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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生命流程中的“交大运”
50岁，既是生理年轮的一个标志，也是精神历程的一个分水岭。郭沫若所推崇的孔夫子就说过：“假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又说：“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 在中国传统文化系谱中，50岁是一个“知天命”的年份。对郭沫若来说，这个年份，就是1941年。这一年的9月25日，他为自己编定了《五十年简谱》。 这份年谱，真堪称是简谱——简略、粗疏至极，郭沫若惯常流露笔端的澎湃激情，在这里没有丝毫影踪，倒是颇类似呆板的流水账。他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中曾说过：“对于未来社会的待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古人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认清楚过往的来程也正好决定我们未来的去向。”[1]不知郭沫若在回首、梳理自己50年人生的来程时，有没有“清算过往”、“知古鉴今”的意图呢？ 无论如何，这一年是郭沫若生命流程中“交大运”的巅峰岁月。
一、“落拓沪滨”
潘梓年在郭沫若50寿辰时，写了一篇祝贺文章，记载过一件有趣的事： 二十六年的夏天，我在上海第一次看到了郭沫若先生。那时他是刚从海外被‘七七’炮声召回到祖国，我也刚从莫愁湖畔‘乔迁’黄浦江头，由五年‘窗下’而投入团结抗战的阵营，谈话中知道彼此还有‘同年之雅’。当时，他拿出吉士牌香烟一包相饷，笑道：在他第一次回国落拓沪滨时，曾和友人二三闲逛城隍庙，有个拆字先生拦着他要替他相面，说他命运不凡，到四十六岁就要交运。今年恰是四十六岁，看来，我们有此献身祖国的机会，还是命中注定的呢。当时在座还有别的朋友，听他说到这个故事，不觉大家都笑了起来。现在又匆匆过了四年有半，国家已年逾‘而立’，自己也年达‘知命’，对我们祖国，对我们自己，到底是怎样一个命运，大概已可以知道清楚；能够走上解放自由的道路，却也可以说得是‘命运不凡’！”[2] 且不说，郭沫若谈论此逸闻趣事，立意如何。相隔漫长十多年的岁月沧桑，竟然还能记起闲逛时偶遇的测字先生的预言，看来郭沫若对命运之事，是深有感触。其实，郭沫若本人对此事一直耿耿于怀，屡屡发感慨于笔端。他在发表于1925年8月上海《学艺》第7卷第1期的《湖心亭》中，详细记载了“算命”的过程： ——“喂，先生，我看你阁下很有贵人气象啦！” 当我正在无可如何对这碑亭相龙面的时候，旁边一位看相的人倒在相我的尊面了。 ——“怎见得？” ——“唔，请你把眼镜取下来。” 我把眼镜取下来了，看相的人用着指头在我的面孔上指画起来。 ——“唔，‘明堂清明，眼仁黑白分明，只是眼神还有点混浊，内室还有点不清。’——你先生心里有点不如意，是不是呢？看眼可以看心象呢，吓吓吓。但是一交春就好了，今天是二十八，再隔十二天便要交运了。‘明年鸿钧运转。四十六岁交大运。’不要紧的，不要紧的，你的厄运就要过了。‘左眉高，右眉低’，乃是扬眉吐气之象。‘头部丰满，额部宽敞，东西相称，四方四正’，你将来成名在北，收利在南呢！到晚年来更好，‘人中长长，上阔下张’，你这是长生之相。唉！先生，你的相真好，不是我愚老奉承，我愚老广走江湖，上到湖广，下走南洋，南北二京，东西十八行省，我愚老都是走遍了的,都没有看见过象你阁下这样的好相呢。请你把手伸出来我看看。” 我把右手伸给他。 ——“不对，要左手。……啊，你这手色比脸色更好了。‘中指为龙，宾主相称，二指为主，四指为宾’，你这是鱼龙得水之相。只是小指太短，将来提防有小人暗算。这一层，你阁下可要留意，但是不要紧的。你这手掌很好，‘乾坤艮震，巽离坤兑，中央为明堂，坐明堂而听四方，四通八达’，你阁下将来要名成利就，没有一件事情不好的呢。