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
|
|
|
|
中国学术致命的“精神疾病”究竟是什么
“90年代初，针对‘审美意识形态’与‘审美反映’这两个概念，有人还是把它们当作理论上的‘自由化’表现，对我进行了‘规劝式’的批判，……这是文学理论中最典型不过的机械论表现，人们还要到哪里去寻找现成的例子呢！”[1] 上引钱中文先生这句话，是为了说明钱先生提出“审美意识形态”之真正的中国化的历史“语境”：“审美意识形态”正是针对在中国文艺理论界盛行已久、当时依然没有消退的机械论、庸俗社会学等提出的，而有意思的是，首先出来以“自由化”的名目来批判“审美意识形态”论的正是那些有机械论倾向的人士。这种“现成的例子”大概会让钱先生有“不幸而言中”之感——现在又出了一个现成的例子，读了《粤海风》2004年第4期刊登的闰泉的《精神的疾病还是精神的良药》，钱先生大概又会产生“不幸而言中”之感了。这篇文章的题目极好，问题在于，究竟什么是“精神的疾病”，什么是“精神的良药”？“五四”以来善良的中国知识分子们已开出了不少“精神的良药”，但似乎大都未见成效；反之，一些顽固的“精神的疾病”在不同环境下的发作，却总令人触目惊心——钱中文先生所倡导的“新理性精神”的内涵之一“交往对话”，正是针对这其中的一个顽疾即极端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而提出来的，闰泉这篇文章无疑为我们分析这种顽疾提供了一个典型的个案。 该文开头有云：“‘新理性精神论’只不过是某些对文学理论、文化理论乃至哲学理论一知半解的‘文艺学学科带头人’生造出来的一种极不成器的理论而已。”结尾处又有这样的话：“新理性精神论者，与其说是些真正的精神论者，倒不如说是些手握学术权柄而又杞人忧天的伪道学家。他们给人的感觉有点像鲁迅笔下的九斤老太，总在不断唠叨一句话：一代不如一代，人心不古。”通过运用“文艺学学科带头人”、“手握学术权柄”这些称呼，该文作者给自己涂上了反权威、反体制的时髦油彩。 交往对话精神强调不同观点之间的平等、相互依存的关系，今天看来，如果不仰赖某种外力或某种外力的强行介入，即使一种再极端的思想也不会成为“精神的疾病”，平等、开放的思想论争往往会导致不同思想之间走向相互包容、相互依存——我想这正是新理性精神所倡导的交往对话精神所追求的目标之一。人们一般认为所谓“权威”可能会成为思想自由论争的某种“外力”，但人们往往忽视了恶意地利用某种流行的非理性冲动比如是权威就该打倒、是体制就该完全摧毁等意识，其实也是一种会破坏思想自由平等论争的“外力”，在日趋多元化的今天，这方面显得更加复杂了。作为“文艺学学科带头人”、“手握学术权柄”的钱中文、童庆炳等先生，如果为非作歹，我觉得不仅应该批评，而且应该大批特批，应该充分掌握证据去揭露他们的种种黑幕。其实，新理性精神的观点恰恰是在不同学者之间由于在思想上存在某种相通点而讨论乃至争论中不断形成的。但是闰泉却使用“文艺学学科带头人”、“手握学术权柄”、“伪道学家”等等刺激性的字眼，我们有理由追问：你的动机究竟何在？我们不妄测作者的动机，但从文章本身显然可以看出作者全无学理探讨、平等对话的诚意。批评需要尖锐、犀利，但这些决不意味着态度的轻佻、轻薄乃至恶俗。20世纪80年代出现过一些以骂名人而出名的学术明星，如果新世纪还源源不断地涌现出这样的明星，那无疑将是中国学术最大的悲哀！权威需要反叛，没有某种程度的反叛，中国学术何以发展？但如果反叛不是建立在学理的基础上，而是借助学术以外的种种东西，中国学术会因此而发展？在思想高度一元化的“文革”，许多人会借助外力批判“反动学术权威”；在思想相对多元化的今天，其实还会有人借助外力来反权威——这或许才是中国学术真正致命的“精神疾病”！闰泉既然缺乏学理探讨、平等对话的诚意，本无必要一驳，但谬种流传也是一种常见的文化现象，所以，笔者才对这篇文章众多处强不知以为知的地方作一些辩驳，以正视听。 闰泉以轻佻的笔调描述道：“读完该文我才发现，枉费我在文艺理论和美学行当混了这么多年，此前却从不知道‘新理性精神’为何物，真是惭愧之极。”“新理性精神”的提出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报纸有报道，几家学术刊物如《学术月刊》、《东南学术》、《新华文摘》等也设有专栏进行过专题讨论或转载。我们并不在意在文艺理论界有几位学者知道“新理性精神”，所以，“在文艺理论和美学行当混了这么多年”的作者对此一无所知本也不足为怪。“为消除自己的无知，我赶紧翻阅了一些资料”，古人云：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不知”本来不等于“无知”，强不知以为知却是真正的“无知”。由于种种原因，钱中文、童庆炳等先生论述“新理性精神”的著述在数量上并不多，没有成本专著，理论本身需要充实，历史资源的梳理也需深入。因此认真地“翻阅”他们的论文，也并不是一件很繁难的事。但从闰泉文章多处“大胆”的“断言”来推断，作者并没有认真地去翻阅，对批评对象的本意还没有基本的了解，却就痛加贬斥，这样的批评方式曾经流行一时，大家并不陌生。