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抗战烽火中的历史画卷（二）

抗战烽火中的历史画卷（二）

○　胡平

二草根卖国，“精英”也卖国

李宗仁曾疑惑：“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为何不一鼓作气，倾全力由北而南打下中国，却改变此向，逐次增兵，因淞沪一战而变成由东向西？

他在回忆录里说：“……侵华战事既已发动，而日本人又没有气魄来大举称兵。等到中国民愤达到最高潮，以致‘卢沟桥事变’无法收场，大规模用兵势在不免之时，日本又不愿倾全国之师来犯。只是在华北、华东用少数兵力与中国作战，到兵力不敷时，才逐次增兵，深入作战。这种‘逐次增兵法’便犯了兵家大忌。中国地广人密，日军一个师团、一个师团地开入中国，正如把酱油滴入水中，直至把一瓶酱油滴完，为水吸收于无形而后已。日本人便是这样一滴滴地，滴进了六七十个师团在中国大陆，但是还是泥腿深陷，坐以待毙。”在指挥了台儿庄大捷而名声大噪的李宗仁将军眼里，此种“酱油入水”战法，无疑是侵华日军的致命死穴。

或许，为避免元朝的蒙古人和清朝征服了后却又被中华文化给同化、颠覆的前车之鉴，日本并不想全面侵华，一个早上吃出个胖子。它要采取的是将中国一块块地加以吞并，“分而治之，渐之殖民化”——即由甲午战争后染指朝鲜、台湾开始，直到伪满洲国成立、华北“自治”，无不重复着这一套路——驻军，策反，积蓄力量，发动事变，不宣而战，完成吞并，继而成立“独立”国家，或建立独立殖民区。

日军占领东北之后，迅速收缴焚烧关于中国历史和地理的教科书，从1932年3月到7月的5个月间，焚烧书籍达650万册，9000名教师受到逮捕、枪杀或强迫改行。从此在各级学校里，将日语作为第一语言，汉语退居第二位。在日本人编印的教科书里，连中国地理和历史都不让儿童多了解，反之在专门接纳日本儿童的中小学里，特别重视学习汉语，和中国国情的介绍。伪满洲国成立以后，东北没有新开办一所大学。日本人认为不必过高地提高中国人的文化水平，这样更便于巩固其统治。但为了培养高级奴才，先后派被他们视为可靠的中国学生去日本留学，从1935年至1945年的十年之内，有5000人左右。

日本政府还以南满铁路为中心，大量向东北迁徙侨民，先以旅大作起点，渐次向各地渗透。1920年，在沈阳的日侨不到5万人，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增加到15万人以上。在锦州、营口、鞍山等地的日人也同样激增。占领当局在各大小城市划定日本人的住宅、娱乐场所和工厂地区，各城市中风景较优美的地区，多半划为日人的住宅区，不准中国人居住，甚至不准通行。另外指定一些被称为“中国通”的日本浪人杂居在中国人中间，他们大都负有日本特务机关的特殊任务。此外，还贩卖鸦片、白面和吗啡，开设赌场、烟馆和妓院等，进行毒化中国人的罪恶活动。

根据沈阳日侨联络总处1946年的统计，哈尔滨、齐齐哈尔和佳木斯等地的日侨约25万至30万人；长春、吉林、沈阳、鞍山、锦州等地的有90万人；旅大、营口和风城等地约有20万人；再加上内蒙地区的12万日侨，共计一百五六十万人以上。

在东北听不到任何关内的消息，完全不了解关内抗日进展的情况，所见所闻全是日本的宣传：日军如何神勇，武士道精神如何伟大，中国人如何无能，中国军队如何惨败，日军又在华南、华中某地打了胜仗……特别是在占领一个大城市后，都会举行庆祝胜利的大型活动，并强迫中国学生参加，由此使一些青年人在思想上彷徨，在生活上消极，对抗战及国家前途愈来愈感到失望，而对东边的那个岛国却愈加佩服起来……

日本破解文化中国之心，其迫切、歹毒远甚于掠夺地理中国。

在立足于几十年乃至百年的长距离历史眼光下，他们做起来又多么阴柔，极具有耐心，像文火慢炖猪头，一定要把它炖烂了；也像莫言先生笔下的檀香刑，刽子手慢悠悠地片下犯人的肉，可达千刀以上，才气绝命断，他要充分地享受“片人”的愉悦。

我猜想，日军取这种“酱油入水”战法，可能也是由他们的战场布局所决定的。

“二战”中日本陆军有四大战略集团，即在日本本土的“国内军”（含驻台湾、朝鲜的日军），太平洋战场的“南方军”，以及在中国东北的“关东军”和关内的“中国派遣军”。

1931年，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全东北，此时东北的抗日力量主要有两支。一支是东北义勇军，高峰期达到30万人；另一支是中共领导的抗日联军，最多时接近5万人。但在关东军残酷清剿下，前者30年代上半期已大部覆灭，少数退入关内；后者在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后主力基本被打散，1940年残部退入苏联编成1个旅，只有1000多人。

这就是说，中国八年抗战的战场，主要就是在关内与日军“中国派遣军”作战的战场。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战争的规模空前扩大，面对美军越来越猛烈的反攻，战略重心逐渐转移，“南方军”自当成为最精锐的战略集团。为抗击美军可能登陆本土，“国内军”也通过总动员而使自己空前膨胀。关东军全部精锐师团和“中国派遣军”大部主力师团都调往太平洋加强“南方军”和“国内军”，成为战略预备队。此后的 “中国派遣军”只有27个师团，而“南方军”和“国内军”合计约120个师团，不但占日本陆军师团总数171个的70%，而且云集了绝大部分精锐师团。

