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私淑八年忆以群

私淑八年忆以群

○　吴立昌

一

初识以群同志是在全国上上下下都陷入迷狂状态的1958年。

1957年秋天我考进复旦大学中文系。经过整风反右，党的领导更加强化而巩固。党，在人们心目中绝对是至高无上，神圣不可犯的，我这个党外群众当然不会例外，而且更多了一层畏惧。“党指向哪里，我们就奔向哪里”，中央一发话，校党委虽还不至于像后来那样的传达“不过夜”，但也闻风而动，决不敢有丝毫怠慢。于是，我在学校里也紧跟破除迷信，敢想敢干的大跃进潮流，不停地狂热地参加各种现在看来完全是不切实际甚至荒诞可笑的运动：校园炼钢、爬上屋顶敲脸盆驱赶麻雀、捡拾废铜烂铁“工业抗旱”、每人敲根铁管“大搞超声波”……而真正与学习有点关系的，就是1958年夏天掀起的群众性科学研究新高潮。入学刚满一年连中国现代文学史还没学过的学生竟然“立即以编写《中国现代文艺思想斗争史》的实际行动来回答党的号召”（该书前言），而我又是积极发起者和参与者之一。海口夸下，从何入手呢？为此兼任我们年级党支部书记的王永生老师（三年后他又是以群主编《文学的基本原理》的编写组成员）请来了叶以群同志。

以群的名字，我是进大学之后才有印象的。在图书馆翻阅“文艺学引论”课的参考书，有一本苏联维诺格拉多夫著《新文学教程》，译者以群；翻阅上海的《文艺月报》，以群是三名执行编委之一；此外，还一知半解看过他写的有关文艺的政治性和艺术性、有关现实主义的几篇批评文章。于是，我心目中上海著名文艺理论家便是以群。

1958年深秋的一天早晨，我们在学校宿舍迎来两位难得的尊贵客人，个子不高但身材毕挺着铁灰色呢子中山装的是以群同志，稍高稍胖穿藏青色哔叽中山装的是姜彬同志，他也是上海作协的领导，研究民间文学的专家，那天好像是来学校了解大跃进中群众文艺创作情况的。当年复旦学生宿舍一间住八个人，四张双人床一放，再加上中间两张拼在一起的面对面可坐八个人的大写字台，剩下的地方几乎没什么了。两位专家背靠南窗坐在桌子一端，秋天的阳光暖洋洋地照在他们背后。参加会议的年级支部领导和编书的同学坐满了一房间，连床铺上都是人，大家聚精会神记着笔记，不放过专家说的每一句话。那个年代，作为大学中文系二上的学生，主要是接二连三参加各种政治运动，连正儿八经的课堂学习都顾不上，遑论与外界学术交流，今天是第一次见到文学界的领导和专家，自然特别兴奋激动还带一点神秘感。

这次见面会主要是听取专家对编写《中国现代文艺思想斗争史》的意见，虽然偶尔姜彬也插几句话，我们也会提一二个问题，但基本上是以群一个人发言。他的讲话当时给我的感觉是：简洁、明晰、平稳、谨慎，与他的外貌颇为协调。从总体框架，写作原则，到怎样收集资料，如何安排章节，他好像方方面面都谈到了。这个会一直开到正午，中间不休息，三四个小时，以群始终正襟危坐，除了抽烟稍稍伸一下手臂，上身几乎纹丝不动。四十多年过去了，以群当初究竟具体讲了哪些话，早已忘得一干二净，但是有两点内容至今我仍记忆清晰，并且影响了我日后的学习和工作。一是强调要突出党对文艺的领导，他特别提出要我们认真学习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著作以及不久前发表的周扬总结文艺界反右斗争的《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还讲过周扬的文章是中央讨论过的，可以引用；一是强调文艺与时代与政治的关系，要我们紧扣时代风云和政治环境的变化去考察文艺的发展，这个问题与前一问题又是密不可分的。以群强调的两点，以后便成了我们编写全书的指导思想。

