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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废除汉字”？ ——兼对一种流行说法的辨证 ○ 张全之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钱玄同抛出“废除汉字”的主张，使之成为这次运动中最为激进的口号。反对新文化运动的人，将此说看做新文化运动的“软肋”，抓住不放，加以嘲弄和打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辩护的人，将此说看做是一种“取法乎上，得乎其中”的斗争策略，来为钱玄同开脱。近读袁良俊先生的《五四文学革命的历史功过》[1]一文，发现袁先生在为“五四”文学革命辩护的同时，也对钱玄同等人的“废除汉字”说提出了尖锐批评。他认为：“钱玄同等在废止文言时，比较偏激，发展到废除汉字，走拉丁化的道路，搞‘世界语’运动，后来瞿秋白、鲁迅等也接受了这一观点，甚至有‘汉字是一个死症’，‘汉字不灭，中国必亡’等过激之词，当然都是不对的，行不通的，已经遭到抛弃的。”在文章近结尾处，他又历数与“废除汉字”有关的激进主张，批评说都“大错而特错了”。袁先生此文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批驳那些攻击“五四”文学革命的人，但在“废除汉字”问题上，袁先生与他所声讨的论敌走到了一起。再翻阅有关该问题的研究著作，人们就会发现，持此观点的并非袁先生一人。很多文学史著作中，涉及到“废除汉字”问题时都采取了否定的态度。这不免使人困惑：钱玄同、鲁迅、瞿秋白、傅斯年等人，都不是莽撞、粗鲁的无知之辈，为何会提出如此“大错而特错”的主张？是耸人听闻、哗众取宠？是说着玩玩聊以快意？还真的像陈独秀说的那样是“以石条压驼背”的斗争策略？在我看来，“废除汉字”一说，作为“五四”时期的一个著名口号，自有其发生的根源和意义，我们不能根据我们的“后见之明”进行简单的否定和嘲弄，因为在这一口号的背后，隐藏着比这一口号本身远为重要的思想文化意义。 要想对这一口号作出全面评价，我们必须梳理清楚这一口号的来龙去脉。事实上，“废除汉字”的问题，并不自钱玄同始，而是一股自晚清就开始的文化脉动。在近现代史上，最早以拼音文字取代汉字的是西方传教士。鸦片战争之后，西方传教士想在中国民间传播《圣经》，但中国民众多不识字，看不懂译成中文的《圣经》，于是他们就在厦门、汕头一带，推广一种用罗马文字拼写的当地方言，称为“Romonized Chinese”。由于此种文字简单易学，且能直接拼读方言，故而流布极广，这应该是最早取代中国汉字的“新文字”。自然，传教士们创制推广新型文字的目的是为了传播教义，与中国汉字改革无关，但这给了中国知识分子很大启发。于是，在内忧外患的逼迫下，改革汉字、提倡俗话（白话）之风，在晚清逐渐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潮流。1892年，福建同安人卢戆章出版了《一目了然初阶》，介绍了他仿照拉丁字母创造的“中国切音新字”的字母。1894年，吴稚晖在苏州吴县教官陈容民家充任教席，因每日膳食必有豆芽，心中腻烦。但见豆芽酷肖字典上的注音符号，便按《康熙字典》之等韵，创作拼音字母一套，谐称之为“豆芽字”。吴将其传授给不识字的家人和亲朋，使他们能用家乡话互通音讯。吴的妻子给吴写信即用此“豆芽字”，能长达万言。吴后来对改革文字的兴趣，由此可见端倪。 戊戌变法失败以后，随着政治危机的日渐深重，许多知识分子出于教化民众、开启民智的目的，对拼音字母倾注了更多的精力。直隶宁河县人王照，是戊戌变法的积极倡导者，变法失败后发愤创制“官话字母”，专拼白话。他的这一举动得到“桐城派”领袖吴汝沦、北洋大臣袁世凯、两江总督周馥、浙江桐乡的“等韵学”专家劳乃宣等人的支持。随后，劳乃宣采用王照的官话字母，又添制了“江宁（南京）音谱”与“苏州音谱”和“闽广音谱”，合成《简字全谱》。在一部分知识分子忙于创制新式拼音文字的时候，也有另一部分人在不遗余力地提倡白话。梁启超、裘廷梁、陈独秀等人，将白话作为“教育民众的利器”，这两个运动构成了晚清语言、文字变革的主潮。