至日本投降时，日军总数为720万，其中“中国派遣军”105万，不到15%；向苏军投降的关东军68万，占9%。在太平洋战场向以美军为首的盟军投降的“南方军”和“国内军”合计约550万，占76%。由此可以看出，在日本军部的部署中，中国战场并不是日军的主战场，投放在中国战场的军队，自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也不是其精锐师团。

许多战斗场合，中国人不是在与日本人打，而是中国人在打中国人，或者是中国人的“单打”在对中国人、日本人的“混合双打”。淞沪会战时就屡见这样的场景——伪满洲国的军队在坦克车前面冲，日寇则跟在坦克车后，都穿一样的军装，使一样的武器。只有当他们被俘后，我方士兵才清楚这些人高马大的家伙是来自松花江畔的东北人。

为“分而治之，渐之殖民化”，日本侵华后，先后在沦陷区扶植了五个较大的伪政权，即：伪满洲国、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伪华北临时政府、伪德王蒙疆政权和伪汪精卫政权。每个伪政权都有自己的军队。再有从1941年起，随大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丢失，国民党敌后武装开始急剧衰落，出现了被中共方面称之为的“降官如毛，降将如潮”的局面，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原国民党第69军军长、冀察战区察哈尔游击总司令石友三的投敌。

一时间，招牌林立，山头各异，如治安军、兴亚同盟军、蒙古军、剿共军、皇协军、防共军、绥靖自治军、联防救国军、和平建国军、绥蒙联军……据中共方面的资料，伪军总数由1941年的35万人激增至1943年的80万人。（莫岳云、郭铁仓：《试论国共两党敌后抗日游击战的关系》，载《抗日战争研究》1997年第1期）

在这乱世，中华文化里“有枪就是草头王”的绿林哲学，被各路宵小强人用得淋漓尽致。其中，华北的伪军最多，用老百姓的话来说就是“地雷一响，炸死三个鬼子，十八个伪军”。

至八年抗战结束，为日寇作战的伪军已超过百万之数。站在前面的是伪军，躲在后面的是汉奸。看得见的是伪军，看不见的是汉奸。

与伪军比起来，汉奸的为祸之烈，从华北到陕北，从长江沿岸到东部沿海，从正面战场到敌后战场，更是遍布国中！

1937年9月下旬，日军西进一路主力在平型关惨败后，改变了作战部署，其先头部队在汉奸的带领下，从平型关和雁门关之间的隘口——菇越口越过长城，置中国军队防线于其后，而此地是晋北御敌主阵地之要点。日军突破后，一面南下直趋太原，一面威胁平型关、雁门关之后侧翼。战区内汉奸到处活动。他们给日军指路，白昼发射带烟信号弹，晚间乱照手电筒，暴露国民党军阵地与八路军埋伏地点，致使坚守平型关一线的八路军第115师连夜向五台、代县一带撤退，未能进一步扩大战果。

1942年，中共抗日根据地最困难之际，侵华日军大肆收罗汉奸，破坏中国抗战，“除了军事行动之外，日寇还暗地派特务到我们根据地活动。4月27日，集总（指十八集团军总部）通报说，近日敌人正在收买大烟鬼和流氓，进行短期训练，然后派他们到熟悉的地方散布鼠疫菌，刺探中国军队情。保定日本特务机关开办的‘日华训练队’，为配合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已经提前毕业。据最近的情报，已知派出50多人，大部分是青年学生。他们化装成商人、难民和学生，潜入我根据地，任务是配合日寇的军事扫荡和散布慢性毒菌……据说，日本特务要刺杀的第一个，就是‘独眼将军刘伯承’，连相片、履历书他们都印好”。后来，八路军从缴获的日军文件中发现了一个袖珍折子，每一页上都贴着129师主要负责同志的照片。在邓小平政委的照片下面还加上了“在太岳”几个字。折子上的照片和姓名绝大部分是准确的，只是错把卢仁灿的照片当成了罗瑞卿。（见李达著《抗日战争中的八路军129师》）

1943年3月左权县军角等十余村5000余人曾发生集体中毒，时称“军角中毒案”。八路军某师卫生部一次就破获了20多名放毒的小汉奸。汉奸投毒一时弄得人心紧张，此后许多村庄的水井都得有专人日夜守护，极大地干扰了根据地的建设和稳定。

1944年日寇的秋季“扫荡”中，华北一些善于打“地道战”的村庄里，地道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就像突然长了一副狗鼻子，敌人很轻易地找出多个地道口，并在最要害的部位开挖引爆，造成了地道网大面积地瘫痪。事后查找原因时，干部和村民一致认为，如果没有汉奸的告密破坏，日寇不可能有如此大的神通……（见王晓华、张庆军编著《国共抗战——肃奸记》）

针对日伪对抗战部队及根据地日益猖獗的汉奸特务活动，我方大张旗鼓地开展了锄奸斗争。仅一个太行区，1942年处理汉奸特务案2681件；1943年处理汉奸特务案1857件；1944年处理汉奸特务案1779件。

1942年，山东清河、鲁中、鲁南、滨海四区锄奸案达1149件。

在国民党方面，1941年在鲁中一带的锄奸小组有2044个，共6755名成员。仅鲁中一地，国民党便投入如此巨大的力量对付汉奸，其祸害之炽烈也就可想而知了。

由《陈赓日记》中的几个片断，可略知八路军锄奸斗争之一斑——

1937年9月12日：“最近几天，汉奸到处活动，暗中挑唆我们战士开小差，现在已经破获两起。”

