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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文革”的心理轨迹 ——毛泽东《洪都》《有所思》剖析 ○ 彭明道
一
这是载于《毛泽东诗词集》中最后的两首律诗。 “文革”期间曾经有一句话，叫作“传达毛主席最高指示不过夜”。那时候，凡是伟大领袖对于运动的讲话、批示，其传播速度之快，流传范围之广，都是空前绝后的。这两首七律，都作于“文革”的准备阶段，可直到“文革”结束，毛泽东去世，都没有发表。“文革”中，毛泽东只发表过一首《念奴娇•鸟儿问答》。其写作时间是“1965年秋”，略早于《洪都》，发表时间是“1976年１月”。那时候，应当说毛泽东是完全掌握了自己作品的发表权的，什么时候发表什么，不发表什么，完全由他自己决定。《念奴娇》可以发表，为什么《洪都》和《有所思》不能发表？事过境迁，我们是否可以推测，诗人自己对《洪都》、《有所思》两首律诗的发表与否，曾经另有考虑？ 有一个特例可供参考，那就是写于《有所思》前后的那封《给江青的信》。这封信在事过6年，发生了林彪事件后，为了证明伟大领袖的“先知先觉”，先在党内传达，后来才公开发表。尽管人们对它的真实性和前后矛盾的内容，有过许多猜测。但是，无论如何，它涉及了一些当时的“最高机密”，在林彪“自我暴露”前不便公开。而《洪都》和《有所思》不涉及任何机密，仅仅是“两首诗”而已，为什么终“文革”十年，尚不能公诸于世？ 这两首诗，是毛泽东去世多年后，才由有关部门决定公开的。前者是纪念毛泽东诞辰91周年，由《人民日报》发表的，距毛泽东去世已经有１８年；后者则是纪念毛泽东逝世二十周年时，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根据作者审定的抄件”收入《毛泽东诗词集》的。据编辑此书的工作人员“考辨”，毛泽东在审定《洪都》的抄件时，只改动了一个字，即将“祖生击楫古今传”的“古”字，改成了“至”字。对《有所思》则有多处修改，甚至于题目也改了[1]。 作为读者，我们应该感谢有关部门的努力。正是因为他们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才使广大读者能够读到这两首诗。按写作时间排列，这两首七律应是毛泽东最后的诗作。和作者过去发表的律诗比较，我们不难发现，《洪都》和《有所思》的意境有些晦涩，意象比较纷乱，给人欲言又止、矛盾迷茫的印象。 笔者以为，对于毛泽东晚期诗词的压卷之作，实在有认真研究的必要。
二
毛泽东是在什么样的心情下，写出《洪都》这首诗的呢？或者说，《洪都》诗中，蕴藏着作者怎样的心理密码和时代背景的痕迹呢？ 事情还得从“反修”斗争说起。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由来已久。1960年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时，中共中央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陆定一的名义，分别发表了《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大力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学说。此后又陆续发表了批判铁托（南共联盟）、陶里亚蒂（意共）、多列士（法共）、丹吉（印共）等人“修正主义”观点的文章。此后、中、苏两党就此类问题，有过多次信件交往。1963年7月14日，苏共中央在《真理报》上发表了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对中共中央此前给苏共中央的信，进行全面批驳。于是，毛泽东决定对苏共的“修正主义”进行全面反击。从1963年9月6日起，到1964年7月14日止，中共中央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共发表了９篇文章，统称“九评”，对苏共的“修正主义”开展了全面的猛烈的批判。