吓吓吓……” 测字先生的相面术灵验与否，我们暂且不论。 可是毋庸置疑，郭沫若的生活和人生境况，在30岁（也就是第一次回国落拓沪滨时）和46岁或者50岁时，显然有天渊之别。遥想1921年，急于回国大显身手、创造名山事业的郭沫若，对于大上海，应该是充满了无限的幻想与憧憬。4月3日，海轮刚刚驶入黄浦江口，郭沫若就诗兴大发： 平和之乡哟！ 我的父母之邦！ 岸草那么青翠！ 流水这般嫩黄！ 可是登岸之后，现实的遭遇，很快让他如梦初醒。在第二天写的《上海印象》中，满目都是让他“泪流”、让他“作呕”的“尸”、“肉”、“骷髅”和“灵柩”，而且，采用回旋、反复的诗歌手法，诉说自己的愤懑：“我从梦中惊醒了。/Disillusion（幻灭）的悲哀哟！”似乎在仅仅不到一天的时间里，郭沫若的内心世界，就经历了如此巨大的心理反差，而且愤激之情溢于言表、形之于诗。 尽管不能排除诗人浪漫、敏感的性格和气质使然，但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是实实在在地摆在了郭沫若眼前。抵沪之前，或许憧憬着归国后的盛况，即使没有社会各界的夹道欢迎，总也不会少了鲜花、掌声甚至美女吧？非但如此，反而真真切切体验到了世态真相的教训，尤其是资本家的利欲熏心。在日本，是饱尝惯了东洋鬼子的气；归国吧，又备受资本家的盘剥和利用，这怎能不叫郭沫若乃至他的创造社的难兄难弟们“异常悲愤”？ 对于郭沫若回国落拓沪滨的窘困境况，连徐志摩、胡适等人都为之一叹。 徐志摩曾在1923年9月底，邀请胡适、曹诚英、陶知行、汪精卫、马君武等一行10人，到老家海宁观钱塘江潮。期间，经停上海，于10月11日和胡适之、朱经农一同造访郭沫若。徐志摩在日记中记下了当时的情景： 与适之经农，步行去民厚里一二一号访沫若，久觅始得其居。沫若自应门，手抱襁褓儿，跣足，敞服（旧学生服），状殊憔悴，然广额宽颐，怡和可识。入门有客在，中有田汉，亦抱小儿，转顾间已出门引去，仅记其面狭长。沫若居至隘，陈设亦杂，小孩羼杂其间，倾跌须父抚慰，涕泗亦须父揩拭，皆不能说华语；厨下木屐声卓卓可闻，大约即其日妇。坐定寒暄已，仿吾亦下楼，殊不话谈，适之虽勉寻话端发济枯窘，而主客间似有冰结，移时不涣。沫若时含笑睇视，不识何意。经农竟噤不吐一字，实亦无从端启。五时半辞出，适之亦甚讶此会之窘，云上次有达夫时，其居亦稍整洁，谈话亦较融洽。然以四手而维持一日刊，一月刊，一季刊，其情况必不甚愉适，且其生计亦不裕，或竟窘，无怪其以狂叛自居。[3] 在当时名闻大江南北、正风光无限、且生活优裕的胡适之、徐志摩眼中，郭沫若已经声震文坛，其生计似乎不该如此，可其生存境况竟然如此之糟糕：家中没有仆人伺候，自己开门迎客也就罢了，可是衣食住行，乱七八糟、逼仄不堪，且衣着破落，形容憔悴。这些，照胡适、徐志摩们的推想，似乎是不应如此。 当时在美国留学的闻一多，得知郭沫若在泰东书局所遭遇的困境后，更是为他心目中的“现代第一诗人”大鸣不平。他在1923年11月30日给家弟闻家骥的信中，愤怒地写道：“昨与友人梁实秋谈，得知郭沫若在沪卖文为生，每日只辣椒炒黄豆一碗佐饭，饭尽尤不饱腹，乃饮茶以止饥。以郭君之才学，在当今新文学界应首屈一指，而穷困至此。世间岂有公理哉？”[4] 以雄才自负的郭沫若，在困窘中，是否也会仰天长叹：天理何在？公道何在？ 或许，那测字先生的一凡吉言，能稍稍宽慰落拓沪滨、卖文为生的郭沫若，能让遭世人冷落的郭沫若，心理暂获平衡。以至于去国十多年后，再次回沪的郭沫若，在谈笑间，就顺手拈出了这桩似乎“荒诞不经”的往事。 但此时，已经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了。
二、“顿觉奇验”
