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苑：我们是否还读文学名著

我们是否还读文学名著

——“文学经典”问题的网上讨论

主持人：赵勇（版主）
参加者：Specter（高敬文）　老老（王麒）　非鱼（刘冰）　巴拿马自行车（陈思）

所谓经典就是谁也觉得应该读但是谁也不读的文学名著。你认同这一说法吗？如果确实存在着这一现象，你认为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一话题引起了一些同学的兴趣。以下便是这次网上讨论的内容。

Specter：我觉得这话说的打击面有点大，原因我想大概就是阅读趣味在接触到“名著”之前就已经形成或者说被限定了吧。我个人感受，多数哪怕开始不想读或者没兴趣的名著，读过之后至少总会有所体会、感受和提高。像鲁迅啊围城啊陀思妥耶夫斯基啊读了甚至相当喜欢，但是比如《战争与和平》，好吧，我觉得虽然我只读了一本都学到很多东西；但是实在读不下去，离自己生活太远了，也缺乏像陀氏中那种人类共同的深切的悲哀（我感觉而已啦）。而像米兰•昆德拉的就相反，我想是因为他很多作品描写的氛围我们都很熟悉。

赵勇：“所谓经典就是谁也觉得应该读但是谁也不读的文学名著”是一种调侃的说法，可能有些夸张。我记得哪个调查中说，此说法是当时校园里的流行语。现在可能没有这种说法了，但这种现象不知是否存在？

老老：校园里的学生现在很普遍的情况是：先被告知了哪些是经典然后去读。幸运点的学生是只知道某文本值得一读然后就亲身去体验了，比较不幸呢就是先听了文学史，文学批评等方面的见解分析（往往还是具有普遍性的分析）再去看文本。我在想校园里的那句话多少也有点心理上的原因，就是对经典的逆反心理，除了对经典本身的质疑更重要的是学生们希望自己去发掘经典。

非鱼：我并不能说这个问题在别人身上是怎样的，但就我接触的人和我自己而言这种问题确实是存在的。我很同意上面的同学说的，这是一种对人人指称的“经典”的心理上的反叛。从时间上来看，经典是要求有一定的历时性的，它写作的年代大都离我们很遥远了，从自身的生存体验上来说，我们无法对当时环境中人们看待文学的思想产生共鸣是很自然的，10年一代人，短短10年就可能使人们产生两种不同走向甚至无法相容的观念，何况是年代久远的“经典”呢？此外，随着大众文学越来越逼近人们的生活，更通俗，简洁直白的文学作品适应时代的脉搏而生，贴近人们的现实生活。即使是造假，你可以批评它很低俗很没有文学内涵，但它就是很畅销。譬如，现在流行的网络文学，虽然我自己并不喜欢，但安妮宝贝的书依然在青年一代中横行无阻，灰暗颓废的色调在某种程度上反映的是现今青少年的某些心理。为什么中国的自杀率居高不下，从中也不难看到些蛛丝马迹。人们喜欢研究处在进行时态的东西，而非与自己无关的。若是拿鲁迅和安妮宝贝相比，我想大多数人更宁愿选后者，因为它有现代气息。用句难听的话说，很多人认为鲁迅已经过了气了，他晦涩难于理解，而且“五四”似乎又太概念抽象，不那么真实。此外，就像上面同学说的，经典长期被人们追捧分析，对于它们，我们怀有的更多是敬畏之心，敬而远之。当然，我并不是说经典就没有人读，只是在读之前是要有很大的决心和勇气的。像我喜欢巴金的作品，喜欢尼采的哲学理论，喜欢《红楼梦》一样，我同样也喜欢现在的一些作家和流行书刊电影，他们跟所谓的经典同样给了我对生活的感受，只是层次的深浅和对问题分析的角度不同罢了。

赵勇：非鱼同学说得很真诚、很坦率。依我之见，这种说法在很大程度上道出了事情的真相。谢谢非鱼同学!