固然这些文字改革的主要目的，都是出于政治宣传的考虑，但却从根本上动摇了汉字的权威地位，它至少使人们明白，在中国延续了数千年的汉字，并非是唯一神圣的文字，这对历来崇拜汉字、迷信圣贤经书的中国民众来说，无疑有着重要的启蒙作用。 对中国汉字实行毁灭性打击的是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诉求世界大同，主张消弭国家、民族和人我之界。要实现世界大同，就要先统一文字。这一思潮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传入中国，并迅速在中国知识分子中间蔓延。1907年，中国知识分子在法国巴黎和日本东京分别成立了两个影响深远的无政府主义团体，被称为“巴黎派”和“东京派”。“巴黎派”的主要人物是李石曾、吴稚晖、张静江、褚民谊等，创办了《新世纪》杂志，鼓吹无政府主义；“东京派”的主要人物是刘师培和他的妻子何震，他们以《天义》、《衡报》为阵地，宣扬自己的主张。尽管在对无政府的理解和宣传上，这两派有明显区别，但在推广世界语方面，有着一致的要求。两派相比，“巴黎派”在“废除汉字”问题上更为激进。《新世纪》出版初期，一篇署名为“醒”的文章在介绍世界语时说：“欲求万国弥兵，必先使万国新语通行各国，盖万国新语，实求世界和平之先导也，亦即大同主义实行之张本也。”[2]万国新语是Esperanto一词的最初译名，又音译为“爱斯不难读”，后来沿用日本译名“世界语”或“世界新语”。它是1887年由波兰眼科医生柴门霍夫（石门华：Zamenhop,1859—1917）创制。他发明世界语的目的包含着世界大同、人类一家的理想，这与无政府主义者们的追求十分相近，因而获得无政府主义者们的青睐。 “新世纪派”的理论基础是达尔文的进化论和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按照前者的理论思路，人类的语言文字也是一个进化的过程；按照后者的预设，所有动物都有互助的本能，是互助而不是竞争，维护和促进了动物种群和人类社会的进化。人类最终进入大同社会，也同样是这一互助本能发展的必然结果。在无政府主义的理论框架内，互助论被看做是对进化论的修正和补充——此问题甚为复杂，此处不论。而人类要互助，就要首先统一语言，这为提倡世界语奠定了理论基础。语言既然是一个从文明到野蛮的进化过程，那么他们就断定有些语言文字是原始野蛮时代的遗留，有些文字是人类文明进化的结果。按照这一思路，他们认定中国汉字同古代波斯的楔形文字一样，属于野蛮文字，不仅复杂难学，而且也不适合现代排版印刷，成为传播现代文明的一大障碍，早就应该彻底铲除了。吴稚晖指出：“汉字不惟无音，（若云谐音，此即秀才可识半边字之笑话。有此原理，无此实用也）而且不便于排印，不便于检字，为文明传布，庶事整理上之大梗。”[3]笃信子认为：“中国文字为野蛮，欧洲文字较良；万国新语淘汰欧洲文字之未尽善者而去之，则为尤较良。弃中国之野蛮文字，改习万国新语之尤较良文字，直如脱败絮而服轻裘。”[4]这样一来，世界文字就被纳入到一个进化链中：汉字（象形文字）——西方文字——世界语。所以中国应该实行文字革命，直接采用最为先进的世界语，跃至世界前列。李石曾强调说：“象形、表意之文必代之以合声之文，此之谓文字革命。”[5]“从进化淘汰之理，则劣器当废，欲废劣器，必先废劣字。”[6]他们对汉字的厌恶有时达到了极为情绪化的地步，认定汉字必废，成为他们牢不可破的信念。吴稚晖说：“汉字之奇状诡态，千变万殊，辨认之困难，无论改易何状，总不能免。此乃关于根本上之拙劣。所以我辈亦认为迟早必废也。”[7]对汉字的痛诋贬斥，在晚清为此为甚。 在《新世纪》提倡废除汉字推行世界语的同时，在东京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刘师培也提出了培养世界语教师和发刊世界语杂志等主张，但与《新世纪》不同的是，刘师培“宣传世界语而同时主张保存古文”[8]，这与他的文化保守立场是一致的。辛亥革命后，无政府主义的主要宣传阵地由国外转向国内，师复[9]成为这一时期的核心人物。在语言问题上，师复直接继承了《新世纪》的立场，主张“语言统一”，推行世界语。1914年，叶纫芳、苏爰南在上海组织“世界语讲习所”，传播世界语和无政府主义，与师复互通声气。