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抗战烽火中的历史画卷

抗战烽火中的历史画卷

○　胡平

一可以倒下，不能屈膝

若不了解八年抗战前夕，中国是一个怎样的国家，你就不可能领略抗战八年的丰富内涵。

1937年对日作战前夕，日本工业总产值约60亿美元，中国约14亿美元，仅为日本四分之一；从财政状况来看，国民党政府的全年收入，主要来自商业税收，只有12.51亿元，以三比一折算，约合4.17亿美元。历史学家黄仁宇对此评说：“虽说当年的购买力与今朝不同，这4亿元是一个极为纤小的数目。”

据国民党政府40年代统计，抗战前中国的铁路总长度不足1万公里，平均每4万人不足1公里，每百平方公里国土不及半公里。与当时的英、法、美、德、意、日等一流强国比，不可以道里计，就是当时仍为英国殖民地的印度，每平方公里的铁路，也比中国多出5倍以上，甚至连非洲的阿比西尼亚（即现在的埃塞俄比亚）的铁路，也比中国要多。铁路不行，公路运输也居人之后，全国仅有汽车62000辆，而且全靠进口，国土面积只有中国二十六分之一的日本，汽车却多出中国一倍以上，公路里长在8倍以上。公路不仅总长度短，质量也极差，坑坑洼洼，大约只有当今乡村公路的水平。

在军事装备上，日本年钢产量580万吨，中国4万吨，仅为日本一百四十五分之一；日本年造飞机1580架，火炮744门，坦克330辆，主力舰、航空母舰等大型军舰285艘，总吨位1400万吨。中国虽能生产步枪和机枪，但所有的重武器，包括飞机、坦克、火炮、军舰、石油和无线电器材都完全依赖进口。至1937年11月上海失守，中国空军能起飞的飞机已经不足20架。在陈纳德的飞虎队援华之前，中国的制空权完全掌握在日军手里，绝大多数时候日机可以任意往来，任意轰炸，任意扫射。日军进攻南京时，中国空军已无力再战，南京机场只剩7架能起飞的飞机和36架待修理的飞机，远无力支持南京保卫战。

陆军也差得太远，战争之初日本一个师的武力装备，相当于中国一个师武力装备的3倍，而到了战争的中后期，已经相当于中国的8至9倍。在正规军，士兵配以三八式或中正式步枪，很少连发的盒子炮、冲锋枪，子弹也不充裕，一个营大概会有几门迫击炮点缀一下。若是在游击队，基本武器就是大刀、梭镖了。所谓国防工事，最好的是水泥钢骨的机关枪巢，但多半时候只有步兵临时挖的散兵坑，甚至连散兵壕都不多见。

在军队素质上，抗战伊始，日军将官的年龄一般在45岁以上，国民党军队的将官年龄则多在45岁以下，有的只有30—40岁。“日本陆军训练之精，和战斗力之强，可说举世罕有其匹。用兵行阵时，上至将官，下至士卒，俱按战术战斗原则作战，一丝不乱，令敌人不易有隙可乘。日本高级将领之中虽乏出色战略家，但是在基本原则上，绝少发生重大错误。日本将官，一般都身材矮小，其貌不扬，但其作事皆能脚踏实地，一丝不苟，令人生敬生畏。”（《李宗仁回忆录》下册）

国民党军队与之相比，差距甚大。蒋介石多次公开说，军队“学得太少，又不注意补充”，“根本没有现代的军事常识”，完全“不配做一个现代的军人”。他曾指责某些军官道：“你们今天做军长、师长的人，如果真正凭自己的学识能力，在国外做一个团长的资格都不够。”（台湾“国防研究院”等编：《蒋总统集》第1册 1984年版）

因此，总以帅才自视的蒋介石经常直接插手指挥下级部队。他曾对美国驻华军事观察团的史迪威将军解释道：“夜里我必须醒着、躺着，考虑他们可能会做什么愚蠢的事情。然后，我写下来告诉他们不要做这些事情……这就是领导他们的秘密。”（参见忻平著《1937：深重的灾难与历史的转折》）

抗战开始时，中国军队不下数百万人，但是五花八门。就系统来说，有所谓中央军、东北军、西北军、山西军、粤军、桂军、川军、滇军及其他各省地方军。各军训练方法极不一致，军队的配备亦因军而异，德、日、俄、意、英、美、法、捷克等，还有国内的汉阳、金陵、巩县、沈阳、太原等兵工厂出品的，一应俱全，中国军队可谓是全世界各种武器的陈列所。就地域来说，有北方军人，有南方军人，其生活习惯和作战的适应性各有不同。就征募方式来说，广西是征兵制，中央及其他各省是募兵制，也有征募并行的。就指导思想来说，官方钦定为正统的三民主义之外，还有“水浒”、“三国”主义——宋明之际问世的这类演义小说中所宣扬的种种人格方式和韬略方式，成了信奉“有枪就是草头王”的中国人之间的一个深刻默契。再有一支信仰马列主义的共产党领导的第八路军。这些军队的性质不一，战斗力也有强弱，但充满敌忾同仇之心是完全一致的。若视各部队的作战能力善予运用，在八年的抗战烽火中，至少前两种军队数百万人大可熔于一炉，铸成一德一心的国家军队。