自然还有一种可能，也许更为拙劣，如果作者认真翻阅了、也基本了解批评对象，而故意信口雌黄，我们就不知道作者居心究竟何在了。下面首先就闰泉一文中严重失实的几处作一些辨析。 第一，关于新理性精神的出发点问题。闰泉一上来就把新理性精神的提出，强行纳入了他预设的框框：“有人或许会猜测说，新理性精神乃是当今风行全球的文化研究在中国的一种‘语境化’形式。”于是他就在“有人或许会猜测”的这个“当今风行全球的文化研究”轨道里，进行猜测式的大批判了！既然认为新理性精神的研究是一种“文化研究”，于是他就指责新理性精神的倡导人对“文化研究”的老祖宗英国人阿诺德、利维斯根本没有提及，对他们的“文化与文明”根本不知为何物，在阐述“文化诗学”的文章中，居然没有出现阿诺德、利维斯的名字，等等，这不是对西方文化、现代学术的无知吗？但是，当今西方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果真是风行全球的现象吗？钱中文等人的新理性精神论自然和现代学术有关，但它是按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的框架提出或者非得按此提出了吗？新理性精神难道不是针对现实生活、文化、文学、人文科学研究中种种令人忧虑的问题而提出的吗？文化研究早就在文学研究中存在，主张文学研究需要在文化语境中进行，难道这样的认识和研究，一定就是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吗？就应强行被纳入后现代主义的“文化研究”的轨道吗？中外学者就没有别的文化研究方式可以进行了吗？黄文山写的大部头的《文化学体系》，就是后现代文化研究理论吗？把新理性精神强行拉入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对照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框框，进行东拉西扯、煞有介事的驳斥——请问，这种做法是扣错了纽扣，对钱、童两先生进行了牛头不对马嘴的批判，还是反过来恰恰是对那个刚刚学到西方“文化研究”皮毛就自我炫耀、自我感觉好极了的闰泉本人的残酷嘲弄呢？ 第二，关于“审美意识形态”的问题。闰泉认为钱中文“不同意别人认为他的‘审美意识形态’说与伊格尔顿的aesthetic ideology接近，这在我看来非常正确。当然，这不是因为钱先生有独创性，而是因为钱先生根本不懂伊格尔顿的‘审美意识形态’(或译作美学意识形态)究竟指的是什么。伊格尔顿的‘意识形态’有维护不合理统治秩序的‘虚假意识’之意，钱先生的‘意识形态’当然没有。钱先生可能根本不知道意识形态还有这种意思。而他不知道的这种意思却是意识形态最基本的意思”。我们看一看钱中文自己的相关描述吧： “1984年，作者提出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与文学创作是‘审美反映’说（见钱中文《文学理论的发展与方法更新的迫切性》，《文学评论》1984年第6期）。后来得知，认为文学是一种‘审美意识形态’，俄国批评家沃罗夫斯基早在1910年的一篇论述高尔基的文章中就曾提及；苏联美学家布罗夫在1975年出版的小册子里曾提出艺术是‘审美意识形态’说，但都无阐释，而且后一提法是有争议的，并不科学。”[2] “1987年，我发表《论文学观念的系统性特征》一文。此文主要阐发了‘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的命题”，后来“有人认为，这‘审美意识形态’的说法，与伊格尔顿出版于1990年的《美学意识形态》（亦可译作《审美意识形态》）提法差不多，此书的中译本，出版于1997年。其实，我的阐释与伊格尔顿是大相径庭的，但还得往后来的外国人身上靠，看来还是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呢，一笑！”[3] 既然钱先生关于“审美意识形态”的论文发表在伊格尔顿著作出版之前，那么从何而谈钱先生“根本不懂”伊格尔顿的意思？其实早有学者在小型学术会议上当着钱先生的面指出“审美意识形态”并非钱先生发明的，钱先生也并未在意，而是对这一概念的来龙去脉作了进一步的调研。钱先生自己公布的相关文献表明，他并没有把这一概念的最先发明权归为自己，但也可以确定的是这最先发明权不能归属伊格尔顿，以著述公开出版、发表的时间论，钱中文至少不晚于伊格尔顿，以伊格尔顿为标准来指责、教训钱中文的“根本不懂”岂不荒唐？闰泉还讽刺道： 仅就“意识形态”概念来说，钱先生令人惊讶的无知便表现得淋漓尽致。任何一个粗具诗学或哲学常识的西方学者都不会像他那样理解和谈论“意识形态”。他的所谓“意识形态”似乎直接等于“意识”（“意识”往往等于思想、观念、价值等）的形态（接近于马克思在某个地方所说的“意识形式”），与作为专有名词的“意识形态”（英文：ideology）风马牛不相及…… “意识形态”作为一个主要与马克思主义联系在一起的概念在号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国度里居然遭到“著名学者”如此的漠视和误解，真是莫大的讽刺！