1937年9月27日：“反对临阵脱逃，甘心为奸的逃亡者……经军事裁判所判决，枪毙组织逃跑及叛变红军的犯人各一名，大快人心。”

1937年10月5日：进芝川镇。“此间汉奸活动甚獗，竟敢发出较强的电波扰乱我发报。”

1937年11月16日：“赖际发同志率工人游击队及教导五连在榆次附近之坑西，夜袭汉奸集团，即所谓‘榆次治安维持会’，除旧太谷县县长及另一汉奸在逃外，全部捉获，无一漏网。”

1938年4月30日：“汉奸申国栋率伪军百余人，枪约70余支、轻机枪4挺，打着民训处的招牌，到处掳人勒索，群众痛恨已极。昨日我七七一团以17分钟的战斗，将其全部解决，一人一枪未逃脱。”

1938年5月5日：“今七七二团第一营出发洛阳镇以东破坏铁路，并摧毁铁路附近之汉奸维持会。”

1938年5月7日：“柏山村似有日人侦探机关，每日均有邢城之人来往。当令该团立刻带队逮捕，今日果捕来男女共八人，并有三瓦特半电台一架。”

1938年5月11日：“七七一团来电，进到皇寺镇后，先后共破坏铁道四次，两次袭敌之列车，捕拿汉奸二名，已枪决……”

军队锄奸工作卓有成效，地方上也积极行动起来。在陕甘宁边区，自1937年10月起边区各级政府建立了锄奸委员会。1939年3月5日，又正式更名为“边区民众锄奸委员会”，作为人民自愿协助政府进行保卫工作的民众抗日团体。在山东，《大众日报》专门介绍了严防汉奸的几种办法，最主要的是加强站岗放哨，严格检查行人，但对本地或本村的土产汉奸，强调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注意：

平常是一个穷光蛋，现在生活忽然阔起来，吃穿有明显的改善；

平日不常和外界交往，现在家中常有宿客，而且大多是陌生人，有时又晚来夜走，飘忽不定；

平时不大接近人，现在忽然对邻居街坊特别好起来了，见面满面春风，有时还无故请客；

时常出门不在家，朝出晚归，抛弃了以往的职业，在街上总好多打听诸如司令是什么样子，部队开到哪里之类的消息；

敌人来了不害怕，别人家坚壁清野藏东西，他偏不理。敌机来了别人去防空，他却拿着目标清楚的东西，在街上乱跑；

在谈话时，无意中露出亲日的口气，如说什么中国军队不行，不能打仗之类的话；

对地痞流氓不务正业的人也要加以注意，因为他们最容易被敌人收买……

这些办法并不深奥，无需多少专门的反奸技术，当时在民众的锄奸斗争中却很管用。

汉奸，在北方多得像走进了一个管理不善的牧马场，随时都可能踏上的一脚马粪。在南方，也叹为观止，恍若黄梅雨天气里到处在滋生、蔓延的霉斑，尤其在两次会战里给我方造成了巨大损失。

一是淞沪会战。此战最后中国军队溃退的导引，在于日军增援部队成功地从杭州湾登陆成功，立时陷中国军队于腹背受敌之窘境。日军将登陆地点选在了出乎所有中国高级将领意料之外的金山卫，便首推汉奸的“功劳”。

一个奉命早期潜入金山卫的日军军曹山田武一，事后有这样的回忆——

我在接受任务时，感到了迷惑，我没有受过搜集情报这类事的训练，中国话也讲得不好，可是同伴们都鼓动我，用轻松的口气告诉我这是一趟愉快的旅行。我们随身带着许多当地人喜欢的小礼物，糖果、烟卷、电筒、胶靴，还有为数可观的“法币”，那是前两年刚在中国流通的一种纸币，信誉很好，中国人相信它。我们都穿着便衣。

大概在战争爆发后一个星期，我们从上海出发，自松江县，经金山县来到金山卫。住在一个姓陆的当地人家中。我敢肯定，这家姓陆的，接待过的日本人，我们既不是第一批，也不是最后一批。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们在向导的带领下，走遍了这里的海滩。这里的海面辽阔，地形开展，很方便大部队的集散、运动，但是，水比较浅，根据我们的测量，军舰停下后，士兵们划着小艇需20分钟左右才能到达海岸，在这段时间里，守卫部队完全能够组织起一种有效的阻击。即使上了岸后，还未脱离危险，有大片的滩涂，泥沼可以陷没你的足膝，如果考虑到你身上还有几十斤重的装备，情况就更糟了，守卫部队要做的事就是用准星对准目标。

庆幸的是，中国军队没有在这里布防，金山卫就像敞开了胸怀。

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证实这一点……

我们和当地人平安相处，以略高于市场的价格买进他们售出的物品（尽管这些物品我们也不需要），你就可以得到他们的帮助，甚至满足你过分的要求。他们都知道我们是日本人，而且正在战争状态，但是没有人向当地政府或者警察报告我们的活动，我们很安全。

主人的儿子是我们的向导，向我们带一天路的价格是10元“法币”，这是个不低的价格，当时中国的一个普通飞行员的月薪也不过30元左右。他显然很珍惜这份工作，十分卖力和热情，有时候赤着上身钻进海中，快活地溅起一身水花，这种情绪也感染了我们。