“无奈中央当局始终不能开诚相见，无法达成理想。第一件令人不服的事，便是硬把全国军队分成‘中央系’和所谓‘杂牌’。在武器、弹药、被服、粮饷各方面，中央军得到无限制的补充，杂牌军则被克扣……在大敌当前之时，并肩用战的友军，有的食丰履厚，武器精良，气焰凌人，有的却面有饥色，器械窳劣。要他们同样出死力而无怨尤，又岂可得呢？” （《李宗仁回忆录》下册）

作为杂牌军，平时在前线，一怕敌人攻击，二怕被共产党吃掉，最怕的还是被友军的中央军缴械。在这种情况之下，图存之不暇，却要分心思去抗战，实属不易。据李宗仁说，抗战胜利前夕，蒋介石向参谋总长兼军政部长何应钦索阅全国军队番号清册，见非黄埔系的番号尚有百数十师之多，蒋顿感不悦，说：“打了8年，还有这许多番号？”

国民党政府外聘的军事专家曾估计，从纯军事角度看，中日战争一旦全面爆发，中国海军一星期之内就将失去作战能力，中国空军一个多月就难以支撑，中国陆军最多可坚持半年。日本陆相杉山元大将报奏天皇裕仁称“中国政府和中国军队的生存不能超过三个月”。

政治上的糟乱，也不在军事之下。

颇有代表性的是湖北。该省自1929年到抗战开始，七年之间竟走马灯般五易省主席，计有夏斗寅、何成睿、杨永泰、张群、黄绍宏。这五位省主席中，除夏斗寅外，其他都是当时政坛上第一流的人物，还是蒋介石朝夕咨询的智囊。而且，湖北又是中国南方各省中先天条件最好的之一，水陆交汇，九省通衢，物产丰饶。但在这七年之内，湖北省内可说是贪污成风，建设毫无。省主席一动，则厅处长、行政专员、县长全盘更动，甚至事务人员也都大换血。全省上下公务人员，人人皆存五日京兆之心。一有机会，便大捞一笔，愈速愈妙，以免错过。几乎人人眼珠子都掉进了钱眼里。

虽军队云集，名为“剿共”，省主席对驻军并无丝毫监督和调动之权。将领皆为“天子门生”的中央军，上阵实为督阵：盯着杂牌军去消灭“共军”，让“共军”消耗杂牌军。杂牌军深谙“投鼠忌器”的道理，一旦与“共军”作战，各军皆避实就虚，保存实力，“共军”当然乘机茁壮坐大。鄂东的豫、鄂、皖边区早被张国焘和徐向前抹成了红彤彤的天下，鄂西又为贺龙、萧克部所盘踞，国民党中央与鄂省当局均束手无策，莫可奈何。一省裂成数块，对峙不倒，进而剿灭对方，便成了要务，经济没法搞了，起码的交通也遭到阻隔。鄂东、鄂北本是武汉两道门户，但抗战之前，由武汉到鄂东，竟无一条公路……

湖北如此，安徽、江西、河南等省，亦大抵如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省份还是国民党权力机制能够到达县乡之区。国民党统治力最薄弱的山东、四川、贵州、云南等省，局面更混乱，松弛如何，便可想而知了。

老天也不帮忙。下面两段话是摘自当年《大公报》上的报道——

1942年夏到1943年春，河南发生大旱灾，景象令人触目惊心。全省夏秋两季大部绝收。大旱之后，又遇蝗灾。灾民500万，占全省人口的百分之二十。水旱蝗汤，袭击全省110个县。

灾民吃草根树皮，饿殍遍野。妇女售价跌至过去的十分之一，壮丁售价也跌了三分之一。辽阔中原，赤地千里，河南饿死300万人之多。

据说蒋介石看了河南省主席的灾情报告深表怀疑。读到《大公报》上的有关报道后，觉得脸上挂不住了，下令该报停刊三天整顿。他并坚持政府向河南征收的实物税和军粮任务不变。

当时，美国驻华外交官谢伟思在给美国政府的报告中写到：“河南灾民最大的负担是不断加重的实物税和征收军粮……我从很多人士那里得到的估计是：全国所征粮税占农民总收获的30%—50%。”随即，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的一篇现场报道，使300万人的死亡气息弥漫到了全世界人的鼻子底下。在一张野狗啃食尸体的照片佐证下，该报道透露说：在河南，军队要粮，粮贩倒粮，地主囤粮。受灾的几千万人只有吃树皮、稻草，干柴和有毒的“霉花”。部分地区甚至出现了易子相食、狗吃死人的惨剧……

