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大学的危机

○ 刘 武

振兴中华的历史使命使得我国高等教育进入了空前发展的大好时期。扩招、科研、教学、生源、就业、评估、检查、排名次和加入WTO等等,更使高等学校面临空前的竞争和挑战。从校长、各级干部到教师都处于高度压力之下,深切感受推行改革、实现跨越发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高校既不再是昔日的“世外桃源”,也不再害怕“文化革命”的噩梦,出现了百舸争流、万马奔腾的大好局面。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在注意到一种倾向的时候不能掩盖另一种倾向。”在为中国高等教育全面改革、快速发展欢欣鼓舞的同时,对高校潜伏蔓延的“言而不行、做而不实、似而不真、知危不为”的作秀倾向不能掉以轻心。它不仅正在腐蚀大学安身立命的根基,具有危害当代、遗祸后代的危险,而且折射出我们某些政策举措导致异化的弊端。

高等学校从市场机制中获得动力和压力,奋力推行改革的同时,也在经受急功近利驱动的唯利主义、实用主义、形而上学、机会主义、自我主义的肆虐,学而优则仕与唯利是图的结合,使大学从做学问、育学子、创造和传播知识的学术殿堂,在某种程度上变得越来越像培养官吏的仕途官场和花钱买装扮的交易市场。有识之士对此忧心忡忡。如新华网以“新时代下,我们需要怎样的‘大学精神’”为题,提出“现代大学渴望‘立志做大事’的学术精神,而不是(立志)做大官;教育腐败、学术腐败、官学勾结……今天的大学不再是‘净土’;教风影响学风,当代大学生变成了浮躁的天之骄子;市场经济体制下大学需要‘求真、求实、求新’的精神”[1]。北大校长许智宏指出“当代社会对科学技术的巨大需求以及新的科技突破所蕴藏的商机,对科学界带来前所未有的精神考验和伦理挑战”。篡改、伪造、剽窃是目前我国乃至全世界都普遍存在的学术中的不端行为。他提出要建立利益冲突公示监督制度,建立科研学术道德教育制度,学术道德教育要从大学一年级就开始抓起[2]。为此化学学院开设“学术道德规范与科技论文写作课”作为研究生必修课。《光明日报》较早就提出:“教育的任务是培养学生神圣的和内在的自由”[3]。

背离学术本性的异化现象已经超出了学术的范围:高校主要领导是政府任命的“官员”,主要对上负责,需要追求任职期间的“标志性政绩”,容易使大学的发展陷入把研究生数量等同于研究型大学、把开设人文专业等同于具备人文素养、把国际交流等同于国际化、把建设大楼等同于一流大学等等误区[4-6]。为“政令畅通”组建的干部队伍也容易是以服从为重要标准的“终身制”官员体系,干部拥有比教授大得多的权力,以行政方式干预和管理学术,而且在集体领导大旗的掩护下几乎没有责任风险。大学教职工最主要的成分不是教师,而是干部和职工;占学校2/3或更大比例的职员和工人更多担心的不是如何做好为教师教学、科研服务的工作,而是惧怕没有做好关系政绩和面子工程的工作。例如,一栋教学大楼过去只有两三个管理人员,如今扩展到十几个,甚至几十个物业管理人员,教室不上课就锁起来,“清洁、省事又安全”,就是不方便学生自习,教师也不能够在教学大楼随意工作到深夜。教师要承担教学、科研、交流和改革的各项重任,学校对教师的管理规章也最具体、完备、落实。在种种考核指标的压力下教师疲于奔命,既没有潜心研究的必要条件和心情,也没有足够的精力认真教书育人。即使教授、博导对学校的重大决策实际没有发言权,更谈不上参与,出现教师竞争当“官”的潮流。这有加强学科建设的需要,但也不能排除“双肩挑”既可掌握物资资源,又可支配人力资源,走事半功倍的“捷径”的诱惑。作为教师编制的专职学生工作干部也有“个人前途”的问题,有的只要学生不出事一心谋“发展”。教师、政工、领导与学生距离越来越远,专业教育和思想教育两张皮的现象越来越严重。

