯情怀来关注人生。只有这样文艺创作才能平抑浮躁,走向神闲气定。自然，这种气质不是外在的强加和附贴，而应该是内里精神的自然流露。

当然，大环境左右着创作生态。从反映论的视角我们明白：任何创作潮流和趋势都是时代心理的映射，人不能拔着头发离开地球。盛唐就产生李白《朝发白帝城》、王维绝句和岑参边塞诗，晚清就产生《官场现形记》、《20年目睹之怪现状》。动荡和转型的社会就会大浪淘沙、泥沙俱下。像外力搅动了湖底的沉渣泛起，想寻求一池秋水的平静境界，须待社会再次恢复平静时。我不是说创作要脱离社会阶段实际而高蹈入空中楼阁，而是说在真实映射社会现实的基础上，我们的创作要自觉向往光明，真善美则应该成为文艺表达的终极目的。

抛掉政治功利主义，我仍然认为文艺是有使命的。从世纪所赋予中国文艺的功能看：鲁迅时期是警醒民众，哀其不幸、怒其不争；80年代是反思历史，开创未来。那么，全球化背景下21世纪中国文艺的任务就是：赢得全球形象，让中国人干净、纯洁、高大、文雅地站立起来。

[1]这里只是举出一个典型的例子来说明问题，这不等于说，大陆诗人就只陷于人心防范。寇宗鄂先生的诗以哲理见长，但他仍然有许多抒情咏物诗里充溢着丰富的情感和意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