国家如此积贫积弱，军队如此杂色林立，社会如此危如悬卵。

在日本人看来，中国只是一方他们很快就能踏马挥鞭的残壁断碣，而多少年来势不两立的国民党与共产党，无须多少时间，统统成为皇军的刀下之羊。

1937年7月8日，即“卢沟桥事变”次日，正在庐山的蒋介石认为日本百端挑衅，无理要挟，实属忍无可忍，当即决心应战，准备动员。他召集全国各界代表人士，在庐山举行国策会议，他在会议上宣告：

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任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中国政府坚定之立场、真诚之呼吁，并未能警醒这时已被军人完全控制了的日本政府。日军仍步步进逼，8月4日北平沦陷，中国正式进入作战阶段。

一个破碎了的蛋，只要有了仇恨，那黄白难分的汁液也会立马聚拢来，变成一块板砖狠狠地向强物砸去。一个民族，即使被捣碎了五腑六脏，但只要不肯就此灭绝，也会拆下骨头为旗杆，剥下皮来作血红的大旗，向敌阵进行拼死的搏击！

8月13日，上海战事爆发。日军海陆空联合作战，向我淞沪一隅之地疯狂攻击，前后达10周之久。中国军队以劣势装备，凭血肉之躯，拼死抵抗，伤亡之大，实属空前。蒋介石调动了73个师参加上海战场的作战，占当时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能够指挥的部队三分之一强（当时全国约有180个师）。当战事进行得最惨烈之际，中国军队每天都要增援一个或两个师补充伤亡。这些部队，很多是从边远省份如贵州、云南等地调来，急驰行军万里，抵达战场后不到几天，即遭日军猛烈炮火攻击，伤亡殆尽。但中国军队在战场上个个争先，人人效死。有一个阵地激战后，最后仅剩下士兵4名，他们以一人看护连长尸体，其余三人仍坚守待援。此种英勇作战精神当时震惊了世界，英国《泰晤士报》在10月28日的社论中说：“这次两军作战，中国军队伤亡固极惨重，但10周的英勇抵抗，已足以造成中国堪称军事国家的荣誉。须知中国军队大部分现在训练犹未充足，武装亦未齐备，甚至无力装备雨衣，部队需携雨伞作战。但外人认为不能支持一周的阵地，而他们竟坚守10周之久，这就将对中国各地发生极大的精神影响。本报对这次在上海作战中中国军队的英勇智谋，表示最大的敬意！”

中国军队寸土必争的气概，迫使日军从原有的海军陆战队一个混成旅约八九千人，陆续增加到12个师团的兵力，总兵力达到了20万以上。据日本陆军省于当年11月初宣布，自开战的8月13日至10月底，日军在上海战场死伤4万多人。“这个数字可能是大为缩小了的。当时日军在海空军方面占绝对优势，即使依据死伤4万多人来说，也可想见当时战争的激烈程度。（宋希濂《南京守城战役亲历记》《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三卷）

值得注意的是，在淞沪之战中，蒋介石将嫡系精锐部队悉数投入火线，在连续三个多月的战斗中牺牲惨重，至当年12月16日南京陷落止，中央军伤亡达33.3万余人，“以致国民党自黄埔建军以来，十多年中悉心培植的精锐之师在抗战的头半年内便几已伤亡殆尽，而大部分的地方军人却因未参加战斗，遂得以保全实力，并遍布全国各省。”（齐锡生《抗战中的军事》引自“联合报丛书”《抗战胜利的代价——抗战胜利40周年学术论文》台湾联经事业出版公司1986年9月初版）

日军挟其优势，妄想在极短时间内，摧毁中国军队之抵抗，以实现“三月亡华”、“速战速决”之野心。1937年8月国民党政府提出的“持久消耗战略”，后来又提出的“以空间换取时间，积小胜为大胜”战略，其目的便在于避免与敌决战，并诱使敌主力用于湖沼山岳地区，使其优势装备，无法发挥其效能，以求逐次消耗日军，奠立中国长期抗战的基础。

这样做，并不意味国民党政府打算“消极抗战”，恰恰相反，“国民党蒋介石的抗战具有重大的意义，因为这代表了一个国家的权力中枢——中国政府对侵略者的‘应战’态度，而且基本上是贯彻始终，并未中途而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著名史学家刘大年评价道：‘抗战爆发以前，国家权力基本上掌握在蒋介石、国民党及其各派系手里，有蒋介石、国民党参加，才有全民族的对外战争，否则全民族的抗战就无法实现。抗战期间，蒋介石没有放弃反共，也没有放弃抗战。从全民族战争这方面看，蒋介石、国民党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应当得到客观的全面的评价。’”（《1937：深重的灾难与历史的转折》）

