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说：今天如何学习鲁迅

今天如何学习鲁迅

○　符杰祥

“学习鲁迅”，普及还是提高？提出这个问题，本身也许即是一个问题。确切地说，会被许多方面视为伪问题。第一层质疑可能来自体制内的文化宣传者，积数十年的国家宣传之力，“学习鲁迅”的号召何曾废止过？相应的第二层质疑可能是受教育的大众们，翻翻自小到大的语文与思想品德课本，鲁迅的“学习”何时中断过？第三层质疑可能是那些喜欢以“悼词”方式作论的“美男作家”或“顽主”们，鲁迅既被视为一块绊脚的“老石头”，遑论“学习”的必要？将文教界的主旋律与后现代的风习相提并论，或许有些不雅，不过三重话语皆怀疑“学习鲁迅”作为问题的必要性，则大致略同，这又是无可怀疑的。前两个质问几乎让人哑口莫辩：“学习鲁迅”的号召何曾废止过？没有，甚至在许多知识者选择了沉默和被迫沉默的高度一体化年代，鲁迅仍然成为那一思想荒凉时期的唯一精神滋养。再者，从小学到大学，“学习鲁迅”何曾下过课堂？也没有，而且至今仍是大小考试中的一个题目。但是，如果就此认为“学习鲁迅”不存在任何问题，想必也是不可能的。一个很切近也别有意味的反例就是，既然前两层否认“学习鲁迅”有问题，怎么又会出现声称要与鲁迅“断裂”的第三层问题呢？简言之，没有问题，何来质疑？

那么，接下来的一个问题便是：是所要学习的“鲁迅”还是鲁迅的“学习”出了问题？首先从鲁迅自身来说，是不反对纪念与学习的。鲁迅一生写了《记念刘和珍君》、《为了忘却的记念》、《忆韦素园君》等诸多纪念文字，献给了诸如刘和珍、柔石、白莽、韦素园这些早逝的如中国泥土一样多的青年学生与朋友；而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他还一边心如焚火地为亡友瞿秋白辑录、出版《海上述林》，一边写下了对先师章太炎先生深情如水的怀念文字。再从思想意义来说，以启蒙为志业的知识者最欣然的意愿，莫过于将国民性问题的思考真正“沉入国民”，他因此需要国民对自己思想的真正理解与同情。因之，憎恶纸糊的权威高帽却并不反对纪念实质的鲁迅在身后获得“民族魂”的伟大声誉，也并不奇怪。至于鲁迅在《死》一文中戏拟遗嘱“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实在是为“一瞑之后”“文人的遭殃”而“悲哀”。在现实的种种荒诞中，他看到圣贤即如孔子者，也会被权势的白粉涂抹糟蹋，更何况那众多以死尸来做“沽名获利之具”的“无聊之徒”呢？（《且介亭杂文•忆韦素园君》，《鲁迅全集》第6卷，第68页）在老友刘半农不幸染疾而亡后，他也确实看到那许多不同名目的纪念者如同“一群陷沙鬼”，“将他先前的光荣和死尸一同拖入烂泥的深渊”。（《且介亭杂文•忆刘半农君》，《鲁迅全集》第6卷，第73页）也因此，鲁迅所实际反对者，不过是担忧被各种别有用心的学习话语污毁耳。就此意而言，鲁迅并不是不要学习，不能学习，真正的问题在于如何学习，从何学习。

那么，接下来的另一个问题便是：“努力于提高呢，还是努力于普及呢？”自从毛泽东在1942年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明确提出这个关于创作与学习的问题模式后，普及与提高便一直是左翼文化界在讨论学习问题时的一个前提性的指导原则。而在这种话语模式被真正整合为绝对权力的一体化时期，学习鲁迅的号召也就落实为一个相应的二元选择的问题。既然将文学定义为服务与教育工农兵的一种武器，被树为“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的鲁迅自然就成为一个服务人民大众的普及性命题，纳入教育体制也因此成为势所必至、理所当然之事。同时，又因为与所有的英雄模范们一样，是作为学习的先进榜样与典型“普及”万民的，鲁迅的个人形象反而在无数次的政治运动中“提高”到了超越想象的无限高度。虽然不知道那些抽象而具体的人民群众是否因为普及鲁迅而提高了思想觉悟，思想者鲁迅在意识形态的普及运动中确然远离了自己丰富而复杂的思想本体，作为一种宣传教育的神圣而单一的符号高高在上，可敬可畏而不再如常人那样可亲可爱了。在据称中国已经进入了可以通过“戏弄威权”而显示“思想自由”的后现代时代，如果一些喜欢以酷语惊人的后生小子因为曾经的文化重压而感到可恨可厌，以致有“和尚摸得、我岂摸不得”的亵渎崇高的逆反心理，喷出鲁迅妨碍自由呼吸、精神压迫之类的话，那也实在怨不得鲁迅。一生追求思想独立与言论自由的鲁迅何曾妨碍过、又何曾要妨碍别人的随意言说？而且，对于“学习的鲁迅”而非“学习鲁迅”的体制说出貌似英勇的大不敬的话，已经远逝而早丧失了话语权的鲁迅又能奈何？回避真正问题恰如见了赵太爷与假洋鬼子便“闭眼睛”、“忘却”，而转向无权无力的更弱者泄愤，“狮子似的凶心，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这种现代阿Q的名堂，恰是鲁迅所深为憎恶的。鲁迅生前曾担心那些拿自己“做玩具”的“口是心非的‘战友’”，以及拿死尸“沽名获利”的“无聊之徒”，结果是怕什么来什么，有意的神话与无聊的鬼话，偏偏又都让他遇上了。

