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话：哲学、宽容与节日的杂想

哲学、宽容与节日的杂想

○　安希孟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规定每年11月第三个星期四为哲学日（节）（philosophy day ），而这之前的一天为国际宽容日（节）。哲学精神是一种宽容精神。宽容出哲学。哲学永远不能定于一尊，哲学需要宽容，无宽容则无哲学。另一方面，哲学出宽容。哲学思维使人容易宽容他人。哲学与宽容相连，乃因为哲学家神游八极，天马行空，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寻求最普遍最一般最抽象的原理，因而有容乃大。宽容不是恩赐，不是大赦天下，不是庇护，不是为虎作伥，不是纵子行凶，不是哥们义气。宽容是把人从错误中救出。宽容不是左脸被打又将右脸递上去任人打——这是让人犯错误的阴谋。鲁迅说：“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他又说，他不乞求别人宽恕。在他，首先是“横眉冷对千夫指”。然而，他也“俯首甘为孺子牛”，这就是宽容了。宽容不是不分是非曲直，而是给犯错误者一个机会。耶稣反对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同态复仇。“你要别人怎么对待你，你就怎么对待别人。”这是“金规则”，也是宽容的规则。

古希腊哲学圣地被称为“雅典学园”，而不是被称为“哲学殿堂”。“阿卡德米”（Academy）学园与宫殿（palace）不同，前者讲宽容，是自由讲学与论辩之地；后者讲专制，宗庙社稷等级分明；前者讲自由，后者讲服从。殿堂即庙堂，即宫殿，是供奉神佛或帝王上朝理事之地，显示的是族权。宫者，宗庙、神庙也。又专指帝王住所，如皇宫、宫殿。中国宫殿，要献祭，香火不绝，供陈果蔬，诵经声高；要牺牲玉帛，求神佛护佑。中国人的祠堂、家庙，是家族祭祀的地方。家族制、一言堂，与哲学精神相悖。中国古代教育是家族教育，家庭教育，天地君亲，师道尊严。这里没有什么哲学。雅典学园是自由争辩的地方，是宽容之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一个以手指天，一个以手指地。学园中人，有的慷慨陈词，有的袒腹仰卧，有的开卷诵读，有的沉思默念，有的结伴交谈，有的踽踽独行，总之是上穷碧落下黄泉，苦苦求索。这里不是聚徒讲学，传道授业，众口唯唯，聆听笔录，而是大言谠谠，宏声滔滔，各抒己见，互争雄长。中国古代把最优秀的儿子拿来祭祀神灵，这不好。文化革命把青年奉献给祖庙。但哲学不是庙堂祭礼，不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哲学家永远身在江湖，远离庙堂——但他不应当忧其君。希腊哲学始于地中海商业航海文明，孕育出来的是自由精神。

哲学也不主张天人合一，而是主张天人相分。一种以自然文明为基础的“天人合一”观，缺乏“人是万物的尺度”的理念。人类的发展是从自然进入历史，从必然进入自由。中国古人不是脱离自然，对自然进行思考。中国没有自然哲学，更谈不上历史哲学。一种自然必然性文化，谈不到宽容，因为自然界法则是铁则。自然界冷酷无情。规律不容许例外。规律是铁面无私。然而历史中充满了自由选择和宽容。自由则打破规律，是意志的自由，因而自由的哲学主张宽容，主张例外。“天人合一”具有服从自然专制暴君的性质。处在自然农耕中的文化，农民造反此起彼伏。中国上下三千年，就有大小数百次农民起义，都是因为吃饭问题，不是为了争取自由，故中国社会三千年鲜有进步可言。这就是“天人合一”的结果。“天人合一”不是争取来的，而是原来如此。西方则屡次发生文化“革命”、思想“革命”、文艺“革命”、观念“革命”。哲学就是要“革命”：革固鼎新。

