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苑：大跃进情结催生的诗情

大跃进情结催生的诗情

○　彭明道

一

《到韶山》和《登庐山》两首律诗，是毛泽东诗词中的名篇。四十年来已读过无数遍了。也许是由于自己的愚钝，总觉得尚未探寻到诗人的心理轨迹，有如雾里看花，不甚真切。

近年重读二诗，似有所悟。笔者所“悟”到的，是不同于毛泽东此前诗词创作的思维和风格。它开始流露出诗人不同以往的晚期作品的气息。实际上，稍早于此的《七律二首•送瘟神》，就已经有了这种气息。是否可以说，从1958年起，作为诗人，毛泽东已经进入了晚期诗词创作的“初始阶段”？

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的“八大”确立了正确的政治路线。但这条正确的路线，随着毛泽东主观意志的变化，不到一年，就发生了令人始料不及的改变。“反右”运动之后，在八届三中全会上，阶级斗争理论就已经使八大路线发生了逆转。到了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更发生了修改八大一次会议正确论断的怪事。这一年，毛泽东正好65岁。作为政治家，毛泽东的政治生命已经进入了晚期；作为诗人，毛泽东的诗词创作正好与政治生活同步，迈进了“晚期”的门槛。

二

从发动“大跃进”开始，为了大跃进、人民公社、“钢铁元帅”升帐……这一揽子事，毛泽东当时可谓心劳日拙。别的不说，光中央为大跃进召开的会议，从1958年元月起，到庐山会议前，不到两年时间，就有十一次之多。这在中共党史上，是空前绝后的：

1958年1月，南宁会议，毛再批1956年“反冒进”；1958年3月，成都会议，毛继续批“反冒进”，并首次提出“多快好省”的 “总路线”；

1958年5月，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这个“总路线”，“争取15年或更短的时间赶上或超过英国”。就在这一个月之内，中央连续开了四次会议：25日八届五中全会，增选林彪为党中央副主席；27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批“教条主义”；30日，政治局扩大会议，批“教育制度”；

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政治局会议），确定当年钢产量为1070万吨，并通过《关于建立农村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

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毛泽东建议县以上党委“读书”；1958年11月28日，武昌会议（八届六中全会），一方面讨论《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压指标（如：北戴河会议将1959年的钢产量指标定为2700—3000万吨，等于在1958年的基础上再翻一番。此时将指标压至1800万吨，仍是“连续大跃进”）；另一方面毛还是重申“三大元帅（粮食、钢铁、机器）两个先行（铁路、电力）”的主张；

1959年2月，第二次郑州会议（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纠正“共产风”；1959年4月，上海会议（八届七中全会），通过当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

罗列这一系列会议，至少可以说明两个问题：一是毛泽东对于想用群众运动（亦即过去的“人民战争”）的方法，创造“一天等于二十年”的经济奇迹，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愿望，是多么强烈；二是中央（包括毛自己）对于这么一场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的组织指挥及其效应，认识是多么肤浅，准备是何等不足！

毛泽东说过，“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就在他反复严厉批判周恩来、陈云“反冒进”的错误，和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多快好省”的“总路线”之后，全国“放卫星”就已经好戏连台。6月7日，河南查岈山公社率先放出了小麦亩产2150斤的“卫星”；五天后又放出个亩产3500斤。近邻西平县不服气，紧跟着就放了个亩产7320斤。随后，水稻“高产卫星”也跟上来了：河南遂平带头放了亩产30000斤；湖北麻城随后就放了亩产36000斤；四川郫县放了个亩产80000斤；广西接着就放出了亩产130000斤的“特大卫星”。

尽管毛泽东对广西那个“特大卫星”也曾持怀疑态度，但对于《人民日报》为此配发的那篇“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通讯的基本精神，还是肯定的。为了了解“大跃进”的形势，同时也为了寻找能够“大跃进”的根据，毛泽东风尘仆仆地四出巡视。就在1958年8月，即北戴河会议作出《关于建立农村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前后，毛泽东的足迹，走遍了半个中国：