概括一下，非鱼同学提供的理由如下：一，经典远离现实生活；二，人们对于经典，常常是敬“鬼神”而远之；于是也就出现了所谓的逆反心理。

但是，还有没有其他原因呢？比如，相对于通俗文学和大众文化的文本，经典作品有着接受和理解的难度；再比如，我们这个时代的这驾战车，一切都是以“快”的方式体现出来的，然而，经典作品却在许多方面呈现出了一种“慢”——从容不迫的描写，舒缓的节奏，心灵世界的层层揭示，甚至我们读的时候和读过之后也需要慢慢地咀嚼、回味。我们在时代的战车上呆久了，是不是已失去了一种“慢”的心境、“慢”的能力和“慢”的感知方式？

这是我的一点猜想，不知有无道理。

非鱼：我同意老师的观点。在现今的社会，随着来自各个方面的压力加大，如就业问题住房问题吃饭问题和由此而产生的心理扭曲和不平衡，都在促使人们加快适应社会的脚步，人们甚至很少有时间留给自己喘息和进行自我调整，更多的人在各种压力下变得麻木、功利。他们在文学上的需求是很少的，即使有，也是希望能在最短的时间里获得最高效最大容量的信息，因此，现在就有一种“快餐文学”出现了。它们内容丰富，形式短小，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人们对文学的需求，在时间和心理上达到一种和谐，不会在快慢之间形成一种拉锯，导致人精神的疲累。而“文学经典”，它善于挖掘人内心最潜层最善于隐藏的东西，确实需要一种缓慢的，层层递进的阅读方式，那种不花时间就想得到好的信息的心理恰恰跟经典的节奏相抵触。所以，同样是文学，人们又何必舍易而就难呢？另外，刚刚说到经典对人心灵深处的探索，这种行为会使人们产生恐慌，是不是自己在不经意间泄露了隐私，一种被人洞穿的羞耻和恐惧也使人们远离经典而选择一些相对比较安全的文本来阅读。我想这也是一种原因吧。不知说的是否正确，还望老师多多指点！

赵勇：阅读经典会使人们产生恐慌，所以要选择一些相对比较安全的文本——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

但是我有一些疑问：那些大众文化的文本就更安全吗？经典可能更注重“灵”的层面，而大众文化则更看好“肉身叙事”，如果此说可以成立，后者不是更容易激起人们的羞耻感和恐惧心吗？当然这是按常理推断。如果读者不害怕肉身叙事却恐惧心灵的沉吟，把前者视为安全把后者看作危险，那么这种心理的背后是不是隐含着更大的问题？

Specter：我试图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一，人生而思索，看似一条绝望的路，许多人在路途的不同阶段选择了退却，比如皈依某种信仰，以此获得心灵的轻松：将判断和选择的沉重压力卸下，也一并放弃了独立思考的权利。更多人甚至从未开始这个过程：由于成长环境的限制和自身觉醒迟迟未曾到来，他们在头脑成熟到足够形成自己的观点之前就已经被周围很可能是庸俗的环境所同化了。

二，很多经典在很多时候可以展示给我们一些日常生活中已不多见的“高贵”和“尊严”，对于敏感的善于联想的心灵而言，若没有如鲁迅先生所说的“真的猛士”的气概，很可能不愿意直面自身生活环境中种种不合理的情况，所以下意识地拒绝和经典的接触：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那种足以使人窥见自身乃至周围的人身上某些深刻缺陷的犀利文字。我想非鱼同学大概是这个意思？

三，对于“一”中分析的最后一种人（包括我们学校很多在人文课程上出言不逊的理工科学生）来说，他们的确无法体会乃至理解某些东西，因为他们的人生已经局限在周围狭小的现实中了，已经失去了哪怕让思想和心灵去接触更为广袤的天地的能力。而且很有可能，这些人看上去活得最为“快乐”，简单的快乐。

我在另一个话题里发帖时曾引用罗素《西方哲学史》中的话说：“当你的一切储蓄明天就会一干二净的时候，勤勉就似乎是无用的了；当你对别人诚实而别人却必然要欺骗你的时候，诚实就似乎是无益的了；当没有一种原则是重要的或者能有稳固的胜利机会时，就不需要坚持一种原则了；当唯唯诺诺混日子才可以苟全性命与财产的时候，就没有要拥护真理的理由了。”我现在想说的是：

当“有用”成为衡量事物价值的唯一标准的时候，没有功利心的追求和实践就似乎是愚蠢的了；当“快乐”成为人生唯一“追求”的时候，通过思考来取得真正纯粹长久深刻的满足仿佛就是梦呓了；当郭敬明之流可以大行其道的时候，如《围城》般的幽默不大有人欣赏也不足为怪了；当“文学”变得以可以招徕更多消费者为目的的时候，提升自己和他人欣赏品位的愿望和行动就成为无必要的理想和努力了。