中国传统文化乃自然农耕文化。哲学与农业无缘，农业文明服从于井然有序的自然法则和铁的规则，因而，也难导致宽容。人类文字的发展乃由具体而抽象，由象形符号乃至字母化拼音文字。西方数学勾股弦定理由符号公式表示。中国文化与文字停留在象形文字阶段，远未达到拼音符号化。汉字未能如欧洲语言那样进入以词为单位，而是停留在单字阶段。方块汉字难认、难写，拒人于千里之外。方块字组词能力差，这使得中国文化缺乏包容与宽厚精神。传统中国汉字系统比中国水利灌溉系统更易于造成东方专制的君主制度。为了争夺水源，农民跳油祸，或从沸油中捞铜钱的事都有。方块汉字和象形文字比拼音文字要早，离自然状态近，难以识读，更有利于文化专制。西语为拼音系统，易于识别、记忆和写作。传统中文缺乏语法和逻辑系统，具有随意性和任意性，更有利于专制和愚民政策。愚民和宽容精神不同。中国古代文化没有女子教育。宁波“天一阁”藏书是家族藏书，族人可览，外人勿进，且同族女子不能进入。中国古代手工技艺传男不传女。中国古代当然也谈不到平民教育。农耕自然经济是男耕女织，夫唱妇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耕田的责任在男子，因而读书亦由男子垄断——耕读人家，诗书传家是也。耕与读是一回事。例如“笔耕不辍”。看来，写作也是耕田，笔也是犁。知识分子因而就是耕耘者和园丁，他“桃李”满天下。自然农耕文明缺乏宽容，缺乏自由争辩，故而缺乏哲学。中国古代没有哲学，这已被中国相当多的一部分学者认可。中国文字阻碍了古人探寻“存在”、“是”、“有”、“being”的意义。农业民族加上方块汉字实不利于哲学。

中国文化乃自然饮食文化。中国传统风俗节日大都是农事性节日，与饮食、穿着有关：清明、端午粽子节、中秋月饼节、腊八米粥节……反映了以农为本，属自然节庆。在中国，“民以食为天”。而世界性节日却以人为本，多重视弱者，旨在爱护妇女、儿童、残疾人和劳动者。记者节、护士节、艾滋病日、糖尿病日（不是说大家都来得糖尿病）、哲学节和宽容节来自外国。与中国农事节日不同，西方的节日重人事、重历史、重弱者。这来自耶稣的“病人才要医生，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宽容因而就是哲学的本性，哲学自身也应当受到宽容。最近有人撰文批评2004年4月5日陕西黄陵3000余人公祭黄帝。葛剑雄先生早就指出，“公祭”即全民“公祭”或作为政务活动的“公祭”，于法无据。而8月28日内蒙又“公祭”成吉思汗；9月28日山东“公祭”孔子……这些“公祭”都由政府要员操办。吴水民先生批评此举“荒谬”：炎黄是未经证实的传说，大禹是人还是虫尚不清楚。这很值得思考。
民俗节日不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一部分，不应是国家的祭典，不应当是公民的义务，而是个人的私事，不牵涉到国家利益，不应随意摊派，不应当成为法定节日，不应当放公假庆祝，不应当干扰国家、机关、学校、商务、企业的正常经济秩序。民俗节日，自古由民间自发进行。有人说：民俗节日“不能放任自流，自生自灭，清明、端午、中秋和重阳，政府应当认真设计”。甚至有人反对春节禁燃鞭炮、烟花，把祭灶、祭祖和清明上坟当作“正当民俗”。有人危言耸听地说：“漠视传统节日，就是漠视和忘却祖先，就是败家子。”我已多年春节不“省亲”，亦不清明祭祖，端午节也不吃粽子，常常忘记“冬至”吃饺子（可耳朵也没有被冻掉），重阳也不登高。我不违法，何罪之有？

1843年，魏源出版《海国图志》，向国人介绍西洋世界。但20年间却只印了1000册——当时中国能断文识字者350万人，绅士150万人！知识分子以“无知”为荣。更有甚者，1848年，徐继畲（我们山西人）撰写《瀛环志略》，刺激了一些人的神经。李慈铭说：“此书实先人罪案”，“夸张外夷”！这可能是不懂哲理，也不懂宽容。我们纪念哲学日和宽容日，当吸取历史教训，须知真正的哲人是宽容的。把哲学与宽容联系在一起，乃因为哲人常常是不宽容、偏狭和迫害的牺牲品。按西方一位作家的观点，哲学家是被钉在十字架上思考的人——可今天这样的人太少：“哲学家”大都披红挂彩，头戴乌纱帽。所谓被钉上十字架，乃指哲学家不得不思考，被迫去思考。他思考和不思考不由自己决定，因为他被钉上了思考的十字架，因而他的使命便是思考。他没有别的选择。他经商会破产，他打仗会失败，他从政会失意。他不可能达到权力顶峰。他至多只能上十字架。哲人被钉十字架，表明他不会颐指气使。他走上了不归路。他是独行侠，夜行者，没有人与他相伴相随。哲人一思考，就被钉镣铐；哲人钉镣铐，就会去思考。因而哲学家常常呼吁和期待宽容。古罗马皇帝哲学家马可•奥勒留说：“显赫的名声后边紧跟着永久的遗忘……一切荣耀都不过是过眼烟云。”真正的哲学因而同孤独、寂寞、沉思、奇想、怀疑和刨根问底联系在一起。忧郁和孤独使人走向哲学的密林深处。哲学家既能获得常人无法企及的快乐和幸福，也能承受常人无法忍受的孤独和痛苦。哲学呼吁宽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