8月初，他视察河北徐水县，听县委书记说徐水当年可收11亿斤粮食时，他说：“你们县31万人，怎么吃得完呵！”

8月6日，他视察河南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听社长说这里的皮棉可以亩产1000斤，争取2000斤时，他笑对吴芝圃说：“吴书记，有希望呵！”

8月9日，他视察山东，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可以把工、农、兵、学、商合在一起，便于领导。”

8月15日，他视察天津，听了大炼钢铁的情况，他说：“一个粮食，一个钢铁，有了这两个东西就什么都好办了。”

9月，他在视察了长江沿岸几个省之后，来到武汉，视察了第一纺织厂的“小高炉出铁”的现场（彭按：纺织厂“炼钢铁”，按常理而言，何其荒唐！）。王任重说：“今年翻一番，明年再翻一番，这样我们的粮食就多得不得了。钢也是这样，过去9年搞了几百万吨，今年几个月就可能增加几百万吨……你看怪不怪。”毛泽东高兴地笑了。

到了这时候，他亲自提倡的调查研究的工作作风不见了，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也不见了。尽管他风尘仆仆走了好多地方，但却是带着结论出门的“走马观花”。现在我们几乎很难相信，历来精明睿智的英明领袖，当时怎么可能被那些漏洞百出、违反常理的假话所迷惑；曾经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伟大统帅，怎么会用“元帅升帐”、“先行官开道”之类的“戏词”，去指挥一场全国的经济大决战？

为什么？答案似乎只有一个：毛泽东的心灵深处，有一个巨大的“大跃进情结”。

追根溯源，毛泽东的“大跃进情结”，早在1957年他去苏联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典和12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时，就已经开始萌动了。苏共二十大后的情况，他有所觉察。赫鲁晓夫的大国主义，他已经有所认识。在会上，他先后会见了多列士（时任法共总书记）、陶里亚蒂（时任意共总书记）、哥穆尔卡（波共总书记）等人，摸了他们的“底”，接触到了他们的“修正主义”理论。这一切，都促使以天下为己任的毛泽东认为，必需以非常手段使中国赶紧强大起来，接过列宁的旗帜，挑起世界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任。所以，当赫鲁晓夫吹嘘苏联15年后（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上）赶上美国时，毛泽东就慨然允诺中国要在15年（或更短的时间）左右赶上英国，向共产主义过渡。回国以后，他一反在经济工作中的沉默态度，对周恩来、陈云针对合作化高潮中出现的问题，在1956年所采取的调整措施，多次提出严厉的批评，将它称之为“反冒进”，并且将“反冒进”叫做“促退委员会”，还把1956年经过中央调整后的有秩序的经济局面称做“马鞍形”。甚至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反‘反冒进’”。在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上，毛泽东指名道姓地对周恩来说：“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而且提出了“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的荒谬论断，把“反冒进”和“右派进攻”等同起来。这些严厉而又尖锐的指责，当时是叫周恩来和一切“反冒进”的人，都吓得“冒”冷汗的。

有了这些“源”，再加上从成都会议起，一年多“大跃进”实践的“流”，到了1959年这个时候，毛泽东心里的“大跃进情结”，就成了一个谁也解不开，谁也碰不得的“死结”。

三

我们再来回忆一下《登庐山》一诗写作前的有关情况。

庐山会议（7月2日—8月1日）的正式名称，是政治局扩大会议。此前不久，大约在6月中旬，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一个中央主要领导人的会议，专题分析了大跃进中的问题。因为从1958年末开始，中央就收到了各地“告急”的报告。11月25日，云南省委第一次“报警”，说该省由于劳动过度紧张，出现了水肿病、痢疾带来的严重死亡事故（实际上是饿死人了）。到了1959年4月，各地纷纷告急，全国15个省有2500多万人“无饭吃”。山东、江苏如实报告饿死了不少人。毛泽东在会上说：“请大家来是诊断问题的……，搞了这么长时间，把人都搞昏了。”