1937年归国的郭沫若，与1921年归国的郭沫若，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今晨因接南京来电，嘱我致书，谓委员长有所借重，乞速归。” 郁达夫的一纸信函，意味着郭沫若是应当时中国最高领袖的召唤，意气风发、踌躇满志，归国襄赞国事、应对战局的。 去国前，通缉令悬顶，系国家重犯；归国后，是国家和社会的显要和名流。与16年前归国相比，恍若换了人间。与十年前被迫流亡相比，更有天壤之别。1937年9月24日，郭沫若见到了“久违”10余年的老朋友——中国最有权势的政治人物蒋介石。郭沫若对于这次会面，作了较为详细的记载： 刚进厅堂门，穿着深灰色的中国袍子的蒋介石远远由左首走出，呈着满脸的笑容，眼睛分外的亮。 ——你来了。你的精神比从前更好。蒋一面和蔼地说着，一面和我握手。 厅堂相当宽敞。当门不远处，横放着一张条桌，蒋背着门在正中的一把大椅子上坐着，叫我到桌对面的正首就座。我说，我的听觉不灵敏，希望能够坐近得一点。于是我便在左侧的一个沙发椅上坐下了。 ——你的神采比从前更好，蒋又这样向我说了一遍。看来比从前更年青了，贵庚是？ ——是壬辰年生的，今年四十六岁。 蒋的态度是号称有威可畏的，有好些人立在他的面前不知不觉地手便要颤栗，但他对我照例是格外的和蔼。北伐时是这样，十年来的今日第一次见面也依然是这样。这使我感到轻松。[5] 在这次会面中，两人会谈的范围非常广泛，比如甲骨文和金文研究，比如郭沫若的家眷问题，郭沫若个人的一些私事，还问郭沫若为什么到日本去。当然，蒋介石表达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意图：希望郭沫若留在南京，联系朋友做些宣传工作，多多做些文章，并许诺给郭沫若一个相当的职务（这，或许是这次会面最核心的问题）。对于这次会面，郭沫若只记载下了蒋介石事无巨细的询问，至于还有没有涉及其他的问题，就不得而知了。无论如何，应该看到的是，对于这次会面，面对当时“有威可畏”的中国最高领袖，郭沫若的感觉，应当是相当“轻松”的，而且告辞时，蒋介石一直将郭沫若送至大门口。这当然是一种难得的礼遇。 “是壬辰年生的，今年四十六岁。” 当郭沫若在和蔼如故的蒋介石面前，脱口报出自己的生辰时，脑海中不知有没有浮现逛城隍庙、遇测字先生时的情景。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郭沫若对当年测字先生预言他在46岁时“交大运”一事，始终是难于忘怀。他不但在与潘梓年等友朋会面时，畅谈此事，而且屡次在文章中提及。 《由日本回来了》[6]一文，脱稿于1937年8月1日。这篇文章的篇末，提及相面之事：“自己是壬辰年生的，今年四十六岁。想起了十几年前，在上海城隍庙曾被一位看相的人开过玩笑，说我四十六岁交大运。此事是记在我的一篇杂文《湖心亭》里面的。忽然忆及，顿觉奇验。” 他在是年9月下旬写的《在轰炸中来去》[7]中，更是屡屡提及“交大运”之事：1937年9月20日，受陈诚邀请，到前线给战绩最佳的某师“训话”，因为前方就是日寇，对于安全问题陈诚是颇为担心的，“他在一次长时间的沉默之后，突然对我这样说：今晚要托你的洪福才好。”郭沫若一时没明白是怎么一回事，陈诚解释说“你自己的文章上不是说，说你今年要交大运？”郭沫若一听便恍然大悟，知道陈诚读过《由日本回来了》。事情也真凑巧，“正在训话途中，轰然一声落下了一个炸弹，离集合处不远”。以至于陈诚在归途中，再次对郭沫若说：“今晚真是托了你的洪福，假使那个炸弹投在队伍的正中，岂不是一场大祸？” 至于是不是托了“交大运”的洪福，才避免了危险，那只有上苍知道。可是，郭沫若显然对自己“交大运”，是“心有戚戚焉”的，他自己借题发挥道：“是的，我自己近来都有点相信命运了，就是我自己托福的事实在很多，这怕是托的国家民族的福吧？所谓‘国家将兴，必有祥桢’，我看，似乎是有些道理的，但这道理，我现在还没有功夫去参透。” 有没有功夫去参透其中的道理，或可不论。但非常明显的是，郭沫若将自己的命运和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显然是有着高度的政治敏感与政治自觉意识的。这种联系，决非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泛泛之论，而是抗战救亡、战火纷飞之时的郭沫若，已经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在整个国家、社会政治格局、社会评价系统中的位置和作用已经不可忽视。 