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政治化的“真话”

政治化的“真话”

○　余斌

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中收入的七篇文章，篇篇可诵。《一片青山了此身》、《史良侧影》等文，因主角是历史上的重要人物，其史料价值自然不言而喻，相较而言，《君子之交》、《最后的贵族》所记皆为边缘人物，“题材”的重要性不免稍逊。但是时代的重压无所不在，风暴中心的人物自须承当，漩涡边缘的人物也得负荷，从感受时代、命运的角度说，后两文也自有其分量。而以文学的眼光看，记张伯驹、康同璧母女的两篇甚至要在其他诸文之上。顺便说说，章诒和写政治人物罗隆基、史良，感愤叹惋之余，对其人格尚多少有些疵议，对张伯驹、康同璧等，则近乎无保留地欣赏赞叹，——虽然文章的文学性并非由此而来。

不过这里并非是要以文学的名义给书中的诸篇文字排个座次，写此文乃是因为在《君子之交》中读到张伯驹因维护旧戏而受围攻的一节，觉得有话可说。

章诒和借潘素的话叙述这一幕：

（潘素）用诅咒的口气说：他这个人就是那么简单。自己喜欢老戏，便到处去讲，一些艺人也怂恿他讲。结果，非说你张伯伯是主张禁戏开放，提倡鬼戏和色情。那些领导反右的人也坏，还专门把唱老生的演员找来批你张伯伯。艺人哪懂什么政治批判，只会挖苦和嘲讽，讲的话还很难听。比如，谭富英就面对面地说：“你算什么名票，唱戏的声音像蚊子叫的。”你张伯伯回家不跟我讲批判会上的情况，是我自己从报上看到的。报没有看完，我的眼泪就下来了。

1949年以来的种种政治运动，我们倘若置身事外去看，直如一出出闹剧，里面从不缺少滑稽色彩，具体而微到一场场批斗会，也是如此。批判张伯驹，是批他力促上演旧戏，事关是否“政治正确”（旧戏内容不符合新的意识形态），与张伯驹票戏水平的高下原本风马牛不相及。谭富英缠夹不清的一通数落（其他艺人的“挖苦和嘲讽”恐怕也相去不远），实有避重就轻冲淡批斗会严肃性之嫌。如此这般的奚落，是否在批斗会组织者的设计之中？潘素既说组织者“也坏”，唱老生的演员是“专门找来”，看来她认定领导人是有意为之。不管是有意为之还是歪打正着，如果批斗会的目之一的是打击对手的气焰，专拣对手痛处下脚，不仅将其批倒而且将其批臭，那么这场以艺人为主力军的批判会，效果很是不坏。

据章文，另一次批斗会上，有人批判张整理发掘的旧戏歪曲农民起义，张不服声辩，过后报上有批判文章，张读了还是不服。不服的结果是打成“右派”，打成“右派”也没什么，用张伯驹的话说，“这顶帽子对我并不怎么要紧，我是个散淡之人，生活是琴棋书画。共产党用我，我是这样；共产党不用我，我也是这样。”但是面对谭富英的挖苦，张伯驹倒是默尔而息，未加申辩。谭富英是京剧名角，这话从他口里出来，似乎不服也得服。关键是，谭的话与其说是政治批判，不如说是当面羞辱，羞辱无从申辩。唱功好坏，并不能增加政治的罪名，张伯驹被打成右派，肯定与此无关，偏偏是这不相干的“批判”触到了张的要害。张伯驹是个不折不扣的“戏痴”，他可以不在乎“右派”的帽子，贬损到他看重的“琴棋书画”，他则不可能不在乎。最踌躇满志处被内行人说得一钱不值，情何以堪？章诒和于此牢守真实与虚构间的分际，对张的反应未着一字，只记潘素的话和自己的揣度：

“你张伯伯回家不跟我讲批判会上的情况，是我自己从报纸上看到的。报没有看完，我的眼泪就下来了。”