我们先来看看讽刺钱、童等先生“思路不清”、“提出和解释基本概念的方式”、“缺乏理论的严谨性”的闰泉的“思路”与“理论的严谨性”吧：“以我之愚见，意识形态有两种基本含义，一是上述‘维护不合理统治秩序的“虚假意识”’，即合法化某种不合理政治制度的虚假观念体系或话语体系，二是合法化某种政治制度的观念体系或话语体系——无论真假”。粗通逻辑的人就会发现，第二个涵义是可以包容第一个涵义的，作者却偏要分成“两种基本涵义”——这里所犯的不是专业性的错误，而是基本的逻辑错误！我们再把作者所谓的“接近于马克思在某个地方所说的‘意识形式’”而未加征引的马克思的话征引如下： 上面这些经典的表述已是我们“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国度”的学者的基本常识，马克思提到的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相对应的概念恰恰首先是“社会意识形式”，其次才用了“意识形态的形式”——作为英文ideology（意识形态）这一“专有名词”，传统马克思主义以外的西方学者是完全可以有新的解释或特别突出其内涵的某一方面的，但是“作为一个主要与马克思主义联系在一起的概念”的“意识形态”至少与“意识形式”并不排斥——闰泉却大言不惭地声称发现了“号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国度”的“著名学者”的“无知”。当然，作者似乎很能从“发现”著名学者的“无知”中获得快感，倘若真是“发现”著名学者的无知、疏漏之处而获得快感也未尝不可，问题在于这些所谓“无知”却恰恰是作者虚构、创造出来的，除了反讽性地暴露出作者自己的无知无畏，还能有什么呢？ 问题还不在概念术语上，而在意识形态理论的基本精神或原则上，在上面这段话中马克思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社会存在决定意识。钱中文的审美意识形态论既参照了欧美文论，也参照了苏联文论。但更主要的是，钱先生提出，审美是人的本质的确证，作为先民的审美意识，通过长期生活实践而形成的人生意蕴的体验与积淀，在与后来出现的语言文字结构的完美结合中而被物化为“有意味的形式”，即审美意识形态，形成了原初的文学；发展、完善而为现代意义上的审美意识形态，即现代意义上的文学。这种提法，也是建立在对中国现代百年文学理论史中的文学意识形态论的历史演变、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及其理论的现实的基础上的[5]。与“审美意识形态”论相关，钱中文还提出了“审美反映”说，以强调文学的审美反映论不同于简单的反映论。 马克思指出“意识形态的形式”有“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等不同形式，而从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学运动以来，中国文学理论界有把“意识形态的形式”完全等同于“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倾向（所以钱先生在提出“审美意识形态”时强调不同意一些学者认为谈意识形态就是谈政治的看法，他不是不知道，而是自觉、有意识地把“审美意识形态”与直接的“合法化某种政治制度的观念体系或话语体系”区分开，毕竟社会文化中存在种种“观念体系或话语体系”，它们与“政治制度”的联系程度不可能是完全一样的），这一倾向到“文革”发展到了极致。在文艺理论上，片面的意识形态化文艺观就与机械反映论、庸俗社会学等是联系在一起的——而这些几乎是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的基本常识，在“文艺理论和美学行当混了这么多年”的作者怎么竟如此惊人地“无知”？作者推崇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意识形态”的基本理解，但对中国社会历史及中国现代文艺理论发展史，为什么竟然无知得如此“淋漓尽致”？[6] 闰泉文章的拙劣之处还在于以自己的无知来给批评对象强行扣上莫须有的帽子：“伊格尔顿的‘意识形态’有维护不合理统治秩序的‘虚假意识’之意，钱先生的‘意识形态’当然没有。钱先生可能根本不知道意识形态还有这种意思。而他不知道的这种意思却是意识形态最基本的意思”——钱中文真的“不知道”“意识形态”有“维护不合理统治秩序的‘虚假意识’之意”？关于意识形态的虚假意识的问题，我们还是从钱中文公开出版、发表的著述来看吧，在《文学艺术价值、精神的重建——新理性精神》一文中，钱先生引了古茨塔夫•勒纳•豪克在其《绝望与信心》一书这样一段话：“希望之所以转化为信心，是因为他们看到了偏狭的先定的意识形态（无论是种族的、阶级的、国家主义的还是民族主义的）的普遍消除……各民族之间尽管还存在着对立，但是他们在精神上和经济上却在相互接近。