中共方面，影响最大、至今所有大陆中学生都耳熟能详的胜利是平型关大捷。

1937年9月中旬，八路军第115师在山西省东北部平型关地区，对日军精锐第5师第21旅一部进行伏击战，以劣势装备一举歼灭敌1000余人，击毁汽车百余辆、马车200辆，缴获步兵炮1门、轻重机枪20余挺、步枪1000余支、军马50余匹及其他大批军用物资，牵制了日军第5师的进攻，支援了平汉铁路和同蒲铁路线上的国民党军作战。这是全国抗战开始以来中国军队取得的第一次大胜利，它打击了侵华日军的嚣张气焰，有力地振奋了全国的民心士气。

百团大战，则是抗日战争中八路军在华北地区发动的一次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带战略性的进攻战役。1940年夏秋，八路军共使用105个团的兵力，向日军占领的交通线和据点发动进攻，此战历时三个半月。在地方武装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紧密配合下，共作战1824次，毙伤日军2万余人、伪军5000余人，俘日军280余人、伪军1.8万余人，拔除据点2900多个，破坏铁路470余公里、公路1500余公里，缴获各种炮50余门、各种枪5800余枝（挺）。八路军也付出了伤亡1.7万余人的代价。日军在遭受打击后感慨“对华北应有再认识”，并从华中正面战场抽调2个师加强华北方面军，对华北各抗日根据地进行更大规模的报复作战。

但综而观之，国民党政府始终是日寇打击消灭的主要对象，国民党政府面对的也始终是抗日主战场。主战场战上先后进行了22次大型会战，它们是淞沪会战（1937年8月13日到11月11日），南京会战（1937年12月），太原会战（1937年9月到11月），徐州会战（1938年3月到5月），兰封会战（1938年），武汉会战（1938年8月到10月），随枣会战（1939年5月），长沙会战（1939年9月到10月），桂南会战（1939年11月到1940年11月），枣宜会战（1940年5月到6月），豫南会战（1940年1月到2月），上高会战（1941年3月到4月）,晋南会战（1941年5月）,长沙会战（1941年9月到10月），长沙会战（1941年12月）,浙赣会战（1942年5月到8月），鄂西会战（ 1943年5月到6月），常德会战（1943年11月到12月）,一号作战（豫中会战、长沙衡阳会战及桂林柳州会战三个会战之总称。1944年4月到12月）,湘西会战（ 1945年4月到6月）。

此外，为配合盟军行动，1942年4月，10万之众的中国远征军赴缅甸作战。

这些会战里，尽管有兰封会战中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极大灾难的“花园口事件”,敌军击破我中条山部队，造成我方抗战中期最大失败的晋南会战，还有因中国军队电报被破译,敌军占了主动，致使长沙一度沦陷、中国军队损失达6万兵力的第二次长沙会战，以及日军为打通大陆交通线,破坏中美空军机场,对我方发动的最大一次攻势——中国军队损失达50万兵力的一号作战……但在中国军队纷飞的血肉前，是日军纷飞的血肉；在中国人头颅如雪花般旋舞在亘古如斯的山河后，是日本人的性命如樱花一样凋落在异国陌生的土地上。

孙立人（1900—1990）是我们民族永远不该遗忘的一个名字。

1942年4月，孙立人率领新38师赴缅甸作战。17日，西线英军步兵第一师及装甲第七旅被日军包围于仁安羌，粮尽弹缺，水源断绝，陷于绝境。奉负责盟军联合作战指挥的史迪威将军之命，孙立人亲率113团星夜驰援。18日凌晨，向日军发起猛烈攻击，到了中午即攻克日军阵地，歼敌一个大队，解除了七千英军之围，并救出被日军俘虏的英军官兵、传教士和记者500余人。仁安羌之战是中国远征军入缅后的第一个胜仗，孙立人以700余人的兵力，击退数倍于己之敌，救出近十倍于己的友军，震动盟国。为此，美国罗斯福总统授予他“丰功”勋章，英王乔治六世授予他“帝国司令”勋章，孙立人是第一个获得这一勋章的外籍将领。