但是，当周恩来说到“群众的呼声，无非说我们不懂经济规律，没有按客观条件办事”时，毛泽东却又动容了。他说：“什么叫经济规律？经济规律是普遍规律（？）。中国的规律是什么？一个钢铁，一个粮食，还有什么东西比这两个东西更重要？”（以上材料，参考《共和国要事珍闻》上卷林蕴晖、辛平等同志的文章）

这段小小的插曲说明，尽管毛泽东也了解大跃进已经“饿死人”了，但他要把钢铁和粮食搞上去，“超英赶美”的决心，是不可动摇的。他只认定，把“粮食”和“钢铁”搞上去，就是中国经济建设的“普遍规律”。

毛泽东此时还有一件烦心的事，就是这一段和江青的关系弄得不大好。到庐山去开个“神仙会”，把问题议一议，轻松一下，“以利再战”，大概就是毛泽东在6月中下旬才定下来的。

随后，毛泽东就由河北、湖北，到了湖南。他原本没有回韶山的打算。在6月23日到了湖南后，他偶尔问及湘潭怎么样，当时的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告诉他：“华国锋（当时任湘潭地委书记）讲，他们那里老百姓过得很难，好不容易才度过了春荒。”于是，他这才决定回韶山看看。

韶山是毛泽东的天国。在20年代，每当他在政治上碰到困难的时候，他就回到韶山去。如同参孙一接触到大地母亲便获取了新的力量一样，他每次都会在那里找到新的转机。这一次会怎么样呢？

韶山确实有他太多的情愫。这里有支持他读过八年私塾、后来又供他上湘乡、长沙求学，性格暴躁而又颇具胆识的父亲，有他慈祥而宽厚的母亲，有他的第一次婚姻，有在他的带领下走上了革命道路，后来为革命牺牲了的兄弟和乡亲……。在这里，他动了诗情：

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定稿时“哭”改为“咒”）

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

三十二年前农民运动波澜壮阔的场面，至今令他激情澎湃，豪兴遄飞。三十二年前的记忆，依然历历在目，使他沉醉。历代诗人写还乡诗，常把乡音乡情引发的物是人非的情愫加以渲染，而在毛泽东的《回韶山》诗中，是找不到这种情怀的影子的。除了豪情壮志，别无他物。

是的，他离开这里太久了。他了解韶山的今天吗？了解他亲自发动“大跃进”后韶山乡亲们的苦难生活吗？

有两件事至少说明他是了解这一切的。

一是他请了一次客，请的都是他的故交老人和本家长辈。两桌饭，大碗菜，大碗酒。他知道大家好长时间没吃过肉了，想让乡亲们尽情地吃，尽情地喝。不一会，桌上就一扫而光了。他想叫华国锋再给每桌加一碗红烧肉，华说：主席，没有肉了，农民吃饭都困难，养不起猪。

二是他曾去田垅里看过，问：今年亩产能搞多少？一位公社书记说：5000来斤吧！毛泽东笑着说：莫吹牛皮，你搞得亩产500斤，我就谢天谢地了。据后来的资料证明，当年那里的水稻平均亩产是405斤。那时，韶山虽然还没有饿死人，但农民的生活已经是非常艰难了。（参考《韶山志》）

应该说，韶山农村艰难困苦的情况，毛泽东是了解的。可是，他写诗，还是沉浸在往昔的激情和豪情里面，沉浸在“三十二年前”的“红旗卷起”，“黑手高悬”的斗争中，沉浸在“为有牺牲”，“敢换日月”的壮志里。一首律诗，起承转合，颔联和颈联是它的“诗胆”。《回韶山》的两联，颔联描述当年情景，颈联描述当年心境，对仗是工整的，意境却有些重复，都和现实情况毫不沾边。同一个时间，同样是回乡，同样是调查研究，彭德怀接到那张“禾落地，薯叶枯，青壮炼钢去，剩下童与姑……”的条子时，他受到了震惊，他要为民请命。而毛泽东实际上也看到了这一切，但写下的却是“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为什么？就因为他需要的是人民群众“改天换地”的“英雄气概”。他只能用“英雄豪气”的大幕，轻轻地掩饰乡亲们（当然还包括全国人民）今天的苦难，让他们继续“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这样的诗，能入诗中上品么？

