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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现象：缺席的在场者与在场的缺席者 ——对闰泉、刘方喜论争的看法
钱中文先生曾在《文学艺术价值、精神的重建：新理性精神》（简称钱文）等文里提倡“新理性精神”，《粤海风》2004年第4期刊出闰泉先生对新理性表示质疑的文章《精神的疾病还是精神的良药》(简称闰文)后，该刊于2005年第1期刊出刘方喜先生的《中国学术致命的“精神疾病”究竟是什么？——评闰泉的〈精神的疾病还是精神的良药〉》（简称刘文）对闰文进行反驳，笔者在分析他们论争的具体内容时侧重对其文本话语分析，更关注这种话语方式背后的象征密码。
一、文学理论界的普遍症候：“大概念迷信”[1]
闰文以西方文论体系严密和论证严谨的标准对钱先生的“新理性精神”进行质疑，侧重于方法论上的思考。闰文认为钱文“提出和解释基本概念的方式”“缺乏理论的严谨性”。对概念的界定上不应采用“抽象的精神或原则”。期望钱先生的新理性和西方的新理性一样，能是“构建得极为精致严密的理论”，质疑“新理性精神论”“基本上是一种极抽象空洞的概念性随感录”。认为要在梳理已有的观点基础上确立自己的论点，且反对抽象地认识理性和非理性，认为理性和非理性之间的关系很复杂而“中国‘新理性精神’的倡导者们确实想得太简单了”，因此闰文认为“新理性精神论的最大的缺陷是没有真正落实为一种文学的理论”。闰文并不是在一般意义上否定钱先生的看法，而是以西方理论严密精深的标准期待理论的规范性和体系化，比如对钱先生的“审美意识形态”论，闰文认为“仅就这一提法而言，我并无异议”。肯定它“是80年代人们急需冲破单纯以意识形态看待文学的弊端”的成果，而且，“仅就文化研究已成学界时尚、意识形态性质再次涌上前台的今日中国，我也以为此说是正确的”。他质疑的是钱先生“没能完成一个文论专家职责范围内的事情：准确清楚地阐明这一思想的内涵”。可见，总的来说，闰文侧重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讨论新理性。自然，闰文在细节上还要更考究（如刘文指出的闰文对意识形态的两种界定有矛盾），局限于具体人事的评价，最好能从具体现象提升出一些共性的问题来进行反思。毕竟，老先生的不足不仅仅是一个个体的缺点，更是一个普遍的存在。不可否认，几位前辈对文学理论的学科建设，引进西学，培养后备人才上有自己的贡献，如“审美意识形态”之类的提法也曾起过很积极的作用，应得到应有的肯定。但是，闰文以尖锐的方式提出了一些在文艺理论研究上应该注意的问题，值得我们思考。 其实，新理性精神在一些学者那里已有不同程度的疑虑。比如王元骧虽肯定新理性的意义，“但是，对于什么是‘新理性’，它的具体内涵是什么，它与‘旧理性’又有什么区别，似乎还需要作进一步的、更明确的界定……还应该在学理上作历史的、逻辑的分析”。[2]又如在“新理性精神与文学研究方法论”学术研讨会上，“在讨论中，有学者表示了疑虑。张弘(华东师大中文系)认为，倡导新理性精神，首先应解决在特定历史语境中所形成的‘旧理性’与‘新理性’、‘理性’与‘非理性’的关系问题，对新理性精神应有本体论的回答，而不仅只是价值论的倡导。否则，新理性精神就可能成为‘危机论’，一种源自社会精神危机和交往话语危机的救世论和道德论，那样的话，对思想文化的发展及文学研究的影响，也就有限了”。[3]和闰文一样，他们希望钱先生的“新理性”能有本体论的回答。下面笔者重点分析一些引起双方论争的方法论上的症结问题，这也是我自己可能出现的缺点，应在学习思考时努力避免的。 1、理论建构的概念：武林至尊与超级能指 两位先生对钱先生的“现代性”概念产生争议。钱文这样界定现代性：“在我看来，所谓现代性，就是促进社会进入现代发展阶段，使社会不断走向科学、进步的一种理性精神、启蒙精神，就是高度发展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就是一种现代意识精神，表现为科学、人道、理性、民主、自由、平等、权利、法则的普遍原则。”