我们随身携带的礼品发挥了很大作用，将许多当地人联系到了一些，通过这悠悠众口，我们证实，防守这里的中国军队是属于“杂牌”的地方武装，他们没有战斗力，不堪一击，而且防区远离海岸线，对登陆部队构不成威胁。

为了使我们的工作成果得到维持，我们又发展了许多亲日分子，发给他们电筒和信号枪。约定暗号，规定他们联络时间，在登陆的前几夜，金山卫一带海岸线，到处都可以看到电筒的光柱和信号弹，像夏日夜空中划过的流星。这种景象，连飘泊在海上的帝国军队都能清晰地看见，这是一个海军陆战队士兵亲自告诉我的。（转引自《国共抗战——肃奸记》）

二是武汉会战。

南京失陷后，武汉已成为国民党政府实际上的军事、政治、经济中心。为了阻止日军沿平汉线南下，攻占武汉，国民党军队在郑州东北郊花园口炸决黄河大堤，洪峰突发，夺路东去，淮河流域尽成泽国，日军运动极其困难，其进攻路线只能沿长江西上,别无他途。长江的江防顿成万众瞩目的焦点。马当，便是长江下游南京到武汉之间的第一道屏障。在此，中国海军设人工暗礁30处,沉船30艘,布雷1600余颗，无疑指望这一带江面能成为阻挡鬼子西进的滑铁卢。

1938年6月8日，拂晓。某部连长率着两个士兵沿江边查哨时，抓到一个形迹可疑的青年。刚刚挨了几下枪托，细皮嫩肉的此人便竹筒倒了豆子——他叫周文冠，苏州人，22岁，前来为日军刺探情报。

在周文冠的交待材料里，有一段叙述了他“落水”为汉奸的过程。

……上海打起来前，我就失业了，靠帮人家抄写和表哥接济生活，苏州乡下的父母都老了，没有力量再负担我，我也不愿回去。中央军队撤退上海后，有一天表哥找我，问我愿不愿找事干，我说愿意。后来就有日本人找到我，还有其他一些人，给了我们任务，说完成以后，就在上海市为我们安排就业，有的人想去日本上学，他们也可以帮忙。我当时正走投无路，连生活都很困难，听说这些条件，没有细细考虑，就答应了。（转引自《国共抗战——肃奸记》）

周文冠因刺探军事情报罪被立即枪决。

像周文冠这样的大大小小汉奸几乎布满了长江沿线，有渔民，有船工，有农夫，有商人，有学生，有士绅，有流氓。周文冠的情报没有送出去，但其他汉奸的情报送出去了，日本人对马当的江面情况、中国军队的配置了如指掌。6月24日，日军波田支队乘八艘运输舰顺江而下，至东流舍舟登陆，连陷马当东面的香山、黄山、香口诸要地，乘胜攻向马当。马当要塞500名中国士兵尽管拚死抵抗，却因众寡悬殊，援兵不至，伤亡殆尽。26日，马当失陷，日军又拿下湖口，凶锋直抵九江。

九江若破，武汉下游则屏障尽失，国民党方面决心要固守九江，在此积集数十万兵力，但日军的进攻势头风掣电闪，九江防务应对却仓促不周。更严重的是，作战部队都有一种被汉奸包围了的感觉。一个到处在口口相传的例子是——

在九江与瑞昌之间，有一处炮兵阵地，驻守该地的是某炮团三连。某日，该连正接收查验刚从后方运来的两门山炮。山炮由两辆美国道奇卡车拉着来到炮场，正是开晚饭时分，几乎所有官兵都围过来等着看这新家伙。连长指挥几个士兵卸下大炮，在脱去炮衣时，在场的所有人都目瞪口呆了——两门大炮的炮身、炮筒上，都赫然刷着攻击蒋介石、反对抗战的口号。连长顿时惊出了一身冷汗：是他亲自押的车，一路上日夜提防，戒备森严，汉奸尚且能神不知鬼不觉地在大炮上刷“反标”，那么，这些来无影遁无形的蟊贼日后再在炮身上做点其他手脚不也是轻而易举？

孙猴子钻进了铁扇公主肚皮里，数十万兵力又奈若何？

一位署名味夫的作者在一份叫做《呼声》的刊物上撰文惊叹：

在这九省通衢之地，抗战后重心所在的武汉，也不知有多少魑魅魍魉。贩夫走卒，衣冠士林，即或在你每天打招呼的熟人中间，保不准许有一个黑透了心的汉奸特务，如果把武汉彻底清扫一遍，准能理出一大堆这样的垃圾，熏臭武汉的江面。

现在看来，九江的失守，武汉的沦陷，可能很大程度上在于中国军队未开仗之前，士气即已被有恃无恐的汉奸们耗散大半。

沦陷区里，汉奸更是波澜壮阔。

1939年2月，日军占领汉口后，汉奸们迅速公开麇集起来，成立了“新民会”的组织，并在闹市区召开支持侵略者的“民众救国大会”。上千面小太阳旗在汉奸们的手里哗哗地挥舞，会场上方的标语竟然写着“新中国万岁”，将铁蹄下正饱受蹂躏的中国称为“新中国”，其寡廉鲜耻真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在港岛、沪上，一些报纸一夜变色，昨天还疾呼抗日，今天已一言一字均受日人指使。每星期中，总有几次什么“海军报导会”、“陆军报导会”、“大使馆报导会”，各报社派记者参加，由日人主持，讲解时事，提供消息。于是，版面上不是“日本飞机生产急速进展”、“日本海军新锐飞机雄姿”等大幅图片，就是“世界人民所以遭此空前之惨祸，莫不皆由贪婪无厌之英美帝国主义之野心造成”等一类高论，或者请来希特勒的语录：“自由时代已成过去，民主主义之复活已完全失败，各国未能觅得社会改造之真正途径者势必混乱……”