就在“九评”发表后三个月的时候，赫鲁晓夫下台了。毛泽东虽然认为苏共的人事变更仍然是“换汤不换药”，但他还是以胜利者的姿态，决定对这场意识形态大论战暂时休战，对苏共新领导“看一看”再说。于是，在1965年，中苏之间关于意识形态的大论战，出现了一种短暂的平静状态。 国际上“反修”斗争的“胜利”，使毛泽东腾出精力来抓国内的“防修”斗争了。这和他在1942年发动“延安整风”时的情况颇为相似。 早在1962年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就形成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体系。他说：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这使得当时在全国进行的“四清”运动，不断地向“左”的方向发展。党内高层领导中，在工作上产生了一些意见分歧。毛泽东的内心深处，由此产生了深深的忧虑，他认为在“接班人”的问题上，必须重新安排。 毛泽东把中苏论战中得出的某些“理论成果”，用于对国内政治生活状况的观察和分析，进一步加快了他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阶级斗争”的“左”的理论和政策的发展。到了1964年，毛泽东忽然想到“中国产生修正主义”的问题，并且由此臆想到“资本主义复辟”的可怕图景，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恐惧之中。当时，毛泽东没有向党内任何高层领导披露这个想法，而是别出心裁地向“兄弟党”打招呼：从这年元月份起，他先后向日本、越南、新西兰、印尼共产党的领导人讲了“中国产生修正主义”的问题。这在党内最高领导核心中，除了毛泽东之外，任何人都是不可想象的。因为，这是严重违反纪律的行为。毛泽东不但这样做了，而且进一步提出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概念。在1964年12月的中央工作会上，毛泽东和刘少奇终于发生激烈的争执。刘少奇从此失去了毛泽东的信任。毛泽东在内心深处认定：刘少奇“不听话”，必须下台。此后不久，毛泽东发明了“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这一耸人听闻的概念。 大约从1965年起，毛泽东多次在中央的会议上讲“要防止中央出修正主义”，“中央出修正主义，地方要起来反对”。甚至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 毛泽东内心的隐秘世界，即使是党的最高领导核心成员，谁也揣摸不透。这就是为什么从那时起，几乎党内所有的领导人越想“紧跟毛主席”，却离“毛泽东思想”越远的道理。毛泽东也深知刘在党内的地位和威望。而且，刘少奇决不仅止是“一个人”，而是一个“修正主义集团”。要扳倒这个对手，必须动用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特殊手段。因此，他必须巧妙地运用在战争中对敌斗争的战略战术，如：避实就虚，隐蔽接敌；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声东击西，扫清外围；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等等，来开展一场空前残酷的党内“反修”斗争。 1965年9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的议程主要是讨论第三个五年计划。毛泽东在会议快要结束时，忽然又提出了“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应该造反”的问题。他甚至借“小三线建设”中的具体问题，把话题扯到“造反”上面去。