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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文人的真诚与说谎 ○ 袁盛勇
一 给知识分子正名
对于一个革命作家来说，在写出真正的革命文学作品之前，最为关键的在其“可是一个‘革命人’”，因为按照鲁迅的说法，如果作者真是一个革命人，“则无论写的是什么事件，用的是什么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学’。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1]其实，这是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特别是整风运动开始后所致力要解决的历史性课题之一，他多么焦灼地希冀延安文人能够尽快被塑造成为他所认可的真正意识形态化或有机化[2]的文人。 但是，要对知识分子和延安文人进行改造，要想把他们改造成为真正的有机化文人，首先就遇到了一个如何重新界定知识分子的问题。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把知识分子分为三类，这就是共产主义知识分子、革命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于延安文人和知识分子，毛泽东在阶级属性上是把他们视作小资产阶级的。他说，“农民以外的小资产阶级，包括广大的知识分子、小商人、手工业者和自由职业者”。又说，“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并不是一个阶级或阶层。但是从他们的家庭出身看，从他们的生活条件看，从他们的政治立场看，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多数是可以归入小资产阶级范畴的”。[3]这在《讲话》中也是非常显明的。但是，延安整风前后，毛泽东对延安文人和知识分子的看法在重心上发生了一定转变：以往较多注意这类人的优点，故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名称上总要加上“革命的”三字，以作较为积极的意识形态限定；现在却过多关注并凸显他们所具有的小资产阶级劣根性，认为延安文人还是对小资产阶级自身有着惊人的迷恋，灵魂深处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王国。而此种认识的转变是与他的下述判断联结在一起的，他说：“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成分极其广大的国家，我们党是处在这个广大阶级的包围中，我们又有很大数量的党员是出身于这个阶级的，他们都不免或长或短地拖着一条小资产阶级的尾巴进党来。”所谓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都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都不是无产阶级所需要的”，而它们都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4]正因为如此，何谓“知识分子”的问题就会在新的历史情境中异常醒目地进入毛泽东的理论建构和批判视野。 关于这点，当时有人撰文指出，毛泽东在《整顿学风党风文风》的著名演讲中实则对知识分子问题“重新作了一个估计”[5]和界定。凯丰亦就此指出：“我们平常所说的知识分子，是就他的社会出身而言，如果他的社会出身是知识分子，即使他一点真正的知识没有，还是一个百分之百的知识分子。”而毛泽东在整风报告中“所说的知识分子是指理论与实际相联系而言，凡理论与实际相联系的，就叫真知识分子，否则就不是名符其实的知识分子”，[6]或者说是假知识分子。这就是所谓的名不正则言不顺，可见“正名分”在毛泽东意识形态话语的建构中显得何等重要。关于“正名分”，毛泽东曾说：“‘正名’的工作，不但孔子，我们也在做，孔子是正封建秩序之名，我们是正革命秩序之名。”其区别仅在“孔子是名为主，我们则是实为主”而已。[7]那么，毛泽东是如何为知识分子正名的呢？他在整顿“三风”的演说中首先就何谓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发表了看法。他认为，某人马列主义书籍读得再多也不能断定他就是马列主义理论家，“因为马列主义是马恩列斯他们根据实际创造出来的理论，从历史实际与革命实际中抽出来的总结论。