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血色，正淹没于浪漫

血色，正淹没于浪漫

——关于“联动”与“血统论”

○　丁帆

我总以为“文革”没有“博物馆”，这段历史就会逐渐被淹没，甚至会被扭曲和阉割。看来这样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眼下“红色经典”被一次又一次地炒热，而且批评界所讨论的焦点就是集中在改编的过程中是采取解构、戏说与消费的立场，还是忠实原著的立场上，在国家权力、市场权力、大众权力和知识权力的选择中，唯独没有考虑到的是历史真理的权力。想想也是，不必说文学界在媚金媚俗的文化语境中撕掉了最后一层面纱，即便是如今的学界和文化界一触及到这一命题，似乎就进入了“历史考古”的领域，往往是王顾左右而言他了，我不知道这是这门“文革史”学问的幸还是不幸呢？！

更为可悲的是，“文革”过去近40年了，这段历史的研究已经成为全世界学术界共同关注的公共研究领域，若论资源和语境条件，理当属于大陆地区。但可惜的是，和敦煌学研究一样，它发生在大陆，研究却在国外。无疑，“文革”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场灾难，但是，在总结这段历史的时候，它又是人类精神史上的一笔宝贵的财富，尤其对于如今的中国年轻一代来说，了解“文革”更是一次不可或缺的精神洗礼。

即便是对“文革”历史进行重新创作和书写，也会因作者的经历各异而大相径庭。最近，当我看到电视剧《血色浪漫》里的那些军队高干子弟在“文革”中的种种“逍遥”举止与“浪漫”情事的时候，我虽然被那种殉情浪漫的审美所打动，但是更能使我联想到的却是那个“红色恐怖”年代里的红卫兵秘密组织“联动”的许多故事。我不知道作者是因为不了解当时那群高干子弟的那段特殊的政治经历呢？还是有意回避这个本不可逾越的书写内容？殊不知，那时的“联动”，在那一代青年的眼里，尤其是处在非政治中心的外省年轻人心里，那简直就像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契卡”那样神秘，抑或就像“盖世太保”里的“党卫军”那样具有一种恐惧的魅力，对于当时追逐“红色恐怖”的革命青年来说，无疑有着无穷的神秘感和诱惑力的。尤其那些生活在下层的红卫兵，以及一切向往加入红卫兵的外围青年们，都是用一种仰视的眼光和敬畏的口吻去看待与谈论他们的，就像未庄的那些真真假假的“革命者”一样，以谈论京城里的那些戴着分等级的呢子、缎子、绸子袖章的红卫兵之“革命壮举”而感到自豪与荣耀。其实，不研究那段历史，你就根本不会知道在那层神秘的面纱后面会隐藏着巨大的政治角逐背景。“文革”滑稽的闹剧总是以喜剧的形式，抑或严肃的正剧而开场，最后才是以悲剧的形式而告终的。

“联动”这个“文革”专有名词如果不加注释，现在的年轻人是不能理解的，乍看起来，这一名词还很有“后现代性”的意味，或许在“后现代派”的理论家那里倒还可以阐释出一套“继续革命”的新理论来。殊不知，这其中复杂的历史内涵与社会内涵是足够我们几代“历史考古”学者享用的了。

“联动”就是“联合行动委员会”。如果说“血统论”是红卫兵运动兴起的思想基础和社会基础，那么，当1966年9月北京师范大学“井冈山战斗兵团”开始批判谭力夫的“血统论”时，“联动”的高干子女们却是用另一种更“纯粹”的“贵族血统论”来挤兑谭力夫们的“泛血统论”，就像希特勒时代的“党卫军”一样去剿灭异己。众所周知，红卫兵运动一开始就是那些“高干子弟”的专利，他们“保卫毛主席、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不是没有条件的，而随着运动的一步步的深入，在明确了所谓“两个司令部”和“两条路线”以后，那一大批昔日不可一世的“八旗弟子”们也随着父辈们的倒台，开始了他们短暂的悲剧政治生涯。当然，“文革”期间谁都不会预料到自己的命运会向哪个方向发展，可能今天红得发紫，明朝就成为阶下之囚。正因为这批“高干子弟”不愿屈服于严酷的政治斗争的压迫，更不愿意接受失去生活的花园和天堂的事实，所以，他们才孤注一掷，敢于用鲜血和头颅去和强大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无产阶级专政机器”相抗衡，用另一种“革命的暴力”来挽救一个行将灭亡的政治群体，最终为“文革”历史涂抹了一道“血色浪漫”的斗争风景线！