此时的郭沫若，早已远非等闲之辈，而是成了举国瞩目的公众人物，其一言一行，都有可能产生强烈的社会影响。一介草民，可以老死户牖，而不求闻达于世。可是郭沫若不能，他的命运，早已经和中国社会波涛汹涌的政治洪流，紧密联系在了一起。除非他袖手世外，否则，应了那句古话：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更何况，此时郭沫若的雄心壮志，非但丝毫不减当年，而且大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势呢。 照常理推测，郭沫若对自己的社会定位，应该是有所希冀的，而且有着相当大的选择空间。当然，各种政治势力、社会集团，对郭沫若也是意图有所借重。在他46岁稍后的几年中，郭沫若的身影，频繁出现在中国社会特别是上层社会的各种社会活动中。当时，中国党、政、军乃至各界的诸多上层人士，或为旧雨、或为新知，或相识恨晚、或投契已久。即以国共两党政治要人为例：国民党方面，有蒋介石、汪精卫、孙科、张群、张发奎、陈诚、冯玉祥、薛岳、黄琪翔、周至柔、钱大钧、陈布雷、于右任、邵力子、陈明枢、张道藩等；共产党方面，有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邓颖超、叶挺、王明、朱德、贺龙、博古、董必武、林伯渠、叶剑英等。其他政治势力和社会各界的名流与贤达，更是不一而足。 面对当时中国复杂多变、前途莫测的政治格局，特别是面对国共两党热切的期望和争相的“礼遇”与“示好”，郭沫若是不能无动于衷的，他不能不作出自己的选择。这种选择，无论是初衷不改、一以贯之，还是审时度势、相时而动；是主动也好，是被动也罢，郭沫若必须选择所应该依附、所应该归属的政治势力（他有重新选择的机会），是箭在弦上。这一时期的郭沫若，成为国共两党争相“礼遇”的“统战”对象。郭沫若也进退有据、游刃有余地周旋于国共两党领袖和要人的频频示好之中。 在这场针对郭沫若的人才争夺战中，国民党方面明显处于下风。且不说政见、理念的分歧，也不说过去的恩怨是非，仅仅就对社会形象、社会角色的期待而言，国民党显然蠢笨至极，因为区区一厅长，不过是一禄蠹、一政客，而郭沫若早在北伐时期，就已挂中将军衔。可是，除了加官进爵，共产党几乎是全方位，都对郭沫若采取了无微不至的措施。尤其是将郭沫若树为继鲁迅之后中国新文化的领袖，显然是棋高一招。 据当时担任周恩来联络员的吴奚如回忆：“1938年夏，党中央根据周恩来同志的建议，作出党内决定：以郭沫若为鲁迅的继承者，中国革命文化界的领袖，并由全国各地党组织向党内外传达，以奠定郭沫若同志的文化界领袖的地位。”[8]以一个在中国政治格局中举足轻重的政党的党内决定的形式，将郭沫若奉为中国革命文化界的领袖，并向党内外传达，以奠定郭沫若文化界领袖的地位，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充满了“政治智慧”的举动。毛泽东的《鲁迅论——在“陕公”纪念大会上的演辞》，曾在1938年3月重庆的《七月》杂志上发表，文中说：“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是新中国的圣人。”[9]党决定“以郭沫若为鲁迅的继承者”，是否可以作出如下揣测：郭沫若也有资格被认为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新中国的圣人”呢？ 对于共产党的所作所为，郭沫若显然也是投之以桃，报之以李。据于立群记载，早在1938年，郭沫若就写过一首《陕北谣》： 陕北陕北朋友多， 请君代问近如何？ 华南也想扭秧歌。 陕北陕北太阳红， 拯救祖国出牢笼， 新天镇日漾东风。[10]
三、“革命文化的班头”