我们如果仅仅读了它，但是没有根据它来研究中国的历史实际与革命实际，没有创造出合乎中国实际需要的自己的特殊性的理论，我们就不能妄称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在这个意义上，即使“一个人读了一万本马恩列斯，每本又都读了一千遍，以至于句句都背得，这还是不能算理论家的”。那么，毛泽东要的是什么样的理论家呢？他要的是“能够依据马恩列斯的立场、观点、方法，正确地解释历史中与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在中国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种种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的理论家。他认为，只有这样的理论家才是真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否则就是假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考虑到当时中共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现状，这真的理论家实际乃指毛泽东及其理论上坚定的追随者们，假的理论家是指王明、张闻天、博古等有留苏背景的党内理论家们。这些理论家是“知识分子”，而且是党内大知识分子，因此，毛泽东趁势又解释了何谓知识分子的问题。他在论述时采用的是先扬后抑的手法，首先肯定了中共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和尊重知识分子的必要性，指出“没有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就不会胜利”，可接下来话锋一转，说：“但是我们晓得，有许多知识分子，他们自以为很有知识，大摆其知识架子，而不知道这种架子是不好的，是有害的，是阻碍他们前进的。他们应该知道一个真理，就是许多所谓知识分子，其实是比较最无知识的，工农分子的知识有时倒比他们多一点。”[8]毛泽东说知识分子最无知识，这句话后来经过康生在整风会议上的反复渲染，简直成了延安最为流行的警语之一，对知识分子而言也就成了无可逃脱的一句咒语。所以当时的延安文人和知识分子最初听了都感到吃惊而震撼。[9]但毛泽东正是沿着这样一种话语逻辑，运用其特有的阶级分析方法，改变了以往知识分子在启蒙结构中的优势地位，启蒙者与被启蒙者在新的意识形态话语中发生了根本性易位：“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10]于是，这自然有一个思想改造的问题，有一个身分转换的问题，有一个原来的启蒙者向被启蒙者如何进行学习的问题。因为只有经历这样一个过程，延安文人和知识分子才能扫除灵魂上的污点，改变自己的世界观，才能真正做到把立足点“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11]而要让延安文人真能达到此等思想境地，真正打破出身阶级的束缚而成为无产阶级的有机化文人，就必须进行长期的思想改造，并把它们及时纳入到正在开展的整风运动中来。
二 整风学习与内圣之学的复活
1942年4月3日，中宣部发布了整风期间第一个“四三决定”，要求延安开始进入整风学习阶段，学习中央规定的二十二个文件，[12]并且详细规定了学习步骤和方法：各机关、学校“要深入的研究，热烈的讨论，先把这些文件的精神与实质领会贯通，作为自己的武器。为此目的，各同志必须逐件精读，逐件写笔记，然后逐件或几件合并开小组会讨论，必要时由中央及本部派人作报告。在阅读与讨论中，每人都要深思熟虑，反省自己的工作及思想，反省自己的全部历史”。[13]以后的整风文件学习在基本方法上都是按照这一规定执行的。首先，无疑是要求大家精读文件，领会文件精神。这“精神”有人把它喻为“道法”，认为中央规定的整风文件，“不仅英光灼灼，而且血泪斑斑”，是党在此前艰苦斗争中所获得的宝贵经验，“创道法很难，学道法也很不易”，故而必须“熟读深思”。[14]而目的在于较好地促进人们深刻领会文件精神或实质，提高整风学习效果。但整风期间，精读文件还只是最初的阶段之一，要想真正让人对新的意识形态及其领袖人物产生完全认同，还必须引导大家开展深入的自我反省。 谢觉哉当时写了一篇文章，题为《由讨论到反省》，《解放日报》把它作为“代论”（代社论）发表，正好表征了这样一个阶段的必然到来。[15]而其倡导“反省”的理论依据来源于《解放日报》此前刊发的一篇社论。