他说：“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应该造反。……我支持地方搞五万吨左右的钢铁厂。……我不怕你们造反。你们制造机器，制造武器，你们就造反嘛！我提倡造反，是反对袁世凯称皇帝的那种反。” 这次中央工作会在10月12日闭幕，毛泽东散会后就离开了北京。他说：“北京的空气不好，不愿意呆在北京。”他经天津、济南、徐州、南京，到了上海、杭州，并在那里住下。 从离京到年底不到三个月中，毛泽东办了两件大事： 一是通过发表和支持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点燃了“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姚文是在江青直接指挥下搞的，而江青得不到毛的明确指令或暗示，断然不敢如此大胆妄为。一个有力的明证就是，这么一篇文章，还要张春桥将稿子秘密带到北京送毛泽东，亲自审阅修改。毛泽东精心设计的“突破口”，恰好在此。他指出：“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这就一锤定音，将《海瑞罢官》定性为政治问题，打响了“文革”的前哨战。 二是“偏听偏信”叶群的诬告，专断地处理了“罗瑞卿问题”。应该说，罗瑞卿对毛泽东，一直是忠心耿耿的。就在当年６月份，毛泽东还兴致勃勃地观看了罗与贺龙组织的军事表演；8月10日又听取了罗瑞卿汇报战备问题。可是，三个月之后，11月30日，叶群带着林彪的信赶到杭州，一状就把身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总参谋长兼公安部长的罗瑞卿告倒了。叶群究竟凭什么秘密材料一告就灵呢？这个问题至今还是一个谜。那时，林彪对中央军委的常务工作，是不大过问的。军队战备训练和日常工作，是贺龙、叶剑英和罗瑞卿主管。林彪为什么在毛泽东亲自视察了军事训练情况，并给予高度评价不到半年后，忽然叫自己的老婆去“告御状”呢？这件事的由来，因为至今没有披露真实材料，无法讨论。而且，毛泽东和叶群谈话时，没有旁人在场，其内容也无法猜测。后来批罗时说的“反对突出政治”，“搞折中主义”，“反对林彪”等等，不但都是莫须有的罪名，而且，这些空洞的罪名，恐怕也不足以说动毛泽东下决心立即搞掉罗瑞卿。据当时在毛泽东身边担任警卫的张耀祠回忆，因为叶群谈话时间太长（4小时50分），他怕影响毛主席休息，曾多次进出于谈话现场，催促叶群尽快结束谈话，其间断断续续听到一些内容。叶群曾说：“罗瑞卿掌握了军队大权，又掌握了公安大权，一旦出事，损失太大。他的个人主义，已经发展到野心家的地步，除非林彪同志把国防部长让给他……林彪的位子让给他没关系，但会不会发展到‘逼上夺位’的程度呢？我想是会的。主席，他是两眼盯着这个位置的。”[2]大概，就是这句话击中了“要害”。因为毛泽东自从庐山会议以来，一直在考虑着发生政变的危险。他的内心深处，有一种莫名的“政变恐惧”。加上“反修防修”几年的论战，使他心里的“政变恐惧”不断强化。到了这时候，毛泽东已经认定有一个针对他的“修正主义集团”。叶群正是抓住了这个“要害”，轻轻一点，就促使毛泽东立即下定了铲除罗瑞卿的决心。他突然决定１２月８日在上海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当时，所有常委对会议内容毫不知情。毛泽东却让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叶群，在会上分三次作了长达１０个小时的发言。随后便断然解除了罗瑞卿的军内职务。 这两件事，虽然都与党的组织纪律和组织程序相违，但却没有遇到任何有效的抵制，办得干净利落。此时，毛泽东内心觉得，发动文化大革命，他已经获得了初战的胜利。 抱着这种心情，毛泽东于１２月２４日来到南昌。《洪都》这首诗，大约就是在这时候写的。
三