自此直至1960年5月《中国现代文艺思想斗争史》公开出版的一年半多的时间里，从写作提纲、初稿、二稿……定稿，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以群一字不拉都给看过，并提出具体修改意见。为此，我们也记不清有多少次登门听取意见。去作协党组办公室，有时罗荪也在座，记得那是书即将付印前的一天，他还指出不少需要修改之处；中间有一次见到姚文元——他那时可是我们青年的偶像，但好像只是不着要领地应付了几句。去得最多且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以群家里，那是位于沪西华山路的一幢公寓——枕流公寓，名字很雅，但不高，约六七层吧。以群家大概在二三楼，因为他家客厅虽有几扇窗，但仍被外面大楼遮住，室内光线较暗。客厅兼作书房，贴墙几排书橱，临窗一张大写字台。以群每次都是端端正正坐在写字台前那张椅子上，慢慢地仔细地不苟言笑地面对我们三五个人谈他的意见。他的意见不仅概括性强，而且有可操作性，包括该补充哪些资料阅读哪些报刊等等。偶尔四五岁的小女儿跑进客厅，他的脸上便会露出关爱的笑容，客厅也就平添一分温馨，自然随后又是严肃的谈话。我至今还保存着两份“漏网”的谈话记录，一份是专门谈全书“导论”的写作，记在我当时随手从以群写字台上扯下的两页印有“文艺月报”字样的便笺上。在斗争概述部分，以群说，首先要从革命形势来说明文艺斗争；在国民党统治下左翼文艺之所以战无不胜，主要是因为有党的领导。在总结经验部分，他明确提出三点：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大众化（文艺的群众路线）。另一份记录，则是在两张用过的大稿纸反面密密麻麻记上几十条怎么改动怎么增删的具体意见，大概这是以群看了书稿清样之后提的，因为每一条意见前面不仅标明校样的页码，而且还注明是该页第几行。

书是出版了，不过这是大跃进年代群众性大搞科研的产物，从内容到形式，都经不起任何推敲；以群许多指导性意见，也免不了打上时代的烙印。然而，作为1932年入党的老党员、左翼作家，“左联”后期还一度担任过党团负责人的以群同志，他发表的那些意见，无疑是出自肺腑，我们对他的指导也都心悦诚服。翻开《中国现代文艺思想斗争史》的“前言”，仅第一页，“党的领导”、“党的号召”等字样就出现八处之多；紧接书的出版，我们又集体撰写《党的领导和文艺运动》刊于《上海文学》；稍后，由我执笔的学习三次文代会文件体会的长文《做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批评工作者》，刊于《解放日报》，而且署名“红兵”。当年文学青年这种对党的崇敬和虔诚，与以群的指导是分不开的。“与时俱进”，今天再来看四五十年前甚至更早的文学观念，自然是前尘旧事，但我认为以群总有点与那些“左”得出奇的简单化批评不太一样，因为他的许多文学见解至今仍蕴含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求实精神，比如对文学与政治关系的阐释，他早在抗战后期以扬华笔名发表于《新华日报》的文艺时论就说得十分明快：“以政治的权力从外面去限制作家写作，固然得不到好结果；而作家在自己底作品之中表现政治见解（使自己底政治观念成为作品底骨干，作品底血肉，不是附加上去的赘疣或尾巴），却是当然也是必然的。”两年前我在一篇论文中还称引过这段话，认为与有些著名左翼作家相较，他的这些论述，“心平气和，学理性强，批评自然更到位”。所以，以群同志始终是我所十分景仰的文艺理论家。

二

1962年是我国国民经济调整的关键一年，毕业分配形势也非常严峻，除了考上研究生，要想专业对口更难。我们年级八九十人，主要出路有二：一去北京的中学，一去部队，叫“储备干部”。留校、读研之外，真正分在上海的没有几人，我算一个，而且单位是一年前市委刚批准成立的上海市文学研究所，所长郭绍虞，副所长叶以群、孔罗荪，研究人员大多是从各大学中文系调来或分配来的年轻人，办公地点设在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内。那年月用人首先得讲究政治，出身、表现皆不算好的我，能到这样的单位工作，真有点意想不到。事后听负责分配的老同学讲，当初我的去向，以群是发了话的，我想大概是编书那两年间接触较多而给他留下一些印象的缘故吧。同样，我这两年一直将以群视为严师，对他的敬重也许更甚于对业师。现在能在他领导下学习和工作，实际上已突破“私淑”，与直接受业无异。