针对1966年10月25日林彪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关于“两条路线”的讲话，11月27日北大附中首先秘密成立了“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也就是“东城区纠察队”、“西城区纠察队”和“海淀区纠察队”的联合体。12月5日即发布了“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宣言”。他们将矛头直接指向了“中央文革”和江青，口气很大，提出了“打一打关锋、戚本禹，吓一吓陈伯达”。而且，“联动”分子公然提出了“文化大革命”是左倾路线的理论，这在那个“红色恐怖”的年代里算是先知先觉了。按一般的说法，“联动”的成立日期就是在12月5日，因为“宣言”具备了理论纲领和组织纲领，而且，这一天还有一个令人震惊而难忘的革命仪式：北京工学院附中的邹建平等人爬上了西直门城墙，刷下了一条几十米高的巨幅标语：“中央文革把我们逼上梁山，我们不得不反！”同时，在天安门广场和王府井大街也出现了“联动敲响了中央文革的丧钟！”“坚决保卫革命的老干部！”等大标语。可以说，这两条标语正是代表了“联动”绝大多数人的心境的，前者是“革命”的理性，而后者却恰恰是感性的动机。因为他们都是一群共产党资深元老的子弟，出于对那个集团利益的本能捍卫，他们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了。的确，在尖锐无情的政治斗争中，这些青年的勇气一点都不比他们的老子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抛头颅洒热血的干劲差。当江青在12月初召开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上气势汹汹宣布“联动”是反动组织，要进行专政时，30多位“联动”分子齐唰唰地起立；齐唰唰地戴上“联动”的长袖章；齐唰唰地脱帽；齐唰唰地迈着整齐的步伐昂首挺胸离开会场。这把当时的江青和中央文革的成员都给镇住了！像这样一个具有小说意义的壮烈的历史长镜头没有被“文化大革命史”和文学艺术形式所记录与运用，可能也算作一种历史话语和文本的缺失吧。据载，周恩来的秘书周荣鑫和廖承志就因为在调解“联动”和“造反派”之间的矛盾时，同情了“联动”，因而被打倒和批斗，就连周恩来也无可奈何，破天荒地吸了香烟。

1967年的元旦，“联动”中的一些人为了更加纯洁组织的高贵性，发布了所谓“中央字003号通告”，宣布了早在1966年10月1日在中南海政治局礼堂成立的以中共中央、北京市委、国务院、人大常委会、中国人民解放军将校、中央军委、国防部、十六省省市委革命干部子弟（女）为主体的“联合行动委员会”。

显然，这个“通告”应该是1949年建国以来首次公开与当时的毛泽东思想和路线叫板的宣言，虽然“动机不纯”，但是，它对以毛泽东为主体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威胁是巨大的，而且这在共产党的历史上、在共和国的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大逆不道的行动，确实是令人震惊的！它竟敢宣告只“忠于马列主义和1960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而矛头直指毛泽东的现思想和现专制。我以为，就凭一群中学生为主体的思想者是决不可能将毛泽东思想从1960年划界的，就凭这一点深刻思想内涵可以认为，没有强大的体系性思想的支撑，是不可能有此犀利深刻的分析的。可见“文革”真正的内幕是多么地复杂，许多历史的真实细节远没有被揭示出来。也许，“联动”是一个中学生组成的冲动性组织，他们凭着感情和直觉行事，凭着对当时政权剥夺了自己的既得利益的仇恨，凭着父辈倒台后对政治前途的担忧，不顾一切，没有任何策略地去逞一时的匹夫之勇，他们进行的是一场不计任何后果的政治斗争。他们冲击公安部，开始了“打、砸、抢”的“武斗”行动，到头来当然在“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下，落得个粉身碎骨的下场。1967年1月31日，当《红旗》杂志第3期上的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一出笼，就宣告了“联动”的彻底覆灭。尽管此后“联动”还是不甘心灭亡，做出了许多惊人之举，但毕竟是强弩之末。从1967年1月17日开始公安部在北京工学院附中抓人，到清明节的秘密逮捕，一共有一百多“联动”分子被江青和谢富治抓进了北京半步桥第一监狱。当然，在一些元老们和周恩来的努力下，这些青年人很快就被放出来了，当他们见到周恩来的时候，个个放声痛哭。其实，这其中半是怨恨半是委屈，这种仇恨的抒发积聚成的能量最后也成为日后粉碎“四人帮”的重要动力。