艺术具备了世界主义的特质。”引文后钱先生自己分析道：“豪克对人、世界表现了乐观主义的态度，值得赞赏。但其具体观点看来不能完全同意。例如说到意识形态的普遍消除，这并非现实的事。”这里要“普遍消除”的“意识形态”当然并非指一般的意识形式，而是指“维护不合理统治秩序的‘虚假意识’”的种种形式。在该文分析语言现象时，钱先生还指出：“语言一旦成为社会性的语言，集团性的语言，它诚然对人具有制约性，甚至出现语言说人的现象。但只是一种假象，因为实际上这不过是隐蔽了的社会、集团的规则、关系的显现而已。”[7]——难道钱先生一谈“意识形态”就非要按外国学者、按闰泉的观念来表述，才能证明自己并非“无知”？ 第三，再看“现代性”问题。闰泉指出：“‘现代性’显然不是钱先生的发明，而是一个具有相对规范用法的非常热门的学术术语，因此，关于什么是现代性恐怕不能由钱先生一人说了算吧？”这当然是没有问题，但钱先生在什么地方说过关于“现代性”的涵义由他一个人说了算的？“在西方，可以有无数描述现代性的学说”，那么，钱中文作为一个中国学者有没有权力根据中国的历史语境提出自己个人的一种“描述”？“‘现代性’首先并非与‘后现代性’相对的概念，而是与‘传统性’相对的概念；而且，‘现代性’首先和通常是一个社会学概念而非认识论概念”，这种说法我想钱中文也决不会反对，但作者接着指出：“钱中文先生所理解的现代性最多只涉及现代性的认识论含义（而且是一种极度残缺的认识论含义）。认识论的现代性必须与后现代性相对才能得到理解”，“后现代理论并非都是非理性的或反理性的”，“即使是从认识论角度说，钱先生用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来区分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也是很成问题的”，这完全是对某些外国学者的理论的生搬硬套并且全乱套了。作者显然是根据这样一种主观随意的印象来下此判断的：即钱先生对“非理性主义”与“后现代性”的态度都是有所保留的，于是就认为钱先生是用“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来区分“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果真如此？还是看钱中文本人是怎么说的： “19世纪，谢林、叔本华在哲学上转向了非理性主义；尼采宣布：上帝死了。随后出现国王死了，20世纪中期，卢卡契提出了‘理性的毁灭’，对种种非理性主义进行了批判。” “开始于19世纪下半期、高涨于20世纪的非理性主义、反理性主义哲学流派蜂起。弗洛伊德主义、唯意志主义、生命哲学、存在主义哲学，纷纷在生命、生命创造、本能、无意识、感性、意志、孤寂、迷茫、焦虑、绝望、死亡、非理性、反理性以及主体性等基础上，筑起自己的理论。这些哲学思潮的兴起，从不同方面暴露了理性主义的独断性、单一性与片面性，人类丰富的感性、价值、主体的能动性与人的尊严，被漠视、压抑乃至被否定了。因此可以说，这类极具人本因素的非理性主义哲学思潮，极大地拓展了人类的认识，使人类加深了对自己的了解。但是另一方面，它们又往往走向极端，从而又导致了对理性的否定，即以非理性的人文理性贬抑了理性的人文理性与人文精神。科学主义哲学在20世纪同样获得了重大的进展，像实证主义、分析哲学、语言哲学及其引起的转向，生动地推进了人们的认识，但是人文精神却又不在它们的视野之内。出现了‘新感性’、‘交往理性’，力图从不同方向来解释社会生活现象，构想人类的新关系。接着又出现了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它一方面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促进了人们思维方式的改造，另一方面又消解了以往文化遗产的价值与精神。”[8] 我们把上面的话按时序组织一下：“开始于19世纪下半期、高涨于20世纪的非理性主义、反理性主义哲学流派蜂起”、“科学主义哲学在20世纪同样获得了重大的进展”、“接着又出现了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哪里可以看出来钱先生是把“理性主义”划归“现代性”、把“非理性主义”划归“后现代性”了？“理性主义”、“现代性”、“非理性主义”、“后现代性”等概念都存在纠缠不清之处，每个人从不同的角度可以作出不同的理解，也可以对别人进行批评——这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把批评对象本不存在的东西强加于其上说明了什么？