虽然称文学研究所，但并不像现在这样搞纯粹的学术研究，它的任务主要是研究当前文学动态。我们的日常工作就是阅读大量报刊发表的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文章，虽然也肯定好作品，但着重观察动向，发现问题，每个季度向市委宣传部作一次汇报。我当时也和其他年轻同事一样，因将自己定位为党的文艺战线哨兵而自豪。平时管理领导我们的是亲切平和、细致认真的王道乾同志，以群到所里来的时间不多，但每季度汇报时，他与罗荪总要来主持会议并认真听取汇报，发表意见，有时还透露一些内部动态。不过我进所一年多，与以群的接触似乎还没有在学校编书那两年来得频繁，个别交谈则更少，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他很重视年轻人专业能力的培养和提高，经常鼓励我们多写点文章。那时恰好《文汇报》要辟一个“新作谈”的专栏，先是文艺部的编辑来所里约稿，不久，总编辑陈虞荪同志亲自出马，一般在文艺会堂，每人一杯碧螺春清茶座谈，其实主要是陈虞老谈，看似天南海北地漫谈，但谈到最后，不知不觉间，他就会将一些题目逐个落实到每个人，于是大家便在一种轻松愉快的氛围里，领了任务回家。像陈虞老这样的修养气度和对年轻作者的培养器重，我看现在也难寻觅。以群也曾参加过这样的座谈会，好像是透露一些重要情况，布置一些重要的写作任务。因为陈虞荪比较活泼风趣，所以比较严肃的以群也没法那么严肃了，偶尔也能“幽”他一“默”。其实，严肃只是以群性格的一面，特别是和他相处久了，距离近了，便会发现他还有温和的平易近人的一面。有一次，也是小型的什么会，以群参加，好像笑眯眯的王道乾也在座。不知怎的，我们几个年轻人竟然没大没小的拿以群的抽烟姿势开起了玩笑，说是以群同志连抽烟都是正襟危坐，一丝不苟。很有点表演才能的戴厚英更是边说边演示着以群吸一口烟的全过程：微翘着大拇指，食指和中指并拢作夹烟状，先从胸前垂直缓缓提起至口部高度，然后向口部方向水平移动，但又不一直到终点，而是行程约三分之二即停，再将嘴唇凑上含住香烟完成余下的三分之一路程，深深吸上一口之后慢慢呼出，最后夹烟的手才按照来路一丝不苟地回到原来的出发点。精彩的表演不仅赢得满屋哄堂大笑，而且以群也快乐得笑出声来，这真是难见的一幕，也是难忘的一幕。

当国家从困境中刚刚缓过气来，又要抓阶级斗争了；因为小说也可用来“反党”，所以要抓舆论抓意识形态。1963年元旦我在文艺会堂的文艺界集会上又亲耳听到柯庆施有针对性地提出“大写十三年”的口号，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对此，以群也无法躲避，于是在他和所里其他领导的支持下，我在给《文汇报》写了几篇一二千字的“浇花”短评后，又于1963年夏与二位同事合作撰写批评刘澍德小说《归家》创作倾向的长文刊于《文汇报》。这时候中苏两党已处于公开论战前夕，中央办了一个内部刊物《内部未定稿》，专门发表反修文章；华东局在上海也相应办了一个《未定文稿》（习惯称“内刊”），编辑部就设在当时外界尚不知晓的市委招待所丁香花园内。这一段时期我们研究所也不断有人进去写文章，先是因反修需要写有关托尔斯泰的文章，后来可能是为了配合批判“有鬼无害”论，罗荪又领了二位年轻同事进去写批判鸳鸯蝴蝶派的文章，好像复旦大学几位搞历史的老师此时已经用“罗思鼎”笔名在里面写有关“清官”、“让步政策”的文章了。1964年春天，我被临时抽调到市委宣传部文艺处，任务是编写一个剧目梗概类的资料，在这里我结识了与我具体联系的文艺处干部徐景贤。任务完成回到所里已是春末夏初，很快以群就奉命带着我们所里六七个年轻人和华东师大、上海师院、上海戏剧家协会各一位年轻同志浩浩荡荡进驻丁香花园参加“战斗”了。