1914年8月29日至9月6日，无政府万国大会在伦敦召开，师复代表中国“共产无政府主义同志会”写信向大会报告了中国无政府主义进展情况，并提出了五条建议，其中就有“采用世界语”的主张。由此可以看出，废除汉字，采用世界语，一直是中国无政府主义者的共识。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钱玄同等人对汉字的仇视和对世界语或拼音文字的提倡，是这一语言革命潮流涌动的结果，并非是突发奇想，或故走偏锋。从内容来看，“五四”时期对汉字的攻击，基本沿袭了《新世纪》上的观点。 钱玄同是“五四”新文化阵营中最早提出“废除汉字”的人，他在那篇著名的文章《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中，认为汉字是记载孔门学说和道教妖言的符号，断不适用于20世纪，并从《新世纪》上摘引了一大段吴稚晖痛斥汉字的文字，引为同道。可见，钱玄同对汉字的仇视，对世界语的青睐都与《新世纪》的影响有关。在他的带动下，《新青年》专门组织了对“世界语”问题的讨论[10]。在这次讨论中，《新世纪》提倡世界语的文章，被屡屡提及、征引。吴稚晖本人也参加了这次讨论，并提出“将世界语加入学校课程之中”，黄凌霜认为此意见很对，并将《新世纪》上发表的《万国新语》一文称为“中国人说Esperanto的先声”。钱玄同在给吴的信中说：“先生所讲的话，我句句都赞成。将Esperanto加入学校课程之中，我是和先生、黄先生的意见一样。《新青年》第三卷第四号里，我有给陈独秀先生的一封信，就讲过这话；陈先生也很以为然。”[11]“新潮社”的傅斯年也对汉字进行了无情诅咒：“中国文学的起源是极野蛮，形状是极奇异，认识是极不便，应用是极不经济，真是又笨，又粗，牛鬼蛇神的文字，真是天下第一不方便的器具。”[12]这不仅在观点上与吴稚晖极为相似，且在该文中，他还多处引用吴稚晖的观点，可见吴氏对其影响之深。这都说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废除汉字”问题，不是一个偶然事件，而是自晚清以来中国政治文化思潮涌动的结果。“废除文字”的背后，有着更为深远的思想文化意义。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人物，如蔡元培、陈独秀、鲁迅、周作人、胡适等，都受无政府主义影响，或具有无政府倾向，在语言观上，他们继承早期无政府者们对语言问题的看法，正是情理中的事。但是长期以来，由于在审视“五四”文学革命时，隐掉了晚清无政府主义思潮这一支援性背景，致使钱玄同“废除汉字”的主张显得幼稚而莽撞，事实远非如此简单。就像鲁迅一再强调自己在《青年必读书》中告诫青年不读或少读中国书，是发自肺腑的沉痛之言，不是说说玩玩一样，钱玄同的“废除汉字”，也是基于自己认真严肃的思考。即使持重如胡适，也一再强调，提倡白话，是为了造就一种国语，为将来废除汉字，改用拼音文字作准备。鲁迅到30年代也没有改变对汉字的敌视态度，认为“方块字本身就是一个死症”，“是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病菌都潜伏在里面，倘不首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死”。[13]如果把这种沉痛之言，都看做是耸人听闻，或是“取法乎上，得乎其中”的斗争策略，显然将问题简单化了。因此我们只有将这股废除汉字的潮流与中国无政府主义思潮联系起来，寻绎其来龙去脉，才能看清其中的文化史线索。 当然，无政府主义者们的语言革命与“五四”时期的语言革命相比也有差别。无政府主义者们将世界语作为汉字的替代品，但他们同时也看到，要使世界语迅速成为中国通用语言，困难重重，在这种情势下，他们的意见也有分歧。吴稚晖认为：“上策必径弃中国之语言文字，改习万国新语；其次则改用现在欧洲科学精进国之文字；其次则在中国文字上附加读音。”[14]也有人提出创制一种中国新语，为世界语张本，但笃信子认为这种做法无异于“如欲人之长行万里，先使之在室中推磨三年”。[15]到“五四”文学革命时期，钱玄同主张用世界语，鲁迅没有像钱氏那么公开提倡世界语，但他指出：“至于将来通用的是否Esperanto，却无从断定。