5月底，孙立人率新38师撤往印度边境。英驻印边防军要中国军队解除武装，以难民身份进入印度。孙立人见英国人过河拆桥，顿时怒火升腾，下令部队准备战斗。碰巧的是英军第一师师长正在附近住院，得知情况后马上赶来，告之边防军将领：这可不是一支溃军，它是有大大战功的。边防军将领将信将疑，来到新38师营地。200名精壮士兵组成的一支仪仗队在门口迎接，军装破了些，可精神无不抖擞，队伍前面还摆着擦得铮亮的两门小钢炮，四挺重机枪。他见惯了从缅甸败退过来的英军，为了逃命，能丢的轻武器都丢得差不多了，谁还会去管重武器？他问机枪手是如何想的，后者被亚热带的阳光晒得黧黑的脸上眉头未皱，脱口而出：“武器是士兵的生命，人在武器在！”孙立人接着领英军将领参观井然有序的营房，又举行军事表演。英军将领肃然起敬，态度为之一变。次日，英军摆开仪仗队，又鸣礼炮十响，隆重欢迎新38师开进印度。

1943年10月，中国驻印军开始向缅北大举反攻。新38师犹如下山猛虎一路长驱，在此后历时两年的作战中，新38师扩编为新一军，共击毙日军王牌第18师团3个联队长以下3.3万余官兵，伤日军7.5万余人，俘虏大尉以下323人。1943年12月29日拿下于邦时，当日军俘虏被带到孙立人面前，他不加思索地命令身边的参谋：“这些狗杂种！你们去审一下，凡是到过中国的，一律就地枪毙，今后都这样办！”此外，缴获大炮186座，战车67台，汽车552台，夺取公路646英里。由于孙立人卓越的战略战术的运用，新一军自己的伤亡只有1.7万人。战史表明，在整个抗战期间，没有任何一个中国军级战斗编制的战绩能和新一军相比。孙立人因此被西方人视为“东方隆美尔”，新一军被国内舆论界称为“天下第一军”。虽然在作战部署中，孙立人对史迪威屡有顶撞，但史迪威极为欣赏他，到了缅战后期，干脆放兵权于他，由孙立人视局势自行决定新一军的进退。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曙光在即，应欧洲盟军最高司令艾森豪威尔之邀，孙立人赴欧考察欧洲战场。日本投降后，美国邀中国派出一支由5万人组成的军队，协助美军占领并管理日本，并特别点名希望派遣孙立人的新一军去。我记得，1967年7、8月间，时任装甲兵副政委的程世清同志，不过率一个几千人的师来到江西“支左”，半年里，便把连电线杆也想扯起脚去造反的赣鄱大地管得石子也难翻身，小草也难呼吸。倘若真是有孙立人麾下的5万烈火金刚进驻列岛，此后的日本走向以及中日关系，可能又是另一种写法……

蒋介石终于按捺不住了。在他眼里，孙立人从来就是一个异数：孙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赴美留学后，又获理学士学位。后又考入弗吉尼亚军校，该校为美国南部的“西点”。毕业后遍游欧洲，考察英、德、法、日等国军事。孙的出身背景显然与蒋介石的嫡系部队的将领不同，后者基本毕业于他任校长的黄埔军校，在军中自视“天之门生”。孙的赫赫战功，也让蒋手下的几员大将陈诚、何应钦、杜聿明、胡宗南等相形见绌。

对这个异数，蒋不可不用。国军中难得有新一军这样敢打善打、令盟军口服心服的队伍，用了，大大提升了国军的国际形象。但由其功高盖主，且一人之谔谔，压倒一群之诺诺，总让蒋介石有一口气憋在喉咙里，有一只脚踩在棉花上。他打了美国人的回票，偏派新一军去东北，他要让孙立人与中共方面的虎将林彪有一场天昏地暗的恶战……

事情不仅仅到此作罢。1955年，在台湾发生了莫须有的“孙立人兵变案”，此后孙立人开始了长达33年失去自由的生活。不过，他比海峡另一边、同样是居功厥伟的彭德怀要好一些，1988年，他亲眼看到了自己获平反的一天。

在主战场上，国人比较熟知的是淞沪会战和属于徐州会战一部分的台儿庄大捷。此后规模最大的一次硬仗，则是常德会战，中国军队以一个师的兵力守备一城，却遭遇装备精良的10万日军连续16昼夜的攻击，在中国战史上还找不出先例。当时的《大公报》对这次会战进行了大量报道——

……经过16昼夜的长时间，其中敌人停止攻击的时间，仅有两小时半，它曾六次换用兵力，先后达10万人，炮击，轰炸，火攻，毒气，种种战法都使用尽了，但是守军还是不投降，要在每一寸土地上，流下光辉鲜血，要敌人留下无比的代价。

常德守军每一个士兵甚至每一个伙夫，都知道他们的任务是怎样的重大，要杀退来犯的敌人，要把所有的敌人杀尽在常德城边。25日以前，是东北西三面被攻，25日以后是四面被围，军是孤军，城是孤城，接济断了，援军绝了，要奋斗，要生存，要保卫祖宗的土地。