郭沫若怎样应对国共双方，暂且不说。 可能，那位测字先生真有先见之明，郭沫若“交大运”的时刻开始了。 因为从46岁起，郭沫若开始以一介文人，在风云变幻的中国政治生活中，左右逢源了。当然，那“交大运”的巅峰状态，是在1941年。 这一年，郭沫若恰逢50岁的生日。或许在这一年，郭沫若的声望，乃至人生的成就感，达到了他生命中的最高峰。因为自此以后，能够在自由状态之下进行选择、从而获得成就感，进而达到人生巅峰状态，这样的机遇就非常罕见了。 1941年11月16日，以及此前此后的一段时光，应该是郭沫若生命流程中，最为光彩夺目、浓彩重墨的一段锦瑟华章。中国各党派、各社会政治组织的领袖，文化界以及其他各界人士，都怀着不同的心情和期望，关注着那场在山城重庆和全国其它地方举行的庆祝郭沫若50华诞的盛况。这场祝寿活动，当然并非寻常的华筵宴饮、觥筹交错，亦非私人间的迎来送往、捧场道贺，而是一场充满了政治内涵，并具有社会象征意义的文化行为。 关于组织这次祝寿活动的直接机缘，据当时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实为中共党员的阳翰笙日后回忆： 记得那是在1941年10月上旬的一天。我正在重庆天官府街郭老的家里。那时郭老是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我是副主任。当郭老和我正在商谈工作的时候，周恩来同志欣然而至。他是经常到这里来的，经常在这里向我们传达党中央文件的精神，布置任务，听取汇报，为我们解决困难问题。这天他来，面带笑容，他那炯炯有神的眼睛看了看郭老，然后他兴致勃勃地向我们提出，要庆祝郭老的创作二十五周年纪念和五十生辰。郭老很自谦地说：“我没有什么重大贡献，不必了吧！”恩来同志说：“为你作寿是一场意义重大的政治斗争；为你举行创作二十五周年纪念又是一场重大的文化斗争。通过这次斗争，我们可以发动一切民主进步力量来冲破敌人的政治上和文化上的法西斯统治。”我高兴的问道：“那末谁来负责搞这件事？”恩来同志说：“还是由你来负责搞吧！”我说：“我现在正在忙‘中华剧艺社’演戏的事，碰到的困难很多，行吗？”“行！还是你出来好！”恩来同志说。他又接着说：“我们这次要举行全国性的纪念活动。估计这事情问题不大。但我们必须建立一个广泛的统一战线的筹备组织，由各方面的人来参加筹备工作，不能单独由‘文工会’来出面。” 随即恩来同志要我代为起草一个南方局通知成都、昆明、桂林，还有延安以及香港等地党组织的一份电报。电报说明这次纪念的意义、内容和方式等等。我写好后当即递给他看。他看了以后说：“政治意义还要再加强一点，我再改改。”说着就把稿子放进了他的上衣口袋。[11] 很显然，共产党方面在组织这次活动的台前幕后，做了大量细致、繁琐的工作。至于哪些是大张旗鼓公开进行的，哪些是秘密组织串联的，或可不论。但经过一番声势浩大的社会动员，一个高规格、阵容庞大的筹备委员会建立了起来，40位社会各界最有社会影响力的头面人物名列发起人：冯玉祥、孙科、邵力子、陈布雷、张治中、张道藩、黄琪翔、沈钧儒、陶行知、黄炎培、章伯钧、罗隆基、王昆仑、屈武、周恩来…… 11月16日这一天，《新华日报》、《中央日报》、《大公报》、《新民报》、《新蜀报》、《华商报》、《解放日报》等当时最有影响的一批报刊，纷纷刊发贺文、贺诗、贺电、贺辞，不少报刊特辟专号或特辑，连篇累牍发表各类文章以示祝贺。 在举行祝寿茶话会的中苏文化协会，郭沫若的画像，与屈原、李白、杜甫、鲁迅、歌德、高尔基、托尔斯泰、普希金、雪莱等世界级文化名人的画像，一起悬挂在粉墙上，而且辟有三间专室，展览郭沫若的各项成就和照片。在纪念茶话会上，冯玉祥、沈钧儒、周恩来、张道藩、张申府、黄炎培等社会各界的顶级人物纷纷发言，盛赞郭沫若辉煌的人生历程和业绩。出席活动者达数百人（有说是500余人，有说是800余人，还有说是2000余人）。 在各地的庆祝活动中，除了那些热情洋溢的讲话、发言，在重庆，郭沫若的剧作《棠棣之花》精心上演；在延安，有鲁艺学生集体演出的大合唱《凤凰涅槃》；在桂林，有祝寿歌《南山之什》，以及以郭沫若归国抗战为题材的话剧《英雄的插曲》；在香港，文化界近百人集会庆贺，柳亚子兴奋地高呼：“郭沫若先生万寿！民族解放万寿！”；在新加坡，郁达夫、胡愈之领衔发起大型聚餐会，200余人频频举杯，遥祝郭沫若：“先生永生，民族永生！” 