这篇社论要求参加整风的革命同志“一定要反省自己”，因为反省自己正是人们“掌握文件精神和实质的必要条件”，只有经过这一阶段，才能彻底揭示并清除自我灵魂深处“小资产阶级的散漫性和自由主义的习气”，“建立起无产阶级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也才能“真正了解文件，实行文件中所包含的道理”，更好地达到整风的目的。[16]而此种反省是必须对照文件中的每一条来实行的，是要运用文件来反省自己。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召开的高干会上曾经对此有过明确论说。他认为，“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一个整体，缺一不可，但作为领导者，对自己的批评是主要的。干工作要有一个重心，今天我们教育工作的重心，在自己考虑一下、研究一下，自己反省一下，重心在自己……要使我们所有的学生、干部都了解，在整顿三风时重心在自己。”因而，他要求每一位“在座的同志要以身作则，自己进步，要反复研究自己的思想、自己的历史、自己现在的工作，好好地反省一下”。而反省的重要方式就是写反省笔记。对这，不仅前述中宣部“四三决定”有规定，而且毛泽东在此次高干会上作了进一步强调。他说：“中宣部那个决定上说要写笔记，党员有服从党的决定的义务，决定规定要写笔记，就得写笔记。你说我不写笔记，那可不行，身为党员，铁的纪律就非执行不可。……不管文化人也好，‘武化人’也好，男人也好，女人也好，新干部也好，老干部也好，学校也好，机关也好，都要写笔记。首长首先要写，班长、小组长都要写，一定要写，还要检查笔记。……现在一些犯过错误的同志在写笔记，这是很好的现象，犯了错误还要装老太爷那就不行。过去有功劳的也要写笔记，……也许有人说，我功劳甚大，写什么笔记。那不行，功劳再大也得写笔记。”[17]毛泽东讲话写文章本以简洁有力著称，可这次说到领导干部必须带头进行自我反省并写反省笔记时却啰嗦之至，唯恐与会者听不明白。可见，“反省”在整风运动的开展中是何等重要的一个环节。 对于一个深通中国文化和中国士人心理之奥妙的领袖而言，毛泽东在此肯定想到了传统的内圣之学。早在1939年8月，刘少奇在延安马列学院讲演《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时就曾借儒家“吾日三省吾身”之说，强调党员必须加强党性修养，其中并有对“克己奉公”的鼓吹，这也容易在形式上被人想起儒家“克己复礼”之说和“公天下”的社会理想观念。刘少奇在党性修养理论中明确运用传统的内省方法，并且多次借用传统语汇来说明共产党员修身之重要和修身之可行，其实正因应了毛泽东所谓马列主义中国化这一具有民族主义色调的意识形态之构建路径的需求。毛当年之所以非常欣赏刘的这次演讲并把它列入整风文件之中，恐怕这也是原因之一吧。关于这层意思，凡是对古代历史与文化较为熟稔的，当不难领悟到。吴玉章曾写道：在整风学习中，“我恍然觉得我们现在整风的工作，就是中国古圣先贤所谓‘克己复礼’‘正心诚意’的修养”，“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中庸》），虽然旧思想是唯心的，但他的严于自己省察、行为不苟，是可宝贵的”。[18]古代儒家修身之法“慎独”在整风期间亦得以提倡。在整风文献中，这也始见于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刘氏认为，作为一个党员，只要他真正做到了大公无私，具有共产主义美德，那么，他就“可能最诚恳、坦白与愉快。因为他无私心，……即使当他个人独立工作无人监督可能作各种坏事之时，他能‘慎独’，不作一切坏事”。[19]于是，“慎独”也就自然成为参与整风者进行自我反省或自我批评的方法和原则之一。[20]延安整风在方法上所具有的传统修身色调，在一篇题为《反省》的社论中表现得相当触目。其中有两段是这样写的：
反省用不得“恕”字，尤其不可先有成见，在胸腔里做挡箭牌。古时贤人曾子说过：“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而不习乎？”……错误总是有的，没有错误，到（倒——引者）是怪事；反省越深刻，改正越努力，发见错误的也越多，这就是一步步地上进。…… 反省，等于古人说的“夜气”，白天做的，晚上睡在枕上一想，良心发现，忏悔了；或者灵光一闪，懂得了。马上把它捉住，“操则存，舍则亡”。这不是件易事，必有空明的脑子（无成见），充分的时间（不烦忙），相当的知识（文件看懂了），才能有好的反省。它不是为给人看而反省，而是为着真正自己的修养。[21]
