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象：抄袭：精神的疲软与麻木

抄袭：精神的疲软与麻木

○　董健

抄袭不好，人尽皆知。且此种丑事，古今中外均有发生，人们已经见怪不怪。因此，再从一般道德意义上抨击抄袭，似乎已经显得是多余的了。然而发生在中国的抄袭，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屡禁不止、愈演愈烈的抄袭，却是一道特别刺眼的“风景线”，它在全世界恐怕都是十分领先的。我则“看中”一点：它是认识中国当今文化的虚假、平庸和学人精神状态的一个“窗口”。

从文化的大背景上说，如果人们的精神空间越来越小，人们的想像力和创造力越来越弱化直至丧失殆尽，文章都是“千人一面，千部一腔”，那么抄袭与否就难以鉴别。记得“文革”后期，我被驻校工宣队、军宣队派到农村进行“教育改革”的“实践”。报上在批判周扬等“四条汉子”，队领导叫我执笔写一篇批判稿，代表当地“贫下中农”集体表态。军宣队一位领导在审稿时说：“毛主席语录引得不够多，印出来难看。”那时发表文章，凡马恩列斯毛的话均用黑体，这位领导认为黑压压一片才好看——这“好看”恰是“政治上”叫人放心的同义语。那篇文章仅毛泽东的话就占去近一半篇幅，剩下的也不过是对毛著的解释和我们的体会，而这“解释”和“体会”也是从中央文件和报刊文章中抄来的。当时私下就流行着这样的顺口溜：“小报（指地方报纸）抄大报（指中央报纸），大报抄梁效。”所谓“梁效”便是“两校”之谐音，因为那时清华、北大的大批判组正是“四人帮”的御用写作班子。可见，在绝对的“舆论一律”之下，写作者被剥夺了自由表达的权利，天下文章只能是“一大抄”，差别只在于“直接抄袭”与“间接抄袭”之间。前者是对某书、某文一字不差的照抄；后者则是改头换面地袭其大意。

可以想见，经过1949—1966年基本上的“舆论一律”（说“基本上”，是因为1956年至1957年上半年、1960年至1962年上半年，曾有过短暂的稍可自由表达的时候），又经过“文革”十年完全、彻底、绝对的“舆论一律”，人们的想像力、创造力已经被剥夺得差不多是“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净”了，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如果不经过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为突破口的思想解放运动，人们能从“天下文章一大抄”的状态下走出来吗？记得1978年，我发现辽宁某大学学报上的一篇文章全是抄袭，便写稿揭发此事。该校领导派专人来南京向我解释：作者备课时，从报刊上东抄一段，西抄一段，当她将讲稿整理发表时，早已忘记是从哪儿抄来的了，所以连注释也没有。他们请我谅解，不要发表揭发的文章。在刚刚走出“文革”之时，在中国大学里靠“东抄一段，西抄一段”来备课、讲课的教师恐怕不在少数。经过“文革”十年的文化专制主义的奴役，中国人在精神上处于一种疲软与麻木的状态。在这样的状态下，不会有创造性的思维，也不会有自由的意念表达，要不抄袭，不亦难乎！

经过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国思想界、学术界、教育界出现了一些有利于自由探索、自由表达的新气象。整个80年代，抄袭之事相对较少。显然，只要精神的空间是宽松的，只要学术研究的自由与思想表达的个性得到起码的尊重，选择抄袭一途的人总是少之又少的。尽管人的才华、思维能力各有不同，但在写作中毕竟“自己创造”的愉快与成就感是远远胜过“抄袭别人”的那种暗暗的恐惧和自鄙感的。即使从“趋利避害”的人之本性来讲，人们也会很自然地追求前者而放弃后者的。况且，越是有独创性的知识者，越是看重自己文章的个性。过去在极左路线统治之下，当知识者捍卫自己文章的个性之时，就会被批判为“个人主义”、“自高自大”等等。如果他确实是觉得“自己的文章最好”，他能去抄袭吗？你把文章白白送他他也不要啊！春秋战国时期，学术独立，思想自由，文化生辉。在百家争鸣中，儒、道、墨、法诸家各是其所是，非其所非，他们互相批判甚至互相攻击，但决不会去互相抄袭，因为各家均有其“本根”，更有其自信，用今天的话说，均葆有很强烈的“主体性”。这一点可以反照出今日抄袭者是多么地没出息！