只能说明两点：一是没有去了解批评对象的基本情况而信口雌黄，二是更为恶劣的是出于不正常的心态或动机，把批评对象本没有的意思故意强加其上，以达到某种不正常的目的——这么著名的学者竟然用“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来简单地区分“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这不再次证明钱先生对西学“无知”到连基本的常识都不知道吗？在学科越来越细分的当下的文化状况下，这种恶意的信口雌黄是可能达到混淆视听的恶意效果的。 闰泉在后文还妄下断语道：“新理性精神论者动辄批评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丧失价值关怀，然而在西方，很多学者恰恰认为正是价值关怀本身促成现代主义文学”，“现代主义艺术以各种方式（其中包括被钱中文先生贬斥的形式主义）拒绝把艺术降格为商业，从而本身就是对精神价值的一种固守。”以我的孤陋寡闻，还真不知道钱中文先生在哪里把现代主义文学艺术贬斥为“形式主义”、取消它们的价值关怀的。但是闰泉既然在批判、斥责“新理性精神”，要清除“新理性精神”，那么总得读一下钱先生的《文学艺术价值、精神的重建——新理性精神》这篇文章吧！否则你闰泉怎么来批判、清除呢？如果你闰泉认为不必阅读全篇，那么总得读一下上半篇吧！如果你没有工夫阅读上半篇，那总该读一下文章的第一段吧！第一段共有三句话，现将第三句话抄录如下： “现代主义文学中不同派别的一些优秀之作，倾情于20世纪初人生存的艰辛与伤痛，恰如悲怆的交响曲一般，令人回味无穷。”[9] 请看，这就是闰泉笔下的钱中文先生对现代主义文学艺术的排斥！请问闰泉先生，钱先生对现代主义文学还应该怎么评价？不看被批判者的文章，仅看个文章标题，不去了解文章题目所要阐发的意义，仅仅抓住一个不合自己口味的词汇，就在那里进行盲人瞎马、大战风车的冲刺了，还有比这种行为更加无知无畏和浮躁浅薄的吗？ 上面引文可以表明钱先生对现代主义文学、后现代主义所持的分析态度。闰泉文章这种恶劣的作派，难免使人想到“文革”大批判中许多人的做法，中国学术真正致命的“精神的疾病”之一正表现为：尽管有西方后现代主义等等各种时髦、先锋理论的包装，但许多人骨子里遵循的却还是“红卫兵逻辑”！钱先生指出：“半个世纪以来，就我个人来说，经历了50年代既有积极也有消极影响的种种教育，60、70年代严酷的生存拷问，80、90年代学术中的风风雨雨，各种文化思潮与文学理论时尚的洗礼，把它们综合一起而有所悟。在这意义上说，新理性精神实际上是一种生存的感悟。”[10]——这种陈述可谓痛心疾首，这其中并非没有“深刻的焦虑”、“深刻精神特质”。“新理性精神”貌似不够先锋，不具激进的外表（被闰泉称作“文化保守主义”），其实恰恰表明其倡导者清醒地认识到：表层的各种时髦理论话语的喧嚣，并不能掩盖某种从传统延续下来的深层的“精神的疾病”——比如“文革”阴魂等等！钱先生还指出： 把人与人视为一种交往对话关系，并把它作为新理性精神的组成部分，目的在于要在人与人之间、个人的思想与思想之间，确立起一种新型的平等的交往对话关系，以促成学术界的一种普遍的追求真理之风，提倡自由的思想，独立的精神。学术界不能没有这种新型的平等的交往对话关系，不能没有这种思想与精神，否则学术的个性是很难形成的，而学术的进步总是建立在众多的、不同的学术个性上的。同时在此基础上，希望改造人们长期以来形成的、走向极端的思维方式，那种好就是绝对的好、坏就是绝对的坏的非此即彼的二分法。这种思维方式与思想方法，在评价历史文化现象时，给我们带来了许多极端情绪化的、不讲学理的和不切实际的消极影响。[11] 钱中文“新理性精神”的内涵之一就是强调平等的、一定程度上具有判断性的、亦此亦彼的开放而包容的对话精神，因为他清醒地意识到诸如“文革”式的非此即彼、极端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还存在于许多人的深层意识中——闰泉文章的出现也许再度表明这种思维方式的改造看来是非常艰难的，这从反面证明：进一步倡导并不激进的“新理性精神”看来还是非常必要的。 第四，再看“交往对话”问题。闰泉文章说：“钱中文的‘交往对话’说很容易让人觉得他的新理性类似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但实际上却与之相去甚远。钱先生声称他的‘交往对话’概念主要来自巴赫金而从未说过来自哈贝马斯。其实，钱先生的观点多半还是与哈贝马斯有关。他提及理性与现代性、交往对话的关联，并明确引用哈贝马斯著名的现代性是未竟之业的说法，都说明钱先生的理性概念多半来自哈贝马斯。但是，钱先生没能真正消化吸收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学说”，“西方最有影响的那些新理性理论资源对中国的新理性倡导者都是非常陌生的”。 哪种西方理论对中国的新理性精神的建构最有价值或者西方理论是否是中国新理性精神建构的唯一的理论资源，这些都是可以自由讨论、争论的学理性的问题，问题在于闰泉竟然有这样的“大胆断言”：“钱先生声称他的‘交往对话’概念主要来自巴赫金而从未说过来自哈贝马斯。