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响：精神的质疑还是精神的扑杀

精神的质疑还是精神的扑杀

○　鲁枢元

经朋友指点，读到了闰泉先生发表在《粤海风》2004年第4期的《精神的疾病还是精神的良药》一文，第一感觉便是莫名的惊诧，文章作者竟然把我与钱中文、童庆炳、许明诸位先生捆绑在一起，列入“新理性精神论者”的名单，这是我做梦也没有梦到的。

对于钱中文、童庆炳先生倡导的“新理性精神”，我并没有深入的研究，只知道他们从中国的现实状况出发提出了一种富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主张，并且在国内文学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而我自己，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讲文学的“向内转”、文学的“模糊性”，讲“超越语言”、“反人类中心”，常常被人当作“非理性”批评，故而自惭形秽，从没有向“新理性”主动靠拢过。钱先生主持的所有关于“新理性”的会议，也从不邀我参加。直到写这篇文章之前，我也从未对“新理性”发表过片言只语。闰泉先生把我当作“新理性精神论者”，说明他连自己要批判的对象目标也没有弄清。

细读该文，又让我不禁倒吸一口凉气。文章开口便说对方的理论是“极不成器的理论”、“不是理论”，闭口又说对方是一些杞人忧天的“伪道学家”，轻蔑、武断的用语比比皆是。文章作者不像是一个学术领域的质疑者、商榷者，更像一个法庭上的“判官”，而且是一个动辄就要人性命的判官。至于我的“案情”的原由，由于再不见后文，令我百思不得其解。也许只是最近我对“日常生活审美化”说过一些惹他不高兴的话，令他一时性起，便把我当作“异己分子”临时牵来“陪斩”。

活到这把年纪，死，早已经不再害怕。即使到了“刑场”，有些话还是要申辩一番的。关于“新理性精神论”，我没有资格多讲，我只是想说一说闰文中与我自己某些看法相关的几个问题。

一、文艺理论的先进与落后

闰文始而断言“西方人已经否认存在先进诗学与落后诗学之分”，继而却又一反常态地与“西方人”叫起板来，说自己仍然“顽固地相信，先进与落后之分仍然是有效的”。观其上下文，方才明白他的用心是要以此确立他的这一判断：（一）对于中国的文艺理论来说，西方的文艺理论是一种先进的文艺理论；（二）相对于“当今西方文化研究主流的文化激进主义”的文艺理论，“文化保守主义”的文艺理论则是一种“早已过时的”理论；（三）钱中文、童庆炳的理论作为一种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诗学”，因而注定是一种更加“落后的文艺理论”。他实际要说的是：最最“先进的”文艺理论就是“当今的”、“西方的”、“激进的”、“文化研究理论”。

如此可笑的推论，如果不是出于理论上的幼稚天真，那就真是蛮横的强词夺理了。

闰文中谈到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多年来没能取得重大突破，没有能够创立下自己的有世界影响的理论体系，我大体同意他的这一说法。但他认为造成这一后果的原因是我们学西方学得仍然不够，似乎如果抛开了西方文论，中国的文论就更加寸步难行，就只会“徒增混乱”。在闰泉先生看来，钱、童的失败，就在于他们希望越过或抛开西方理论进行自己的原创。文章中，闰泉先生辛辣地嘲弄了钱、童对于西方文论的无知，同时尽情地显摆自己丰厚的西学涵养。文章中罗列起西方文论家来如数家珍：他不但知道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黑格尔，还知道福柯、列奥塔、伽达默尔、德里达、哈贝马斯、杰姆逊、斯特劳斯、德勒兹、伊格尔顿、吉登斯，他还知道他断定钱中文、童庆炳们决不知道的加塔里、霍加特、阿诺德、威廉斯、利维斯以及斯坦利•费什……钱、童的“新理性精神论”究竟有多少“原创”是一回事，离开了西方文论，中国人能不能“原创”则是另一回事。在我看来，与闰泉先生的判断恰恰相反，当代中国文论之所以缺乏原创的精神与原创的成果，不是少读了外国人的理论，而是过多地依赖外国人的理论，一头扎在外国人的怀里。那个外国人庞德似懂非懂地读了一点中国书，便据此创立了现代诗歌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流派——“意象派”，我们读了那么多的外国书，至今还只能跟在外国人的屁股后边走，如果没有一个外国人在前边领路，我们自己就一步也不敢往前迈。若要创新,这样的“西崽心态”，这样的“奴性定势”是否应当首先革除一下呢？

二、健全的学术界要有“九斤老太”的位置

首先声明，我这里要讲的问题与钱中文、童庆炳、许明诸先生的“新理性论”无关。

我倒是觉得我自己有点像一个“九斤老太”的嫌疑犯。因为我在新近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就做过类似的招供：

我想，我真的已经老了。当代的一个流行口号是：“与时俱进”，一家报纸上的标题更形象：“坐在汽车里，奔向现代化”。而我近年来写下的那些东西，从海德格尔到舍勒、齐美尔，到庄子、老子，差不多总是向后看，像一个“倒骑在毛驴上的张果老”，实在不合时宜。（见《文艺争鸣》2004年第6期）