由此可知，儒家的东西在延安整风中已经奇迹般地复活了。陈伯达在他论述自我反省的文章中，认为马列主义本来“并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只要人们乐于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都有“得道”的可能，因为按照孟子的说法：“人皆可以为尧舜”。[22]孟子这话的意思是，人人都可以成为像尧舜一样具有高尚之德的圣人。但要真做到这点，按照儒家的说法，就要“克己”、“无我”、“无欲”、“无私”。于是，在这一人格化模式中，人也就成了完全道德化的人，人也就被“道德”吃掉了。其实，延安整风所要达到的目的之一也与此不无类似。所谓反对主观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说到底就是为了根除个体人格之本心，而让人把一种据说唯一正确和高尚的意识形态理论和道德观念内化为自己的本心，这样，人也就成了一个具有“非人格化”意味的社会性躯壳和意识形态话语躯壳。因此，毛泽东提倡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就不仅仅只是借鉴了列宁主义塑造新人的方法，它与古代的内圣之学或内圣外王之道具有一种深刻的关联，正是在这点上，它已经具有某些民族主义的风味，具有一种道德本体主义的气质。[23]或许正因为如此，它才易于为那些带有中国士人气的知识分子所接受，延安整风也才会真正收到预期的效果吧。但问题是：采用类似传统“修齐治平”模式来催促无产阶级新人的诞生，果真能为“新人”带来那种道德的完善并使全体国民日渐臻于圣人之境吗？而具体对于延安文人和知识分子来说，他们在经受严厉的反省之后就真能达到一种至诚至信的精神境地？
三 真诚与说谎：延安文人心态的特殊变奏
本来，毛泽东希望人们通过整风对自我灵魂深处的小资产阶级王国进行彻底清查和批判，并以此接续古老而又常新的内圣外王或修齐治平传统，其目的主要在于重新构建人们的意识形态认同和道德自律机制，并在此之上重建个人的绝对权威形象。因此，他曾多次呼吁人们向党交心，号召人们发扬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对革命保持真诚的信仰，向党和人民说真话。他说：“讲真话，每个普通的人都应该如此，每个共产党人更应该如此。”[24]这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其实也正应和了延安文人对“真诚”的呼唤和歌颂，进而言之，因应了延安文人和知识分子所期待着的至诚人格建构心理。周立波曾经抒写过他的“真诚”之歌：“我要强烈的反复我的歌，／因为我相信我的歌是歌唱真诚的，／共产主义：真诚，／毛泽东：真诚，／那些在毒瓦斯和枪炮弹下冲锋的人们／那些在黄土荒山的山顶上挥着锄头的人们，／那些用一双赤脚板走过雪山和草地的人们，／那些在饥饿的寒冷的牢监里足足被关了十年的人们：／真诚。／凡是真诚的，都应被歌唱。／而我的歌还有这样的使命：／叫真诚统治着人境。”[25]我认为，此时延安文人所言“真诚”建立在自我观察和体验之上，因而带有一定的个人性，符合文学与生命的自在本性。但至整风期间，“真诚”所赖以存在的个体性基座遭到了彻底批判，因而其内涵也必然发生了变化：这时的“真诚”强调的是对党和革命的忠心，是要求人们把曾经拥有和现在具有的个人隐秘毫无保留地呈现出来，是要求人们彻底消灭自我存在的私人化空间，让人在党的审查面前成为一个透明的物体，成为一个时刻敞开而又空无的“此在”。于是，人们对“真诚”的呼唤也就转化为党对“忠诚”的要求，而这，其实正是毛泽东予以创构的新的意识形态的内在道德指向之一。那么，在此种状态下，人们是否真愿或真能向党完全交心或说真话呢？ 1943年春，林默涵写过一篇题为《说真话》的文章。他认为，“在检查个人的思想时，最重要的事，便是要说真话。这有两方面的意思，一方面是对别人，一方面是对自己”。无论对人对己，都应当把自己真正了解的情况，“完完全全的说出来，是则是，非则非。好处要说，缺点也一样的要说”。这才真正是“对党负责”的态度。[26]但是，说真话就真的那么容易？首先，也许大家认为在批评别人时可能易于说真话。但是，延安整风期间在相互批评时就出现了不少互相攻讦、挟私报复的事。吃一堑、长一智，以后大都变得要么保持沉默，要么采取明哲保身的态度，要么哼哼哈哈地说些鸡毛蒜皮的小事。[27]因而，在这本来就注重明争暗斗的中国社会，相互之间要真能以诚相待，把真话和盘托出，那才真是不可思议。其次，面对自己，要真能做到在众人面前“脱裤子”、“割尾巴”，要真能做到把灵魂深处的秘密向党坦示出来，那就更是难上加难了。当时有不少文人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林默涵说，“要完全坦白的说出自己的一切，就比较难了。