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说：关于不同文明对话的思考

关于不同文明对话的思考

○　蔡仲德

一、不同文明对话要有诚意

如今存在一味指责别人即指责别的文明、别的国家的倾向，值得注意。我认为，不同文明对话替代政治、军事对抗本应是人性对兽性的胜利，但是如果多指责别人，先指责别人，甚至一味指责别人，如果参加对话的各方都这样做，那就会变对话为对抗，而不利于真正的对话。所以我认为，参加对话的各方要有诚意，要互相取长补短，勇于也善于向别人学习。在我看来，这样做对别国是有利的，对本国也是有利的。

二、不同文明对话要存异更要求同

还存在只提文明的不同性、多样性，不提文明的相同性的倾向，也值得注意。

事实是，文明或曰文化既有不同性，也有相同性。共时地说，文化是人的创造，而人是群居的动物，其群体不同，其文化也就有所不同，所以每种文化都有各自的特性，其中较重要的是民族性，就此而言，人类创造的各种文化是不同的；历时地说，文化就是生活方式，而生活方式取决于生产方式，生产方式改变了，生活方式和文化也就随之改变，所以文化又具有时代性，有农业文化、工业文化、后工业文化等等的不同，就此而言，人类创造的各种文化又是相同的。我们不应该只看到文化的民族性而不看到文化的时代性，只看到文化之间的不同性而不看到文化之间的相同性。

同时我们看到，文明或曰文化内部存在稳定与进化、保守与创新之间的张力。二者均为文化所需，没有前者，文化就不能传承；没有后者，文化就不能发展。但人是文化的创造者，是文化的主人，所以应该是文化为人而存在，而不是人为文化而存在；人之所以创造文化，则是为了改善自己的存在，更好地生活，这是文化的目的，也是文化的动力。所以人要不断地向前发展，也就要不断地突破原有文化的束缚，以创造新的文化，而不能作茧自缚，固守原有文化的特性；如若固守，原本是人所创造的文化就会异化，人就必然成为非人。这是关于文化的人本主义的认识。根据这样的认识，就可以知道，能动性、创造性是人的特性与本质，也是文化的特性与本质。也就是说，文化的特性不在稳定而在进化，不在保守而在创新。

了解了各种文化之间既存在不同性，也存在相同性，也了解了文化既有它的张力，又有它的特性与本质，我们就可以知道，只提文化的不同性而不提文化的相同性是不对的，这不利于文化的交流，不利于全人类文化的发展，而且首先不利于本民族文化的发展。所以不同文明对话既要讲人类文化的不同性，也要讲人类文化的相同性；既要存异，更要求同。

三、不同文明对话不应讲“夷夏之辨”，不应“排斥外来教义”

杜维明先生等认为在怎样对待外来文化的问题上，冯友兰只看到中西文化的时代性差异，而没有看到中西文化的民族性差异，因而是片面的、错误的；而陈寅恪则既主张吸收外来思想，又强调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则是全面的、正确的。那末，事实究竟如何呢？

事实是，在怎样对待外来文化的问题上，冯友兰经历了强调东西地域的差异、强调中西时代的不同、强调社会类型的不同这样三个阶段。在第三个阶段，即在其“贞元六书”的《新事论》中，他对“全盘西化”与“中国本位文化”论均持异议，认为二者“俱是说不通，亦行不通底”。他从“新理学”体系“别共殊”的观点出发，认为各国文化之间既有各异的民族特性，又有相同的基本类型，前者是文化的民族性，后者是文化的时代性。以此观点比较中西文化，便可发现“一般人心目中所有之中西之分，大部分都是古今之异。……西洋之所以是优越底，并不是因为它是西洋底，而是因为它是近代底。我们百年来之所以到处吃亏，并不是因为我们底文化是中国底，而是因为我们底文化是中古底”；以此观点处理中西文化关系，处理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便应认识中国文化的任务是由前现代向现代转型，而西方文化已完成这一转型，故应向西方学习，但所学应是西方文化中对现代化具有普遍意义的东西，而不是西方文化的民族特性，故与现代化相关的主要部分是我们需要吸取的，与现代化无关的偶然部分是我们不必吸取的。同理，中国传统文化中与现代化相冲突的部分是我们应当改变的，与现代化不相冲突的部分是我们不必改变的。就与现代化相冲突者均需改变而言，这种改变是全盘的；就与现代化不相冲突者均不必改变，只改变文化类型而不改变文化的民族特性而言，这种改变又是中国本位的。我们可以看到，冯友兰的观点是全面的，而杜维明先生等对冯友兰文化观点的评价则与冯友兰的思想实际并不相符。