《洪都》一诗，蕴含着作者怎样的心灵隐秘呢？ 1994年《人民日报》公开发表此诗后，很多注家都作过注释。只是它的核心问题，却被忽略了。 一，毛泽东多次到过南昌，并没有在这里写过诗。为什么此行突发诗兴？ 二，南昌的历史人物很多，为什么毛泽东独出心裁地选“祖逖”用典？ 大约有一点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祖逖的身世宦途，与南昌毫不搭界。这位被称为“东晋名将”的祖逖，是范阳遒县（今河北涞水北）人。他率部北渡长江的壮举，是在镇江一带。《晋书•祖逖传》明明写着：“（逖）屯于江阴，起治铸兵器，得二千余人而后进。”晋代的江阴，治在今淮阴西南。他后来“北伐中原”战斗的地方，如谯（今安徽亳县）、蓬陂（今开封境内）、浚仪（今开封西），以及他最后屯驻的雍丘（今河南杞县），都处在黄河以南的豫西北地区。他的足迹，根本没有踏上过南昌（包括江西）的土地。 这里还有一个“豫州”的问题。即《祖逖传》中有“乃以逖为……豫州刺史”的记载。因为毛泽东《洪都》一诗的主题，就是从祖逖一典生发开去的。于是就有诠释者将“豫州”注解为“今南昌市”[3]，留下了一个笑柄。查《辞海》“豫州”条下注：“汉武帝置十三刺史部之一，辖淮河以北、伏牛山以东地区……”。而中华书局历时二十年，于民国25年出版的《辞海》对此说得较为详细：“（豫州）古九州之一，约今河南省地。周、汉以降，皆置豫州。东汉豫州治谯，即今安徽亳县。晋治项，在今河南项城县东北。……”（该条目还列举了南北朝至唐宋时期“豫州”的治所及辖区的变迁）由此可见，将“豫州”和“南昌市”硬扯在一起，是一个常识性的错误。更为有趣的是，晋元帝在祖逖准备统军北伐之际，封他作“奋威将军、豫州刺史”，全是空头支票。因为当时豫州的州治谯，是东晋与后赵石勒两个政权犬牙交错的地区，司马氏政权对那里是管不着的。晋北中郎将刘演与石勒斗争时，曾署张平为“豫州刺史”，又另封樊雅为“谯郡太守”。当祖逖兵临谯郡（今安徽亳县）时，张、樊竟杀死祖逖派去的使者，拒绝合作。一心北伐中原的祖逖，攻谯就攻了一年多未克。后来他诱使其部下谢浮杀死张平，但樊雅仍然据谯坚拒，使祖逖久攻不下。一直到南中郎将王含派兵支援，并劝降樊雅后，祖逖才得以进驻谯城——还没有和真正的敌人开战，就先和割据自雄的“军阀”恶战了近两年。——哪里有“南昌”的影子？ 毛泽东写诗，从不作无病呻吟。《毛泽东诗词集》中收入的七律，共有十首。前九首或咏事，或怀旧，或抒情，或唱和，所言所寄，意象和诗意都是明晰的。而《洪都》却是唯一的例外。“到得南昌又一年”，他起笔就写错了。他的本意，是说他一年前到过这里。从语意上看，却似乎是作者来这里住过一年了。这种常识性的语辞错误，在毛泽东的诗中是绝无仅有的。而且，诗写于南昌，诗的意境和意象却与南昌毫不相干，这是为什么？ 这个“祖逖”，是因为什么原因，一下子涌上了诗人毛泽东心头的呢？ 可用的解释，是祖逖中流击楫，北伐中原的壮志与精神。 诗人写诗，原是可以在甲地而用乙典的。但这个典故，必须是能够表达此诗主旨的不可替代的意象才行，否则典故便会与诗意脱节，成为“没来由”的“蛇足”。诗人毛泽东当然了解这点。由此不难推断：《洪都》的主旨，就是毛泽东的心灵深处，已经决定要在南方发动一场“北伐”那样的“文革”。 10月12日中央工作会刚刚结束，毛泽东就急不可耐地离开北京。他已经把“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地方应该造反”的话说出去了。下面他要做的，是寻找“造反”的“突破口”和由谁来带头“造反”？怎样“造反”？现在，实际上他已经找到了初步答案。而且，他通过上述两场试探性的战斗，“证实”了“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远不止一个“刘少奇”。因为在姚文发表传播的过程中，北京市委和彭真，曾经试图作有限的抵制。这使毛泽东感到北京是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现在，“前哨战”已经打响，毛泽东进一步坚定了发动“文革”的决心。——这就是他今天的“北伐”。拿定了这个主旨，这位“中流击楫”的“祖生”，便是最能体现诗人心理的形象了。 抓住了这个“诗眼”，《洪都》就好读了。 “闻鸡久听南天雨，立马曾挥北地鞭”，是借“祖生”的故事自励，也是对“紧跟”他进行这场战斗的“战友”们（如江青）的激励。 “鬓雪飞来成废料，彩云长在有新天”。这个颈联，是大有文章的。对于这一联，颇具权威性的《毛泽东诗词集》处理得十分巧妙，没有作注。而其他一些学者注释，却是众说纷纭，不得要领。有人说：“‘鬓雪’，直入比兴，隐喻年迈衰老；‘废料’，即废物，隐喻诗人重晚节。表露因素是毛泽东慨叹双鬓斑白，年迈体衰，已成无用之人；而暗含因素则是淡化自己过去所建树的伟业丰功，正如他教育老一辈革命家所说：‘不要吃老本，要立新功’。”[4]还有人说，“‘鬓雪飞来成废料’，那是揶揄，也是对将‘老革命’的‘政治资本’视为‘牌坊’的刘少奇等人的一种愤怒”[5]。诗无达诂。这两种解释也许都有一定的道理，但仔细研究起来，又似乎与全诗的脉络不大能够贯通。 毛泽东确有过自我揶揄的例子。如“共产党不是‘毛家祠堂’”（反喻“族长”），“一言堂”（反喻“专断”），“我就是‘秦始皇’”（反喻“专制”）等等。这些“揶揄”都有着鲜明的“毛式”话语霸权。但他任何时候都不曾，也不允许别人将自己看成“废料”。他永远是强者，永远是“伟大的……”。在《洪都》一诗中，他在借“祖生”故事，抒发了“闻鸡久听南天雨，立马曾挥北地鞭”的豪情壮志之后，怎么会忽然“揶揄”自己已经“成废料”了呢？ 原来，这“废料”指的是他的“政敌”，是“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那时，在中央领导中要说“鬓发如雪”的，谁都知道是哪个。这个人从20年代起，就和毛泽东一起战斗，在组织工人运动中，功绩卓著；在漫长的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被誉为“白区工作模范”；“延安整风”之后，他紧跟毛泽东，一直是党内实际上的“二把手”。但是，从“七千人大会”起，他开始发出和毛泽东不完全一样的声音：对“大跃进”造成的三年经济困难，毛泽东说是“七分天灾，三分人祸”，他却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在随后延续几年的“四清”运动（“整风整社”、城市“五反”）中，毛泽东主持制定了一个“前十条”，五个月后他又主持制定了“后十条”；毛泽东一再强调要“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却坚持“党内外矛盾交叉”的说法，强调“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并因此引发了和毛泽东的争吵。在毛泽东看来，这个人已经成了“中国的修正主义”的总代表。这个人既然已经“走向反面”，对毛泽东心中神圣的“革命”而言，他当然已成“废料”。——这个人就是刘少奇。 当然，毛泽东心中认定的“废料”，远不止一个刘少奇：那是一个“官僚阶层”，一个“修正主义集团”。让这些“废料”留在党内，党就要变修，国就要变色，资本主义就要复辟。 如果按某些论者的解释，这“废料”是自我揶揄的话，则后面“彩云长在有新天”一句，就无论如何说不通了。 还有那关键性的结句，“江草江花处处鲜”，如何解释？恕笔者不敬，现在几乎所有的诠释，若不是故意绕弯子，便是有意装糊涂。试想，修饰“花”、“草”两种意象的，可以有许多种选择。美艳者如“春花春草”；俗套者如“红花绿草”；幽雅者如“兰花茜草”；高洁者如“梅花劲草”……。然而，诗人一律不用，而单单选了一个“江”字。这是为什么呢？答案其实是现成的。我们不必“揣着明白装糊涂”。说穿了，其实就是对江青以及江青新组织起来的一班“笔杆子”的褒奖和赞扬。这一时期，毛泽东几乎对党内所有的高层领导人，都产生了怀疑，唯独对“亲密战友”江青信赖有加。（彭按：从后来公布的〈给江青的信〉来看，毛对同样被称为“亲密战友”的林彪，也是怀疑的。当时和后来对林的一切安排，不过是“为了打鬼，借助钟馗”而已）江青当时在上海的活动，无疑是为毛泽东发动“文革”夺了头功。江青的这个班子，可以说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一支“战功”卓著的“夜袭队”、“放火队”。政治家毛泽东在诗情大发的时候，不表彰他的“江草江花”，还能表彰谁呢？
四