因为意识不正确的人，常有爱面子以及其他种种顾虑，觉得把自己的缺点或毛病向大家公开，总是一件丢脸的或者是可怕的事情”。[28]林默涵把不敢说真话归结为“意识不正确”，恐怕是理解得太简单了。难道事情就真的如此简单？ 整风期间，为了便于党的各级组织准确掌握每个人的历史，更好地开展审干运动，也为了挖出藏在群众和干部之间的特务或奸细，中央要求每位干部抱着对革命忠实的态度撰写较为详细的自传。但偏偏有位爱好文学的青年学生，也可说是青年知识分子，他在撰写自传时起初由于受到当时延安社会风气的影响，在写作时多处隐瞒真相，编造了一些虚假内容。换言之，他没有按照党的要求说真话，而是讲了假话或说了谎。我们不妨较长地引述一段他自己的交代：
那是当我入校不久的时候，干部处发下了很多的纸张和表格，叫我拿出对革命忠实的态度来，写一个详详细细的自传。我写了，而且写的很详细，很长，还用上了我平常写小说的手法了……我把我家里的情景，都写出来了，不过，就是有一点不够真实。大家都知道，边区是有共产党的地方，共产党就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换句话说，就是穷人的政党。我又是一个初到延安的人，我怕真实的写出来，会与我家里有害，与自己不利，最主要的，我也感到说出身贫穷的光荣。当时我想：少写一点，总是好些。因为这，我家里本有一百多亩地，我却写了二十多亩，我本是一个小地主的儿子，一变而为贫农的儿子了。我把我所知道的，我家里的佃户的穷生活，都写成我家里的生活了。王老五——我的一个穷邻居，便作了我父亲的模特儿了。我写我家里是这样的穷：吃饭常吃不饱，吃了上顿，没有下顿；屋子露着天；我母亲常常哭，怨老天爷不睁眼，她的命苦；我父亲成天价唉声叹气的愁着没法过，他一脸鼓皱纹，胡子都愁白了；我弟弟常哭着，嚷着饿，给我母亲要馍吃，因为这我母亲常打他……还有怎样受地主的压迫，等等一大套，我都写上了，我很满意，我自己写的像真的一样。[29]
显然，这位青年受到共产党愈穷则愈革命这一观念的影响，为了投其所好，也为了保护自己和家人，而有意改写或编造了他的阶级出身和家庭境况，并且写得以假乱真，以至于后来干部处的人都无从发现其中的虚假。倘若不是他本人胆小，害怕露馅，而去予以重写修正，那么这一自传尽管是虚构而成，也不会被人轻易发现的。 这方面的经验，对于那些经历过多次群众运动的人而言，应该说是很多的。比如，韦君宜有位同学曾在延安抢救运动中被错打成特务，后来在平反大会上哭诉当时受冤屈的心理状态时竟说：“我真后悔当时为什么要背叛我的家庭出来革命！我真应该跟着我的父亲跑的。当时我就想过，如果能再见到我的父亲，我就要对他说：把这些冤枉我的人都杀掉吧。”韦君宜听了，只觉“心惊胆颤，如冷水浇头”。因为这位女同学的父亲当时是一个国民党的专员，韦君宜“怕的是她这样惊人的坦率，把心里动过的这些念头都公然在大会上说出来，这得了吗？光为这句话，就可以把她又逮捕起来的啊！即使今天不捕，这笔账记上，以后遇上‘运动’随时都可以要她的命！”[30]韦君宜当时还只二十几岁，就有这样老成持重的念头，就希望自己的同学和朋友对党不要坦然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而要学会在运动中伪装自己，那么，对于那些在革命熔炉中久经考验的革命者来说，无疑更会对党隐藏自己的真实想法了。因为大家清楚，倘若不能伪装自己的真实念头，倘若不能根据当时意识形态的需要而说点迎合时势的话，那么就有可能随时导致生命的危险。或许在这个意义上，说谎已经成了那个时代和那种情境中的人们（自然包括延安文人和知识分子）面对外部及内心世界的压力所具有的一种进行自我防御的应对机制。当然，如果把说谎仅仅理解为出自生命本能的应对机制，那还并不完全符合延安政治文化语境所固有的实情。其实在一定程度上，它也是当时党的审干、抢救政策纵容和鼓励的结果。比如在抢救运动中，一些子虚乌有的特务系统被捏造出来，凡是在抢救运动中表现积极，主动坦白自己是特务的，一概给以奖励和表彰。表彰方法有戴大红花的，有吃西红柿挂面、鸡蛋挂面或红枣稀饭的，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故而一些人尤其是年龄较小的，为了享受一番难得的佳肴，也就拼命坦白自己就是国民党派来延安搞破坏的特务。[31]有人被怀疑为特务，如果此人不承认或不配合组织的诱供，则将永世不得翻身，并且还要经受一番非人的折磨；而一旦承认了，则有可能再次受到组织的青睐，从轻发落。在此种情况下，被组织怀疑的知识分子也只好违心编造情节把自己说成是一大特务。杨述曾被组织内定为特务，但他起初死活不承认，害得“地委书记天天拍桌子大发雷霆”，在上级领导的一再督促下，韦君宜答应去劝说爱人杨述坦白。