丁香花园坐落在华山路武康路口，当年马路上行人稀少车辆也不多，没有现在的繁华和喧嚣。园内就更加清静了，蜿蜒曲折的围墙上端盘踞着一条琉璃瓦的长龙，将整个园子一分为二，里面是花园，树木葱茏，山石点缀，小桥流水，曲径通幽；外面一溜三幢小洋楼，西楼是“内刊”编辑部，中楼式样较新，有一间会议厅，听说毛主席还在里面开过会。我们在东楼，吃于斯，睡于斯，工作于斯，不分昼夜。我们进来没几天，徐景贤又带领原设在电影局写电影批判文章的四位同志进来，合并成立由叶、徐二位负责的文艺组，和上一年就已存在的历史组、哲学组、经济组统称上海市委写作班。日常思想和生活，由“内刊”编辑部负责。记得进来不久，有一回我们组几个年轻人开玩笑相互称“才子”、“才女”，不知谁汇报上去，“内刊”负责人哲学家周原冰便立即开会，把我们狠狠批评了一通。稍后写作班成立了支部，便由徐景贤任支部书记。早期写作班是由市委文教书记石西民分管，1964年初秋的一天，石西民调北京任文化部副部长前，曾经在一次写作班全体大会上，对坐在他左右两边的夏征农、张春桥说，以后这一摊子就交给你们了。实际上后来写作班大权完全掌握在张春桥手中。

文艺组成员大都“全天候”在岗。徐景贤天天来，他比我们大不了几岁，像朋友一样没什么架子，既是领导，也是写手，常参与具体执笔。以群的家离丁香花园仅公共汽车半站路，尽管他在作协还有许多事，但这里的工作现在更为紧要，所以也几乎每天骑着一辆半新半旧的自行车上班。有次我看到他穿着短袖衬衫的手臂上划了好几道血痕，一问方知是骑车让人擦在人行道树上所致。他大多一早就来，主持会议，传达精神，讨论选题，明确分工，审阅文稿，发表意见，有时还亲自动笔修改，一直忙到午饭前才回家休息。在丁香花园住了半年多，到了1965年春天，听说有个什么重要会议要用写作班这栋楼，于是我们就搬到旁边的武康路18号，没过多久又迁至武康路2号，与丁香花园贴隔壁，自此一待又是两年多。

1964年6月27日毛泽东对文艺问题又作出第二个批示，说是文艺界各协会及其所掌握的刊物大多数，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执行党的政策，“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于是文化部及文联所属各协会再次进行整风。在此形势下，文艺组首当其冲要紧跟。当时我们是文学电影同时并进，原来的人员分工也为“打通仗”所取代。从1964年下半年至1965年上半年，我参与批判的对象，理论方面先后有后来为江青所概括的“时代精神汇合”论、“写中间人物”论、“现实主义深化”论等，创作方面则有电影《北国江南》、《早春二月》、《林家铺子》和小说《东风化雨》等。有时我们的“通仗”还“打”到组外去，外地某大学有位老师原是被“内刊”请来写反修文章的，与我们同住一楼，“为了战斗需要”，也被拉进来做“临时工”，与我们一起写反“内”修的文章。不仅写文章打通仗，有时审阅文章的领导（其实他们自己就是写文章的高手）也打通仗，比如我写的批判《北国江南》、《早春二月》两篇文章，《文汇报》打出清样送审时，其中一篇，当时主管的市委领导石西民就亲自修改过；另一篇，时任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的俞铭璜还把我找了去当面谈修改意见。当然，在这之前，每篇文章从初稿写出之后，提意见最多的还是文艺组两位领导。那时，整个写作班上上下下都弥漫着浓浓的战斗气氛，这气氛也要求在文章中有充分体现。有位从大学来的老师，写了一篇批判《早春二月》的长文，几经修改才刊于《收获》，因为以群看了初稿，不满意，觉得有点四平八稳。其实这位老师有学识，也能写，此前两年还参加编写过《文学的基本原理》，但以前的主编现在却要他不能像写教材那样写批判文章，也就是说文章要有战斗锋芒。不过，以群在重视战斗性的同时也注意到另一面。自诩“哨兵”的我们，那时年轻有激情，又虔诚相信上面传达的精神，因而写文章不在说理上下功夫（其实也说不出什么道理来），只是从事先预设的结论出发，给批判对象随便扣一些大帽子，即后来所谓的“上纲上线”以加强战斗性。所以以群在发表意见时，经常挂在嘴边的倒是“要从实际出发”、“文章要有说服力”、“不要一上来就下结论”一类的话。这些话我早在学校编书时就听他讲过，总以为是老生常谈，当时听了也就没怎么往心里去。现在仔细想想，以群在希望我们将批判文章写好的同时，恐怕对当时那种不切实际无限上纲的简单化倾向不是一点看法也没有。只是大气候如此，他怎能在我们这些年轻人面前流露出自己内心的某种情绪，当然更无法去扭转潮流。我觉得，三十多年努力追求真理，坚持革命信仰、一贯尊重实际的理论家，以群自有他挥之不去的烦恼和无奈。