其中有一家报纸为大名鼎鼎的《申报》，总编辑是由占领当局委派的陈彬龢。此人在30年代初已是该报的总编辑，因在报上多有激烈文字让蒋介石不悦，令其离开，此后斗志不坠，又参加了宋庆龄等在沪上发起成立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自他再主持《申报》以来，该报一切言论完全站在日方立场，影响最为恶劣。比如为日军容易收购“军米”，他便在报上撰文，劝自己的同胞吃杂粮，理由极为充足，当然他自己仍每餐大菜，常是国际饭店的座上客。日本人很是满意他，送他两辆汽车，他自己还有三轮车包车和马车，出门行走煞是威风，时称“五车先生”。

在上海的“中华影业公司”，所辖演职员达3000余人。在占领当局所举行的各种“祝捷”、“反英美”活动中，无不有赞颂“皇军神勇”的宣传片予以积极配合。此外，还摄制了不少充斥风花雪月、靡靡之音的影片，让百姓不知有晋，何论汉唐。

北京大学并入西南联大去了昆明，日本人也要这块招牌来点缀“大东亚共荣圈”的古色古香，书声琅琅。鲁迅和周作人两兄弟，曾被郑振铎称为“五四”以来中国文学的“两个颠扑不破的巨石重镇”，现在一个“重镇”居然成了一名力夫，帮助日本人挑起了这块牌子。与此相似的还有，中央大学搬迁去了重庆，但在南京也有一帮人物仍在操持着伪“中央大学”……

就在大厦将倾之刻，1945年3月5日下午5时，在上海外滩的华懋饭店（今和平饭店）里举行了一场由《申报》张罗的所谓“神鹫赞美歌词”应征歌曲音乐会。陈彬龢先宣布：去年冬天美国在太平洋蠢动以来，盟邦陆军航空部队组织“神风特别攻击队”，以一人一机粉碎一舰。此英勇精神在后方有广泛宣扬之必要，对本报公开征求“神鹫赞美歌词”，社会反映异常踊跃……在海军报导部部长松岛致辞后演唱开始，“歌声雄伟，听者动容”。第一首歌由日本作曲家指挥，第二首是——

神风神风兮我武维扬

百战百胜兮太平洋

美俘束手兮战力强

威加天南兮黄人之光

神鹫振翼兮每发必中

协力同心兮海陆空

健儿身手兮个个英雄

指挥这首歌的是一个中国人——钱刚先生称自己“没有勇气秉笔直书”其名字的一位著名的音乐家（钱刚：《请原谅我隐去他的名字》 2005年4月7日《南方周末》）……

在国统区，抗战爆发后，国民党政府确定和颁布了一系列惩治汉奸的法令。对于潜入后方的间谍汉奸，一经发现，证据确凿，即予枪决，并及时广播登报，以示惩戒。抗战八年中，在后方捕获而被枪毙的汉奸见于报端者为数不少：

在淞沪会战中，在松江抓获汉奸20余名，证据凿实，均处极刑；在常熟，发现乔装买药及伪装僧人多人，抓获后供认受日军派遣，前来刺探军事地理不讳，均处极刑；在苏州，捕获汉奸数十名，均已正法。其中有一蔡姓少年，在他的日记册里记有日军所给百元、八十元等款项数目，并有拍发去日本的电报收据一张；在上海，先后枪决了龙学荣、史华甫、杨金标、李瑞占、朱山久、周甫宁、史春劳、曹炳炎、楼子甫、吴才荣、沈留仁、张金坤、陆云琪、陈友同、周小六、吴云喜、杨阿洪、王吴氏、高李氏等20多名汉奸。

在武汉保卫战中，武汉警卫部队分别枪决了以张宗铎、周华山、宋少同、钟汉伯等为首的数批刺探军情的汉奸。

1938年6月10日，在广州枪决了为日机轰炸放信号的汉奸15人。

1939年12月19日，在重庆枪决了为日本刺探情报的王金廷、佘金山两汉奸。

1940年7月15日，又枪毙了在沙坪坝、小龙坝等处以手电筒为日机轰炸重庆施放信号的刘荣华、张锡彬。

1943年9月20日，图谋刺杀美国空军人员的赵忠绥也被执行枪决……

一位住在上海多年的英国侨民柯林斯，在他日后的一篇回忆录里满是疑惑地写道：

中国是一个让人难解的国家，它的古老、它的悠久，都说明这个国家有它存在的道理和能力，许多在华外侨都亲眼目睹了中国军人勇敢抗敌的一幕，视死如归，较之西方的军队犹有过之。即使他们的一些童子军，那种爱国的热情也足以让人感动得流泪。但是在这些事迹发生的同时，汉奸的数量也达到可怕、惊人的程度，他们几乎是不受良心谴责，不在乎公众舆论。假如在英国，在西方随便一个国家，这种压力就能把他们压垮，而在这里，他们几乎感受不到这种压力。（转引自《国共抗战——肃奸记》）

草根卖国，“精英”也卖国。按照中国的路数，“精英”多“荟萃”于官场，因此比起草根卖国来，“精英”卖国更可怕，亦更彻底。

以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为例：政务长官殷汝耕，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秘书长池宗墨，毕业于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财政厅长赵从懿，留学日本法律科毕业。建设厅长刘云笙，日本弘文学院毕业。实业厅长殷体新，日本庆应大学毕业。秘书处长陈曾式，日本明治大学毕业。保安处长刘宗纪，日本士官学校毕业……