巴拿马自行车：一个事物如果无法通行，我们就应该找这个事物自身的问题。

“经典”如果不能够通行，那么我们就必须质疑其作为经典的权利。是谁将它们册封为经典？册封者是否拥有能够任意任命经典的权利？受众与册封者是否站在同一阵营，甚或分属不同文化阵线？

我个人有一种模糊的想法，或者是受到最近一些流行理论的影响。我打算将“文化—权力”这一互动关系引入对“经典”的质疑中。我认为，对经典的抵抗力量来自中国的青年亚文化群。

中国正在形成自己的青年亚文化群。也就是说，15—25岁的年轻人的思维模式与30岁以上人群的思维模式之间形成了巨大鸿沟。

国外很早就有青年亚文化研究。我对摇滚不太了解，但是大致摇滚最早的出现，是伴随着英美青年亚文化而崛起的。当青年亚文化兴起，青年阶层受到社会主流年龄层文化的压制，迫切期待即位，因此抬出摇滚与爵士乐（？？大概吧~~）相对抗。

中国在80年代以前是没有青年亚文化问题的，1949—1979年全国大概只存在一种文化。这是显而易见的。

随着1975年后出生的人口数量逐渐增加，所谓青年亚文化群已经在形成。作为其中一员，我们可以明显感觉社会财富、文化权力都掌握在40岁以上的人手中，他们才是社会主流、社会掌控者。他们册封红色经典，延续着对社会文化的控制，利用文化手段将自身权力作出合法化的解释。

“文化经典”的册封者属于社会主流，青年亚文化群对此提出反控制。手段之一就是抵制经典，拥戴自己年龄层的经典。作家低龄化现象，也许就有这一心理原因吧。（比如安妮宝贝？或者少年们对韩寒的认同？）

在我的分析中，我剔除对文学性、艺术性的考证，不是在比较谁比谁更艺术。我是在做一个假设，当两种文学，“经典”和“非经典”都拥有相同文学价值的时候，那么经典文学之所以被册封为“经典”，其中的文化—权力运作机制是什么？我试图勾勒出隐藏在经典—非经典之争中的权力运行路线与社会阶层碰撞。

经典—非经典的对抗，正是主流社会阶层与正在即位中的青年亚文化阶层之间对抗的隐性舞台。

赵勇：楼上同学使用了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的思路与方法，很见理论功夫。但有几个问题有待商榷：

一，说“1949—1979年全国大概只存在一种文化”应该可以成立，但青年亚文化问题是从哪个年代开始的呢？依你的一些说法，似乎90年代才有了这个问题，但据我所知，80年代前期，当时的青年人已对港台文化兴趣渐浓；80年代中后期，青年人也痴迷于一些非经典文本并拥有了自己的文化偶像(比如崔健与他的摇滚乐)，这是不是一种青年亚文化？

二，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一些经典的诞生渗透了权力的运作(比如红色经典)，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不是所有的经典都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比如像《红楼梦》究竟又是谁的权力之手册封的呢？

三，认同韩寒是不是抵制经典的手段之一？喜欢同龄人的写作，喜欢当下生活气息浓的作品，是不是必然不喜欢经典？换句话说，这两者是否必然构成矛盾？

四，剔除了文学性、艺术性之后，“经典”和“非经典”如何比较？它们又如何拥有相同的文学价值？这里的文学价值是指什么？这样的假设能否成立？

总之，楼上同学提出了很有意思的问题，我这里的质疑是为了引起大家进一步思考和讨论的兴趣。

巴拿马自行车：回答老师的前两个提问。

第一个问题：老师可能产生了误解。我的意思确实就是老师的意思。中国在1979年以前并无自己的青年亚文化，青年亚文化是在1980年开始产生。而进一步产生独立力量也许是在90年代以后。

90年代，大概是1975年出生的人达到15岁以后吧，1975年后出生的人从记事起就远离了单一话语时代，成为完全不受单一文化影响下成长起来的第一代人，在他们那里，青年亚文化作为“原生文化”来扎根；而80年代的青年（主要是50、60年代出生的人），或者并不能作为纯粹的、典型的、完全不曾迷狂于革命话语的一代人，他们当时对摇滚、港台文化的兴趣未必就算成熟、独立的青年亚文化。

第二个问题：老师看到我偷换了概念。我用“红色经典”替换掉了全部经典文本。因为红色经典运作中更集中地贯穿了权力的脉络，让文化分析更有的放矢。

我所要讨论的是，凡是经典都没有其必须是经典的绝对原因。我们看到，许多经典文本与非经典文本都共享同样的主题，在形式上，或者都具有耐人寻味的“陌生化”特点。靠近经典—非经典的分界线的作品，虽然分属两大阵营，一类是需要被保护的精品，一类属于随手丢弃的文化消费品，但是它们未必就在内容和形式上具有决然的区别。那么在“文学性”（雅各布森提出的，大意是“使文学成为文学的东西”）已经无用武之地以后，是什么在做着裁判工作？