这次祝寿活动，一直持续到12月才告结束。有关祝贺、纪念的各类文章，陆续在全国各地的报刊杂志上刊发，长达半年之久才告停息。 关于这场祝寿活动，无论是在重庆，还是延安、桂林、香港、新加坡等地，用“盛况空前”一词来形容，不但毫不为过，而且是恰如其分。对一个以文章名世而又达于世的人来说，人生境况达到此种地步，实属罕见。可以想见，这场活动的主角郭沫若，身临此情此景之时，该是何等的兴奋、何等的自豪！古人在形容达至巅峰状态时，常说：人生至此，夫复何求？当时茫茫中国大地，有几人（特别是文化人）能得以享受人世间的这种盛誉？不知50初度的郭沫若当时作何遐想？不知他是否想起落拓沪滨时相面先生的那番预言？ 来而无往非礼也。郭沫若对社会各界的隆情厚谊，是非常的感念。 他在致香港、延安、桂林等地友好及文化界的谢电中，说：“五十之年，毫无建树，犹蒙纪念，弥深慊愧，然一息尚存，誓当为文化与革命奋斗到底，尚祈时赐鞭挞。郭沫若叩。”[12]同时亦作诗酬唱，答谢友人。在与柳亚子唱和的七律前，有小序，序末云“兼谢各方诸友好”。诗中充满了感慨与谦虚： 千百宾朋笑语哗，柳州为我笔生花。 诗魂诗骨皆如玉，天南天北共饮茶。 金石何缘能寿世？文章自恨未成家。 只余耿耿精诚在，一瓣心香敬国华。[13] 当然，最让郭沫若感动、且大有知音之感慨的，非周恩来和他那篇著名的文章莫属。毫无疑问，在庆祝郭沫若五十寿辰的活动中，周恩来担当了总设计师、总策划的角色。而且，周恩来的所作所为，不单单是出于和郭沫若的私人友情。更重要的，周恩来是以一个政党重要领袖的身份，直接指挥了这一活动，在最大程度上调动和发挥了这一活动的政治目的和意义。 目前，我们尚未知道，当时在延安的中共中央，对这一活动有何指示和命令。可以肯定的是，这次活动和那篇文章，绝非仅仅代表周恩来的个人情意，而是代表了中共中央的政治意愿。这样来看，周恩来玉成此事，并发长文褒扬，且不说当时的政治效果如何，在郭沫若的生命历程中（特别是他的后半生），就显得尤其意味深长。 那篇文章名曰《我要说的话》，发表在1941年11月16日《新华日报》的头版。 据周恩来开篇所述：他很早就立愿写一篇专文献给郭沫若，五个月前还在准备研读郭沫若的著作，因战事、疾病、杂务等原因，专文没有做成。寿辰之日临近，又不想“无言”，故“打破了一向作文的惯例”，说一说“平常所常说的话”。 这篇文章立论的框架，与1938年夏天的那个党内决定，是一脉相承的，也是“平常所常说的话”的集中和正式的展现，即全面论述郭沫若何以成为“鲁迅的继承者”、“革命文化界的领袖”（在《我要说的话》中换成了“革命文化的班头”）。这篇文章中常为世人所引用的话如下： 鲁迅自称是“革命军马前卒”，郭沫若就是革命队伍中人。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导师，郭沫若便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如果是将没有路的路开辟出来的先锋，郭沫若便是带着大家一道前进的向导。鲁迅先生已不在世了，他的遗范尚存，我们会愈感觉到在新文化战线上，郭先生带着我们一道奋斗的亲切，而且我们也永远祝福他带着我们奋斗到底的。 在这篇文章中，周恩来着重谈了郭沫若的三个特点：“第一是丰富的革命热情”、“第二是深邃的研究精神”、“第三是勇敢的战斗生活”。（在文章中，周恩来也简略涉及了革命文化阵营的一些争端，比如创造社与鲁迅的论战，认为“那真是不应该的了”。又认为，在“战斗性”方面，比之“鲁迅韧性的战斗”，“这是连郭先生都会感到要加以发扬的”。）认为，这是“最值得我们大家学习的三点”。当然文章的结束语更为热情洋溢： 鲁迅先生死了，鲁迅的方向就是大家的方向！ 郭沫若先生今尚健在，五十岁仅仅半百，决不能成老，抗战需要他的热情、研究和战斗，他的前途还很远大，光明也正照耀着他。我祝他前进，永远的前进，更带着我们大家一道前进！ 这篇文章对郭沫若评价之高蹈、语气之恭敬，足以让郭沫若感怀系之、铭刻在心、没齿不忘。当时，郭沫若就对秘书翁泽永感叹说：“鲁迅曾经给瞿秋白写过一副对联，上联是‘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我十分欣赏这一句，这也适合表达我和周公的关系，不过还不足以表达我的全部心情。”[14]