其实，钱先生的观点多半还是与哈贝马斯有关……哈贝马斯交往理论的核心是‘共识’说（共识是合理社会秩序的最终来源和保证），其‘真实性’、‘正确性’、‘真诚性’三标准以及具体体现这些标准的若干‘程序’（哈贝马斯因此还称交往理性为‘程序理性’）乃是达致共识的条件。哈贝马斯与后现代主义的分歧正在于达成‘共识’可能性之有无。由于钱先生不关心‘共识’以及达成共识的条件，其‘理性’也就没有了落脚点。”——看来，这就是闰泉先生进行嘲弄、批判的依据了！但是，他究竟是不知道钱中文的学术思想背景还是明明知道而故意混淆视听？ 我们先来看看这种指责、批判钱先生的“闰泉逻辑”吧：一，闰泉文章在这里故伎重演，再次使用了强拉错位法，利用什么“让人觉得”、“类似”之类的模棱两可的手法，轻轻一笔，一下子把批判对象毫不犹豫地、确定无疑地纳入他设置的轨道，作为批判他人的前提，于是专攻他人似乎未说的东西，然后对他人似乎未说、自己知道的一些皮毛，大加炫耀、渲染，以衬托自己如何博识与高明。但是，既然你明白钱先生的交往对话理论观点主要来自巴赫金，那么，你怎么不去讲讲巴赫金，却要求谈你认为钱先生从未谈过的哈贝马斯呢？难道巴赫金的交往对话思想就不值一谈吗？还是你对此一无所知呢！既然你断言钱先生并未谈过哈贝马斯，那怎么又指责他“没能真正消化吸收”哈贝马斯的学识呢？这是什么逻辑呢？这是学术论辩吗？二，闰泉文章又一次充分展示了一种无知无畏的学风，而且还以夸夸其谈的无知为荣！其实，可以肯定地说，闰泉先生根本没有读过钱中文先生关于巴赫金的多种论述，所以只能说些什么“很容易让人觉得”之类不着边际的话，但却是马上根据这种不着边际的话就作出判断、进行批判。首先，钱中文先生不是没有谈过哈贝马斯和其他德国哲学家，而且十分滑稽和悲哀的是，这好像就是专门应付闰泉先生这类人今天的责问——你没有说到这个，你没有提到那个——而准备的。就以哈贝马斯来说，钱先生早在前几年就写过文章《各具特色的对话交往哲学与诗学》[12]，讲的就是巴赫金与哈贝马斯，闰泉对此一无所知吧，于是就无知无畏了吧！至于嘲弄钱先生谈交往对话，但由于不关心哈贝马斯的“共识”，对达成交往的“三性”更是一无所知，从而使“理性”落空云云，还真是把那些不了解情况的人吓唬住了！那么，我在下面抄录钱先生在一篇论及伽达默尔等人的长文中讲到与哈贝马斯有关“三性”的一段话吧： “交往的对话导向对话，对话导向对话双方的主体间性的出现，而产生理解与普遍认同。但是对话真要达到理解，必须考虑这中间的要求，这就是哈贝马斯提出的对话双方必须要使话语具有交往性规则资质，即在话语中恰当使用语句的条件而付诸实施，因此要具有话语的真实性、真诚性与正确性。”[13] 不知无知无畏的闰泉先生，看了被你讽刺挖苦的钱先生写的这些话，会不会激发出你自己做人的羞耻之心而觉得无地自容？致人于死命的批判文章，可不能像你使用看惯了的电视里的知识竞赛方式那样来取笑、嘲弄他人的呢！否则，你就会被自己的无知所嘲弄，愚昧的无畏就会变成学术上的扯谎与吹牛！天下之大，岂能以井蛙、侏儒一般的见识来衡量呢！ 至于钱中文关于巴赫金的研究，我们这里不妨看看王宁先生《文化研究语境中的巴赫金与理论的旅行》一文提供的相关材料： “尤其应该指出的是钱中文于在第一届中美比较文学双边讨论会（北京，1983）上的发言《巴赫金的‘复调’理论问题》引起了与会的美方学者的高度重视。虽然当时出席会议的美方代表中没有巴赫金研究专家，但这篇论文的英文版最终却在连欧美学者也很难发表其论文的国际权威刊物《新文学史》上发表，并受到拉尔夫•科恩、麦克尔•霍奎斯特等西方学者的高度评价。这一点在国内却鲜为人知。” “在国际巴赫金研究领域，钱中文的贡献不仅在于对巴赫金的复调理论所作的新的阐释，更为重要的是，他创造性地将巴赫金的对话主义与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糅合在一起发展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新理性精神’。这正是他在超越了现代/后现代和东方/西方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之后在国际学术界发出的中国学者的理论建构的独特声音。”[14] 上面的大段引文绝非为了证明钱中文在中国乃至国际学术界的学术地位有多高，钱先生的学术地位随着时间的推移，自会有公断，“文艺学学科带头人”等等名号、别人的褒扬不会提高他的学术地位，但无知的谩骂与贬损也不会降低其学术地位。钱中文在国际巴赫金研究界的影响，也可以反驳闰泉始终以西方理论为“先进”，由自己的妄自菲薄心态而对自己同胞学者所作的菲薄。我们只是想问问讽刺“钱先生令人惊讶的无知便表现得淋漓尽致”的闰泉先生：对你如此大胆而无知的断言，在我们摆出种种事实后，不知作何感想？ 第五，闰泉不顾批评对象的实际情况而妄下断语的地方还有很多，比如“可以确定，新理性精神论的基本意图是要求文学体现一些超越阶级、性别、种族、民族、地域、年龄等方面差异的具有普遍性的人性标准”，这种指责实在荒谬。既然已经“翻阅”过钱中文的有关著述，怎么可以绕过钱先生学术思想的一条脉络，即在全球化的语境下，强调文学既是开放的民族的，又是世界的；既是世界的，又是开放的民族的观点呢？