这就是晚期毛泽东写“政治诗”的诗思心路。此时此刻，他太需要用“大跃进”去实现“超英赶美”的梦。他的政治理想，就是他的政治生命。他的激情和豪情的世界里，已经没有“乡情”的位置。“乡情”已经让位于他对“大跃进”的“痴情”。

这就是毛泽东的“大跃进情结”。换句话说，那时候，“大跃进情结”就是毛泽东心里的“诗魔”。“诗魔”在错误的政治考量中鼓捣着诗人的思路，能写出好诗来么。

四

毛泽东在韶山只住了两晚，27日就走了。他要上庐山去开“神仙会”。“神仙会”这个名称，也是毛泽东发明的。大概是想让中央委员和党的高级干部们休息休息，轻松一下，冷静一下，读读书，议议事。

那么，“庐山会议”的主旨到底是什么呢？毛泽东开这个“神仙会”干什么呢？

现在有很多人说，“庐山会议本来是准备反‘左’的”。

这似乎没有足够的根据。因为我们至今还读不到关于庐山会议的完整的资料。只有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记录了七月二日常委会讨论确定的十八个或十九个问题。一次党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搞这么一大堆问题，足可见中央对这次会议缺乏准备。会议内容是随毛泽东的想法定的。

根据李锐的记录，这“十八个或十九个”“问题”是：

一，读书。领导干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再编一本《好人好事》，一本《坏人坏事》给县、社干部读（事实上未编）。

二，形势。是好是坏？八大二次会议方针政策（即通过“多快好省……”的总路线和“十五年，‘超英赶美’”）对不对？

三，任务。今年钢是否1300万吨？粮食去年增产有无三成？今后是否每年（增产）三成？……农业问题，一曰机械，二曰化肥，三曰饲料……

四，体制。去年人、财、商、工四权下放多了一些，快了一些，造成混乱，现在要适当收回。统得不可过死，过活也不好……

五，公共食堂。按人定量，分配到户，自愿参加，节约归己。在这几个原则下把食堂办好，不要一哄而散……

六，学会过日子。农村和城市，都要留有余地，富日子当穷日子过。……

七，恢复三定：定产、定购、定销，三年不变……

八，恢复农村初级市场。

九，综合平衡，大跃进的大教训之一。……

十，生产小队改为半核算单位。……

十一，农村党团作用……

十二，宣传问题……

十三，工业管理特别要强调质量问题……

十四，对去年的估计：有伟大成绩，有不少问题，缺点只是一二三个指头……

十五，群众路线问题。

十六，全国协作关系。

十七，团结问题。

十八，国际问题。　

在战争年代，毛泽东是善于从纷繁的事物中抓住主要矛盾，牵住“牛鼻子”的高手。但从他决定召开庐山会议的当时情况来看，他的心境一开始就显得有些“失重”。这“十八”（或十九个，即把“任务”分成“明年任务”和“四年任务”）问题，既有“读书”这样“务虚”的事；也有从“形势”、“任务”到“体制”、“农村党团作用”、“群众路线”、“团结问题”、“国际问题”等一揽子涉及重大政策问题的事；还有什么“学会过日子”、“恢复农村初级市场”、“质量问题”之类的具体事务。这么多庞杂的议题一锅煮，显得异常混乱。把它与一次党中央政治局的会议放在一起，实在有些令人尴尬。遍翻中共党史，大概也找不出相类的例子。而且，从这“十八个或十九个问题”中，也很难得出“反‘左’”的结论。如果真的是想“反‘左’”，按毛泽东一贯的思维方式的工作方法，他出手“牵住牛鼻子”“抓主要矛盾”，快刀斩乱麻，是什么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的。历史证明，从上述开列的这些“问题”看，根本找不到庐山会议的“牛鼻子”和“主要矛盾”何在。可以说，庐山会议一开始就是一次“打乱仗”的会。

毛泽东6月29日一上庐山，就写下了那首《登庐山》。刚刚上得山来，他哪来的那么高的“诗兴”？他想用诗的语言说些什么呢？

诗人最初在诗的前面还有一段小序：“1959年6月29日登庐山，望鄱阳湖、扬子江，千峦竞秀，万壑争流，红日方升，成诗八句。”