四、“有机知识分子”或曰“党派圣哲”
这次祝寿活动和这篇文章，之所以在郭沫若的评价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显得意义重大、意味深长，关键在于将郭沫若的生命流程，纳入到了中国共产党建构的革命文化系谱中，或者说，将“新文化”、“革命”视野中的郭沫若，整体纳入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文化体系中。通过对郭沫若50年人生行径进行总结性的政治历史叙事，不但就此奠定了郭沫若在革命文化中的卓越地位，阐明了郭沫若自身就构成了革命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而且鲜明地昭示了郭沫若努力的方向，就是中国革命文化的方向，是其他人（尤其是文人知识分子）学习的榜样和典型。 显然，中国共产党通过这次祝寿活动，实施了一次对党内外文人知识分子的号召和集结，从而为自己的政治纲领和政治目标的实现，吸引和网罗文化人才。日后，新中国主流政治和文化系统对郭沫若的定位和评价，将以此作为衡量的基础。 50寿辰之后的郭沫若，显然没有辜负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对他的厚望，在以后国家和社会发展的惊涛骇浪中，更加自觉地立于时代的潮头，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革命文化的班头”。 要知道，文人知识分子是现代思想精神资源的布道者，在以“党治”为主要政治运作形式的现代中国，文人知识分子与现代革命的互动关系，对现代中国思想文化体系的形成有着重要意义。政治革命成功的关键，在于民心向背。一个政党一个阶级不可能完全依靠暴力获得社会各阶层的广泛赞同，必须有一套宣传、说服机制，向社会各阶层言说政治革命的合理性与合法性，获得理解与支持。文人知识分子是最有资格实践这一功能的社会力量。共产党政治革命，依据列宁的社会主义意识只能依靠知识分子从外部灌输进去的理论，高度重视和利用文人知识分子宣传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作用。一旦文人知识分子支持社会政治革命，意味着他们将会在自己熟悉和擅长的领域，履行宣传、教育和说服的职能，以专业的权威身份，将他们所接受的信仰学说和价值观念，向社会各阶层广泛传播和推广。 这类文人知识分子，兼具知识人和政治人的双重社会角色。成为这类文人知识分子，最为基本的条件有二：一是必须拥有和掌握那些被社会评判系统所认可的知识和精神资源，成为一个或多个专业领域的精英，具有向社会发言的权威；其次，自愿加入到政治斗争的行列，成为某一党派的工作人员，为该党派实现政治理想服务。用葛兰西的话来说，是“有机知识分子”，用弗?兹纳涅茨基的术语来看，是“党派圣哲”[15]，即依赖一种或多种专业的精神和知识资源，为某一党派或集团的政治实践和目标，提供意识形态阐释和评判的文人知识分子。其基本任务和职责就在于，证明和宣传新秩序相对于旧秩序的绝对优越性，从而使该党派或集团的政治斗争达到思想精神上的合法化、合理化，得到社会大多数成员的认同、赞成和支持。而“一个社会集团的霸权地位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即‘统治’和‘智识与道德的领导权’”。[16]
在以政党政治为主要政治运作形式的现代中国社会，郭沫若以“士”入“仕”，以文人知识分子和社会活动家的双重身份活跃于社会舞台，充当了这种历史境遇中的一个自觉的、典型的“有机知识分子”或曰“党派圣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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