怎么能信口说钱先生等有试图超越“民族、地域”等的倾向呢？对钱先生就全球化语境中出现的所谓“文化一体化”所进行的研究而发表的长文，你又是一无所知吧！童庆炳先生关于古代文论的一系列探讨不也表明着探求民族化、中国化的努力吗？更为重要的是：从主导的价值取向上来说，“新理性精神”论恰恰是非常强调中国独特的当下现实并以此为出发点和归结点的——而闰泉先生在整篇文章却始终以西学专家的架式滔滔不绝地大谈西方，却不谈中国现代历史及当下现实。钱中文“新理性精神”论的一大特点就是对现实的挑战的回应，这其中就包括全球化的现实挑战[15]。“新理性精神”倡导者们并不完全雷同，汤学智《新理性：回应时代的挑战》[16]作了区分，有“整体建构思路——以钱中文为代表”、“新意识形态思路——以许明为代表”、“文学文化学思路——以童庆炳、畅广元为代表”，然后又指出他们之间的共同点。上述探讨共同的特征是：“强烈的问题意识和现实感”、“突出的创新意识”、“积极的批判精神”、“开放的理论视野和思维方式”等。该文也梳理了西方相关的理论资源。再如王元骧先生《文学研究与新理性精神——“新理性精神”之我见》[17]指出：“‘新理性精神’是在近几年由钱中文、许明先生所提出来的一个很有现实意义的口号，并正日益引起我国文艺理论界的关注。但是，对于什么是‘新理性’，它的具体内涵是什么，它与‘旧理性’又有什么区别，似乎还需要作进一步的、更明确的界定。在我看来，在提出‘新理性精神’这个口号时，不仅要立足于现实需要，还应该在学理上作历史的、逻辑的分析。而要使这个口号具有真正的说服力和感召力，我认为就应该把两者结合起来，把‘新理性’看作既是现实需要的反映，又是理论发展的必然”——强调“现实需要”确实是“新理性精神”论的主导趋向，王先生对此的态度显然有所保留，强调也要重视对西方相关理论资源和传统的清理——这体现了一种建设性的对话精神，而闰泉文章显然全无这种对话精神！ 第六，由于钱、童等先生倡导新人文精神，并把它视为新理性精神的中心内容，于是使闰泉文章对钱、童二先生的谩骂达到了高潮：“新理性精神基本上是一种极抽象空洞的概念性随感录。新理性精神论者常常说现在的中国社会陷入了享乐主义、拜金主义、虚无主义等坏风气之中，信仰崩溃、道德沦丧，异化、物化、庸俗化四处蔓延，因而他们不断呼吁复兴人文价值、‘守护人的精神家园’。然而，这些在他们看来似乎新鲜深刻的语句，在别人看来实在是陈腐不堪、肤浅无聊。”原因是照闰泉的说法，一些了解到精神为何物并用精神标准来批判现实的思想家，是不会轻易来谈精神的堕落的，尼采、奥尔特加、阿诺德、利维斯等人就是如此，他们都对社会精神的堕落深恶痛绝，但都感到维护精神的艰难，所以从来不讲什么“守护精神家园”这类话的，并且讲了就是对真正精神的亵渎。按此标准，中国的新理性精神论者不过是些“杞人忧天的伪道学家”，唠叨着一代不如一代、人心不古的“九斤老太”。 这里涉及的问题实在很多，无法细说，只好就事论事。闰泉先生理应是很熟悉上述外国思想家的了，上述那些西方学者，所处时代不同，思想倾向不一，各人有各人的主张，他们的著作里，未见“守护人的精神家园”这些话语，但是照你说的，他们对社会精神堕落深恶痛绝，对维护精神感到艰难，那么就说明了他们不要维护正常的社会精神了吗？提出维护那就是对社会的精神的亵渎了吗？请问闰泉先生，请你指出一下，他们是在什么著作、哪篇文章里说出这类话的呢？你说不出来吧！持此论调的人就是把哲学、美学当成清谈，拉西方大师的大旗做虎皮，吓唬国人的闰泉先生你本人吧！其实，就说说你在上面提及的几位西方学者，从你一贯东拉西扯、不顾起码事实、吓唬他人的浮夸学风来说，也就不过读了对他们的一些介绍与语录而已！一个人文知识分子，要不要具备一些人文精神？要不要面向现实？要不要具有批判意识，针对社会上的负面现象进行必要的反思？要不要促使人的精神向美、向善发展？在乌托邦信仰发生危机之后，人们要不要重新规范做人的正常的理想？还是奉行那种在上帝死后、看破一切、什么都可以干、什么都予以否定的虚无主义？当一些学者看到社会上的物化现象、拜金主义、享乐主义、虚无主义、恶俗现象不断蔓延而深怀忧虑，进行抨击，希望重建和维护人的生存的家园和精神家园，这触动了你闰泉的什么，竟使你如此愤懑异常，破口大骂：这是“陈腐不堪、肤浅无聊”！那么是否可以说，钱、童两先生的这种人文批判，确实触着了闰泉的什么地方了？闰泉其人其文正是那种物化现象的产物，正是那种认同恶俗的社会现象的体现，正是那种对社会精神堕落无动于衷的社会现象的体现——凡此种种也正是横在我们面前使我们感到维护人文精神十分艰难的社会现象的体现！至于闰泉把钱、童二先生谩骂为“杞人忧天的假道学家”、唠叨一代不如一代的“九斤老太”，那就实在不伦不类，分明是在进一步搞人身攻击与诽谤了！ 写到这里，我们可以来看看闰泉先生所进行的批判的性质了。 闰泉的文章大谈西方理论，说什么“我才疏学浅，实在不明白在全球理论尤其是文学理论已经烂熟到几乎毫无余地、各种理论似乎已经彻底‘终结’的今天，中国怎么会有人竟如此自信，以为自己又发现了一块名为‘新理性精神’的大陆”，“对中国学者来说，充分了解西方现代文学乃至哲学、社会学的相关理论是在这些问题上最终真正有所创见的基本前提”——从学理上来说，中国学术有所创见的前提之一确实是要了解西方相关理论资源，了解它们的前沿思想，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另一重要的基本前提是，必须贴近中国文化历史和现实，提出新的问题。