对文本的选择，划分经典与非经典，本身就隐藏着一种价值判断。文化分析的目的，无非是解析出价值判断背后隐藏的社会关系。即使是《红楼梦》这样的经典，也必须由某一个人群来进行册封或继续册封。我并非在讨论名著在流行之初的样子，我关注的是这些名著生存状况的正在进行时态。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文化经典热，《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纷纷被改编为电视剧，难道说没有丝毫权力运作的影子？无论是重拾民族身份，或者抵制外部文化的渗入，处处都在主流文化（文化掌控阶层？我这么说合适么？）的操纵之下。

我所提出的角度，无非是想抓住文本经典背后隐性的风筝线而已。

赵勇：从文化研究的角度看，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事实上，我以前也采用过这种思路。但是现在我有了一些新的想法：当文化研究质疑着经典的存在理由时，它使用的基本上是解构主义的路数。它让经典现出了原形，并进一步让人对经典产生了厌恶情绪，这件事情表面上做得大快人心，也符合青年人的口味，但它并不提供新的资源、新的方案。于是，在很多时候，我们会与文化研究一道，陷入虚无主义的黑暗中。

于是，我开始对文化研究产生怀疑，包括它的思路与方法。我在想，如果文化研究把四书五经（广义的经典）、唐诗晋字汉文章解构得体无完肤，我们固然有了不读它们的更充分理由，但问题是如此一来，还有所谓的中国文化吗？我们还能从中国文化中获得什么？同样的道理，中国只有一部《红楼梦》也只有一个鲁迅，如果因为我们的逆反心理，外加文化研究的兴风作浪，我们与它（他）反目成仇，我们将如何体认中国悲剧的博大精深？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又如何薪火相传？

因此，我的一个基本看法是，在质疑经典之前，我们首先需要知道经典是什么；要知道它是什么，就必须阅读它。经典当然可以被质疑乃至被审判，但是必须是在阅读它之后而不是阅读它之前。

那么，青年亚文化呢？又该如何对待青年亚文化呢？从20世纪西方的历史上看，青年亚文化无论以何种方式出现，它起初都是一支革命的力量，但后来总是难以修成正果。在60年代的“文化革命”中，由大学生为主体组成的革命大军，通过性、身体、大麻和摇滚乐开始了一场狂欢式的悲壮突围。现在看来，可以把这场革命看作是一次青年亚文化运动。然而，进入70年代之后，他们纷纷刀枪入库、马放南山，成为了主流社会文化的顺民。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原因当然非常复杂，但是不是青年亚文化本身也存在着许多问题？它是反叛的，但这种反叛是不是真正的反叛？这种反叛中有没有表演的成分？在它的反叛中是不是已隐含了某种顺从？

至于当今中国的青年亚文化，我倾向于把它看成一种更复杂的构成。它是主流文化潜在的敌人也是主流文化拉拢、教育的对象；同时，它似乎又是商业文化的合作伙伴和大众文化的同谋。因此，它既叛逆也顺从，既清醒也糊涂，既阳刚也阴柔，既怒目而视也秋波频送……，西方的青年亚文化无功而返，中国的青年亚文化能有多大出息，我至今还没有看出来。

这样说，可能得罪了包括巴拿马自行车同学在内的许多青年朋友，但我依然想如此表达我的一点真实想法。

巴拿马自行车：昨天刚被宿舍里的人提醒，说我在说“青年亚文化群”的时候带有明显赞赏、同情、偏爱的口吻，抛弃了应有的价值中立立场。可见我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析，已经有了偏差。可能老师对青年亚文化的看法，剔除了我这样的过度期待与过度认同感以后，会是一种较中立和较冷静的分析，更加接近事物的本来面目。

以前我看过戴锦华老师著的《隐型书写——9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里面虽然没有提到青年亚文化，但是提到了80年代知识分子精英文化与主流文化之间的纠结关系。二者之间的关系也是“既叛逆也顺从，既清醒也糊涂，既阳刚也阴柔，既怒目而视也秋波频送……”由西方60年代的大革命扩展到所有的亚文化，或者说所有的非主流意识形态集团，都面临着被主流文化逼迫、诱降乃至收编的困境。这并非青年亚文化自己才有的窘境，或者说并非中国目前青年亚文化的致命伤，不知我这样的辩解是否合理？