闰文反对“以抽象的精神或原则作为现代性的定义”。刘文反驳闰文说“钱中文作为一个中国学者有没有权力根据中国的历史语境提出自己个人的一种‘描述’?”钱先生当然有这权力，但这个“现代性”概念，既有“理性精神”又有“启蒙精神”，且有“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还有“现代意识精神”，并且有那么多“普遍原则”。现代性这个武林至尊，手持着“理性精神、启蒙精神、科学精神、人文精神”等秘密武器，在“科学、人道、理性、民主、自由、平等、权利、法则”组成的梅花桩上飘来舞去，就是没有一个实在的落脚点。钱先生认为“新理性精神……有三项基本内涵：现代性、人文精神、交往对话”。[4]新理性的内涵除了这个包治百病的现代性的妙方，还包含另两个内涵外延很广的概念，必定成为一抹就灵的万金油。可是必须警惕，一个抽象的内涵和外延都很宽广的概念，很可能成为大而无用的概念，成为一个极度膨胀的超级能指。其次，在某种程度上，“新理性”和“现代性、人文精神、交往对话”之间的内涵本身就相互指涉，“现代性、人文精神、交往对话”能够并存，成为“新理性精神”的子集吗？最后，如闰文所说的，“在今日西方主流的文化研究者看来，‘人性’、‘精神性’、‘理性’等概念从来就不是清白无辜的，从来就与人压迫人、人奴役人的制度联系在一起”。新理性精神是否会成为一种元话语，一种宏大叙事？这种总体化的宏大叙事常和科学背道而驰：“伴随着这种不稳定的感觉以及非连续性的、个别的、局部的批评的大量运用，我们又发现了未曾预料到的情况，即一种通用的、总体化的理论的禁制作用。”[5]“科学在起源时便与叙事发生冲突。用科学自身的标准衡量，大部分叙事其实只是寓言。”[6] 2、理论建构的思路：明晰性与条理性 闰文认为钱文“思路不清”。刘文认为：“‘理性主义’、‘现代性’、‘非理性主义’、‘后现代性’等概念都存在纠缠不清之处，每个人从不同的角度可以作出不同的理解。”这点我是赞同的，但在论证中基本范畴还是要明确的。钱先生提倡新理性的一个重要背景，是他在提倡新理性的几篇文章里反复强调的“西方学者宣布这也那也死亡”的“终结”情结，西方理论真是那么简单的吗，西学的优点之一在于这些理论家对问题精密深入分析，叔本华、尼采真的那么无聊空虚吗？在诸多“死了”、“终结”貌似简单片面的口号背后有很复杂的社会背景，严肃的命题，精深的洞见，而我们常将他们的学说抽象化，口号化，简单化。有时我们理论界津津乐道的来自西方的口号却是对西方学者学说的误解，如学界常认为福柯说“知识就是权力”，而福柯本人并不是如此简单看问题，明确表示不赞成这种说法，“如果这是两个同一的东西，我就没法研究它们的联系了”。[7]我们介绍西学，引用西学时，常常截取只鳞片爪,有时可能会断章取义，这些缺点也许很难避免，但要尽量避免。钱文论述的内容不是很明晰，思维跳跃性强，出现交叉的现象，在谈及新理性精神的具体内涵和具体建设时，常跳跃到理性“死了”之类前文已经表达过的感想上来。在钱先生看来，卡夫卡是这样一个人：“这种为没有希望、没有出路的情绪所支配的人，就像一个步入死胡同的落魄者，欲前无门，突围无力，走投无路。”后文说“在人遭受苦难陷入迷惘的时刻，看来只有那些具有海明威、福克纳精神力量的作家，会给人们以鼓舞，勇敢地生存下去”。在讲到叔本华、尼采的非理性思潮时，把海明威和福克纳作为非理性的对立面，虽然如钱先生所说的，海明威曾宣告“一个人并不是生来要给打败的”，福克纳曾宣告“人是不朽的”，有勇于面对现实的一面，虽然卡夫卡、福克纳、海明威各有风格，但在总体上，他们在精神上有共通性，在此怎么成为对立的双方?论述要明晰有条理，否则可能出现三明治式的论文，把火腿、生菜、黄油都混在一起。 3、理论建构的方法：宣布式还是分析式 我更关注的是钱先生的“新理性”作为一种新理论的提出方式。钱文先在说新理性的诸多意义时，大体上在每一段第一句概括新理性各层次的内涵：“首先，新理性精神坚信人要生存与发展。”“其次，人文精神是一种历史性现象。”“再次，人文精神具有强烈的理想风格。”文章以一种宣布的形式，告诉我们新理性精神“应该”如何。诸多西学在方法论上都是精密的分析，那些最精粹的思想如“权力—话语”等都是理论家通过对大量的史料进行梳理、考证、细致分析后从内部提升出的。