现在细想起来，“九斤老太”的原意是“上了年纪的糊涂人”，后来被人们引申为“保守”、“落后”、“不满现状”、“怀念往昔”的象征。单就鲁迅小说中的形象而言，“九斤老太”虽然有些啰嗦，有些主观，有些片面，说一些“天气比以前热了”、“豆子比以前硬了”的话，虽然说得并不准确，倒也是自己真诚的感受，不但没有大恶，反而显见天真，况且老人家决没有动辄扑杀别人的雄心。进一步来说，若是论起“保守”、“怀旧”、“复古”、“回归”的学理方面的意义，就更不能把“九斤老太”当作一个反面的典型加以嘲弄与否定了，在文学艺术的领域更是如此。这应当是中外文学史、艺术史中显而易见的事实，我想，我不必再拿上《粤海风》两个页码的版面去罗列这些常识了吧？

当代哲学思潮史上的事实也是如此。最近，我一字一句拜读了尚杰先生综述20世纪法国哲学的一部力作《归隐之路》。书中指出：“现象学的态度是老庄的。”从胡塞尔到德里达，法国哲学（其实也是世界哲学的一个重要部分）走的是一条“归隐之路”，即“现象学还原”。哲学必须“回到隐而未见的事物本身”、“返回纯粹的原始状态”、“返回亚里士多德、柏拉图、苏格拉底之前”、“返回逻辑学、伦理学诞生之前的思的本真状态”。由此看来，胡塞尔、萨特、梅洛—庞蒂、利奥塔、德里达，加上德国的海德格尔，该是最高档次的“九斤老太”了！当然，闰泉先生仍然可以对此做出自己的批判，但你不能不给这些“九斤老太”们一个应有的学术地位。简单地断定“保守”就是落后，“激进”就是进步，激进的一定打败保守的，年轻的一定胜过年老的，“九斤老太”统统都在扫荡之列，那就与闰泉先生自诩已经获得的“博士”头衔太不相称了。

三、现在还能否谈论“守望精神”

从闰泉先生文章的标题看，他似乎是要围绕着“精神”问题展开一番论争，其实并没有。因为在他看来，要么所谓“守望精神”的诗学早就被“西方左翼知识分子批得体无完肤”；要么“真正的精神论者”又是不谈论精神的，热中于谈论精神的如果不是一些“过时”的理论家，就是一些“伪道学家”。因此，闰泉先生作为一个“真正的精神论者”和一个“西方左翼激进知识分子”的追慕者，自然也就不必于、不屑于谈论精神了。这样的判断如同快刀斩西瓜，倒是干脆利落，然而也仍然太武断了。

先说“真正的精神论者不谈精神”。柏拉图谈过“精神迷狂”，而且是当作精神的反常与堕落来谈的，黑格尔写过关于“精神现象学”的书，痛惜过艺术精神在市民社会的衰落，这两位不知算不算“真正的精神论者”；狄尔泰认定生命哲学的主要内容就是反思“人类的精神文化活动”，他的研究因而被人称作“精神科学”；舍勒坚信精神是一种引领人类向上的意向，“精神为生命的本能指明方向”，精神的地位被工业文明颠覆使他痛心不已；西美尔由对“货币”的思考发现“我们的时代的精神状况”已经深深地陷入“算计”与“投机”之中；而雅斯贝斯则以“时代的精神状况”作为他的一部重要著作的标题；施宾格勒更是以历史哲学的眼光通过东西方“精神时代”的对照，揭示了西方精神在现代社会的没落。说尼采不轻易谈精神，那只要翻一翻他的《人性，太人性了》一书，便会看到他不但讲精神，也讲人性、讲灵魂、讲灵感。由弗洛伊德、荣格乃至弗洛姆、拉康推动的精神分析运动，断断续续几乎影响到20世纪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其中决不乏对于现代人精神堕落的剖析。至于这些“守望精神”的哲学或诗学是否真如闰文所说的已经被“西方左翼知识分子批得体无完肤”了，我想，人类的精神进化史大约不会像以往教科书中宣讲的：“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那样的简单明白。

不谈精神谈什么呢，谈日常生活，谈大众文化，谈时装、模特、歌星、摇滚、轿车、广告、健身房、夜总会……其实，若要把这些东西深谈下去，也仍然是可以谈出精神的。那又怎么办呢？

这些常识，博学的闰泉先生不会不知道，他之所以做出如此的判断，看来也只是为了封堵他瞧不上眼的那些中国学者谈论精神，这不是一种善意的论辩态度。“精神的良药”也罢，“精神的疾病”也罢，总得让人们说一说吧。罪名定下来后，又立马扑杀别人谈论精神的自由，不留一点“对话”的余地，“协商”的余地，这似乎也不像是“西方左翼知识分子”的做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