而闰泉先生及其文章不在讨论的侧重点不同，而在于对中国学者的什么说法都拿西方理论来衡量，这显然是一种新教条主义。西方学者的学识，只是我们知识资源的一个方面，只能把其中有利于我们的东西吸收过来，而不能把它们视为我们理论创新的标准并替代我们的理论，但闰泉恰恰不是这样。一旦中国学者结合本国国情有些什么表示，他就拿出被他歪曲了的西方大伟人的标准，把中国学者一一打将下去：当今文学理论已经烂熟、各种理论已经彻底“终结”，你能说出些什么新鲜意思吗？你配说出些什么新鲜意思吗！好像学问都在外国，见了外国学者，自己先就成了矮了半截的侏儒。因此，闰泉式的这种批判，对于当今中国求新、求变的理论创新是极端有害的，这是假洋鬼子式的批判，十足的侏儒式的批判！ 闰泉的批判，一上来就不怀好意。好像这位先生在现实生活里过得极不如意，想发泄一下愤懑，正好几位老学者撞到了他的手上，于是就把他们当作靶子，肆意嘲弄、训斥他们“无知”、“无知得淋漓尽致”、“对文学理论一知半解”、“极不成器”等等。上面事实表明，“无知”、“无知得淋漓尽致”、“极不成器”的不是老学者们，而恰是他自己——具体表现是：一、他把后现代“文化研究”奉为经典，把几位与后现代“文化研究”路子不相干的学者的理论观点，强行按入他的框框，在惬意的嘲弄、批判与否定中，寻求强暴式的快意。二、他所嘲弄几位学者的无知之处，其实却正是这几位早已说过的东西，而闰泉博学得毫无所知，或装作不知，把这几位老学者说过的东西，算做自己的发现，反过来批判这几位学者，这是幼稚、轻浮学风典型的表现。这种由于无知无畏闹出的笑话，该会让你闰泉先生一辈子记住的，也会让学术界发出哄笑、久久谈论的！闰泉自称是位多年混迹于文学理论界、美学界的“老博士”，那么人们不禁要问，他这种无知无畏的“红小兵”老博士学风，不知是怎么调教出来的？他的批判，就是把自己支离破碎的知识与苍白的思想强加于人的、越是无知却越是无畏的“红小兵”批判！ 对于当今社会的物化、异化现象，对于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日趋严重的现象，一些学者提出批评意见，以改善人的生存处境和促进人的精神的健康发展，实属善良愿望。但闰泉对此嗤之以鼻，把倡导者批判为“陈腐不堪、浅薄无聊”、“杞人忧天的假道学家”。于是我们发现，在应该最具人文精神的地方，有的人却恰恰最缺乏人文精神，却在那里拿些东拼西凑的东西，没头没脑地对人文精神滥施攻击，骂倒一切。因此，闰泉式的批判，又是人文素质极端低下的虚无主义的批判！ 闰泉式批判背后所表现出来的思维方式，是“文革”中发展到极端的非此即彼的、你死我活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的具体表现，就是把自己当作绝对真理的化身，唯我正确，别人的表述，都属谬误，必欲除之而后快！这种充满机械论气息的非此即彼、你死我活的思维方式，不知给中国学术带来了多少灾难性后果！这次闰泉先生藉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之助，进行了一次淋漓尽致的发作，犹如一架发疯的钢琴自我表现了一番，真使人大开眼界！这是近20年来难得一见的“文革”式的批判现象的重现，不仅让人看到了这种早该寿终正寝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的破坏性，而且也为我们分析他所津津乐道的“文化研究”的负面作用与现代虚无主义，提供了一个中国式的实例！ 假洋鬼子与侏儒心态，新教条主义学风，越是无知越是无畏的“红小兵”痞气，嘲弄人文精神和由于人文素质极端低下所导致的虚无主义，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这些就是闰泉其人其文“精神的疾病”的病症，这些疾病竟然“爆发”得如此“淋漓尽致”！中国学术要获得进一步提升，必须告别闰泉式的这种“精神的疾病”！
闰泉的批判文章还有不少可争论之点，本文就不一一分析了。同时，本文也不是对“新理性精神”论的系统的梳理与分析，读者想要了解“新理性精神”论的相关思想，可以去阅读钱中文、童庆炳、许明等先生的有关著述（这很有必要），然后自己作出判断，这里我们只是把相关事实摆出来，以揭示闰泉一文是如何混淆视听的。最后，我愿引杜甫一诗的前两句作结，以对诸如此类的“轻薄文章”作一总体回应：“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至于后面两句，还是请轻薄为文的闰泉先生自行联下去吧！ |
|
|
|
粤海风编辑部版权所有 Copyright(C)2003-2005 All Rights Reserved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