张伯驹见我们在说话，也走过来。听清楚我们是在说这件事，他一句话也不讲，躲得远远的。也许他根本就不在意，也许他早已齿冷心寒。

虽是侧笔，张伯驹受到的伤害却不难想见。潘素最知张伯驹，报上批判言论多多，唯读到此即流下眼泪，盖因她知道这必是最令张伯驹伤心处。

张伯驹对自家票戏水准的自负和得意是有诗为证的。“羽扇纶巾饰卧龙，帐前四将镇威风，惊人一曲空城计，直到高天尺五峰”——四十寿辰唱《空城记》，余叔岩、杨小楼、王凤卿等众名角甘当配角，捧着他这位“诸葛亮”，当时的报上炒得热闹，后来的轶事杂记里屡被当作佳话，他这是写诗以记其盛。高规格的票戏不止这一回，名伶傍他唱戏可说是他平生得意事。现在谭富英以“蚊子叫”云云来对他的“高天尺五峰”，不啻隔了几十年兜头给他泼下一瓢冷水。谭是蓄意的中伤，被逼无奈的逢场作戏，还是戳穿“皇帝的新衣”？

政治环境的严酷逼使人说假话做违心之论以致攻讦诬陷，我们见得多了。不过揆情度理，我觉得谭富英之言当作一句陈述去看，恐怕倒属于实话实说。名伶有名伶的标准，名票是名票的标准，二者相去不可以道里计，张伯驹自负的唱功，在谭富英这样真正的把式眼里，顶起真来，只能算小儿科。其实对张伯驹唱功的微词，恐怕一直就有。据说张因天赋所限，音量微弱，登台唱戏，往往只有坐在前几排才听得清唱词，后排的人则但见嘴动，难辨其声。又有文章说，“文革”时政协的分组会上，谭富英曾冲着张伯驹厉声斥道：“你唱什么老生？你是蚊子老生！”一到大批判场合，艺人不知当如何“政治”，重又祭起“蚊子”说，实在滑稽，将这话说得义正词严，更是荒唐，不过也就见得，在谭富英那里，“蚊子”云云并非纯然是信口开河，相反，恐怕早已是心中定评。

但是这里我感兴趣的并不是“蚊子”说作为一种评价是否客观，也不是考校谭富英所言是否是真心话，更不是指责谭落井下石。假定这是真话，那我关心的是说出这番“真话”的发生机制，是“真话”在此何以变成了攻击，何以原本可以是句戏言的话具有了政治表态的色彩。我说“戏言”，是因为“蚊子老生”之类，很可能就是行内人说及张伯驹时私下里的一句玩笑话，张伯驹与名角们根本构不成竞争关系，若有这话，说者也是一笑了之，没有任何严重性。另一方面，虽是真话，这话却不宜当面说，更不能板着脸说，——并非“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为的是顾及对方的脸面和自尊心，此亦人之常情，不当面说倒是待人的厚道。当讲则讲，不当讲则不讲，这里面自有一套做人的规则。而当谭富英对张伯驹讥嘲挖苦之时，这规则被破坏了。

真是“一切以时间、地点为转移”，私人话语一变而为公共话语，马上具有了攻击性：私下说不过是一句玩笑，那种场合里说出来就是伤害；原本也许是真话，那种场合、那种方式说出来则是绝对的虚假，因为是逼出来的。政治运动在逼人说假话的同时，也逼出了不少“真话”，这些“真话”转而似乎又在以怪诞的方式增加批判的说服力。然而即使是“真话”，在逼迫、诱导之下说出，也就成了假话。我相信反胡风、反右、“文革”，总之历次运动中对“反动”或可疑人物的揭批，尤其是与政治似无关联的部分，不论作为事实的陈述还是个人意见的表露，有些并不乏真实性，但是彼时彼地在外力压迫下说出，却是违心之论。就事论事地说，是可能有“真”而绝对无“诚”，而实质上，作为事实陈述的部分也已变了味，具有了与假话同样的功能。