一山飞峙大江边，跃上葱茏四百旋。

冷眼向洋看世界，热风吹雨洒江天；

云横九派浮黄鹤，浪下三吴起白烟。

陶潜不受元嘉禄，只为当年不向前。

最后两句，后来改成了“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

诗成之后，毛就立即将它连同《回韶山》一起，抄给周小舟和胡乔木，准备印发给大会。在“神仙会”变成“反击‘右倾机会主义’”的批判会结束后，9月7日和13日，他又两次写信给乔木，请乔木和郭沫若修改，显然也是想尽快发表的。这后两句的修改，究竟是谁的意见，什么时候定稿的，至今没有确切的说明。但是，《登庐山》一诗，无论是原稿还是定稿，这最后的两句和前面六句的意境，都显得跳跃太大，甚至有点游离。

诗的头两句毋需解释，那是写实，也是营造一种登高望远的意境。颈联与颔联，是面对着国内外“反动派”对“大跃进”的反对，充满着自豪与自信。与庐山有关联的历史人物很多，毛泽东写诗也是不轻易用典的。可是，诗人怎么会一下子闪现出跳跃性思维，扯到一个与诗中前面的句子和感情毫不相干的陶潜身上去了呢？

这两首诗，虽然毛泽东自己十分重视，几经修改，当时却并未发表。四年之后，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出版《毛泽东诗词》时，才将它们正式收入。三十年来，为毛诗作注的专家学者们，对它作过很多政治性的解释，但似乎都差强人意。

答案何在？这还得从毛泽东作诗的心灵轨迹上去找。

五

在1958年11月28日—12月10日举行的党的八届六中全会上，有这样一件事：全会决定，同意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关于他不做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建议。这件事在当时有关“大跃进”的一揽子问题需要研究的情况下，是轻轻一笔带过的。但此事对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影响，却为当时所有的人始料不及。

据说最初毛泽东提出此事的理由，是他自己说工作负担太重。他不再担任国家主席，便于集中精力从事党的理论研究。但毛是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提出这个建议，却不见有更详细的资料说明。后来有资料说，毛当时是想“退居二线”；后来，毛泽东自己却多次说他“大权旁落”。二者指的都是这一件事。但历史事实是，无论是当时的“大跃进”，还是中国后来发生的一切，毛泽东从来就没有真正“退居二线”过，他一直站在党和国家一切事务的“一线”，甚至是“最前线”，亲自策划一切，调动一切，指挥一切。说到他此后的“理论研究”，则唯有“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而已。按照中国封建社会不成文的“潜规则”，皇上逊位，哪怕是传位给太子，臣僚是应该再三“慰留”的。但是，当八届六中全会没有一点“挽留”的意思，就通过了这个“决定”的时候，在毛泽东的心灵深处，也许是有过一丝阴影的。

事实上，当“大跃进”经过一年多实践之后，毛泽东自己在心理上也是很矛盾的。面对着全国陆续暴露出来的严重问题，他多次说过“把人搞乱了”、“搞昏了”、“我闯了一个大祸”之类的话，甚至也作过自我批评。但无论如何，他确实需要这样一场“大跃进”，需要创造“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奇迹，“向共产主义过渡”。这是他心里的铁则。“大跃进”的问题，他自己可以讲，别人是讲不得的；即便是解决“大跃进”的问题，也只有他自己来做，不得由他人染指。这便是毛泽东心里的“大跃进情结”愈扯愈紧的症结所在。

当然，在中国发生“大跃进”这样的灾难，原因是很复杂的。从毛泽东本人发动“大跃进”的理论基础来看，却实在有些荒唐。毛泽东关于共产主义的理念，除了来自《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等经典著作外，还有一个来源，今天说来很难令人置信，竟然是康有为的《大同书》。

