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象：“跑点”跑掉了大学之魂

“跑点”跑掉了大学之魂

○　董健

在腐败空气之下，中国的官场里有“跑官”热。应该说，“跑”出来的官大都是贪官，因为他要按照同样的“逻辑”、同样的“游戏规则”捞回“跑”掉的本钱。而且其中的大多数并不讲什么“收支平衡”，捞足本钱之后，是还要捞下去的——其恶既已至于敢“跑官”的境地，他下边还有什么不敢干的呢？

在同样的腐败空气之下，中国的大学里则兴起了 “跑点”之风。什么叫“跑点”呢？就是在硕士、博士学位授予点（简称硕士点、博士点）的申报、评审过程中，除正常程序之外，还得外加一把“火”——四出拉关系、找路子、走后门，把工夫用在与建立学位点全然无关的非学术的活动上。黄宗羲揭露明末“取士之弊”时就说过“势不得不杂以贿赂请托”的话。他指的是“跑官”，这位颇看重大学之独立精神与学术之尊严的思想家，恐怕没有想到在他痛斥明朝末年“取士之弊”的342年之后，他所深恶痛绝的“贿赂请托”的吏治腐败之气已经浸染到了当今的大学里。每到“跑点”季节，本就经多年折腾而孱弱无比的我国教育与学术界简直被歪风邪气搅得尘埃满天。许多大学都派出“跑点”的特使，充当此种角色者有校长、院长、系主任，以及那些“关系熟”、“有门路”的教授们，等等。所到之处，不是大摆宴席，就是登门拜访，送出重礼——或钱或物。一切对建点能说得上话的人，都要打点到。近年“跑点”又有新招，把非学术的勾当包上一层学术外衣，如请“讲学”、请出席“学术会议”等，借机送上“红包”，以达到“贿赂请托”的目的。

按照教育部文件的说法，“跑点”当然是违规的。在教育界、学术界广大人士的心目中，这样做也是十分令人厌恶的。然而在实际上，这却是大多数早报者都不敢不做、不得不做的一件事。有一位参与过“跑点”的教授告诉我：“没有办法，你进了狼群就得学狼叫。”这就是黄宗羲所说的“势不得不”的“势”。事情到了已成“势”，到了人人厌恶之而又人人不得不为之的程度，就很令国人悲哀，很值得我们想一想、问一问了。中国的大学得了什么病？病到了什么程度？

我个人认为，“跑点”只是一个表面现象。从实质上说，它标志着中国大学的蜕变，说明了中国大学的深层的腐败。在“跑点”的热潮中全国跑掉了多少钱？恐怕没有人统计过。不用说，这一笔不小的花销，是本来就不富余的教育经费的大浪费。然而更可虑的还不在钱物之费，而在助长着一种“势”的增长。什么“势”？大学腐败之势也。

无约束、无监督的权力，是一切腐败之根。这一点从“跑点”也看得很清楚。教育主管部门掌握着大学各学科学位授予点的评审、分布、确定的权力，而学位授予点的多少又成为各校接受评估的指标与获取资源配置的依据。这样，上不上、上多少硕士点、博士点，对各大学来说就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只要评审程序中稍有因权力干预而造成的漏洞，“贿赂请托”的勾当便会随之发生。也就是说，一旦权力压迫学术，学术向权力低头，“跑点”之风便会兴起。“跑点”的目标是以学术之外的“关系”替代学术为本的裁判。这就是腐败。如果说“跑”出来的官大都是贪官，那么“跑”出来的“点”也不会在学术水平上是真正够格的。这一点，我想了解内情的人是心中有数的。大学之病，首先病在一种异己权力的干预与压迫上，还病在大学本身的校长、教授们都接受了、认同了这种异己权力的干预。

大学本应是一方净土，一块纯洁的学术圣地，它讲究的是思想、精神、人格，依凭的是科学、理性与真理的追求。在这里，学术独立，真理至尊；在这里，思想自由，精神有容；在这里，立人为本，人格为上；在这里，融通今古，唯求创新。因此，大学成为国家和民族文化的最高标识。一个国家最高学府的生存状态与精神风貌，往往就是这个国家的生存状态与精神风貌的缩影。古人大抵也懂得这个道理，故“四书”之一的《大学》有“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新）民，在止于至善”之论。黄宗羲的看法更加高明，他认为天下真理不是出自最高权力的中心——朝廷，而是出自最高学术的中心——大学（“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是非，而公其是非于学校。”）。这个思想相当新，可以说是现代大学理念在中国的一个发轫。我们但凡有一点这样的大学理念，也不至于把我国大学弄到目前这种令人啼笑皆非的苦巴巴的“依附相”——“跑点”正是“依附相”的一种可耻的表现。这种苦巴巴的“依附”，使得一个大学校长有时可以在主管部门的一位处长面前像孙子一样低声下气。这个令国人感到耻辱的文化秩序大颠倒！