“真话”不同于捏造、诬陷，说者有意无意间更容易保持某种心理上的平衡：因有几分“真实”性，说者可以全无或者稍减负疚之情。但就其总的发生机制而言，政治运动中的“真话”与“假话”异曲同工，都是逼迫之下的产物，其客观的功效也一样，都是超度自己。那么是谁逼的？含混地说，是形势，所谓“形势比人强”。社会生活的泛政治化早就开始了，一切的一切都打上了政治的印记。无处不在“讲政治”，而政治自有一种不容分说的力量，即如谭富英的“真话”，原本与政治毫不相关，在此却显然被政治化了。不管谭富英是否意识到，他的“蚊子”说实质上是一种政治表态，至少官方是这样演绎的。谭富英的话是登在报纸上的，严肃的报纸上登这些本应出现在娱乐性花边新闻栏中的内容有何意义？当“蚊子”说出现在关于批斗会的报道中时，政治化的演绎以更为正式的形式完成了。此中透露的信息是，凡对批判对象不利的一切，即或与政治不相干，说出来也会受到鼓励。至于“蚊子”说一类“真话”的功用，则在其有助于证明批判的正当性、合理性——逻辑上看似不通，事实上却像以私生活不检之类来攻讦政敌一样，屡能奏效。对当事人而言，“真话”往往比假话在攻心方面更具杀伤力，假话的离谱往往激起的是论辩的冲动，“真话”则经常直中命门。张伯驹在似乎不关痛痒的“蚊子”说前低头了，是否可以说，罗隆基也是因史良、浦熙修批判中的“真话”成分而崩溃？

“文革”中类于清查“五一六”时的大搞逼供信早已被揭露出来，而在宽泛的意义上说，一次政治运动，事实上即是一次大规模的逼供信。在剑拔弩张的情势之下，说“真话”还是说假话并不重要，关键是，不论真假，都要转换为一种合于政治正确的政治表态。是故最终要逼出的，是政治上的表忠心。

说到“忠心”，有必要提一下章文另一处关于张伯驹批斗会情形的记述。批判的重点是张挖掘整理的《宁武关》、《祥梅寺》，指其“无一不是站在封建王朝的立场上，歪曲伟大的农民起义”：

张伯驹不服，反倒质问批判者：“我们今天不是也讲忠吗？那么，我们统战是统忠孝的周遇吉呢？还是统开城迎李自成的太监呢？”刹时间，群情激愤。

几天后，北京市文化局负责人张梦庚在《北京日报》上撰文批判张伯驹，说：共产党也要忠，但要的是董存瑞、刘胡兰的忠于革命，而非周遇吉全家忠于崇祯，反对农民起义。——张伯驹读后，仍然不服。

“刹时间，群情激愤”不知是报上所载，还是章诒和揣想当时情景的描述，挑剔的读者当然可以质疑作者如同身临其境的笔墨，不过经历过“文革”的人都不难想象类似的戏剧化场景。易地而处，或许你我也会加入其中，自觉或不自觉的做戏，——长久的革命熏陶早已在帮助我们酝酿此类戏剧化的情绪。所以激动至此，正因张伯驹气焰嚣张地辩说一个“忠”字。生性散淡、不问政治的人竟会如此“嚣张”，确也出人意表。张伯驹理直气壮，他以为真理在手，足以反“问”，因为他的反问指向一个他以为众人普遍接受的前提，即超乎一时的敌我之上的“忠”的价值。张伯驹是否能接受农民起义“伟大”说，无从知晓，即使在这上面认了“革命”的理，他也相信，还有一个更高的伦理原则无论何人总是要认的。开城迎闯王的太监是什么东西？无操守可言的小人而已。“政治正确”亦无改小人之为小人。

然而“群情激愤”表明人们已然接受或是屈从于一种新的伦理——革命伦理。正是这种伦理制造出无数“群情激愤”的场面。革命的需要如同绝对命令，革命可以超越一切，相反，不存在任何超越革命之上的更高原则。在张伯驹看来，这原则就是做人的根本吧？他之供养袁克定，与失势的章伯钧维系君子之交，皆是对这根本的固守；批斗会上的反诘，则是明目张胆地捍卫这根本。于此他也就领略了革命的彻底性，彻底就彻底在，它颠覆了几千年来人们为人处世的最基本原则。在此情势之下，谭富英加入激愤的人群，奉上几句“真话”，实在是再自然不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