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说：错位的对话：一场风波的旧事重提

错位的对话：一场风波的旧事重提

○　王进

1998年的中国文坛上，由朱文、韩东等人发起并整理的《断裂：一份问卷和五十六份答卷》(见《北京文学》1998年第10期)所引发的风波，要算一个不大不小的事件。所谓“不大”，是说人们对这种明显的故作惊人之语进行自我炒作的行为并没有表现出预期的热情，更多的人是对之不屑一顾，因而，这次事件在一种高贵的轻蔑面前不了了之，至今没有得到认真的对待或者反思；所谓“不小”，是说在这些问答的卷子里所出现的一些挑战性命题特别是对高校现当代文学研究现状所作的否定性判断，确实触着了文学研究界的某一根神经，如果不是一个麻木不仁的人，谁都不会无动于衷。其实，《断裂》所表达的思想倾向和价值观念，一直是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里的一股潜流，它一直在潜滋暗长，只不过没人说破而已。现在有人挑明，我们无须回避，这也是本文要旧事重提的一个原因。坦率地说，我对现当代文学研究的现状也是不满意的，并且深信在这一领域里能保持良好的自我感觉的人也并不是很多。但是当我拜读了大部分答卷以及发起人所做的阐发与概括后，却有一点不知所云的感觉，正所谓“你不说我倒明白，你越说我越糊涂”。这就好像京剧《三岔口》里的对打，尽管所操枪法似很华丽，但却根本打不着痛处。这表明在当代中国文学的研究界和创作界之间以及“新生代”与“旧生代”之间存在很深的隔膜，对话的双方处于错位的状态。

事实上对于现当代文学创作成就及其研究现状的反思并非自今日始，也不是由新生代作家首先看出问题。从一定的意义上说，它是最近二十多年来研究界内部反思性思维机制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就有论者提出，1949年以后30年间的文学成就，远不及1949年以前的30年。曾经有人不以为然，但大家很快就意识到了，这只不过是率先说出了一个基本的事实。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发端，在现代文学研究界开始生出一种更为严厉的判断：1949年以前的30年间，虽然出现了若干优秀的作家作品，但其总的文学成就是不能令人满意的。随着人们对20世纪世界文学的了解日益广泛，认为现代文学相形见绌的看法也得到广泛认同。这种反思甚至波及到了鲁迅，认为以世界文学的标准衡量，鲁迅也还不能算是伟大的作家。前后两个30年都是如此，那么新时期的20年又如何呢?还是不过如此。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曾经有人预告过文学的“黄金时代”的来临，可是在进入21世纪以后的今天，还会有人如此乐观吗?早就听说北京大学的教授们基本不看电视，原因是受不了没有文化的折磨；又听说一些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学者纷纷转向古典或文化研究，原因是那些研究对象所具有的内涵总是让人提不起精神来。而这些批评最直接的指向就是对所谓“新生代”作家的失望。例如朱文在《我爱美元》中大声欢呼：“美元就是美丽的元，美好的元!”如果能够像雪片似的飘降，“我”和“父亲”就可以把满城的妓女都统统包下来。在这样一种功利得令人齿冷的精神境界中怎么能指望有伟大的作家产生呢?倒是另一位“新生代”作家邱华栋在与刘心武的对话中有坦率的表白：“我表达了我们这一代青年人中很大一群的共同想法：既然机会这么多，那么赶紧捞上几把吧，否则，在利益分化期结束之后，社会重新稳固，社会分层期结束，下层人就很难进入上层社会了。”(见《上海文学》1995年第8期)这种“捞一把”的小市民心态，可以说是相当准确地表达了这批人的写作冲动，如果用来给这次“断裂”的炒作做一注脚我看也是极为恰切的。有鉴于此，我们似乎确实有理由对整个20世纪的中国文学都表示失望。