康氏是清末民初鼎鼎大名的历史人物。他从戊戌变法的改革派，到民国六年的保皇、复辟派，其经历和思想都是十分复杂的。他的力作《大同书》，是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印度时，于1902年在大吉岭完成的。《大同书》是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不满现状，追求理想社会的空想作品。其主要内容来源于中国传统的大同思想和西方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现在，知道《大同书》内容的人已经不多了。我们不妨将康氏的大弟子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介绍《大同书》的内容，翻出来浏览一下：

一，无国家，世界设一总政府，分若干区域；

二，总政府、区政府皆由民选；

三，无家庭，男女同栖不得逾一年，届满须易人；

四，妇女有孕者入胎教院，儿童入育婴院；

五，儿童按年龄入蒙养院及各级学校；

六，成年人由政府指派分任农工等生产事业；

七，病则入养病院，老则入养老院；

八，各院为各区之最高设备，入者得最高之享乐；

九，成年男女例需以若干年服役于诸院，如今世之兵役然；

十，设公共宿舍，公共食堂，有等差，各以其劳作所入自由享用；

…………

还有若干条，恕不一一列举了。现在看来，这种空想共产主义的乌托邦当然是十分可笑的。但毛泽东早期的思想里，就有过这种“大同世界”的幻影。他早年在读《礼记》后，于1917年致友人的信中说：“孔子知此义，故立太平世以为鹄（目标）。……大同者，吾人鹄也。”1919年，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创造一种新社会……，举其著者：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厂……而为一新村。”这和康氏的《大同书》就如出一辙了。直到1949年，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还说：“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这里的潜台词是：这条路现在我们找到了。因为他认为有了政权，就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如今，“大跃进”点燃了他的梦想。1958年3月16日他重读《大同书》时，说：“《大同书》正是我们共产党人追求的目标……（我们）要有一种‘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当时尚未成诗）’的气概。”所以，他在将吹牛做假放卫星的徐水县定为“向共产主义过渡” 的典型时，就曾经叫人将几本马列的经典著作，连同《大同书》一起，分送给该县县委领导学习。（参考辛平《“共产主义”试点记》，同上，第600—617页）

理论基础是如此杂芜。经验呢？毛泽东的主要革命经验，大都有来自于战争。他对于军事共产主义有着很深的感情。他一直认为“人民战争”是“与天奋斗、与地奋斗、与人奋斗”的无往不胜的法宝，所以也是搞经济建设的战无不胜的万应灵丹。如此“理论”加上这般“实践”，“大跃进”的混乱以及灾难性的后果，就是“命中注定”的了。

毛泽东当然也了解“大跃进”的严重问题。从1958年11月的郑州会议起，他似乎也在“纠左”：强调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界线；强调社会主义还要商品生产；强调要“压缩空气”，压高指标。甚至还说过“人民公社有两种可能，要么亡，要么不亡”。他说：“杜勒斯、蒋介石他们都说，我们不搞人民公社还不会亡，一搞这个东西，就一定会亡。你不要说他没有道理。你搞得不好，它不亡？总之有两种可能性，要么亡，要么不亡。”他披露自己的矛盾心情：“这一向，在我的脑筋里头，十五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

在毛泽东的心灵深处，他的对于“大跃进”的矛盾心理，和他的“关于不再担任国家主席的建议”被太过顺利地“同意”之间，有没有什么联系呢？在他写《登庐山》的时刻，他心里是否翻起过“进”与“退”的波澜？