而钱先生提出“新理性精神”的思维方式总体上还是中国古代理论的思路，重体悟而轻思辨，是“判断式”而不是“分析式”，这种行文方式，自然不是钱先生一人的缺陷，但闰文质疑它“缺乏充分详实的论证”，是“随想录”，有一定的道理。西学和中学的优劣之争是双方争议的焦点，闰文认为“就诗学之为一种‘学问’而言，我们必须老老实实地承认中国人现在还不如西方人，还应该谦虚地向西方人学习”。刘文用较多的篇幅指责他是“假洋鬼子”，“侏儒”，“拉西方大师的大旗做虎皮”。有趣的是，刘文话语方式欧化，引用的是西方理论而非中国古代理论作为权威证据来批驳闰文。刘先生这种做法并非偶然随意为之，中国古代文论和西方文论之间的话语范式不同，根据库恩的范式理论，范式不只是纯粹认识论上的知识体系，还是知识的社会形式，即一定社会集团的信念和行为规则。不同的范式的内核是思维模式，思维方式总通过话语方式体现，在这种意义上，西学、中国古代诗学、中国现代诗学间的关系是复杂的。在理论建设中，我们要在自己的理论资源基础上实现西方资源内在转化，摒弃盲目学习西方，但这一切需要先有学习的过程，而闰泉先生承认中国诗学作为一种学问但落后西方，提倡老老实实学西方，未必就如此糟糕。 总的说来，上述理论建构中潜伏的危机，并不一定是新理性提倡者个人的缺点，某种意义上，它属于中国文学理论界的一种症候——“大概念迷信”[8]。大概念作为一种宏大叙事出现，它发现规律，揭示因果，概括历史，面对未来，积极为人们的行为确定方向，描绘蓝图。不可否认，一些大概念曾经作为历史和未来的恰当界定而揭开了新的视域，然而许多大概念总和话语权威、命名快感联系在一起。刘先生在文中对求新求变的理论趋向表示赞赏，他说：“闰泉式的这种批判，对于当今中国求新、求变的理论创新是极端有害的。”这些“新”字作定语的理论对中国社会未来进行了积极的展望，也可能如刘先生所说的是拥有“希望重建和维护人的生存的家园和精神家园”的良好动机,可是，“这个时候，批评家很难考虑到，‘新’也可能成为一种短缺，或者成为一种限制”，文坛隔些时候就会冒出几个大概念作为文坛丰收时节的礼炮，作为丰收庆典上的总结陈词。求新求大的心态在文坛上普遍存在，出全集比出选集好，出专著比写文章好，写长文比写短文好，大概念自然也比小概念好。“大概念迷信”也是中国人好大喜功的普遍弊病，虽有学者清醒地认识到，却没引起学界的广泛注意。
二、话语的话语分析：犬儒意识形态和权力话语
刘先生说闰泉写此文是“以骂名人而出名”的炒作行为，刘先生说“20世纪80年代出现过一些以骂名人而出名的学术明星，如果新世纪还源源不断地涌现出这样的明星，那无疑将是中国学术最大的悲哀！”但是，这位“闰泉”先生用了“闰泉”的笔名，大家感到陌生，我也只能猜测他可能是“闰土”的哥哥或者弟弟。笔名就像是一次化装，如果用笔名写文章就像参加一次化装舞会，在化装舞会上出尽风头的白马王子没有人知道他是谁。如果这位先生真的要炒作，那么早该写上自己的真名，卸下面具让大家看得清清楚楚。可见，他的批评文章和“炒作”没有必然的联系。笔名是一种匿名，当他者总和匿名联系而被赋予“匿名的他者”时，我们已经可以看到闰泉们和批评对象间是“他者”和“主体”的关系。无脸的他者是蒙克著名绘画里沉默的嚎叫，是嚎叫声中试图撕裂某种东西的模糊的面孔，是福柯所说的沙滩上的脸，随时可能被抹去。命名即是命运。这些无名的他者中确实有些炒作者，有些尖锐的文章可能优点和缺点并存，我们应针对其观点和逻辑具体分析，不应一棍打死。简单地区分文坛，可以把文坛分为权威（名人）和非权威（非名人），大体上，权威（名人）是父辈，非权威（非名人）是晚辈。一般地说，权威批评权威，非权威批评权威引来更大的注目和争议，但今天的文坛，权威对权威的批评是少见的，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呼唤权威对权威的批评”[9]是必要的，“权威的谬误最好由同时代的权威来纠正”，[10]因为权威的水平更高影响更大。“五四”时期，蔡元培和胡适间的批评和反批评，“丝毫也没有损害二人之间的情谊”。