当然，创作成就的低下并不能成为原谅研究水平低下的理由，因为在文学史上也常常有这样的先例，在创作成就普遍平庸的情况下，文学研究反而以其思想的深邃而放出了光芒。特别是在人类进入20世纪以后，文学领域的最大特色是思辩色彩的强化，是理论思维对文学创作的大规模介入，是诗与思的交相融会，文学与哲学的界限正在消失。因此，在20世纪当一个作家，如果没有自己的哲学和文化的本体论根基以及巨大的历史穿透力，那是不可想象的；同样，20世纪的文学研究也对文学的品位、层次、格调、魅力负起了更多的责任，它是文学精神的理论旗手。正是由于这一点，中国的文学研究对于创作成就的低下确实难辞其咎。回顾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历史，可供反省的东西很多，但是其中最根本的一点我以为就是缺乏独立的文学思维和真正的诗学建构。我们看起来像是一直在那里不停地言说，但其实是在说别人的东西和文学以外的东西，甚至可以说我们还没有进入真正的文学境界，这一点就连自我感觉良好的“新生代”作家也未能免俗。从宏观的视野来看，中国现当代文学大体经历了三种研究框架的交替：第一个框架无疑是以王瑶为代表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为基础，其观念是把文学的历史看作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一部分，强调社会政治因素对于文学的决定性影响，并在认同主导意识形态制约的前提下，建立起一套鲜明有力的阐释系统；第二个框架是由黄子平、陈平原和钱理群联署的“20世纪中国文学”的框架，其观念是明确地以文化和文学的“现代化”作为基本的价值立场，并将“现代化”判断为文学发展的内在动力，同时将“人”、“人性”和“审美”这样一些观念置于文学图景的中心位置。这无疑是一个相当成功的学术生长点，但其“纯文学”思路能否涵盖文学现实的丰富性肯定是个问题，而它拈出“悲凉”一词试图构建形而上的体系也嫌过于牵强；第三个框架是直接回应90年代关于人文精神失落的思想主题，通过对近代以来文学和文化历史的深入反省和仔细梳理，从中找出有用的思想资源，重建丧失已久的精神立场。陈平原对晚清思想家“私学”传统的重新阐发，陈思和从“民间”角度对30至70年代文学历史的重新描述，就属于这种新的研究思路。但我对这种向“国学”和“民间”搜寻思想资源的可能性表示怀疑，因为国学传统非经现代实践的洗礼很难成为新的文化动力，而民间话语抗衡权力话语时所表现的先天守旧实无异于“土匪斗恶霸”。但是不管怎么说，文学研究的宏观思路在不断地走向进步与深化却是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其根本的标志就是文学话语已经从政治话语的婢女身份中解放出来，而“新生代”作家敢于说“不”的勇气其实正是文学研究思想解放的一个成果。