如果说，1965年冬天，毛泽东还只是通过江青打响了两场“文革”“前哨战”的话，到了1966年，毛泽东就要开始全面进攻了。他通过姚文点燃的导火索，把“文革”的烈火引向北京市委；通过撤消罗瑞卿的军队职务，震慑了军队高层，改组军委，巩固了林彪的地位。江青的《文艺座谈会纪要》，和改组中央文革小组的《5•16通知》，是毛泽东祭起的两件法宝，几个月时间，把党和国家的一切工作规范和秩序，搅得地覆天翻。彭、陆、罗、杨的先后落马，令所有的高层领导瞠目结舌，手足无措。此时此地，没有任何人敢于说一声“糟得很”，只有毛泽东在心里一边连声高叫“好得很”，一边批评党的各级领导“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 天真的大学生们经过几年“革命思想”的浸淫，再经过阴谋家的煽动，那种浮躁的虚火便急剧上升。“誓死保卫毛主席”煞有介事地成了最时髦的革命口号。这一切，又正是毛泽东心中“‘文革’战略”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阶段。因为只有“运动”学生，才能达到“运动”群众的目的，把烛天魔火烧遍神州。 在这乱象横生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在哪里呢？按理，作为党的最高领袖，他应该坐镇北京，决定一切，指挥一切。但事实上，从1965年10月12日有意离开北京起，毛泽东就一直在杭州、上海组织他的“前哨战”。年底，带着初战获胜的喜悦，他在南昌小住数日，写下了袒露“北伐”心迹的诗篇后，又转回杭州，于1966年1月5日来到武汉。2月8日在那里亲自听取了彭真、陆定一、康生、吴冷西关于“二月提纲”的汇报，然后再回到杭州，一直到6月15日才离开。此时，北京已经混乱不堪。6月1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发表了；“全国第一张马克思主义的大字报”，也发表了；北京市委派出的工作组，几天之间就被烧得焦头烂额……。毛泽东把一摊子“烙壳事”，全撂给了在北京“主持工作”的人。他巧妙地布下了一个“口袋”，单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这些人往里钻。当年对敌斗争的战略战术，竟然在此时的党内斗争中活生生地再现。 毛泽东6月17日来到韶山，在这个被他称为“西方山洞”的世外桃园里，安安静静地住了十一天。《七律•有所思》大约就是这时候写的。这首诗，从作者自己的角度而言，应该是此时此地真实心情的披露。但是，今天从历史的角度来解读它，却不难发现作者在抒发恼怒而又热烈的情绪后面，混杂着一丝玄奥的阴暗心理。 “正是神都有事时，又来南国踏芳枝”。起句明白如话，却又露了玄机。这时候在“神都”发生的“事”，哪一件不是操于诗人的股掌之中？“二月提纲”是毛氏在武汉听过汇报后同意的；“全国第一张马克思主义大字报”是毛氏在杭州批准发表的；派工作组是中央批转并报毛氏同意的……。现在，北京的一切都错，而且“方向路线错误”，责任全在北京主持工作的人。诗人悠闲地写下这两句时，可能忘记了他同时又是党的最高领袖。身为“最高”，却为何偏偏要在这多事之时，像个“没事人”似的，“又来南国踏芳枝”呢？历史如果这样发问，我们的诗人将何言答对！记得1957年毛泽东虽然远离风暴中心，对于北京和全国发生的一切，他是了如指掌的。诗中颔联和颈联描写的，“一阵风雷惊世界，满街红绿走旌旗”，确是当时混乱情形的写照。诗应有起承转合，从诗意而言，似乎颈、颔二联应该倒过来才对。因为，正是亿万无知民众受到前所未有的愚弄和蛊惑，才闹出了“青松”、“败叶”这些颠三倒四的意象。从此，一场空前的浩劫，突然降临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头上。这两联在修辞和意境上，也略嫌粗糙。不管拟人化的“青松”是自比，还是比作“新生事物”，它怎么能“怒向苍天发”呢？用“败叶”比作敌人，意思是明显的。但“纷随碧水驰”就有些牵强。毛泽东自己曾说他不善七律，那是真诚的自我解剖。这里的两联，明显地有些僵硬，勉强，偏执。 