怎么劝说的呢？韦君宜写道：“我见了他，只说得一句：‘形势非叫你坦白不可，你就坦白了罢。’说罢就大哭起来。他也放声大哭，说了一句：‘好的。’”[32]之所以会“放声大哭”，乃因他们无端受到了组织的怀疑和冷落，他们曾对组织抱着无比的热诚，他们一直把延安当作心中的圣地来供奉，来赞美，认为到了延安就像回到了自己的家，可现在他们被无端地抛弃了，他们什么都不是，由人见人爱的人变成了人见人唾的鬼。这叫他们怎能不倍感冤屈而泪流满面呢？韦君宜当时写了一首较长的诗，真切地记述了当时遭受冷落倍感冤屈的心路历程，其中写道：“八年来／对人说／这儿是我们的家／可是／如今在家里／我们却成了外人／那好比一个暖热飞腾的梦／（可怜那个糊涂梦）。”梦破了，这给人的打击该多么巨大，而对生性敏感的知识分子来说更是如此，所以韦君宜难抑心中的愤懑，仿佛向天呼告道：“家啊！／你对我们／就是这般模样！／究竟谁是手足！／谁是仇人？／谁是亲人／谁是奸臣？／光明的世界里／却搅在一团糊打混／我们如今成了外人／有辱骂／有冷眼／有绳索／有监狱／……看那些冷眼／世上人有什么肝胆？”于是，韦君宜一类知识分子曾经怀有的那片对党的纯真在刹那间被彻底摧毁了，她（他）们仿佛成了流落街头的无名歌手，只好哭一般地倾诉自己抑郁的心曲，在茫然中等待诺亚之舟的到来：“家呀／（让我再呼唤这一声！）／我们对得住你／你愧对了我们／世界／人生／革命／学来好大个聪明！／如今／已变成无家的流民／夜晚寻不上宿头／让我弹一曲没弦的琴／你听／站在旷野里／呆望着／最远的星星……”[33] 其次，他们之所以会放声大哭，乃因他们作为正直的知识分子，却不得不昧着良心最终走上说谎的人生旅途，诚如韦君宜后来所言：她“参加革命就准备好了牺牲一切，但是没想到要牺牲的还有自己的良心”。[34]确实，对于受过现代教育并具有传统美德的知识分子来说，有什么比不得不要去牺牲自己的良知更让人痛心的呢？！但这种被迫的牺牲，当时却往往被看作是具有党性的表现，是忠于革命事业和对党负责的表现。王世英是位与刘少奇关系不错的高级干部，他初到延安后感觉“人际关系越来越难处”。有一次跟刘少奇说：回到延安，我好像学了一些坏东西，自己不愿说的必得去说，不愿做的必得去做，因而感觉没有以前在白区干秘密工作时那样纯洁。刘少奇却说：你这不是学坏了，而是“学好了”，因为“所谓好坏之分，应从党的工作，党的利益出发，吹牛拍马不好，但对工作有利就是好的，就要做”。[35]所谓“吹牛拍马”，其实就是阳奉阴违，就是讲假话，就是不诚实，就是撒谎，而其被许可的标杆乃是所谓是否符合党的利益。在这意义上，延安时期的知识分子开始昧着良心走上说假话的路途，开始养成自欺欺人的奴性品格，其原因恐怕除了个人因素之外，主要还是意识形态方面的缘故。质言之，在一定意义上，说谎正是延安整风期间日渐成型的新的政治文化或新的意识形态话语的内在品格之一，是为其所许可的常态性表达机制之一。延安文人正是在此种机制规约下对新的意识形态话语表示全面认同，接受并认同毛泽东极力标举的“党的文学”观念，而党的文学观念本来就立足于阶级论原则或党性立场而使“真实”也发生了符合于党的利益的变形，具有极强的政治意识形态内涵。于是，这一并促使他们日渐丧失了自我感觉、判断和言说世界的能力，他们都注定按照党的需要参与制造并使自己也一并存在于瞒和骗的氛围之中。正是在这点上，延安文人定会成为曾被鲁迅所激烈批判的做戏的虚无党，自欺欺人地把真心“做事”变成真心“做戏”。当时有人写过一篇题为《做事与做戏》的杂文，它虽是讽刺国统区重庆的，但借用来指涉当时延安或延安文人的情状也算非常合适。文章指出：“做自欺欺人的戏的名角，听说同时也就是高喊‘至诚’为‘民族精神之原动力’的‘大师’。”[36]当然，这从当时的政治意识形态角度来看，说谎本就是一种对党真诚的表现，是产生意识形态认同的必要条件之一。 散文家吴伯箫可算是延安文人日渐走向说谎的典型之一。延安抢救运动期间，他担任边区教育厅中等教育科科长，不幸被打成“国民党CC特务”，受尽了委屈。1944年3月，这一消息传到国统区，据说他已被整死了，西安方面就为他开了追悼会。延安听到了这消息，不久后也就特别安排他在“延安文化界招待中外记者团座谈会”上发言，以示“辟谣”。随即又把发言稿整理刊发在《解放日报》上。他在发言中说，“我们边区是自由光明的地方，共产党是行仁施义的政党”，现在“我却很健康，很愉快”地生活着：“在生产运动中，我的成绩不坏，种菜纺线，是一名光荣的纺毛突击手。在这里，我们有上万上几十万的亲爱的同志，同志们都有兄弟姊妹般的，并超出兄弟姊妹般的情谊。……就这样活着，并且活得很好，很好！”[37]显然，吴伯箫已经在说谎机制的驱使下，有意掩盖了事实真相，虽然国民党也是在借他的受难做文章，但他也不能睁眼说瞎话，把自己所遭遇过的不白之冤和心灵苦楚一并抹消。