无庸讳言，“断裂”的发难者们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批评也并非全无道理，这主要表现在批评实践的非理性运作，缺乏一种真正的学术良知和大家风范，更多的时候像是一种谋生手段。可以大体上归纳为四种情况：一是学究式批评。这主要是指某些“专家”式的研究思路，他们机械地模仿“红学”，在自己的学术领地上进行百科全书式的开掘，仿佛这些研究对象真的都有《红楼梦》那样的艺术含量似的，而其实不过是自得其乐而已，对于《子夜》、《围城》都有这种过分虚张声势的情况。此外还有一些教学科研人员为了读学位、评职称而炮制的所谓“论文”，这些“论文”除了本人和“评委”看看以外几乎找不到再大一点的阅读市场，而对于学术建构来说只具有垃圾增长的意义；二是侏儒式批评。研究一个作家出了名就能当上教授是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的独特现象，研究对象的地位和研究者的地位之间甚至具有某种等值性，这使炒作“大师”的偶像崇拜批评成为时尚，至今我们还能经常看到要把某某作家的文学史地位加以“提升”的呼吁见诸各种媒体。某些人看谁都像“大师”，同时也就暴露出自己内在精神层面的“小”来。因为20世纪的中国究竟有几人堪称大师实在是一个疑问，当整个民族的心灵在流血的时候，陈寅恪、钱钟书一直在明哲保身，像老狐狸一样呵护着自己的皮毛；而季羡林、汪曾祺则陷入了茫然与麻木之中迭出昏招，他们的精神境界尚且如此，更遑论其他，对王小波之类新偶像的炒作就显得更加无聊了；三是市侩式批评，或称风派批评。观测政治风向、揣摩市场需求及炒作新闻热点是近年当代文学批评的一个贯穿性态势。有人说新时期文学二十多年间我们已经匆匆走过了西方文学一百多年所走过的历程，这大致是一个不错的判断。仅仅是以“新”和“后”字打头的文学旗号就已让人目不暇接。然而热闹过后有多少文化建构沉淀下来却很难说，大多成了文化快餐。当今学界很少有人能耐住寂寞做哲人沉思状，而一个缺少冥想式思维的民族是浅薄而又可悲的；四是圈子式批评，或称哥们批评。这有点类似于梨园票友的“捧角”。现在“应邀”写评论、开座谈的现象已不是什么秘密，而专为女作家喝彩的批评家也不在少数，只要有圈内人士作品问世就可捧上九天，而事实上许多理论批评刊物已变成了同人刊物。不客气地说，很多“新生代”作家的崭露头角，靠的就是这种圈子的力量，他们是这种批评现状的直接受益者。只要读一下何顿的哥们所写的《我所认识的何顿》一文，便可证此言不虚：“他冷静地、几乎不动声色地讲述着这些三教九流们的日子。他们(他们也是人)的近乎原始状态的动物性在吃喝嫖赌、坑蒙拐骗、厮杀械斗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在他们身上，什么都是直截了当的，吃饭就是吃饭，天天吃中国菜也不会想到这是一种文化；碰到女人立刻想到的便是与她睡觉，断断不会有情书一类的浪漫……”。(见《小说界》1996年第3期)这就是“新生代”作家置身于斯并且受惠于斯的当代文学批评现实。如果说“断裂”一举是为了贬损别人以显出自己的高明，那么面对这样的现状，又有谁还有资格敢说自己是超凡脱俗的呢?由此可见，尽管这次问卷活动歪打正着地触及一些发人深省的问题，但是由这样一些人物用这样一种方式来提出这样一类问题，却不能不让人感到扫兴。这就有点像马戏团里的丑角在台上向观众大喊“着火了”，虽是真的也可能只会把事情搞糟。我对某些“新生代”作家的“成长史”多少略知一二，他们在对哲学、宗教、思想、理论表示轻蔑时其实只不过是道出了他们本来无知的基本事实，否则，人类文明几千年的积累也太容易超越了。当然，我也注意到答卷者中也有几位比较严肃的学人，他们的观点在我看来还是比较客观的，这也是我还愿意作出回应并与之交流的一点理由。