作为党的最高领袖，毛泽东把全党和全国人民推进了血与火的浩劫之中。这时，只有诗人一个人可以躺在幽雅的韶山滴水洞（或南昌、武汉）的别墅里，独自去“凭栏静听潇潇雨”。 十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诗人竟然在这里说：“故国人民有所思”。 凡是经历过“文革”的人，大概都不会忘记，那时节，“人民”能“有所思”吗？他们能“思” 些什么呢？那是“八亿人民一个脑袋”的特殊历史时期。除了被驱使，被利用的痛苦之外，恐怕只有“无限忠于”、“誓死保卫”之类的诳语了。 其实，此时此地，只有政治家毛泽东自己才“有所思”。他“思”的，是怎么样运用这全国大乱的“大好形势”，彻底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修正主义集团”。在这里考虑成熟之后，毛泽东于6月28日离开韶山，去到武汉，并且十分张扬地在那里畅游长江，然后于7月18日返回北京。这时，对于进一步开展“文革”，他已然成竹在胸。他从容地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以救世主的姿态，宣布撤消工作组；然后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公开写出了《我的一张大字报》，使出了置刘少奇于死地的一招杀手锏。
现在，距毛泽东写作《洪都》和《有所思》，已经整整四十年了。历史是无情的。东晋的祖逖心怀壮志，北伐中原。因为司马氏政权的腐朽，终于使祖逖壮志难酬，忧愤而死。毛泽东借典言志，直抒发动“文革”的豪情。可是，由于他用错误的方式向党发动突然袭击，把全党和全国人民玩弄于股掌之上，给国家造成了巨大的灾难，最后也给自己铸成大错，赍恨以终。笔者每读此二诗，常有所思，唏嘘不已。 让我们再返视一下两诗的发表过程吧。应该说，毛泽东自己还是重视这两首诗的。暮年对两诗的修改，便是明证。但毛泽东毕竟还是清醒的，即使是在“文革”不断“取得伟大胜利”的年头，他也未将它们公开发表。这是诗人内心深处的隐秘，我们是无法窥探的。 《洪都》和《有所思》两诗，能够在三十年后收入《毛泽东诗词集》，应该说是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人员的一大功劳。毋庸讳言，两诗在艺术上是粗糙的，阴冷的，诗意晦涩，思维混乱，硬伤累累。但它们真实地纪录了一位诗人从高峰坠入平庸的巨大落差，令人喟叹。从政治层面而言，如果没有这两首诗，而单单去看政治家毛泽东关于“反修防修”、“培养革命接班人”之类冠冕堂皇的讲话，就很找到这位巨人走向“文革”的心理轨迹。对于历史，那将是一个难以弥补的遗憾。这些，就是《洪都》和《有所思》的价值所在。 顺便也要提一下，《毛泽东诗词集》编者为这两诗所作的注释，存在着一些小小的缺陷： 一是两诗所有的注释，特别是《有所思》的注释，都没有指出“文革”的背景。好像中国历史上根本没有发生“文革”这回事。
二是在［南国］这条注释中，称“作者写这首诗的前后，正在南方巡视”。此话不确。查中共党史和《毛泽东传》，对于毛泽东这次在南方的行踪，都没有“巡视”的字样。因为在这九个多月中，毛泽东既没有视察工厂，也没有视察农村，更没有对工农业生产作过任何讲话。他行色匆匆地来往于上海、杭州各地，心里想的，口里说的，指挥干的，都只有“文革”二字。另外，同条注中“1966年5月15日至6月15日在杭州……28日赴武汉”一句，也不准确。因为此前毛泽东大部分时间住在杭州。1965年11月叶群告状是在杭州；1966年3月17日毛泽东召开常委扩大会也在杭州；刘少奇出国访问回国后，4月22日是赶到杭州开会的。注者的原意，可能是想说明此诗的写作，大约是在这段时间。但诗中的语境，却不能说明此诗作于何处。“凭栏静听潇潇雨”，在杭州、韶山、武汉都有可能。注中的那句，语意含混，不能证明什么，反而容易引起歧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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