在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17名主要官员中，留学日本的为11人，比例高达五分之三强。在“精英”汉奸中，留学日本或在列岛生活过的人比比皆是。如伪华北临时政府的王克敏、王揖唐、王荫泰、汪时璟、周作人，汪伪政权之周佛海、高宗武，淞沪之战之前任职于国民党政府行政院秘书主任、有资格参加最高级别的军事会议，因而出卖了中国军队在长江的江防情报的黄濬……大量接纳培养中国留学生，显然也是日本破解我文化中国的得力手段之一。

在“精英”汉奸里，旧官僚、失意军人也占一定比例。由于北洋政府、旧军阀的垮台与失势，他们都成了过气的人物，偏偏又不甘于过气，这便转化为对任何权力、哪怕是危险权力的狂热追求。若再有对南京国民党政府的不满，即便是其双亲从坟墓里站起来拖住他，也拦不住他要走卖国求荣的道路了。前者的典型是马良，70多岁一老朽，仍在老骥伏枥，可惜日本人嫌其昏庸，找了另一个人来继任其伪山东省省长之职，他却老泪纵横，迟迟不去；后者的典型是周佛海，他一向自命为可经纬天下的干才，一直觊觎能执掌全国的财政大权，可这位置总给宋子文、孔祥熙等皇亲国戚坐着，不让他染指，于是“不以国士待之，当不以国士报之”……

像原本是“民主斗士”的陈彬龢这样具有角色的多变性、丰富性的“精英”汉奸，决不在少数——

如汪精卫这样曾谋刺清摄政王、被捕入狱时写下“行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倒清干将；

如陈公博、周佛海这样激扬文字的“五四”名将；

如王克敏、梁鸿志这样当时几乎妇孺皆知的民国闻人……

谁能料到，郑孝胥这样的前清巨绅，在当上了伪满洲国的“国务总理”后，亲自操刀写下深得日本军部大加赞赏的“满洲国国歌”：“天地内有了新满洲，新满洲便是新天地。顶天立地无苦无忧，造成我国家自由亲爱并无怨愁。人民三千万，人民三千万，纵加十倍也得自由……”

谁能估计，一向标榜在书房里“不会诗下酒，岂是文作饭”，自许要向大众传道布施的周作人，一旦走出了书房，撑起了伪北大门头外，1941年11月至1942年11月一年之间，还三次南下，风尘仆仆于徐州、涿县、保定、井陉、彰德、石门一带，“视察”各地治安强化运动开展情况。每到一处，都先去拜见当地日本宪兵队及特务机关，然后慰问陆军医院伤病“勇士”，检阅地方保甲自卫团，视察工矿企业机关学校，发表各种训示……再马不停蹄地奔往另一处。回京后又接见记者，发表“感怀”。他还曾头戴日本军帽，身穿日本军装，站在天安门上检阅“中华民国新民青少年团”训练的分列式。当年周作人在《五十自寿诗》中云：“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袈裟”，如今袈裟不穿却穿上了日本人的戎装，实在是滑稽到家了。

又有谁能想到，曾受过欧风美雨熏陶的温宗尧——年青时留学英国，剑桥大学毕业，对于建立民国助过一臂之力，以上海广肇所名义垫款42万两银子给孙中山，民国成立“南北议和”时，他为广东大元帅府七总裁之一。他“落水”后先任南京维持会长，后当上汪伪政权立法院长，竭尽种种卖国之能事不算，居然率尔操觚，阐述日本侵华的一片善心：

“日本之攻打中国，与西洋各国之攻打，其性质全不相同，盖西洋之攻打中国，其目标是在瓜分中国，日本之攻打中国，是欲中国之合作，以图共荣共存也。日本首次与中国战斗，是在1894年，其时中国串通高丽国，以谄媚俄国而排挤日本，日本惧高丽一旦落于俄国之手，必危害日本之生存，故为自身之存亡计，而不得已与中国战斗也。假使当时中国与高丽，能与日本携手合作，则东亚之新秩序早经成立，而中国与高丽之富强，亦必与日本无异。果尔，则不独1894年之战祸不致发生，即1932年之战役，与今日之战祸，亦即可避免也。”

再有李士群和丁默村二人，都曾经是中共党员，又都先后背叛；都曾经是国民党军统特务或中统特务，又都先后“反水”，毛遂自荐，替日本人张罗起特务组织，在极短的时间内迅速发展成为一个规模巨大、组织完备，足与国民党方面军统局相对抗的特务行动机关，成为汪伪汉奸集团生存和发展的极为重要的支柱。这个特工总部设在上海极司非尔路76号，“76号”即成为它的代名词。在抗战后期，在广大的华东地区，人们谈到它不免为之色变，连陈璧君也不得不承认“76号是一处太有血腥味的地方”……

耐人寻味的是，在这些“精英”汉奸里，有不少人，包括周佛海、王克敏、周作人、李士群在内，都是明里担当伪职的同时，暗地里又脚踩国民党、共产党两条船。

这些“精英”汉奸们，真是旋转似水滨之鹤，腾挪如泽地之鳄，善变似风中之标，善舞如燕瘦环肥。革命时可以气冲牛斗，卖国时可以娓娓道来。行文时闲适冲淡，为武时不惜血海滔天。要高尚起来，他们或可称先驱义士；要无耻起来，若地下的吴三桂有知，与他们比，立马会觉得自己纯洁如处子……