必胜的信念，加强了每一个弟兄们杀敌的勇气。营长张廷林带着全营的弟兄们，苦守住大西门外长生桥的阵地，那是进城必经的道路。26日拂晓，一千多敌人冲上来，张营长带着弟兄们迎头痛击，机关枪手榴弹如雨一样向敌人投去，一排排的敌人倒在地下，一队队的敌人向后跑，敌军官带着残兵败卒又冲上来。这样子打了六次。在第六次上，张营长带着弟兄们跳出战壕，擎着枪和敌人肉搏，一千多个敌人，打到正午，只剩四百多逃回去。

小西门外的战斗也一样紧张，郦鸿均营长率苏法三连长守住了拐上，和敌人九次肉搏，消灭敌人五百多，郦营长的刺刀成了弓，敌兵还在冲，弟兄们都阵亡了，郦苏两位也随着殉国。

人数一天天的在减少，马夫伙夫甚至司书，也拿着枪加入战斗。第一连守小西门，全连都阵亡了，只有伙夫林三目还活着，他把阵地上的手榴弹搜集拢来，带了一支枪守着阵地。一个敌队长带着二百多人冲了上来，林三目不慌不忙，一枪把那个队长打死。接着八个手榴弹向鬼子送去，一阵爆炸，百多个敌人倒在地下不动，其余的都跑了……

敌人死伤了许多人，攻了七八天，常德城还是可望不可及，于是用毒气来攻，用火来烧，用飞机投烧夷弹，用大炮射毒气弹，放火烧民屋，一层一层地向城里烧，把建筑和人一齐烧掉，可是毒气弹毁不了我忠勇官兵的战斗精神，烧夷弹烧不掉士兵们杀敌的勇气，满城都是火，炮弹如雨下，士兵一面救火，一面还是在射击，敌人仍然不能前进一步……

29日，敌人的炮火集中轰击水星楼，命中了十几炮，水星楼倒了，守御的官兵还在继续作战。在最后一刻，远处听见由水星楼里送出雄壮的歌声和“中华民国万岁”的呼声。听的人哭了；唱的人从容战死了。现在，还有十几具官长的遗体压在水星楼歪倒的身体下面……

伙夫杂兵也打光了，政工人员亦持枪作战，官长亦临第一线当士兵。副团长步兵中校孟明武在南门指挥作战，士兵都牺牲尽了，敌人还在猛攻，他跳出战壕，拿着枪，把冲到壕边的敌兵一连打死十几个，还得到两挺轻机关枪……连看护兵和卫生队都拿起枪来干。敌人每日每处至少进攻三四十次，每天的进展也不过二三十公尺。全城被围，每一个角落都在战斗。受伤的官兵，无从救护运送，只好忍着痛躺在地上，拿手榴弹向敌人抛。受伤三四次还在作战的到处皆是，官长命令退后休息，全不肯……

最令人头痛的是子弹也打尽了，空军虽然来接济过，但是数量有限，士兵身上最多只剩十余粒，最少的亦只有两粒了。弹尽了，援绝了，苦战16昼夜，169团只剩13个战斗兵，170团一个都没剩，团长柴意新阵亡……城里的大街小巷都曾激烈战斗或扑杀过，每一段残墙上的弹痕血迹就是证明。常德城内，你再也看不见一座完善的房屋了，剩下的是瓦砾，焦木，残垣，断壁交织的一座废墟。

12月11日，守军未死的人们，又协助友军攻克常德。敌人在攻城战中伤亡28000余人。

在全面战争爆发的前四个月，仅仅是中央军校1929年至1933年毕业的25000名年轻军官中，就有10000名牺牲，阵亡的比例高达40%。

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算起，15年的抗战中，国民党军队有100多名将军光荣捐躯，共产党军队则有杨靖宇、左权等20余位将领献出生命。在前线牺牲的将军中，生前有上将军衔和死后被追授上将军衔的高级将领一共有九位，他们分别是：佟麟阁上将，赵登禹上将、郝梦龄上将、王铭章上将、冯安邦上将、唐淮源上将、饶国华上将、张自忠上将、李家钰上将。

其中，张自忠上将和李家钰上将，他们是抗战中牺牲的国民革命军中最高级别的将领，两人都是集团军总司令。在“二战”同盟国方面，他们亦为牺牲在炮火中的最高级别的将领。

张自忠将军，1890年生，字荩忱，山东临清人。20岁时加入同盟会，因痛感国势羸弱、外患煎迫，毅然投笔从戎。1933年长城抗战中，已从一个学兵，成长为二十九军前线总指挥。喜峰口阻击日军，以大刀队重创敌寇，名震中外。1938年担任五十九军军长，转战鲁、皖、豫、鄂，先后在临沂大败日寇坂垣师团，并在台儿庄会战中建立奇功。台儿庄大战后，日军增兵，包围徐州，截断陇海线，将军临危受命，掩护徐州数十万主力突围。武汉失守后，又在长寿店战役和随枣战役中屡立战功，升任三十三集团军上将总司令兼第五战区右翼兵团总司令。宜枣会战，将军身先士卒与日寇血战，身受七创，壮烈殉国，时年仅50岁。