值得深思的是，在整个红卫兵运动的过程中，究竟谁对谁错？这是一个怪圈和悖论。它绝非是“文革”时期流传的那段民谣那样简单：“好人打坏人——有理；坏人打好人——冤枉；好人打好人——误会；坏人打坏人——活该。”当然，“文革”是笔糊涂账，想要算清楚也确实不容易，这也是许许多多过来之人在恩恩怨怨中始终解不开的思想之结，但是，我们只要从大处着眼，从历史和民族的前途出发，就能厘清这个思想谜团。正如一位外国学者所言：“文化大革命堪称史无前例，也再没有任何时期能像文化大革命这样，会使得一切历史类比都陷入无效。”说到底，这场红卫兵运动其实就是毛泽东和一批开创江山社稷的元老们之间斗争的折射，而江青在直接面对这些昔日的“八旗弟子”时，只能用“平民红卫兵”来制衡“保皇红卫兵”，最后不得不动用专政机器来维持局面。当初，她支持“血统论”助长红卫兵运动是“文革”前期斗争的需要；后来，她又从反“血统论”的立场上来揪出一条又粗又长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黑线，也是“文化大革命”高潮期政治斗争的需要。这其中不能不说是渗透着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和决策的。反之，“联动”（“保皇派”红卫兵）在与“平民红卫兵”（“造反派”红卫兵）较量时，为了显示他们高贵的血统，也就同时陷入了他们开初所批判的“血统论”的怪圈之中。仔细想想，也是其必然结果，“存在决定意识”嘛。那么，在这场红卫兵运动中，最最倒霉的还是被贵族的“联动”们，乃至平民的“造反派”们所羞辱与歧视、践踏与残害，甚至于动之于刑、赶尽杀绝的那些属于异类的“狗崽子”们了。从这个角度来说，“文化大革命”中的“血统论”和“反血统论”只是政治斗争的需要，都没有真理权力可言，也就更无人权而言。

也许，“联动”留给“文革”和后世的一个最值得注目的惊叹号就是那一条标语：“毛主席正确不正确，十年以后见！”当历史翻过一页又一页的时候，我们再来检阅这“文革档案馆”里的陈迹，不得不慨叹历史的无情与严酷。那是“联动”分子们先知先觉的真知灼见吗？还是历史经验使这些年轻人说出了一个不为人们所洞悉和体悟的常识呢？

如今，历史虽然早已翻过了“文革”那一页，但是，当人们来重新审视和书写这段历史的时候，不知道是由于对史料的不熟悉，还是历史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能够真正把握住“文革”历史脉搏的学人和艺术家日渐稀疏、凤毛麟角了，尤其是在艺术家的笔下和聚光灯下，那种对“文革”充分浪漫化、平淡化、简单化与规约化的艺术手法，才是从根本上将“文革”的本质给颠覆了，把“文革”这一民族的巨大肉体和精神灾难轻轻地消解掉了。从王朔的《动物凶猛》被改编成《阳光灿烂的日子》（这个片名的改变就意味着审美观念和历史观的巨大变化——把人民大众的受难之日当作艺术的狂欢之时）后，陆续出现的长篇电视剧有《梦从这里开始》、《血色浪漫》等。且不说那林林总总的小说、散文、诗歌中所流露出来的对“文革 ”歪曲和美化的情绪与感觉，就仅仅这几部电视剧在读图时代所引起的反响也是非常可观的。艺术家们是在人们的灵魂记忆中驱赶着神圣的民族痛感！这种民族的痛感的获得是很不容易的，它是那个时代几亿人用鲜血的代价换来的历史教训，它是我们民族的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诋毁它，就意味着背叛！人们，尤其是年轻的一代对“文革”没有任何感性的记忆，就在艺术家营造的这种略带刺激的甜蜜浪漫氛围中将“文革”的本质给彻底偷换和美化了。作为艺术家，他的责任不仅是将审美的感受传达给读者与观众，他还必须承担历史的责任。你可以不对道德负责，你也可以不对伦理负责，你甚至也可以不对任何的人与社会负责，但是你不能不面对庄严的历史和不可儿戏的人性！如果把一个巨大的历史悲剧改变成一出喜剧，或者是一出闹剧的话，那么，我们这个民族也就离下一幕更大的历史悲剧不远了。