当然，作为后来者，我们也不能要求他在那样一个历史情境中完全说出实情，在一个动辄得咎的政治语境中，真想说出实情那是需要相当大的勇气，更是需要以生命作抵押的。因为，即如韦君宜来说，她虽然在当时写了以上那首充满不平之意的诗作，以后又坚持写了那本具有反思力度的《思痛录》，但直到1990年代初期，她还不许亲人把那首诗拿出去发表。[38]我想，她是宁愿把这段真情埋在心底，让它化作尘埃随风而逝的。再说王实味吧，这位曾被视为延安时期最为具有铮铮个性且有鲁迅精神的知识分子，不也曾被有关部门安排跟中外记者见面，并且按照有关人士的授意而当众违心地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吗？[39]因此，延安文人所必然具有的说谎机制的产生，既是个人的、传统文化的原因，更有政治的、社会的和意识形态的原因。[40]正是由于后者的无处不在，他们的某些说谎才是合法的，也才会确如“真诚”一样光芒四射而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和民众的一种美德。也许，在那严酷的政治意识形态统制下，人们为了生存必须说谎，不会说谎才真是一个时代的愚者呀。而对延安文人来说，他们连自我感情的抒写在整风期间都遭到了彻底批判和否定，诚实的心灵袒露也就自会受到超我的强烈抑制，因此，为了适应历史情境的需要，他们不得不有意识地戴上了足可自欺欺人的人格面具。于是，说谎也就成了他们正常的存在状态。而且，这一说谎心理和说谎机制的产生更会由于当时恐怖气氛和恐惧心理的存在而得到进一步加强。
四 恐惧、说谎与意识形态认同
毛泽东曾在中央党校作过题为《整顿学风党风文风》的著名演讲。他在强调感性知识和理性知识结合的重要性，尤其是在强调于生产和斗争实践中得来的感性知识更具有某种优越性之后，说了如下一段饶有风趣的话：
像大司父（大师傅——引者）煮饭就不容易，要把柴米油盐酱醋等件合起来创造成吃的东西，这是并不容易的事情。弄得好吃更加不容易。……火大了要焦，盐多了发苦（笑声），煮饭做菜真正是一门艺术。书本上的知识呢？如果只是读死书，那末，只要你识得三五千字，学会了翻字典，手中又有一本什么书，公家又给了你小米吃，你就可以摇头摆脑的读起来。书是不会走路的，也可以随便把它打开或者关起，这是世界上最容易办的事情。这比大司父煮饭容易得多，比他杀猪更容易。你要捉猪，猪会跑（笑声），杀它，它会叫（笑声），一本书摆在桌子上既不会跑，又不会叫（笑声），随你怎样摆布都可以。世界上哪有这样容易办的事呀！
又在指斥纯粹的理论知识分子时说了如下一段话：
直到现在，似乎还有不少的人，把马列主义看作现成的灵丹圣药，只要得了它，就可以毫不费气力的包医百病。这是一种幼稚的蒙昧，我们对这些人还应该作启蒙运动。那些将马列主义当宗教教条看待的人，就是这种蒙昧无知的人。对于这种人，应该老实的对他说，你的教条没有什么用处，说句不客气的话，实在比屎还没有用。我们看，狗屎可以肥田，人屎可以喂狗。教条呢？既不能肥田，又不能喂狗，有什么用处呢？（笑声）[41]
请大家仔细读读这两段话吧。毛泽东论及知识分子，他先贬之以煮饭的师傅，再把苦苦钻研理论的行为抑之以屠夫的杀猪，更把抽象的知识（所谓“教条”）说成“实在比屎还没有用”。用语真是尖刻恣肆，讽刺真是不留情面。由此观之，在毛泽东的意识形态话语中，知识分子受到了尽情嘲弄，而且是满含了一股怨气的嘲弄。或许是感到以上所举例证和言语事后想来实在有碍观瞻，所以毛泽东在后来主持出版“毛选”时就把它们通通删掉了。但在当时，他的这套粗俗之极的话语却是发挥了很大威慑力的。首先，他把偏重马列经典的知识分子贬为狗屎不如的东西，显然是有意为之，诚如他所言：“我这样说的目的，就是故意挖苦那些把马列主义看成教条的人，使他们大吃一惊，甦醒过来，好拿正确的态度对待马列主义。”[42]他在《反对党八股》中更是把它提到方法论的高度来说明：“说理的首先一个方法，就是重重地给患病者一个刺激，向他们大喝一声，说：‘你有病呀!’使患者为之一惊，出一身汗，然后好好地叫他们治疗。”[43]显然，毛泽东是在着意给人造成一种恐惧心理，让人在恐惧中对新的意识形态及其话语有所皈依。而且，他所着意营造的恐惧氛围在当时工农干部和一般群众的“笑声”中得到了进一步加强。 其实，毛泽东在整风期间对恐惧气氛的营造和恐惧心理的利用在其辉煌的革命生涯中具有延续性、一贯性。早在1927年3月所写的经典性革命文本《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他就以非常赞赏的笔调写到了农民为所欲为的狂欢性表演：“的确的，农民在乡里颇有一点子‘乱来’。农会权力无上，不许地主说话，把地主的威风扫光。这等于将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反对农会的土豪劣绅的家里，一群人涌进去，杀猪出谷。