在东渡襄河抗击日寇前夜，张将军给他的副手冯治安留了一封信：“因为战区全面战争之关系及本身的责任，均须过河与敌一拼……无论作好作坏，一定求良心得到安慰……”

此前，将军还告所属部将书：“看最近情况，敌人或要来碰一下钉子；只要敌来犯，兄即到河东与弟等共同去牺牲。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毫无其他办法。要相信，只要我等能本此决心，我们国家及我五千年历史之民族，决不致亡于区区三岛倭奴之手。为国家民族死亡决心，海不清，石不烂，决不半点改变。愿与诸弟共勉之。”

临终之际，除了鼓舞将士杀敌，将军还留下了他生平的最后一句话：“自问对国家，对民族、对长官，良心都安慰……”

将军殉国后，灵柩自他牺牲之地湖北南瓜店溯流长江运行重庆，抵北碚的梅花山麓，十万军民去江边自发送别，专轮经过之处，万县、云阳、忠州、奉节等地，沿江军民望灵遥祭，虽敌机临空而不为所动。正在领导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周恩来也亲书挽联，表达敬意：忠义之志，壮烈之气。

周恩来还为另一位国民党军队高级将领亲笔题上挽联，他是国民党军队的第一个机械化师,即200师师长戴安澜中将。该师也为中国远征军的主力部队。1942年5月26日，在缅北山林里，全师打得只剩下几百号人，戴将军也战死，时年仅38岁。官兵们轮流抬着将军的灵柩，千难万险，出缅甸，经保山，到达昆明，沿途也受到各地军民的隆重礼送。周恩来为戴安澜题词为：黄浦之英，民族之雄。

据国内1994年出版的《血祭太阳旗》一书，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死于中国境内的日寇将领共129名，其中大部分是被击毙的。在毙命的日寇将领中，有包括阿部规秀中将在内的3名死于与八路军的战斗中。又据日方自己的一份名单，列出有姓名、军衔、时间、地点、死因的日寇将领90名，其中与国民党军队作战亡者或被其击落座机亡者40人，与共产党军队作战亡者4人，与其他抗日武装作战亡者9人，与苏联军队作战亡者8人，与美军作战或被美军击落座机者5人，被中美联合空军击毙者3人，踏地雷死者2人。

在强大的外敌入侵时，蒋介石并没有忘记消灭共产党，如同在李宗仁、孙立人那满是战尘飘拂的身影后，他从没有收起那一道道狐疑、阴沉的目光……但他毕竟还是清楚小学生都知道的“兄弟霓于墙，外御其侮”的道理。1936年年底的“西安事变”后，国民党实行了由“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向“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政策的转变。尽管以后又屡屡发生类似“皖南事变”这样的两党两军间的摩擦与争斗，但在抗战初期，对于蒋介石的全民族抗日的领袖地位，以及国民党政府在抗日主战场上的作用，中共方面是拥护和承认的。

蒋介石的庐山宣言发表后，当时作为中共方面总负责人的张闻天即发表讲话：“在目前抗日战争中，蒋介石先生领导的国民党已经处在了领导的地位，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事实……我们应该向国民党同志声明，我们是竭诚地拥护现在的蒋先生的领导的，这是全中国人民自己的政府，也是我们共产党人的中央政府。”

1938年4月，张闻天不再担任总负责人。中共中央由书记处领导，毛泽东名列书记处第一人。

这一年，有些几乎天天要和毛泽东见面的人，似乎感觉到他和以往不一样了，尤其是那些从江西中央苏区起就和他在一起的人，更是觉得他好长的时间都没有过像现在这样轻松，富有活力。而且，他仿佛年轻了，好长时间不修边幅的他，脸上意外地不见了那些让人熟悉的胡须。

这当然是为着革命终于化险为夷，他心里的一块大石砰然落地。在他的全力催促下，1938年初，朱德、彭德怀、刘伯承、邓小平、贺龙、聂荣臻等率八路军陆续深入华北各地，相继建立起根据地，仅一年时间，八路军就从1937年9月的不足3万人，发展到1938年秋的25万人。中共武装发展壮大的事实，使朱德、彭德怀等八路军领导人信服了毛泽东，纷纷放弃了过去的不同看法，转而接受了他的意见。