作为极端年代普及运动中所出现的历史庸俗学的反拨，新时期以来的鲁迅研究则力图“回到鲁迅那里去”，对鲁迅进行“心灵的探寻”，与鲁迅展开精神深处的相遇与对话。从神庙回到人间，虽则“降了一级”，但因为是从鲁迅那里出发，从现实的生活实践出发，研究者反而挖掘出了譬如“思想革命”、“中间物”意识、“反抗绝望”等诸多深刻而独特的精神命题，这对当代中国知识者的思想探寻与精神追索来说无疑是具有深刻而长远的现实启示意义的。然而在部分后进青年学者那里，这种回归学理与思想的鲁迅研究却被误读为一条可以走入书斋、关起门来搞提高的专业化正途。与鲁迅在精神层面进行对话与交流，本为直面现实人生来发言的“谋道”，结果反而沦为一些书斋学者雕虫文字的饭碗与“谋食”了。也因此，在钱理群先生的《中学生鲁迅读本》、《鲁迅作品十五讲》、《与鲁迅相遇》等著作有意识地面对当代的中学生、大学生而研究生以求开通一条繁难而艰苦的启蒙之路时，同时亦有一些鲁迅研究在深化方面似乎堕入末流，深化的是越来越迷离的西方语言与理论游戏，面向现实中国与当代生活的问题意识、思想意识、关怀意识却是越来越如许多识者所不幸担忧的走向虚空与浅薄了。如果说，宣教体制的普及运动制造了无数英雄的神话故事，那么语言表层的抽象与晦涩也不过如佛禅打坐，向壁虚构而已，同样为鲁迅堆砌了一道与当代中国人的生活与精神相隔膜的高墙厚垒。鲁迅先生有言，“要启蒙，即必须能懂”，人间的隔膜恰是他所深为悲哀的。

在一分为二的斗争哲学已经白云苍狗、化为历史语录的当代中国，非好即坏、非此即彼的二元童稚思维仍然可能会深入人心，如慢性病症一般难以祛除，难以产生自觉的免疫力。在被后世的哲学家们咒骂为“一条死狗”而伪命题又一度统治了人们精神世界的时候，黑格尔关于“合题”的真正辩证法精神似乎已被我们彻底遗忘。应该普及，还是应该提高？在某种意义上说，这其实也真不是一个问题。一个人复杂而完整的精神世界，又如何能截成普及与提高，分作高下两头来讲？所以，普及是提高意义的普及，这样的普及才不至于在鲁迅脱离旧庸俗而重新回到人间后，下作为郁达夫所斥的非言圣人的性生活而后快的新庸俗；提高是普及意义的提高，这样的提高也才不至于在鲁迅脱掉新孔庙的儒服后，又为其披上一件“玄而又玄”的旧道袍与佛衣。

提高意义的普及与普及意义的提高如果用一句话来说明，则还是王富仁先生早在20世纪80年代的博士论文《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中所提出的启蒙性呼吁：“回到鲁迅那里去”。这是理解鲁迅的原则也是认知鲁迅的前提。“回到鲁迅那里去”，就是回到鲁迅作为思想的人这一基本前提上来。而“回到鲁迅”这一前提，则是由两个相互依存的命题构建的：人与思想。作为思想的“人”，他一生关注的是人的问题，最低理念是“立人”，最高理想是“人国”，所做思想偏至之论文、格调特别之小说、锋芒犀利之杂文，注目的皆是悲苦的现实人间，做的是人文，说的是人事。如果强要做高下分析的话，这是他的下，眼睛向下的下，“沉入国民”的下，面向弱者的下。作为“思想”的人，他意识到精神自由之可贵，“大多数”的奴性与沉默让他悲哀，“看客”的麻木与冷漠使其悲愤，他为“尊个性而张精神”大声疾呼，为奴隶而“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他向“无物之阵”举起孤独的投枪，皆是为了“立我性为绝对自由”、“人是精神”的生命尊严与人性尊严。如果强要做高下分析的话，这是他的高，反对奴性的高，追求我性的高，尊尚人性的高。

思想的人，是鲁迅之为鲁迅的意义，也是学习之为学习的意义。作为一个思想的人，鲁迅是有福的；而在有着悠悠几千年专制主义与奴隶历史的“无声”的国度，思想与智慧却非幸福，“争天抗俗”的摩罗精神注定了他一生如鬼影般纠缠的“华盖运”。而这命运，却仍然是由后人或有意或无聊的捧杀和骂杀之声所诠释与征验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