从总体上看，这次由“新生代”作家发难的对现有文学秩序的挑战，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既没有使自己脱胎换骨，也没有让别人振聋发聩，反而徒然暴露了他们先天的缺陷，预示了中国文学前景的不容乐观。这缺陷就在于他们在向别人开炮时并没有形成自己的文化思路，他们否定了现当代文学研究的现状，但是并不清楚向这种研究要求什么，这种研究已经提供了什么和还能做些什么，这就使这种挑战变成了简单的情绪化否定，话语的不通造成了对话的错位，在对话的双方之间形成了一种文化上的“巴别塔”现象。而且情况表明，挑战者一方并不比他们的否定对象高明多少，甚至还要差些。这样一来，他们之敢于拿文学研究“开涮”的唯一的秘密武器，可能就是“解构”了，以为今日之学术只要敢于“解构”就可无往不胜，殊不知“解构”正是一种多次回归传统的“踪迹”运动(德里达语)，它不是打倒一切和否定一切。诚然，现当代文学研究确实有着令人失望的历史，要否定它并不需要很高的智商，但是应当看到这种否定思想产生的土壤本身就是文学研究走向成熟的一个标志。应当对现当代文学研究多一些理解，因为有些问题的产生并非文学研究本身的原因造成的。同时，也要在一个更开阔、更超越的时空视野内进行审视和观照。美籍历史学家黄仁宇关于历史研究有一段话，他说，最初，他感到困惑的是，抗战后国民党为什么一下子就垮了台，他想弄明白这件事，但后来发现，这至少要“退后”二三百年才能弄清，所以后来才搞明史。他强调“向后退”，视角才能扩大，看到的画面才能比较宏阔，才能找到现实的准确坐标点，才能看清未来的方向。(见《中国文化报》1988.8.12)这个观点很有启发性，因为现当代文学研究由于距离太近其实也正处于“当局者迷”的时期，而要进到“旁观者清”的境界肯定需要一段不短的时间沉淀。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文学研究要想达到一定的学术高度还必须有赖于一个时代的人文社会科学特别是哲学的发展，在丰富的文化资源的综合作用下才能生成高品位的文学结晶体。别尔嘉耶夫的《俄罗斯思想》曾经记载了这个民族深邃博大的哲学文化思考，而我们也就容易理解它何以产生了别林斯基那样伟大的文学批评家了。反观中国现当代社会，我们有达到世界一流水准的哲学吗?我们有穿透人类生命之谜的美学吗?我们有不再隐瞒事实真相的史学吗?都没有。既然如此，我们有什么理由单单拿文学“开涮”呢?从“新生代”作家们的答卷中可知，他们似乎对一切形而上的哲学、宗教、文化都不感兴趣，以这样的人文修养来侃文学，是否需要考虑一下自己的文化底气呢?

我的意思当然不是说对文学研究不能说“不”，而是对这种居高临下自以为是的傲慢不以为然。因为现当代文学研究弄到如此地步，每个文学中人都难脱干系。目下当务之急不是贬损别人以显示自己的高明，也不是解构一切以图自己快意，而是采取建设性的态度，吸收一切必要的文化营养为我所用，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世纪之交的文化转捩已是不争的事实，作为回应我们必须考虑话语方式的改变。这些改变包括：一是改变文化提问方式。我们这些年来之所以在精神上越走越窄，很可能是在文化提问方式上一开始就错了。当世界人文历史已经进入“现代”社会时，我们却要站在“启蒙”的立场上跟假想的“封建”社会长期作战；当世界文化格局已经进入全球一体、信息共享的“网络”时代时，我们却要在反对“文化殖民”的旗号下进行自我放逐；当世界文学生态已经进入诺贝尔奖整合之下的“价值通约”过程时，我们却要在“中国特色”的幌子下死守文化壁垒不敢越过雷池一步。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中国学术界曾经产生过两种文化提问方式，即“救亡棗启蒙”和“传统棗反传统”，但是在我看来，如果从社会发展的真实的历史动向来看，“现代棗后现代”的文化提问可能更接近历史精神的本质；二是更新诗学价值观念。世界文学发展的总趋势是回到诗学，即是回到人类文学发生的原初状态棗生命诗性的表达。而当代诗学的突出特征是日益政治化和哲学化，可以举出米兰•昆德拉和让保尔•萨特为证。而我们以往一提到文学性就想到要远离政治拒绝哲学，这其实是对当代文化精神的隔膜。20世纪的政治是一种世界性的文化现象，从“红色三十年代”到“红色六十年代”造就多少哲人!优秀的作家能够经由对于政治的文化感悟从政治走向诗学，在政治的现实中达到生命的诗性。而现代性的文学观说到底就是超越并整合了政治、哲学、文化、历史的诗性；三是调整文学阐释维度。最重要是关注文学家在历史转折过程中文化选择和生命体验的独特性，充分揭示文学中关于人的生存所达到的哲学深度；关注文学家与当代世界文化主潮的汇通，充分评价中外作家在面对人类共同主题时所达成的一致性；关注文学家在表达方式和文本形式上的个人性，充分理解文学文本在解构前人和建构自我时所具有的诗性气质。但是，文学研究不能面对无米之炊，这是一个创作与批评双向互动的过程，我们各自都要提升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