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种挥之不去的“依附性”使得中国大学受社会腐败之风的浸染日重，使中国大学似乎在一步步地向着商场、官场的样子蜕变。商重“钱”，官重“权”，在这两者相勾结所形成的一种新官僚机制的压迫下，知识分子的良知、正义、真诚、理性等等这些可贵的品格都不得不无奈地屈服，所谓“学术”便成了权势者的工具与花瓶。以前的“左”是“左”在权的力量的显示上，还没有钱这一翼。如今二者皆备，紧相配合，钱助权势，权增钱威，这就力大无比，谁也抗不住了。要建学科点就得去“跑”，使学术向权力下跪。记得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学位制刚刚恢复的时候，大学各学科硕士点、博士点的申报、审批均还比较正常。那时乘思想解放之风，“左”倾势力受抑制，重商主义也还不强，在大学里看重的是学术质量与学人品格，在评硕士点、博士点中靠贿赂请托是拉不到选票的。也偶有拉关系、走后门的小动作，那是一定要受到惩罚的。我那时曾看到过一份文件通报批评某大学并撤销了其申报资格，仅仅是因为他们向某评委赠送小小人参一支。反观今日的“跑点”者，出手何其“大方”！动作何其张扬、肆无忌惮！“权”与“钱”的勾结何其紧密！

显然，风气是从1989年之后变坏的。大学的失魂与“跑点”的加剧是同步进行的。“政治风波”的震荡使思想解放的成果步步丧失，“左”风大炽，学科评议组（尤其是文科学科评议组）受“左”的官僚控制而“换血”，其学术评议的可靠性、权威性大大降低了。这样，主管部门的“权”就更加坚挺了。譬如北京师范大学的童庆炳教授申报博导资格，就是由当时国家教委的一位负责人亲自出面强行拉下来的，理由是他有“自由化”问题。学科评议组的专家们只不过是权力的工具而已。这事在今天看来，所谓“自由化”问题是荒唐可笑的，童庆炳教授也早以他的成绩证明了他的优秀，那位官儿只能卡他一次，并不能卡他一世。但在当时，却深刻暴露了极左势力利用手中之权压迫学术的事实。在同样的背景之下，吉林大学的著名哲学家高清海教授的博导资格也曾被强行剥夺过。在1991年冬，我在寒冷的长春听过国家教委负责人的“训话”：如高清海者，都不能当博导。然而第二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一发表，那些“左”倾官儿们的“气”都一下子短了不少。

正当“左”的权势者再一次受到抑制之时，“钱”派出特使来慰他的“失落”之苦了。学术的正义没有得到伸张的机会，“贿赂请托”者们却大摇大摆地登台表演了。“权”与“钱”组成了新的压制学术的联盟。在这方面，南方某大学的一位副校长真称得上是“跑点”的“开拓者”与“奠基人”。那是1992年，这位副校长带着贵重的礼品满天飞，以“糖衣炮弹”击中了不少手中有权（包括说话权、指导权、投票权等）的人。这位“跑点”的大使终获全胜，使得该上的点上不了，不该上的点却上了。首例“跑点”成功，影响十分巨大。不服者有之，非议者有之，痛斥学术腐败者有之，惊叹其在腐败之路上“先行一步”者亦有之。不管怎么说，首先你得“认”！要“认”这个不合理却现实的存在。自此之后，除了北大等极少数“腰杆子硬”的大学之外，哪个敢不“跑点”？于是，这10多年来，“跑点”成了习惯，“跑点”成了惯例，“跑点”成了不可或缺的一道“程序”，甚至成了评议的“预演”。谁不“跑”，谁就觉得少了一“课”，心中无底。“跑”是第一位的工作，至于“跑”到之后，博士点如何建设、加强，如何培养出优秀人才来，倒是在其次了。有一家费五六年之功，终于“跑”到了一个博士点，但随即人去点空，只剩下了一个空招牌。10多年来，我国的博士点越来越多，而博士生的质量却越来越低。同时，随着博士点的剧增，博导也越来越多，其学术质量不用说也越来越低了。所有这一切与“跑点”同时膨胀起来的泡沫一样的东西，淹没了大学之魂，淹没了学人的品格。

然而面对“跑点”之风贸然喊停又似乎是一种颇为莽撞而又不切实际的事。因为这是体制之病，病根不除，病状就难以消失。不过，部分地、局部地对“跑点”之风进行打击，还是有些积极意义的。例如，在2005年的评审中，有一家“跑点”的大学，因做得太露骨、太张扬而被多方检举，终于被评议组否决了。这当然是大快人心之事，说明评议组的学术道德底线还没有完全垮掉。但是，少数栽了的，并不足以警示大多数的“跑点”者。这就像少数锒铛入狱的贪官并不能使大多数的贪官停止自己的贪赃枉法一样。

教育主管部门手中的“权”是不是太多了些？多给大学自身一些学术上的自主权，恐怕是杜绝“跑点”的一个较好的出路。可是，那些“跑点”的得利者舍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