《登庐山》诗的最后两句，毛泽东的原文是：“陶潜不受元嘉禄，只为当年不向前。”这很像是诗人借古人自砺。其实，说“陶潜不受元嘉禄”有误。

《晋书•陶潜传》载：“潜义熙二年解印去县。”“义熙”是晋安帝（司马德宗）的第三次改元的年号。义熙二年即公元406年。此后过了14年，腐朽透顶的东晋王朝终于在恭帝（司马德文）即位两年后覆灭，进入了分裂混乱的南北朝时期。东晋王朝覆灭时（公元420年），陶潜已经归隐14年了。他在南北朝刘宋王朝的治下，只生活了7年，卒于宋文帝（刘义隆）元嘉四年（公元427年），时年63岁。据《陶潜传》载，他归隐后只与一个叫王弘的本州刺史有些往来，因为王弘非常仰慕陶潜，两人常在野地里畅饮。东晋覆亡后，陶潜和刘宋王朝似乎没有发生过任何联系，当然也就不会有什么“陶潜不受元嘉禄”的事情发生了。据说晋末有征他为“著作佐郎，辞不就”的事。还有说江州刺史檀道济劝他出仕的事，他把檀道济送来的肉都丢掉了。檀是历经晋、宋两朝的武将，战功卓著，还是被宋文帝找个借口杀掉了。《陶》、《檀》两传都未记载他二人之间有任何往来，事恐不确。即或有之，那也是陶潜坚守气节的力证，怎么能指责这位大义凛然的诗人在“元嘉”时期的生活是“不向前”呢？假如陶潜“当年”在彭泽县令的位职上“向前”干下去，或者，后来接受刘宋王朝的（“元嘉”）的“禄位”，那还有今天我们认识的陶渊明吗？毛泽东用典是慎重的，他终于改去这句，避免了一个史实之误。

但陶潜毕竟是从官场中退下去的人。像陶渊明那样，远离政治，当然是毛泽东不能苟同的。所以他批评陶潜逃避现实，是“只为当年不向前”。这是毛泽东对陶潜独特的理解。

修改后的“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可能是诗人借古人自喻。“桃花源”虽然是理想中的天国，但那毕竟是个虚幻的世界，现实中是不存在的。要政治家毛泽东躲到那个虚幻的天国去，怎么可能呢？你那个“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神仙世界是假的。在那个虚幻的世界里，你什么也干不成。这就是毛泽东当时的心语。

于是，毛泽东选择了“进”！他当然会选择“进”。

无论如何，借用陶潜的典故，与《登庐山》这个题目都毫不相干。这一切，只有和政治家毛泽东所独有的“大跃进情结”，才能扯到一起。

于是，才发生了“作冷锅上的蚂蚁”的“神仙会”，在转眼之间变成了雨暴风狂的“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那么一段历史。
读不懂这首诗的最后两句，就弄不懂庐山会议所发生的风云变幻。

六

中国人的传统习俗，到了60岁就是老人了。一般地说，老年人的心境平和，经验丰富，洞察世情，处事稳重。但是，以这个“一般规律”去衡量一个政治家，则未必适当。政治领域里的事情，有时复杂得难以言喻。

古往今来，政治家在60岁以后有大建树者多矣！

政治家在晚年走向自己的反面者，也不乏其人。

毛泽东晚期的错误，应是历史潮流中的一个漩涡，令人警醒，发人深思。

毛泽东首先是政治家，然后才是诗人。他的诗，就是他的政治生活和政治情结的真实纪录。“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喟叹，“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气魄，“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的豪气，莫不如此。同样，他的政治生涯中，也时不时地充满着诗人的浪漫情怀。“大跃进”和“大跃进情结”，便是极好的例证。当他的“诗人气质”、“浪漫情怀”和这个“大跃进情结”绞在一起，便产生出《回韶山》和《登庐山》这样的诗篇。《回韶山》是满篇昔年豪气，加上今日豪情；《登庐山》则是心里豪情加心中块垒。这种政治家的执拗和诗人气质互为因果，便产生出一种令人不易觉察，觉察后又不无遗憾的负效应，那就是使毛泽东丢掉了他一贯倡导的“一切从实际出发”、“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使他脱离实际，脱离群众，陷入了主观唯心主义的泥淖而不能自拔，铸成了他晚期的严重错误。

在人生的旅途中，60岁是一道门槛。跨过这道门槛后，是又一个轮回。它可以使人更成熟，更沉稳，更平和，更睿智，或者享受他自己数十年奋斗耕耘的果实，或者在新的高度上驾轻就熟，走向新的境界，创造新的辉煌。它也可以让人在成功的峰巅上走进一个误区，一个弯道迂回的坡谷，却自以为仍然是在向更高的峰巅挺进。毛泽东晚期的道路，或许更接近于后者吧。