上述的三部影视片都是反映“文革”时期“高干子弟”，尤其是“军队高干子弟”生活题材的作品，说实话，它勾起了我对“文革”的少年浪漫记忆，尽管其中有许多苦涩的内容，但是，正如沈从文所言：“回忆是有毒的！”从感情上来说，艺术家调动了我的忆旧审美功能，使我进入了审美的规定情境，达到了“忘我”的彼岸境界；而从理性上来讲，我又不能抛弃“文革”那个巨大灾难的背景，而孤立地去看一个个故事和人物。舍弃了知识权力的阅读，就意味着对人性的背叛，也就意味着放弃了文化批判的职责。批评家不可以，艺术家也同样不可以。在这种两难的悖论中，我们的价值取向的天平究竟倾向谁？也许这是个常识性的问题，但是，历史一次次地告诫过我们：我们往往就是不断地犯着常识性的错误！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在这些影视作品中，作者们都一致回避了这批“高干子弟”在那个时期所经历过的“重大政治生活”。当然，从80年代后期开始，王朔在文坛上的“功绩”就是“躲避崇高”和“消解重大叙事”，将叙事转到“日常生活”中的“原生态”之中。但是，在“文革”的斗争语境中，尤其是早期的红卫兵运动中，还没有出现过那种浪漫的“逍遥派”。像《阳光灿烂的日子》那样在青春萌动期里的风花雪月之浪漫连一点血色都没有，可能是对那个时代绝无仅有的臆想。无疑，当一个作家对他所描写的文化语境没有切肤之痛，他是不会对那个时代产生深刻的反思的，也许那时正是王朔们的“红小兵”的逍遥时代。不，那时“红小兵”还没有命名。在他的“童年记忆”和“少年记忆”中，省略的是严酷紧张的斗争场景，情窦初开的欲望远远压倒了革命的激情。当然，作家的选择是自由的，把“好玩”的童心进行无限的放大和夸张，不失是一种颇有“后现代意味”的审美选择。但是，作为一个有着人性底线的灵魂塑造者，他不应该有意忽略掉人类历史上的那段痛史的基本描写，就像许多作家在描写二战时期法西斯统治下的生活时所持的叙述态度那样，即便是喜剧式的，也有一个最基本的价值批判立场。如果放弃了这样一个基本的价值立场，一切艺术只是一个躯壳而已，它无疑是没有生命的。

这种对“文革”文化背景有意无意的规避与舍弃的思潮影响着几茬青年作家，甚至也影响到了一些批评家。就《梦从这里开始》和《血色浪漫》两部电视剧而言，应该说是深得那种“后现代”理念衣钵的。我承认作家有选择题材的自由，他可以不屑于写那些“重大题材”，但是，你笔下的人物既然进入了“文革”的文化语境，既然也涉及到了这些人物在“文革”中的政治生活以及家庭背景，你就应该收起你的那副调侃戏谑的面孔，严肃地去书写这个关乎我们民族命运的历史。我以为《血色浪漫》里的钟跃民、张海洋和黎援朝们这批“军队高干子弟”（按剧情故事的推断，他们都是“老三届”）在那个时期还没有进入做“逍遥派”的状态，本着既得利益，这时正是他们政治奋斗的黄金时期和关键时刻，他们这时并不是在“老莫”里逍遥，也没有把心思放在“拍婆子”和“泡妞”上，这些浪漫的情事都应该是发生在1968年以后。而作者舍去了“重大事件”及其背景，只轻描淡写地交代了一下他们的父辈被隔离审查的背景。我不知道作者们（据说也都是那场“革命”的亲历者）为何省略了那段惊心动魄的庄严历史？是“为了忘却的纪念”？还是“为了纪念的忘却”？抑或是为了“躲避崇高”而远离对历史的反思与忏悔？！