他们一切都能够在刹那间改变，像一场焰火开放，你不知下一个烟火什么颜色，如何形状。他们一切都可以算计，只要有足够高的红利，哪怕纵火烧了大半生历史的房子，只为的煮熟眼前的几个鸡蛋。

你不知道他们心中的“善”是怎样一点点、一块块霉变成“恶”的，“恶”又如何在胸中越垒越厚，如同一片原始树林千万年里被雷电、山火无数次击中后，纷纷倒下变成了一个瘴气弥漫的黑黝黝深谷……

你只知道，他们是他们自己豢养了多少年的“大恶”，他们还是中华民族在和平时期难以观赏更难引进铁笼子里的“大恶”。在一个民族危难的特殊时刻，这些“大恶”得以释放出来，至少证明在中国是如此——历史的一面有着多少光明与温暖，另一面便一定有着多少阴暗与卑劣！

在下层汉奸中，除了少数在“落水”前已是流氓、无赖、兵痞者外，多数人本是中华民国的良民顺民。日本人往往利用后者的贫穷、饥饿，还利用中华民国某些地方政府的麻木与无能来诱惑或威胁他们参加汉奸组织或汉奸活动。这一手段不仅在贫瘠苦寒的华北大地上攻无不克，就是在锦绣江南也屡试不爽。

刘震云在自己的一部带有浓厚写实风格的小说《温故一九四二》里写到：

日本人在中国犯下了滔天罪行……但在1943年冬至1944年春的河南灾区，却是这些杀人如麻的侵略者，救了我不少乡亲的命。他们给我们发放了不少军粮……所以，当时我的乡亲们，我的亲戚朋友，为日军带路的，给日军支前的，抬担架的，甚至加入队伍，帮助日军去解除中国军队武装的，不计其数。

据说，这一段时间在河南，至少有5万中国士兵被自己的民众缴了械。

《东史郎日记》也有内容证实了当年河南的情形——

河南，汲县。其实三天前，就传来了大概有数千名残敌会来袭击的消息。这儿的村民对日军抱有好感，而对残敌的暴戾心有余悸，他们常常会在残敌袭击前，就向在附近干活的工兵们通报消息。工兵们每次接到这种报告后，在日常作业中都注意加强警戒。情报三天前就传到了他们的耳朵里，第一、第二天都平安无事，所以他们就放松了警惕……

柯林斯在他的回忆录里说起：

日本人“就像到市场采购物品那样随便和容易，发现合适的目标后，就想法接近猎物，赤裸裸的用金钱勾引。附带说明一下，上海附近一带居民的生活，如果用英国的标准来衡量，他们比长期失业的家庭也有不如，但是同贫困的北方农村相比，可算是天上人间。这里的商业已经进入了繁荣的阶段，金钱的魔力已经显示出作用，老派人士常常用‘人心不古，世风日下’这句话批评当今许多人的行为，就像英国工业革命以后，道德、品质出现了一种普遍的沦丧和堕落。”所以，日本人很容易用金钱收买他们，或者答应提供就业机会，答应提供保护，答应向更高的一个阶层进行推荐，而他们索要报酬却不是直接的，马上兑现的，就好像将钱存入了银行，不愁在今后取出来时不附上一笔利息”。

1999年，以99岁高龄征婚而陡然成了国内新闻人物的章克标老人，抗战时期也是一个“落水”人物。先在日伪掌管的报纸当资料翻译，曾代表报社赴日参加“东亚操觚者恳谈会”。以后又在汪伪政权任宣传部科长、司长帮办（相当副司长）、伪《浙江日报》总编辑、社长（日本投降前主动卸去伪职），其间再度赴日参加“大东亚文学家大会”……

1999年，章克标老人出版了一本书《世纪挥手》，书中有一段对当年“落水”心态剖析的文字，值得照录——

我单个人在南京，过的又是怎样的生活呢？可以说是陷落在泥淖之中难以自拔就是了。只是自己决心不大，勇气不足，否则要脱出去也是没多大困难的。确实也曾有许多人，脱身出去找寻到了正确道路了。但大多数人，我们在汪伪组织任职的中下级工作者，大都知道这是一种不光彩的而且是罪恶的事，是为了生活吃饭问题而来做工作的，心里虽不顺遂，却是认为由于是生活压迫，也不过如做小偷做强盗一样，不过没有像小偷强盗那样的危险和明显地直接损害人民，以此来自己宽解。有时也会发生自责之念，但过后也就自己麻痹了。一方面也有个比较，以为既然别人如此，自己不过跟着去做，这是可以原谅的，以此来自己曲谅自己，自己麻痹自己，自己宽慰自己。既然同一路道的人不少，全都有这种心情，也很容易一天天糊里糊涂过去了。这样的一批人，成了心灵相通的朋友，可以不必吐露心曲，而在行动、行为上表示出来，都能相互理解。

在中国极少看到自身忏悔的文字，并不从新中国始。

那时的“落水”文人有为数不少的一批，此后仍从事著述的还很有几个。当时在北平“落水”的周作人，晚年笔下回顾附逆情形则要惜墨如金得多，在一本近40万字的《知堂回想录》里，不过寥寥数页两千来字而已，且多是关于自己曾被行刺的记录。而《世纪挥手》近30万言，涉及的附逆内容有三四万字，其中章克标还写到自己任伪职时不再用为社会所熟悉的本名，改成“章建之”，好像有了这个伪名之后，就可以把一切罪恶都归这个伪名去负担，这无异于掩耳盗铃……