[11]在西方，大师名家间的论战批评很正常很频繁，他们的学说常在论战中得到修正、扩大、确立，如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是在批判和被批判中得到发展的。这些论争常在父辈与子辈、老师与学生之间展开，而在中国，“子辈”对“父辈”的批评总是引起争议。鲁迅早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里说过：“他们以为父对于子，有绝对的权力和威严；若是老子说话，当然无所不可，儿子有话，却在未说之前早已错了。”因此，我很赞赏钱先生在提倡新理性精神的文章中对批判精神的重视：“文学艺术也要强化人文精神的批判精神”，“没有大范围的文化冲突，就不能产生文化的震惊……就没有推陈与创新，就没有大范围的文化的重建。”可惜目前这种理念还很难成为介入现实的有效方式，这必定是钱先生等提倡新理性精神的前辈所不愿见到的。当刘先生认为对钱先生进行批评的闰文，是“致人于死命”的文章时，我吃了一惊，一篇探讨学术的文章，几句批评就可“致人于死命”，似乎在“文革”和其它非常时期才发生的。在这话语表达中是否有某种空白，是否有某种缄默在话语下的秘密？ 闰泉先生在行文中的措词应更谦和些，比如“伪道学家”、“九斤老太”这些词用过头了，我相信前辈提倡新理性精神的出发点是好的，只是需要经过各方面的考验，毕竟“真理”不是靠气势和情感词汇获得的，而是根据内部的逻辑思辨来征服对方。每个人都是一个历史的存在，都被镶嵌在特定历史的框架上，老先生的作用和局限都和特定历史时期联系在一起，而我们年轻的一代必定也有自己的不足。如果说闰泉先生在语气上有失平和已是缺点的话，刘方喜先生则不必花更多的篇幅更尖刻批驳闰泉先生：“轻佻、轻薄乃至恶俗”、“谬种流传”、“信口雌黄”、“盲人瞎马”、“牛头不对马嘴”、“混淆视听”、“夸夸其谈”、“无知无畏和浮躁浅薄”、“红卫兵逻辑”、“‘文革’阴魂”、“井蛙、侏儒”，“你能说出些什么新鲜意思吗？你配说出些什么新鲜意思吗！”“假洋鬼子式的批判，十足的侏儒式的批判！”“这种无知无畏的‘红小兵’老博士学风，不知是怎么调教出来的？”“假洋鬼子与侏儒心态，新教条主义学风，越是无知越是无畏的‘红小兵’痞气”，“犹如一架发疯的钢琴自我表现了一番，真使人大开眼界！”等等。我十分赞赏刘方喜先生在文中用很多篇幅反对“非此即彼、你死我活的思维方式”，他说“这种思维方式的具体表现，就是把自己当作绝对真理的化身，唯我正确，别人的表述，都属谬误，必欲除之而后快！这种充满机械论气息的非此即彼、你死我活的思维方式，不知给中国学术带来了多少灾难性后果！”然而《圣经》早就说明，“看到别人眼中的刺”是容易的，“但是看到自己眼中的梁木”却是艰难的。福柯认为，话语的真理性不仅在于它说什么，而且在于它怎么说。真理的表达和话语言说的策略及言说的位置有关。以法官的面目出现，进行权威式的定型和评判。以话语权威的姿态演说，激动，激情，感叹号，问号，质疑，嘲笑，咄咄逼人，气势恢弘，排山倒海，大义凛然。也许按刘先生的逻辑已认定闰泉先生是红卫兵那么他当然应是更厉害的红卫兵，这可能就是“文革”相斗的逻辑。可我想文坛论争的健康逻辑应是，即使你是红卫兵我也不当红卫兵，而更平和更有学理性。“文革”话语是权力话语表演的顶点，其深刻根源在于人们心中和日常行为的无意识权力意志。在论争中我们要避免以公布真理，权威代表的姿态来论证问题，在这渎神和造神一样迅速的时代，我们应对神话有深刻的反省——当然要走出他人神话的光圈，但更要提防陷入自己制造的神话中。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里说过一句重要的话：“批判并不是理性的激情，而是激情的理性。”争论需要激情，更需要激情的理性。可是，理性依然是地平线在远方召唤，在场的往往是缺席者，缺席的往往是在场者。什么该在场，什么该缺席，是我们必须警惕和深思的。不要让时刻论争分辩的理性在论争中成为在场的缺席者，也不要让大家试图摒除的权力话语成为缺席的在场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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