现在一些记述上海市委写作班的文章，都把“丁学雷”当作其主要笔名，其实那是“文革”以后的事。用“丁香花园学雷锋”的意思取笔名“丁学雷”，确切地说应在“文革”前，最初是为一篇集体写作的文章几个人在一块随便取的，而且以“丁”字当头的笔名之前就已取过不少，因为“丁”像个姓。开始一段时期都用真名，只是集体讨论多人执笔的文章才临时起个笔名，如1964年秋天我参加的五人合写的批判《早春二月》的文章，便起名“丁影”刊于《大众电影》，之后类似的笔名才渐渐多了起来。我参与的，就有“丁川”（三人合写）、“丁加”（二人合写）；别人用的还有“丁闻”、“丁葵”等等。“丁学雷”的出现，好像要到1965年暮春，记得我和另二位合写的谈《沙家浜》改编特色的文章就用了此名刊于《解放日报•学术阵地》。这之前我和另一位合写的批《林家铺子》的文章，还起了个笔名“方泽生”（刚开始做毛泽东的学生的意思）。当时，以群也好，徐景贤也好，对我们的文章把关很紧，但对我们即兴起的这些笔名，却并无严格限制，一般都能认可。想不到“丁学雷”和“方泽生”竟成了后来写作班炮制重点大批判文章的主要笔名。

进入市委写作班的这一年多，我们就是在从以群、徐景贤手中接过一次又一次的“战斗”任务，炮制一篇又一篇的批判文章，变幻着一个又一个“丁”字当头的笔名中渡过的。1965年11月，写作班奉命下乡参加“四清”。文艺组决定一分为二，先由以群带几个人下去半年，然后再换徐景贤及其他人。我在首批，于是又有半年与以群在一起，而且是朝夕相处近距离接触的最后的半年。

三

除了个别人去其他县，跟随以群的三人都去了松江县新五人民公社，其中一位留在“四清”工作队队部，一位去了一个较远的大队。两位是党员，都负责某些方面的工作。以群年龄大（55岁）级别高（行政11级），上面为了方便他的工作和生活，让他担任公社近旁的新五大队“四清”工作组组长，并特地为他配备两名材料员，一位是上海市社联系统的年轻人，另一个就是我。下来之前领导上还关照我，在生活上要多多照顾以群同志。

新五公社所在地五厍镇交通很不方便，从上海要乘沪杭线慢车，到松江境内一个叫石湖荡的小站下车，再沿田间小径向东南方向走五六里路才能到达。五厍是个很小的镇，除了一条最多五六米宽的主要街道外，似乎看不出什么特色。新五公社是全松江最小的一个公社，我们工作组就设在十分简陋的新五大队队部，外面一大间作会议室，里面一小间就是以群的办公室兼卧室。以群有事，比我们晚下来几天。长年过惯城市上层生活，一下子来到落后的农村，衣食住行都有了很大的改变，看得出以群努力在适应着这一改变。那天，他就卸下平时穿的毛料衣服，换了一套浅灰色的卡中山装，在深秋的阳光下，精神抖擞地来到新五大队。工作队员必须“三同”：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我们材料员要管理材料，兼做组长秘书，只好在大队部与组长三人挤住一间，但吃饭仍分在农民家里；那时即使上海的农村也未脱贫，我吃饭的一家就很苦，平时只是白米饭老咸菜。以群每天三顿都去只需几分钟路程的公社食堂吃饭，因为那儿的菜有荤有素可供选择；早餐还有豆浆供应，他有糖尿病，所以每次带上二粒糖精片“骗”嘴巴。他对这样的特殊照顾，开始表示婉谢，后经工作队领导坚持，他才答应。以群的烟瘾不小，而且平时多抽牡丹牌。这可是高级烟，只有高干、高级知识分子等才敢问津，不像现在抽“牡丹”反而身份要掉价。那时一般人多抽“前门”或“飞马”，农村抽的烟则更便宜。所以以群每次休假回来时，我便看到他的“牡丹”都换上了“飞马”的包装，这倒不是存心蒙人，而是因为可以妥善解决这样的矛盾：既可保持原来的抽烟习惯，又能避免授人以“特殊化”之柄。