另外，马尔库塞的“政治无意识”是否可以给我们这样的启发：红色经典的设置，相当于对权力的合法化解释，能够将人们对现状的不满压抑到无意识状态；然而尽管意识层面我们接受主流文化控制，意识到了阅读经典的必要，但在本能层面上人们的欲望需要表达，因此私下更倾向于倾泻快感的大众文化产品，结果在“不由自主”的行为中，呈现着本能与意识的分野，没有履行主流意识形态颁布的阅读义务。

话说回来，我对弗洛伊德、马克思主义并不怎么入门，所以提出这样的想法，也是想请同学、老师指点的意思。

赵勇：社会科学讲究价值中立，但涉及到人文科学中的问题，是很难做到价值中立的。而且我觉得也没有必要非得价值中立不可，因为对于一些问题，你不可能不进行价值判断，而一旦进行价值判断，你就无法中立了。所以取消了价值中立，并不见得是件坏事。

因此，作为青年亚文化阵营中的一员，赞赏、同情、偏爱青年亚文化乃至为它的合法性进行辩护，本身并没有问题，有问题的可能是某种理论。这种理论放大了青年亚文化的反抗意识和功能，仿佛要使它成为我们的文化大救星。这时候，我的经验和我接触到的事例就会提醒我：远不是那么回事呀？哪有那么神奇的功效？您这不是在蒙事吗？

青年亚文化的处境与命运同时也是其他文化——精英文化、知识分子文化、民间文化等等——的处境与命运。在主流文化面前，这些文化是边缘的，次要的；它们面临着你所说的被收编被整合的困境。另一方面，这些文化也在积极地寻找着自己的合法生存空间，但是同时，它们常常又会放弃自己的立场，与主流文化眉来眼去。所以，中国当下的文化形态异常复杂，每一种文化形态都处在不断的自我调整和被调整之中。

但是说到文学经典，我依然想指出你的思路中所存在的一个误区。虽然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经典经过了主流文化之手的梳理、册封和固定，但经典并非主流文化的专利。许多时候，是主流文化借用或利用经典在做文章。列宁曾对托尔斯泰赞不绝口，但托尔斯泰就是布尔什维克的财产吗？毛泽东曾把鲁迅夸成了“圣人”，但鲁迅的作品就是共产党人的圣经吗？肯定不是这么回事。托尔斯泰的作品是俄罗斯民族的文化遗产，鲁迅的作品是现代中国的文化财富。任何经典，只要它是经过时间检验的真正的经典，它总是超越阶级、党派之上的，那里面有稳定的世界观、道德观、价值观，有对人类不幸的深切同情，有对现实人生的精湛思考。当我谈论着文学经典时，我指的是这样的经典，是那些穿越了历史时空仍然能够引起我们心灵震撼的艺术作品。但是，琢磨你的思路，当你谈论经典作品时，你谈论的依据和背景似乎总是那些“红色经典”。“红色经典”是经典中的一个特例，你的思路如果指涉的是这样的经典，那么我觉得我与你的观点没有什么分歧，如果以此思路来面对所有的经典，可能就有些问题了。

正是因为这一原因，你的经典是由主流意识形态颁布的说法只是在比较狭窄的意义上才能成立，你的解释适用于对红色经典的阅读抵制，但是却不一定适用于其他的经典作品。

顺便说一句，“政治无意识”理论的发明者应该是杰姆逊（他写过这样一本书），马尔库塞使用了弗洛伊德的理论，因而是“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发明者之一，但他似乎没有这种说法。

Specter：我觉得这位同学最初提出的就是一个已经限定在比较小的范围内的讨论话题，比如“经过册封的经典”。但是在讨论中不自觉地扩大了其最初用以比较的概念的外延。比如他认为“即使是《红楼梦》这样的经典，也必须由某一个人群来进行册封或继续册封”，由此得出“经典就是被册封的”这样一个中间结论作为下一步讨论的前提。而这一结论的得出本身在逻辑上是否严密成立？