在这种不正的校风、教风的影响之下,学风可想而之。今天的大学生是明天社会的中坚力量。从中学高压下“解放”到大学的学生听任“自由发展”。鲜有人深入、经常与学生交谈,跟踪了解受教育者的实际效果和感受,更乏人深入调查、正视真相。例如,重修过课程的学生比例有多高,重修多门课程的学生有多少?考试作过弊的学生比例有多大?多数学生每周用于学习时间的比例有多少?辅导员一个学期与学生普遍谈过几次话,了解或解决了什么问题?毕业时对大学学习生活基本满意的学生比例有多大?如果高等学校的改革发展不能够让绝大多数学生真正受益,被培养成“四有”的专业人才,我们教育工作的落脚点又在哪里?

更令人忧虑的是,由于生存、发展的压力与个人、集团和学校利益的纠葛与整个社会种种阴暗荒诞的结合,织成了一张无形的大“网”、一个难以破解的怪圈,趋利避害使得生存于其中的人只能随波逐流,知其害而不能不从之。问题的根源,是在追求快速发展的同时,在某种程度上淡忘或丢失了自我。其后果不但是欲速则不达,而且最后会导致否定自我。

高等学校从问世至今,其存在的基本价值从来是通过思想、科技的创新和培养创新人才产生推动和引导社会发展的作用。这是高等学校生存竞争实力的实质。学术者,文明之精髓;大学者,社会之根基。高等学校适应市场经济、服务社会的改革发展,必须坚持并发扬学术研究、学术创新、学术传播这个核心功能。而其前提就是要坚持和发扬求实创新的学术作风,树立“立德树人”的学术道德。为防止丢失这个根本,需要研究“国企”适应市场经济改革发展的经验和教训,避免重蹈某些国企在市场化的过程中从丢失自我到否定自我的老路。为破解失去自我的怪圈,需要深入研究科学、技术、社会和高等学校的关系,深刻认识自我,使大学真正成为社会的良知,产生发展社会引导力的源泉,孕育民族和国家未来的摇篮。

对于这类问题的根源,《中国青年报》载文指出“创建一流大学误区根源在于行政评估制度”[7] :短短数年的任职期限迫使学校领导的主要精力是应对行政评估,追求任期政绩突显,难以真正总结贯彻落实超越自我的办学理念,从根本上提升学校的竞争实力。更有人著文提出深层次根源在于现行的领导体制[8]。作为任命制的学校主要领导心态的偏斜,就会使学校的建设发展堕入陷阱。当然,在政治和经济地位得到空前提高,面对绝大多数是“独生子女”学生的教师,更不能忘记肩负教书育人的神圣职责。高等学校的每个干部、每个教师、每个职工需要经常反省自问,对于大多数中下等收入的家庭要举全家之力支撑苦读十载进“高等学府”求学的学生,我们尽了全力吗?与社会其他岗位职工的贡献相比,我们的努力对得起已有的待遇吗?我们对得起那曾经全心全意教育过我们、如今仍然依靠低很多的退休金为生的老一辈教师吗?

人需要有一点精神。只有从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领导志存高远、教师严谨笃学、职工尽职尽责,高等学校在适应市场、推动社会、融入世界的改革发展进程中才能超越自我,为振兴中华发扬光大中国知识分子俯首甘为孺子牛的传统精神。

[1]“新时代下,我们需要怎样的‘大学精神’”,新华网2004.11.16
[2]“科学界面临巨大伦理挑战”,《贵州都市报》,2004.10.20
[3]“教育的任务是培养学生神圣的和内在的自由”,《光明日报》2002.10.22
[4]“中外大学校长会诊中国大学四大办学误区”,《中国青年报》2004.8.9
[5]“高等教育发展谨防落入陷阱”,谢湘、原春琳,《中国青年报》2004.8.6
[6]“当前办大学存在四大误区”,夏纪福、于英杰,深圳新闻网2004.10.29
[7]“创建一流大学误区根源在于行政评估制度”,毛飞,《中国青年报》2004.8.9
[8]“试论中国的高等教育体制改革”,顾海兵,《当代中国研究》2004.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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