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劣绅！今天认得我们！’为所欲为，一切反常，竟在乡村造成一种恐怖现象。”毛泽东认为，这种恐怖现象在农民运动的革命时期是非常之需要的，“质言之，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非如此决不能镇压农村反革命派的活动，决不能打倒绅权”。[44]显然，整风期间毛泽东对恐惧氛围的营造在其思想观念中具有连续性，只不过早期为他所赞叹的“恐怖”是从政治革命角度来看待，发生在农村，针对的是乡绅；而延安时期他所倡导构筑的“恐惧”是从思想革命角度来看待，产生自延安，针对的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一切意见不合的异己者。问题是，延安时期知识分子所遭遇的恐怖氛围远比我们想像的要复杂得多，它不仅仅是所谓思想上的，更是肉体上的。肉体上遭遇的折磨乃至生命的遽然消失其实远比观念转换时的心灵痛苦要直接而具象得多，这也是人类历史上的统治者为何要长期使用酷刑的原因之一。整风期间，延安文人在和风细雨的思想改造之外，也能时时感受到血雨腥风的恐怖场景存在，当整风发展到审干和抢救阶段时更是如此。在当时凌厉的政治攻势面前，在严重的“逼供信”状况下，谁能不会感到恐惧和震惊，谁能不会产生说谎或欺骗以求蒙混过关的心理呢？！正如后来有人在延安大学审干抢救甄别小组会上所言，不少人当时承认自己是特务的原因乃主要在于：“不是对组织忠实坦白，而是受‘逼供信’的罪，不得不欺骗组（织）一下,也不是出于本心。”[45] 由于不堪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许多知识分子被迫走向精神崩溃乃至绝望的境地。据胡乔木说，在延安审干、抢救运动中，仅半个月就挖出了所谓特嫌分子一千四百多人，许多干部惶惶不可终日。而这些干部尤以知识分子为多。[46]许多知识分子不堪凌辱，相继走上自杀一途。据刘少奇1949年在天津的一次讲话中交代，当时延安自杀身亡者即多达五六十人。[47]再谈几个跟延安文人密切相关的例子。东北作家白朗流亡到延安，不料在审干、抢救中，受到极大精神打击，先是在解放日报社挨整，继之在中央党校三部遭批斗，终于导致“在长达一年半的时间，白朗糊里糊涂，痴呆麻木，整日不讲一句话”。[48]抢救期间，已经并入延安大学的“鲁艺”的政治空气也越来越紧张了。当时，鲁艺共300余人，却有267人被打成特务，比例之高，骇人听闻。有位叫高洛音的女青年，被迫承认自己是特务，是叛徒，并且抓捕过周扬，但事后由于过分恐惧而与其三个孩子一同自焚。也许是在精神崩溃之际，还在想着如何以免她的孩子不至于在日后遭到别人的侮辱吧。此外，木刻家彦涵亲眼看到鲁艺一位被审的青年，发疯般冲出关押室，大呼“冤枉啊——”，纵身跳下悬崖，凄厉的声音回荡在山沟，也久久萦荡在彦涵的心里。[49]这样的例子，实在还有不少。对于身处延安且在1943年都被相继安排到中央党校三部进行思想改造的几乎所有较有名气的知识分子和作家，他们不能不生活在此种人人自危的处境之中，并且定会时时感受到恐怖的阴影正在向着自己悄悄袭来。薄一波曾经认为中央党校是延安抢救运动的重灾区之一，而且真切叙述过他所亲眼目睹的“抢救”惨状，其实，这也构成了延安文人置身其间的生存环境的一部分。他说：
有一件我难忘的往事，其情其景，多年来不时地涌上心头，……那时我母亲也同我一起到了延安，我把她安置在深沟的一个窑洞居住。有一天我去看她时，她说：“这里不好住，每天晚上鬼哭狼嚎，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于是向深沟里走去，一查看，至少有六七个窑洞，关着约上百人，有许多人神经失常。问他们为什么？有的大笑，有的哭泣，……最后，看管人才无可奈何地告我：“他们都是‘抢救’的知识分子，是来延安学习而遭到‘抢救’的！”[50]
延安文人和知识分子正是在这种极端恐怖的境遇中开始走向深刻的灵魂涤荡路途，开始切切实实按照上级组织的安排进行整风学习，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并进而由自省走向自虐的。由于他们的意识形态认同机制根植于一定的恐惧心理之上，故而也自然包含了一种说谎机制的产生，这无疑为知识分子和延安文人的意识形态认同增添了某种难以言说的复杂面影。但在当时，这个复杂性却被人们轻易地忽略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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