其实，正如影视片中所描述的那样，这些“高干子弟”的父辈们或迟或早都会得到“解放”的，一旦父亲“解放”，马上就穿上了“国防绿”。龙子毕竟还是龙子，他们最终的命运是绝对不会“打洞”的！而且最终在“新时期”里必然会成为国家的栋梁。而那些去“修地球”的除了平民子女外，就数那些罪有应得的“狗崽子”们了。而最不能容忍的，也是作者着力向世界展示的钟跃民式的桀骜不驯的那种高贵性格，他显然带有“血统论”的痕迹。

我们不担忧已经失去历史疼痛，而是担忧未来会不会给我们的后代再来一次历史的重演！

就我所接触到的国外的“文革”研究资料来看，其研究状况基本分成两类形态：一类是属于“旁观者清”的那种，他们不仅能够从历史的细节上作出微观的分析，同时也能够从宏观的大视角切入，揭示出历史事物的本质，可谓高屋建瓴；另一类属于对中国话语隔膜，尤其是对“文革”语境没有一点感性认知，只能就事论事，甚至用西方的话语和思维习惯去诠释“文革”，就显得幼稚而风马牛不相及了。我不知道大陆的一批青年赞颂“文革”的情绪来自何方，但是，那种对“文革”的顶礼膜拜之价值观和国外研究后现代革命的学者如此相似乃耳！君不见，张广天的一出《切•格瓦拉》就煽动了多少青年的“继续革命”的热情！看到那如火如荼的激动人心的场面，你能说中国没有发动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的可能吗？

辛格（Martin. Singer）认为，“文革”将中国青年学生从理想的一代变成了迷惘的一代：“对于多数中国学生而言，文革使他们不可补救地失去了政治上的纯真。”这种纯真——以及相伴的乐观和献身精神——对于奋力拼搏以告别过去，并在现代各国确立自己地位的国家而言，是宝贵的资源。这种纯真只会失去一次。在一个老革命家为从不可避免的历史风暴中保留自己遗产的很不成功的斗争中，这种纯真失落了，这是文革的真正的悲剧。”确实，中国新的年轻一代不纯真了，他们更加实际了，他们对于“文革”的渴望完全是叶公好龙式的，真的来一次“文革”，他们决不会是那种理想和浪漫型的角色，因为：“潜藏在各种对于文革后果反应后面的，是一种深刻的失落感——文化和精神价值的失落；地位和荣誉的失落；前途和尊严的失落；时间、真理和生命的失落；总之，几乎一切使生命有价值的东西的失落。”“现在中国有一种认同危机，类似于杜克海姆（Emile .Durkheim）在他论述无目的性问题是所描述的危机。准则是人类行为的最终基础，但现在准则已分崩离析，但又没有新的准则来代替。因此，我们——特别是年轻的一代——正面临一个无目的时期。人们不清楚他们在追求什么，他们要什么。他们想要改变，但什么样的变化是合适的，他们不确定。”（石安文Anne F .Thurston）面对这样一个精神废墟的基础，我们的学者和艺术家们应该做些什么，又能做些什么呢？

今天，当我们重写这段历史的时候，当我们用艺术的手法再现这段历史的长镜头的时候，我们不能仅仅怨恨于这一段历史给我们曾经带来的灾难，但是更不能轻曼地抹去历史的血痕。唯有在“血色的浪漫”中看到“浪漫的血色”，我们才能接近历史真理的和艺术真理的本质，才能在历史的荆棘中找到民族重生的路径来。否则，还是会有吃人的时代再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