秦汉以后，文化走向专制，思想定于一尊，文章之事又往往被说成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文章会给为文者带来“名”与“利”，于是想得到“名”与“利”而又无能（或不想付出劳动）作出好文章的人，就开始当“扒手”——剽窃别人精神劳动的果实了。开始时是手抄本，未经发表、刊布，不好直接要来抄，于是便将人家的作品整个地偷来，冠以自己大名，流行于世，反使原作者有口难辩。南朝刘宋之时，有一位叫何法盛的文人，见朋友郗绍写了一本《晋中兴书》，就对朋友说：“你已经名位贵达，不需要再靠这本书去出名了。可我还是一个无闻于时的寒士，很需要靠著作搏得名声，你就把这本书送我吧。”但作者没有答应。然而这位叫何法盛的“寒士”有一天来朋友家，居然趁其不在，便把书稿窃走。作者没有“兼本”（复本），无法将自己的著作面世，于是世间流行的《晋中兴书》都是以何法盛冠名的。这是我最近读顾农《听箫楼五记》读到的一则故事，觉得在最近披露的抄袭事件中，苗怀明颇似那位书未刊布就被偷的郗绍。感谢现代科技，苗有“兼本”，这“兼本”不久将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否则，世间就只能流行那本抄袭之作了。不过，现代科技在救了苗怀明的同时，也方便了抄袭者。他们不用再像那位南朝“寒士”亲自跑到作者家里去偷，网上下载、书上复印、报刊剪贴，都十分方便。手段不同，实质则一：看重的并非学问本身，而是那学问的载体——文本本身可以兑换来的“名”与“利”。就人类自身的精神状态来说，这里没有丝毫的创造、发现的愉快，没有丝毫的因成就感而产生的自豪感。除了投机取巧的一丝得意之外，恐怕主要就是一种精神的疲软与麻木了。

在中国社会与文化的转型期里，这种精神的疲软与麻木几乎是一种顽固的“时代病”。回眸90年代以来，随着教育、学术管理上体制性的腐败，抄袭、剽窃之风变本加厉，恶性发展，早已把学人道德吹得七零八落了。全国有那么多报刊和出版社，每月都有大量文章、书籍面世，除了抄袭、剽窃之作外，还有数量在日益增加着的低水平重复的“大作”。表面看来，热闹非凡，堪称学术“繁荣”，其实是一个国家一个时代的精神生产的机器在“空转”。这“空转”不仅耗费了资源和时间，而且还要排出“废气”——一种毒害人的学风、道德，助长着虚伪与平庸的学术空气。教育缺乏独立，学术缺乏个性，思想缺乏自由。有此三“缺”，人的精神空间日趋逼仄，人的想像力与创造力便会逐渐萎缩，诚如鲁迅所言：“没有了能想的头，却活着。”可以设想，一个精神疲软而麻木的学人，面对管理体制的种种“压迫”（要完成一个个硬指标）与“诱惑”（种种光圈、桂冠、奖励、待遇），即使不抄袭，他也难免粗制滥造，去应付那“空转”的机器。即使教育部颁布《学术规范》，也只能管其“身”而不能管其“心”。人们甚至不无理由作这样的推论：体制的腐败与抄袭、剽窃之风是共谋的。如若不是，为什么一些抄袭丑闻被暴露了的人物（特别是一些有头有脸的人物）屡受体制的保护？为什么出台的一些管理办法，一些评奖，一些项目申报等等，往往在客观上支持平庸而善作伪、善作巧的市侩式知识者，而不利于那些真正埋头做学问并有独创精神的学人？这就难怪优秀的伦理学专家萧雪慧发出了大学称得上是“抄袭、剽窃者天堂的地方”这样无奈而忧愤的感慨！

精神的疲软与麻木，其最可怕的后果还不是精神生产机器的“空转”，而是人的兴趣的丧失。“兴趣”是研究主体全身心拥抱客体，也就是人与对象融为一体的一种境界，也可以说是一种能激发创造性的情感状态。如果你对古典小说没有兴趣，只是觉得可以将它作为“材料”，变出“论著”去交换“好处”，那你是不可能对它有认真研究的，这样，你抄袭别人成果，自然会手到擒来，没有什么心理障碍。这正如面对美味，只是觉得它可以提供维持生命的营养，而全然不顾它的色香味美带给你的愉快，那你只是一个“食者”，而不是“美食家”。在文化研究上应做“美食家”，不应做那种见物不见人、毫无兴趣可言的平庸的“食者”。抄袭是“食者”勾当，为“美食家”所不齿。启蒙主义思想家卢梭认为兴趣是人的精神自由的表现，因此它与人的认识和创造的能力密切相关。他说，当人们“向剥夺他们自由的暴君牺牲了自己的趣味”，他们的趣味就腐化了，也就等于消失了。这里说的那个剥夺自由的“暴君”不一定就指某一具体的权势者，凡是使人丧失了自己趣味的外力，如金钱、名位、官职等等，都可成为这种剥夺趣味的“暴君”。卢梭还说，“对生活最有感受的人”，他对自己的才能、感觉、器官都充分感觉到了，充分运用了，兴趣才会产生。精神疲软与麻木者显然与之无缘。“认识是由兴趣促成和推动的，兴趣贯穿于人类日常的工具行为和交往行为中。”（哈贝马斯观点，转引自何家栋《学统与师道的重建》）我国前辈学人梁启超、胡适等也都强调过“兴趣”对生活、学习和创造的意义。而现在教育界、学术界的风气，却是“实用”得很，“浮躁”得很，无处不“物化”，无事不“量化”，人成了机器，兴趣全抛。在此风熏染之下，抄袭的丑事怎么会消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