作为诗人，同样也存着这种规律。“老去渐于诗律细”，是杜甫对自己的要求，但他也说过“老去诗篇浑漫与”的心里话。因为诗人到了晚年，诗境娴熟，技巧炉火纯青，完全可以任意创作，挥洒自如，不必像少年时那样刻意求工。同样是老年的诗作，境界、意蕴是可以有千差万别的。“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曹操《龟虽寿》）的豪情；“老夫聊发少年狂”（苏轼《江城子》）的兴致；“落日心犹壮，秋风病欲苏”（杜甫《江汉》）的执著；“与老无期约，到来如等闲”（刘禹锡《答乐天见忆》）的旷达；“还有少年春气味，时时暂到梦中来”（白居易《春眠》）的乐观；“鬓发虽改心无改，试把金觥，旧曲重听”（欧阳修《采桑子》）的豁达；“恰不道人到中年万事休，我怎肯虚度了春秋”（关汉卿《一枝花•不伏老》）的自信……，在那些数不清的悲白发、叹衰老的诗句中，都显示出一种别样的情致。但晚期诗作与自己的巅峰相比，渐次显出走下坡路趋势的诗人，同样屡见不鲜。即便是杜甫、陆游这样伟大的诗人的晚期诗作，也留有这样的痕迹。这是不是一个具有规律性的问题呢？诗人毛泽东的晚期诗作，同样呈现出衰退与过于“自说自话”的走向。

“大跃进”的历程是共和国历史上最惨痛的教训之一。当然，把大跃进的错误通通加在毛泽东一人身上，显然是不公平的。中国几十年来发生的一切，都有着深厚而久远的历史原因和社会原因。但凡经历过大跃进而又具有一点历史唯物主义知识的人，对此都会有一个实事求是的认识。但是，几十年来，对《回韶山》、《登庐山》两首诗的诠释、注解很多，而专家学者们对诗人创作时的心路历程的探索，却不多见。由于作者崇高的政治地位，以及他在诗词领域中的巨大成就，所以人们在艺术上也给予了这两首诗以过多违背历史事实的廉价赞誉。这一切，对于实事求是地评价毛泽东诗词的历史地位，是很不协调的。因为，关于毛泽东的晚期错误，党中央已经有过一个决议。如果说历史结论“大跃进”是个严重的错误，而毛泽东对于大跃进充满了激情、豪情，加以赞颂的诗篇，仍然是“中华诗史中辉煌的一页”，“表达了中华民族最先进、最伟大的思想感情”、“那时代洪流的呼啸，中华奋进的强音，那崇高激情的奔泻，哲理光辉的闪耀，将与日月长存”的话，那么，恐怕只能用“二律背反”或“双重标准”来解释了。

笔者的意思，并非说《回韶山》、《登庐山》二诗，和毛泽东的晚年错误有什么因果关系，但它们确是诗人毛泽东的诗词创作进入晚期的标志。

备忘：有“大跃进情结”者，应不止于毛泽东一人。实事求是地说，想发财，想陡然发富、一步登天的念头，在中国老百姓心里，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从民族心理来说，由于长时期以“天朝”和“中央大帝国”自居，再加上从清末开始的积贫积弱，落后挨打，所以，希望国家奋发图强，成了中华民族强烈的愿望。再加上文化、心理上的种种原因：崇上、崇权、崇富、盲从、自吹、攀比、一窝蜂……等等落后的社会心态，故“大跃进”的号召一起，便很容易地在全国范围内成为风潮。为什么“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一天等于二十年”、“超英赶美”……这些口号，当年能够很快在全国引起强烈的共鸣，就是因为它有深厚的社会思想基础。

“大跃进”已经成为历史了，但“大跃进情结”也不是一下子就能彻底肃清的。近四十年来，我们不时地可以感觉到它在某些地方和某些领域里涌动。如：

毛泽东逝世后、70年代末期的“洋跃进”；

80年代城市兴建开发区的“开发大跃进”；

世纪之交的“引资大跃进”；

90年代某些地区（如河北）“小康村大跃进”；

……

这些“大跃进”的余毒，给党和政府的工作，以及改革开放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是不可低估的。

警惕“大跃进情结”的危害，是我们长期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