此外，人们还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了什么——一个刚来延安不久，却因为唱京剧《打渔杀家》而一下唱红了整个陕北的女子，不时在他的窑洞前的雪地上留下纤巧的脚印。她明眸中的阳光，还有脖子上火红色的围巾，差点让他眩晕。毛泽东新婚燕尔的消息，开始在延安四处流传，传得很远，甚至传到了重庆的小报上……

1938年9月29日，扩大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正式开幕。全会前后开了40天，是至那时为止中共中央所开的历时最长的一次会议。全会的灵魂人物是毛泽东，10月12日至14日，毛泽东代表政治局向会议作了题为《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

在这个报告中，他指出“抗战的发动与坚持，离开国民党是不可想象的”，他称赞国民党“有孙中山先生、蒋介石先生前后两个伟大领袖”。他高度评价抗战以来在“民族领袖与最高统帅蒋委员长的统一领导之下”，中国已“形成了一个空前的抗日大团结”，他强调在抗战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成中，“国民党居于领导与基干的地位”。他批评“至今仍有不少的人对于国民党存在着一种不正确的观察，他们对于国民党的前途是怀疑的”……

毛泽东还在六中全会开幕的当天，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亲笔信。信里，他表示了对蒋介石“钦佩无既”，声称对“先生盛德”，“凡在国人，无不崇仰”。他的这封信由周恩来于10月4日在武汉当面交给了蒋介石。

《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从未收入毛泽东自己主编的《六大以来》一书，也未被全文收进《毛泽东选集》。这封亲笔信，则从未收入《毛泽东选集》、《毛泽东书信选集》和任何中共中央文件集。直到1990年3月出版《周恩来年谱（1898——1949）》时，才提及此事，但仍没有全文公开该信的内容。（参见高华著《红太阳是怎样升起来的》）

国民党军队积极地战斗在上海、南京、华北和华中平原，加上八路军、新四军在前后方的配合，彻底地挫败了日本人速战速决的企图，自己也遭受了巨大的损失，或者说，在整个抗战八年中，中方败多胜少，最后国民党军队从沿海撤退，国家中枢也搬去大西南的山城重庆。

但这并不等于大溃退，蒋介石躲进了峨眉山上。以大英帝国的精血饱满，1945年前他们在日本人手上就没有胜过一仗。以美国名将麦克阿瑟的煌煌武威，一开始也仓惶辞庙，逃出菲律宾，直到尼米兹号航空母舰在中途岛大败南云指挥的联合舰队，才一挽了颓势。经营数百年的头号强国尚且如此，更反衬出中华民族以弱克强、宁死不屈的英勇气概。

珍珠港事件前，中国毫无外援，单独作战，且东南膏腴之地尽失，国际通道悉数被切断，最后一条对滇缅公路因英国被迫实行封锁，我方物资更感枯竭。军中往往一套士兵装备，分配给三人使用，分得棉大衣者，无棉上衣与棉裤；穿得棉上衣者，无棉大衣与棉裤，其艰苦情形，殊非今人所能想像……就在胜利看来如此毫无希望的情况下苦撑不倒，浴血苦战八年，先后进行大会战22次，小战斗近5万次，陆军阵亡、负伤、失踪者达320万人之多，空军消耗飞机2468架，海军几乎全军覆没，平民的伤亡更是高达2000万以上，真正以血肉筑起了长城，对于反轴心国的整个同盟国的战争努力，作出了重大贡献。

虽然开战不久作为首都的南京就沦陷了，但中国还有重庆，重庆成为中国抗战的精神堡垒。日本要想征服中国，必须占领重庆。从1938年2月18日到1943年8月23日，日本陆海军航空部队进行了长达5年半的战略轰炸，史称“重庆大轰炸”。据统计，空袭重庆共218次，出动飞机9513架次，投弹21593枚，炸死市民11889人、伤14100人，炸毁房屋17608幢，有30所学校曾被轰炸。其间，重庆三次全城大火，陪都烧成一片白地，但重庆没有屈服，中国没有投降。

抗战八年中，虽有日本不断的诱降，虽有国际数次的调停，中国没有做过投降的打算。汪精卫等人的丑剧一上场，即为大多数国民所不耻。中国可以倒下却不能屈膝，中国可以战败却不会言降。这是百年屈辱后，中国咬着牙，饮着血，必须站起来的国格，必须拼出来的精神！

1945年夏季，终于结束与日寇的战略相持阶段，以湘西会战大捷为标志，开始了我方的战略反攻。

比起一败即降的一流强国法兰西和一串不战而降的欧洲国家，先辈们的慷慨悲壮为举世公认。美国历史学家易劳逸评论说：中国与一个在组织、训练、准备上占绝对优势的敌军的战争中，从1931年到1945年，坚持了整整十五年，与仅仅抵抗德国六个星期便崩溃的法国和一直从美国得到大量援助的英国相比，中国军队的抵抗乃是一个决心和自立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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