说到陈寅恪的文化观点，杜维明先生等所指是陈寅恪在其《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三》中所说的“道教对输入之思想，……无不尽量吸收，然仍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这两句似乎是在既反对全盘西化，又反对保守传统文化。但这并不是陈寅恪的真实思想或全部思想，因为他紧接着就说，“既融成一家之说以后，则坚持夷夏之论，以排斥外来之教义”。这就可见，他所说“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就是“坚持夷夏之论，以排斥外来之教义”。而所谓“外来之教义”，《审查报告三》明言是指“释迦之教义”即“无父无君”，至于中国的教义，文中虽未明说，但我们可以推测，当然是指有父有君的纲常名教。他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序》中就明确地说出了这一点：“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关于“三纲六纪”，他又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若以君臣之纲言之，君为李煜亦期之以刘秀”。而所谓“君为李煜亦期之以刘秀”，就是曾国藩所说“君虽不仁，臣不可以不忠”，它是三纲所规定的支配与被支配关系，必须无条件服从，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违背。这才是陈寅恪的全部思想或真实思想。在我看来，陈寅恪之说至少有三点不妥。第一，文化的交流，不同文明的对话，在通常情况下，当然应该既对外来文化“无不尽量吸收”，又“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但不能像陈寅恪所说那样，把“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理解为“坚持夷夏之论，以排斥外来之教义”，因为“夷夏之论”是华夏中心主义的表现，对外来教义则应该加以分析而不能一概排斥。“坚持夷夏之论，以排斥外来之教义”显然不利于文化的交流，不利于不同文明的对话，也不利于某一民族文化的发展。第二，中国过去之所以能坚持夷夏之论、排斥外来教义，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所依托的社会经济制度未根本变迁，今天则正如陈寅恪所说，“近数十年来，自道光之季，迄乎今日，社会经济之制度，以外族之侵迫，致剧疾之变迁，纪纲之说无所凭依，不待外来学说之掊击，而已销沦丧于不知觉之间”，情况与过去已有根本不同。第三，过去的中印两国同属于前现代范畴，今天的中西文化则分别属于前现代与现代范畴，而对现代化具有普遍意义的市场经济、民主政治、人权观念却均原创于西方。在此情况下，中国如仍坚持夷夏之论，排斥外来教义，便永无现代化可言。事实上，自清末至今，顽固派们就是以夷夏之论或“中国特殊国情”论来对抗现代化的，这是中国现代化事业至今步履维艰、收效甚微的重要原因。所以在我看来，在对待外来文化的问题上，错误的不是冯友兰而是陈寅恪。

陈寅恪在《审查报告三》中说自己“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曾）湘乡、（张）南皮之间”，是一个“中体西用”论者。又说，“承审查此书，草此报告，陈述所见，殆所谓‘以新瓶装旧酒’者。诚知旧酒味酸而莫肯售，姑注于新瓶之底，以求一尝”。他在《〈挽词〉序》中承认中国传统文化之教义已消沉沦丧，“虽有人焉，强聒而力持，亦终归于不可救疗之局”。但他存在理智与情感的矛盾，理智上能看清中国传统文化之教义已无所凭依、消沉沦丧，即使有人强聒力持，也终究是不可救疗。而在情感上却还是“诚知旧酒味酸而莫肯售，姑注于旧瓶之底，以求一尝”，还是要“坚持夷夏之论，以排斥外来之教义”。这就可见，他是一个中国文化本主义者，而不是一个人本主义者。只要全面理解《审查报告三》，就可以看到，他之所以要“坚持夷夏之论，以排斥外来之教义”，就是为了注“旧酒”于“新瓶”之底“以求一尝”，也就是为了强聒力持，维护已经消沉沦丧因而不可救疗的中国教义即纲常名教。我们今天讨论不同文明对话，讨论如何使中国文化由前代向现代转型，当然不能再像陈寅恪那样“坚持夷夏之论，以排斥外来之教义”。而杜维明先生等却断章取义地肯定了陈寅恪的上述思想，这显然是不妥的。

四、不同文明对话应寻求人类的共同价值

杜维明先生还反对全球化的一种模式，而说“可以有多种不同的现代性”。我对此也不敢苟同。

我认为，全球化并不是全球各种文化成为一种模式。我又认为，各国的现代化道路和方法也尽可各不相同，但现代性却不能各不相同，而只能有一种。因为，什么是现代性？现代性就是现代之所以为现代，因而区别于前现代的特性。如果现代性也可以各不相同，那就无现代性可言了。

那么究竟什么是现代性呢？现代性只能是市场经济、民主政治、人权观念，而不可能是其他任何东西。市场经济、民主政治、人权观念首创于西方，也就是首先实现于西方，却不是西方国家民族性的产物，而是人类的伟大创造，对世界各国具有普遍意义，理应为各国所享有，也必然在各国普遍实现。近年来一直鼓吹“亚洲价值”的李光耀于2001年1月宣布放弃“亚洲价值”，接受全球价值，就是一个例证。

对于中国来说，现代化的道路特别艰难，现在市场经济已经在建立，民主政治、人权观念的确立却还十分遥远。而市场经济、民主政治、人权观念对于现代性来说是缺一不可的，如果没有民主政治、人权观念的支持，市场经济也不可能真正建立。而要真正建立市场经济、民主政治、人权观念，就必须批判传统文化中与现代性相冲突的六种东西：一，政治权威高于一切，文化从属于政治，不能独立发展；二，独尊儒术，罢黜百家，学术无自由可言；三，以“三纲”为天经地义，等级观念牢不可破，影响深远；四，以群体为本位，强调“私”与“公”的对立、“利”与“义”的对立，只讲个人义务，不讲个人权利，国家至上，个人无自由可言；五，天人不分，轻视科技，不利于发展科学；六，强调“夷夏之辨”，华夏中心主义根深蒂固，不利于接受外来思想，除旧更新。这六种东西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与核心，使传统文化成为一个超稳定的系统，不批判它们，就无从建立市场经济、民主政治、人权观念，就无现代化可言。

其实，自“五四”以来，中国已经在批判这六种东西，而开始走建立市场经济、民主政治、人权观念的现代化道路，只是由于种种原因，批判还远不彻底，现代化则历尽坎坷，收效甚微。今天我们应该回到“五四”、回到蔡元培去，重新肯定“五四”所肯定的价值——即人本主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重新走“五四”所已经开始走的现代化道路，努力建立市场经济、民主政治、人权观念。
（作者于2001年9月12日在全国政协外委会“21世纪论坛——不同文明对话”内部讨论会上的发言，2003年6月整理成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