老人如此直逼内心的反省、检讨，在中国，真堪称是士林“异类”了。倘若不是具有“异类”精神，我想，老人也就不会有在99岁上公开征婚、再求良缘的惊世骇俗之举。

从章克标的回忆里，我们可以发现，尽管比起鹑衣百结的华北老百姓来，都市里一般文人们的生活肯定会好过些，而且不会有敌人的刺刀顶在后脑勺上，但为生活所迫，仍是他们成批“落水”的一个理由，也是他们自责时的一针麻醉剂。

若完全能用生活所迫来解释，也不尽然。

在孔孟被抬举得比泰山还高的山东，常常见一个班的日寇，轻易地就占领了一个县城。七八个鬼子扛着面太阳旗来扫荡，三四万根据地军民就赶紧“跑反”。

北方叫“跑反”，在南方叫“逃难”。1944年，从桂林逃到贵阳这一线，在时隔半个多世纪后，经济学家茅于轼是这样回忆的：

那次，因为火车、汽车的运输能力锐减，我方几十万军民只好扶老携幼、沿公路徒步撤退。难民们饥寒交迫，疾病加疲劳，死伤无数。

尤其可悲的是难民们在这种困难条件下，非但不是互相帮助共渡难关，而是乘人之危，彼此算计。我父亲的一辆自行车，当时是最重要的交通工具，就被人偷走。还有一个单位的几十口人为了逃避后面追赶的日军，离开公路，走小路上山寨躲避，被当地百姓收留。不料一个恶霸看中了一家人的女儿，非要逼她成亲，否则几十人性命难保，患难之中被人逼得骨肉分离。类似的趁火打劫的事层出不穷。后有敌军追赶，上有日本飞机的轰炸扫射，周围还有自己人的暗算，从柳州到贵阳六百多公里的沿线弃尸无数，财产的损失更无法统计。当时沿黔贵线撤退的百姓估计有几十万之众，而日军从柳州进犯的部队仅仅3000名骑兵，既无重型作战装备，甚至缺乏粮草辎重，却造成了如此结局。为什么？我想起孙中山先生形容中国四万万人是“一盘散沙”。（《给你所爱的人以自由•精品茅于轼》，中国文联出版社）

南京大屠城后，近百个日本兵，押着五万名国民党军俘虏到燕子矶去枪杀。途中，几次有人提议跟鬼子们拼了，但周围是铅块一般沉重的沉默。不要说反抗，他们连逃跑的勇气都没有……

同是“二战”中，列宁格勒被围困900天，苏联军民战死达90余万人，是南京大屠杀的三倍，但是他们消灭了20多万德军。更重要的是，苏联人决不后退，即使在城市大部被占的情况下依然顽强战斗，最终将德军赶出了列宁格勒。苏联解体后，列宁格勒叫回了原来的名字：圣彼得堡。虽然红星已从国旗上摘去，但圣彼得堡这座最具“二战”同盟国英雄气概的伟大城市，依然让俄罗斯民族世代为之骄傲。

回过头来看南京大屠杀，中国人的心头除了切肤的仇恨，难道没有其他难言的滋味？

在中国从来孝优于忠，忠孝不能两全时，大部分国人选择孝，少数人例如岳飞的母亲，要岳飞不必尽孝，先去尽忠，结果是岳飞反被皇帝及奸臣陷害，成为尽忠的反面教材，日后的千百万“红卫兵”更是为此悔青了肠子。中国的忠也只要求吃皇粮的，古来老百姓就有一句形容自己与政府关系的话：“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于我何有哉？”在抗战最激烈的时候，不少日本战斗机飞行员会惊愕于一个奇特的景象，日军与中国军队正在城内外激战，城外不远的农田中，农民竟然若无其事地在田里劳作……

“帝力于我何有哉？”的时下版，便是日军军曹山田武一对金山卫农民的一番评价：“从我们对主人家，以及当地居民的观察看，他们对现政权没有什么特殊的感情，他们常说这样的话，卢永祥时代我们要吃饭，孙传芳时代我们要吃饭，蒋介石时代我们还是要吃饭，日本人来了我们仍然这样。只要你和他们拉上家常，先递上烟卷和糖果，他们就会打开话匣子，即使你中国话说得不流利也没问题，重要的是你必须听懂和事后的证实……”

于是，历史若不算是惊人地重复，也不过是稍稍往前移了几寸——

1900年，八国联军进入北京时的景象是：“‘顺民’之旗，户户高悬，‘德政’之伞，署衙千百！”

37年后，日军进入北平时，没有出现任何民间自发地抵抗，有的只是一座静默的城市，街道上空无一人……

痛心于此的梁启超的结论是，正是自古以来政治体制中“国民权利”的丧失，才导致了国民国家观念的阙如及文化信念的崩溃：“其能受阉宦、差役之娈索而安之者，必其能受外国之割一省而亦能安之者也；其能奴颜婢膝乞怜于权贵之间者，必能悬‘顺民’之旗、箪食壶浆以迎他族之师也。”（《新民说•论权利思想》）

胡适先生后来也说过大约同样意思的话——一个现代而又自由的国家，不可能是由一群听话的奴隶们建造起来的。

柯林斯的看法，则紧扣了当下的战局：“看来，蒋政府应该认真地考虑这种现象了。由于政府的无力，或者说是庸碌和腐败，造成了巨大的社会矛盾，中国的许多事情都是可以让老百姓责难的，也许，汉奸们正是利用这种普遍的不满，为他们的行为作出辩解的理由。”

>>>>>>>>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