下乡半年多时间里，前后两段日子以群都过得非常紧张。前段是工作紧张。工作组一进村，根据“四清”运动的程序，首先要发动群众，揭阶级斗争盖子。这对于长期在城市从事文化工作的以群来说，是比较棘手的。这时会也特别的多，以群既要去公社的工作队队部听传达，作汇报，接受工作部署，回来又要和组员们开会研究，召集大队干部进行思想动员。虽然许多具体工作由一位上海体育学院党员老师的副组长老孙在抓，但“盖子”迟迟揭不开，作为组长的他当然十分焦急。经常夜深了，他还坐在临窗的长条木桌前，翻阅他开会记录的那本工作手册，思索着问题，有时在房间里走来走去，用手搔搔开始有点花白的头发，和我们不时交谈几句，特别是说到与其他大队相比，新五大队已经落后的时候，看得出来他承受着很大的压力。大约过了一个多月，当这种僵持局面逐步缓解之后，以群的心情才随之变得开朗起来，原来对他敬畏有加还带点神秘感的年轻工作队员们也发觉他们的“叶组长”与以前不太一样了。有一次，当他知道一名体院女同学是学体操的，便笑着对她说，“你翻个筋斗给我看看，好吗？”

自从来到松江之后，我和以群虽然同住一室，朝夕相伴，但他除了议论眼前的工作，从来不谈写作班或研究所的事，我知道他一向严谨，所以即使只有我们两人在场，也不会贸然向他请教有关专业或个人的问题。只有一回例外，那就是我的入党问题。按照那时的标准看，我的表现最多是政治上的甘居中游。但“四清”中也有美其名曰“火线入党”者，在主管工作队员思想工作的副组长老孙的鼓励下，我也准备申请入党。一天，我主动向以群谈起此事，他当即表示支持，但并没有讲多少大道理，只是强调了这样的一点：入了党，许多工作做起来更加方便，也会做得更好。我当时理解他这两句简短话语的意思，即：既然文学从属于政治，为政治服务，因此不管是作家还是批评家，党员总比非党群众能更多更及时了解党的政策精神，因而更能做出成绩来。平心而论，我当时虽然谈不上有多少高远的共产主义理想，但对党和领袖的崇敬倒也还是发自内心，而且党组织对我这个非党群众如此信任，也有一种知恩图报的心理，再加上以群这几句鼓劲的话，当然也包含“入党有利于个人前途”这样的“不纯”动机，所有这些因素促使我下决心于1966年春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写了一份入党申请书。随着形势的突变，此事自然就不了了之。“文革”刚开始，听说文学研究所有一张揭发以群曾经要党小组长发展我这样一个“只专不红”的人入党的大字报。我这时才知道以群早就关心我的入党问题了。由此可见以群同志真是一位外冷内热的长者，我相信他对年轻人这种不动声色的培养和关爱决不只是对我一个人。

自大队“四清”工作较有进展之后有一个多月时间，从神情上看，以群似乎轻松许多，熬夜也少了，还有兴致早晚做点大约是自编的体操。然而，春节过后不久，以群又开始他后一段的紧张生活，但不是工作方面的，而是关系到他的命运的紧张。记得就在我们下乡的时候，《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我与姚文元不熟，当时只知道他也在丁香花园的“内刊”编辑部办公，对于写作班历史组为他准备资料，炮制后成为“文化大革命”序幕的这篇文章，一点不清楚，至于以群是否事先知道，我也不清楚。文章见报时，我刚参加“四清”工作组，会多事多，所以没把这篇文章看得很严重，以群也没有就此文和我议论过。后来才知就在我们紧张揭新五大队阶级斗争盖子的同时，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也正在紧锣密鼓地揭中央阶级斗争的盖子。从进写作班开始，我就感受到文艺、历史、哲学、经济等学术领域思想批判的声势越来越猛，但下乡以后这几个月间形势发展到这么严重的程度，却未曾料到，以群恐怕也未必了解中央的斗争会如此的尖锐激烈。