大约或者便从Esperanto改良，更加圆满；或者别有一种更好的出现；都未可知。但现在即使只有这Esperanto，便只能先学这Esperanto。现在不过草创时代，正如未有汽船，便只好先坐独木小舟。”[16]陈独秀在谈到吴稚晖废除汉字之说后评论道：“吴先生‘中国文字，迟早必废’之说，浅人闻之，虽必骇怪，而循之进化公例，恐终无可逃。”[17]但他主张先废汉字，保留国语，“改用罗马字母书之”[18]，胡适对陈独秀的意见深表赞成。后来拉丁化运动时期，鲁迅赞成以拉丁字母来取代汉字，对世界语的热情稍减。傅斯年对吴稚晖发表在《新青年》上的《补救中国文字之方法若何？》一文极表赞赏，但对吴稚晖反对汉字走拼音化道路不以为然，认为改用拼音文字“绝对的应该”[19]。在这里我们看到，提倡世界语也好，走拼音化道路也好，都是为了实现他们内心蕴藏的世界一体化冲动。也许他们理想中的世界一体化，与无政府主义者们的大同世界有差别，但那份在“五四”时期洋溢出的普世主义情怀和乌托邦梦想，在语言变革中表现得非常明显。 除了这种普世主义情怀和乌托邦之梦外，对汉字的仇视还有着更为复杂的文化动机，或者说，他们废弃汉字的决绝态度，不只是因为汉字的繁难，而是还有着更为复杂的原因，这就是汉字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 文字不只是一种交流的符号，也是一种文化的载体。与西方“语音中心主义”的文字符号相比，中国传统遗留下来的“文字中心主义”使汉字具有强大的运载功能。以“语音中心主义”而著称的索绪尔提出“能指”和“所指”两个概念。他认为“能指”和“所指”之间的链接是武断的，没有什么道理可讲。“所指”也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与其所代表的实物无关。由于人们的约定俗成，使“所指”与实物之间发生了没有任何逻辑必然性的关联。所以在西方，文字只是口语的“音响”记录，与物质世界之间存在着一个断裂带。以此理论反观汉字，我们就会发现，汉字与拼音文字有着很大的不同，它象形、会意、指事功能使它与其所代表的实物或现象之间建立了密切联系。或者说，汉字的形状暗含着它的指称对象及丰富的文化信息，这是方块汉字区别于拼音文字的重大特征，也正是这一特征，使汉字成为“我们”与传统之间的脐带。如果“我们”要与传统彻底脱钩，去重建一种新文化，就必须将其彻底斩断。从《新世纪》诸公到《新青年》群体，都有着这种自觉的要求。吴稚晖认为，中国文字与中国之“旧种性”合而为一，难以剥离：“若必以代表单纯旧种性之文字，以之保存旧种性于无疆，则质而言之，直为一制造野蛮之化学药料矣。”[20]吴氏虽然没有明确界定“旧种性”的内涵，但从其论述来看，中国之旧种性以野蛮为特征，与人类进化之理相悖，这与鲁迅一直鞭挞的“国民性”有着相似之处。吴稚晖认为，国粹如同“干粪”，不能因为其“曾在我肠腹中”就予以保存；那些认为“中国人能识中国字，则爱国思想即油然而生”的高论如同“屁说”，都不值一哂，唯独这“旧种性”与文字如影随形，非废除汉文不足以将其铲除，这与鲁迅将汉字比为国民身上的“结核菌”可谓异曲同工。在此，我们看到，吴稚晖将其废除汉文的主张，纳入了中国近现代启蒙主义的思想轨道，成为中国启蒙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近现代史以来的“废除汉字”问题，既不是故作惊人之语，也不是一种斗争策略，而是在中国近现代文化转型过程中催生出来的一种思想文化事件，它背后隐藏着知识分子的大同梦想和普世情怀，也表现了知识分子欲与传统彻底断绝联系的决绝姿态。在今天博识的人们看来，“废除汉字”问题已经成了一个笑柄，但对吴稚晖、钱玄同、鲁迅、傅斯年等人来说，是一个严肃而又沉重的话题，后人不可轻侮先哲们这份严肃与沉重，应该深入思考先哲们提出的课题。即使我们今天不同意“废除汉字”的主张，也不能不承认，在这一激进的主张背后隐藏着的那些思想文化问题，至今仍然没有得到解决。再说，谁又能保证，古老的汉字能万世长存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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