巴拿马自行车：首先感谢老师指出我的常识错误，政治无意识确实并非马尔库塞的理论。其次要同时感谢Specter与赵老师，你们一下子抓住了我思路中的漏洞。

最初这个话题，提出“经典”的时候，老师的提问里是否已经预设了这样的判断：世界上存在一种能够超越时代、阶级、性别、种族的普遍人性，而这种普遍人性在文学中能够得到比其他人文形式更多的彰显机会。文学依仗其特立独行的“文学性”（文学之区别于其他人文形式的独特品性），也同样能够跨越时代、阶级、性别、种族鸿沟，在各人群之间获得共享。文学“经典”（并不专指红色经典）以卓越的艺术形式，凝聚了普遍的人性以及杰出人物的具有代表意义的情感体验、社会体验，获得大家共同认可而成为我们的人生楷模。

假如，我们认同这样一种预先的价值立场的话，也就是假如我们承认世界上存在着永恒真理、真知，那么“经典文本”的存在地位将无可争辩。从道德批评角度看，“经典”将作为逻各斯中心在现世的具体规则而存在；如果从文本中心论、文学本体论的角度看，（我不知道这次说得对不对）无论是形式主义还是新批评，文学经典都是自足的整体，它将反映艺术世界的自为法则；或者是结构主义者，也将认同文学作为独特符号系统指涉外界大结构的能力。老师反对价值虚无主义，也许老师更愿意认同这样一种类似宗教情怀一样的信仰。

要质疑经典，就必须忍痛抛弃这样的立场。我觉得，我的立论位置应该是否认逻各斯的。

Specter：我冒昧说一点别的。我因为才转系过来，所以很多时候对专业名词可能不大了解。但是我想，“术语只是用来使人们方便彼此理解、尽量没有歧义地讨论问题所必需的工具”，这个观点估计许多人不会反对。那么，联想到我过去的阅读经验，觉得有的时候，在缺乏足够的积累之前，接触过多的理论，很有陷入一种从理论到理论、沉没在术语海洋而脱离实际问题的危险。所以我认为，基础研究材料的累积和研究理论的探索、求知与实践等等最好是可以共同进步，相互促进的。

望能共勉。

巴拿马自行车：我同意楼上同学的部分观点。我三年多来自习都看文论，对文学史确实了解得很少，也缺乏对作品的深切体验。尽管自己写东西，但也是远离了最新的文学现象。过多接触文化研究，疏离纯文学，同样也是一种弊病。

作为本科生，我当然也没有受过系统训练，楼上的同学太谦虚了。我只是上个学期对赵老师的文学批评方法论课印象深刻，所以特地来此学习。能够得到这样诚恳的建议，我非常荣幸。如果我的回帖理论味道过浓的话，倒可能是因为理论话语还没有化为自己的东西，有点消化不良的缘故。您说得很对。今后我会注意少用术语，非常感谢你的意见。

赵勇：三年多自习都看文论无疑是值得敬佩的，但我总觉得作为学中文的学生，还是应该学会两条腿走路：一方面读作品，一方面学理论。如果你读过300部文学名著，你对文学经典的看法也许会发生很大的改变。

对于文学经典，我的看法确实和当下流行的理论不相吻合，因为我承认有一种文学是穿越时空的，有一种真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比如《春江花月夜》，唐朝人觉得美，今天的人同样觉得美。如果我们在这样的诗面前无动于衷，不是诗出了问题，而是我们的感觉结构、情感世界有了毛病。再比如，人活着是要吃饭的，光喝西北风肯定会喝出问题；人需要有敬畏之心，“与天奋斗其乐无穷”的世界观肯定会斗出毛病，这就是一些永恒的真理。我信奉这样的真理，在这样的真理面前，我必须老老实实地认输而再无别的选择。现在，有一种理论告诉我说，人不吃饭也能活着（比如医院里的植物人），我一方面会觉得这种理论很可爱，一方面也会对这种理论敬而远之，因为我实在不想丧失吃饭活着的乐趣。

因此，当我对一些非常前卫、先锋、火爆乃至酷毙帅呆的理论无法判断时，我宁愿回到常识之中，回到我的经验之中。我是一个不可救药的经验主义者。

所以，当我对文学经典做出自己的判断时，我并没有使用什么理论，因为我的阅读经验已经在为我的判断提供着某种依据。如果我在年青的时候没有大量阅读文学名著，我就没有积累起自己的阅读经验；如果没有这样的阅读经验，我就丧失了判断的前提和能力，就只能拜倒在理论的石榴裙下，成为她老人家的奴隶。也许，道理就这么简单。

至于逻各斯中心主义，这是刚刚去世（2004年10月8日）的德里达解构的对象。在没有吃透他的一整套哲学话语之前，我觉得还是慎用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