春节过后的1966年2月，先是以彭真为组长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向中央提出《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二月提纲》），随后中央同意转发；几乎同时，江青得到林彪同意，在上海主持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3月末，毛泽东在杭州三次同康生、江青等谈话，严厉指责北京市委、中央宣传部包庇坏人，不支持左派；4月10日中央批准并转发《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5月16日中央通过由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五一六通知》，标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开始。这些现在都是人人皆知的历史，但当时广大群众还蒙在鼓里。这时以群的注意力已不放在工作组了。往常工作队员每月回上海一次，休息四天，以群也不例外。但这段日子以群回上海的次数多起来了，主要是开会听传达。中央文件或领导讲话精神传达到哪一级是有严格限制的，按照以群的级别，听的机会自然比较多。开什么会，传达什么精神，我自然一无所知。然而我发现，一贯谨言慎行的他，每次开会回来更加沉默寡言，时而露出木然的神情，常常晚上等我们睡下后，他便伏案写些什么，有时白天仍继续在写。我虽然在乡下，不了解写作班情况如何，但从报纸广播已觉察到文艺批判的火力更为猛烈，因而猜测以群的情绪低沉，是不是他也有问题，要写什么检查之类。以群心事重重，由于我辈分低，且非党员，所以他无处诉说，这就更加显得苦闷了，好几次我夜里醒来都发觉他在床上辗转反侧。现在回忆，有两次我们曾就批判形势交谈过几句。好像是四五月间，一次是他从上海开会回来，主动和我讲起“二月提纲”，弄不懂怎么刚传达不久又要批判了，彭真肯定出问题了。详细情况他也没再讲，我自然不便多问。另一次是我看到《红旗》杂志刊登了一篇郑季翘的《文艺领域里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对形象思维的批判》，中间点了许多肯定形象思维的人的名，以群首当其冲，周扬的名字也已呼之欲出。那时人们对报刊公开点谁的名都很敏感，尤其在《红旗》的批判文章中被点名，必然意味着此人问题已非一般。周扬不仅是党在文艺界的最高领导，也是我非常崇敬的文艺理论家，我也听说以群主编《文学的基本原理》就是他点的将，所以我便向以群问起此事，他露出一丝苦笑，未作正面回答，只是说文章作者当时是吉林省委的领导。其实那时毛泽东已经批评中宣部是“阎王殿”了，他应该知晓，但不便对我讲，不过，从他的情绪看，似乎更“灰”了，同我谈话时，我感觉从来稳重的他也有点紧张。

5月中下旬，运动后期虽然还有不少扫尾工作，但是我和写作班另二位突然接到通知，说是有紧急任务，要我们提前离开松江回上海，而带领我们下来的以群却偏偏不让回去，连其他工作队员都从中轧出苗头来了，对以群本人当然更是重重的一击。那天我们在新五公社门口告别时，我除了要他保重身体，实在想不出什么安慰的话来。想不到这竟是我和以群同志最后一次的个别交谈，然而，他那强作镇定而又略带凄清的表情，却久久地刻印在我脑海里。

又过了约一个月，在工作组大都撤离之后，以群才回到上海，此时全国正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他当然只能回作协参加运动。记得此后我曾回作协参加过一次群众批判大会，原党组的叶以群、孔罗荪等都是批判对象，以群的主要罪名即他是周扬在上海的代理人。我好像也按这调子发了言，表了态。虽然具体内容早已忘却，但有一点仍有印象，就是不管大家的发言调门有多高，我远远地看着在主席台前接受批判的以群，却怎么也恨不起来，相反还怀有不少同情。7月上旬，我还回复旦参加了一次由作协来人召开的关于《中国现代文艺思想斗争史》的小型座谈会，他们的一份记录稿不知怎么会在我这本书中一直躺了近40年。如今看着这发黄变脆的几张小纸片，真是百感交集。当时包括我在内共五人参加，都是该书主要编写者。主持人明确要大家回忆叶以群是如何利用同学搞群众运动来篡改历史的，可是谈来谈去，不外乎重复“吹捧周扬、夏衍，吹捧三十年代文艺”这些报刊上已经批过的内容。奇怪的是记录稿上没有我的发言，大概因为我同时也是作协一方的人吧。

接下来就是8月2日清晨以群的愤然辞世。他在留给妻子和孩子的“绝笔”中写道：“最后一句话就是要求你们认真地读毛主席的书，听共产党的话！为党立功！”（叶舟《以群在最后的日子里》）以群从事革命文艺的一生就是这么过来的，但结局却是如此，岂非天大的冤枉。不过，此时十年浩劫刚开始两个月，以后还有很长很长的122个月，以群是“先行者”，跟着他含冤而去的仁人志士又有多少，谁能数得清？

以群同志，您在“天国”不会寂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