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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厌恶西化”吗？ ——也谈鲁迅的“西化观”兼与杨春时先生商榷
2000年，文坛曾因冯骥才在《收获》杂志上发表的《鲁迅的功与“过”》一文引起激烈的争论。冯骥才从后殖民主义的文化殖民和话语霸权角度，指责鲁迅的国民性批判源自1840年以来西方的传教士，源自西方人的东方观，中了西方霸权话语的埋伏。言外之义，鲁迅是在有意无意地替西方殖民话语张目，以此贬低或消解鲁迅国民性批判的意义。当然，冯文有标新立异之嫌，不足为训，批判者也很容易指出其错误。但近来，鲁迅思想的研究又出现了另一极端的倾向，认为鲁迅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厌恶西化”。这是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 杨春时先生在2004年第3期的《粤海风》上发表了一篇名为《中国现代性的四个陷阱》的大作，他看到了20世纪以来，“由于对现代性的焦虑，在现代性接受过程中就遇到了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民粹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抵抗，这四种主义也成为了中国现代性的陷阱。中国知识分子往往不能超过这四个陷阱，从而造成中国现代性的失落、现代化的延迟”。应该说杨先生的这些看法基本是符合中国实际的，但是他在论述这四个“陷阱”的时候，却存在诸多模糊甚至是错误的认识。其中对鲁迅的“民族意识”和“西化”问题的认识就是极不准确的。杨说：“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性焦虑之一，是对失去民族特性的恐惧，因而民族主义成为第一个陷阱。……由于中国现代性的外源性，现代化事实上等同于西化。而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又需要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必然拒斥西方文化。虽然民族主义与现代性有某种相容性，但更多的时候则表现为不相容性。从洋务运动到五四运动期间，——但即使在这个时期，民族主义对现代性也有所抵制、限制，如洋务运动时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虽然鲁迅主张‘别求新声于异邦’，但他在《阿Q正传》中又塑造了假洋鬼子这一反面形象，表露出对西化的某种厌恶。” 这段话体现出杨春时先生对鲁迅思想理解的两个较为明确的观点。一是，作为现代知识分子之一员的鲁迅有“对失去民族特性的恐惧”，当然就会掉入“民族主义的陷阱”；二是，尽管鲁迅主张“别求新声于异邦”，但是他也厌恶“西化”，理由是他塑造了“假洋鬼子这一反面形象”。其实，对鲁迅“民族意识”和“西化”思想持此见解的人，并不止杨春时一个，许多人在这方面还存在这样或那样、有意或无意的误读。因此，对这一问题就更应该加以重视。在我们看来，鲁迅不仅是一个激烈的“民族特性”的批判者，而且还是一个鲜明彻底的“西化”倡导者，他不仅没有“掉入民族主义的陷阱”，相反一直在主张中国融入世界超越民族主义的狭隘；而“塑造假洋鬼子这一反面形象”，不仅不能说明鲁迅“表露出对西化的某种厌恶”，反而说明鲁迅“西化观”的彻底性。 一 我们先来看看鲁迅到底有没有“对失去民族特性的恐惧”和掉入“民族主义的陷阱”。 首先，说鲁迅有“对失去民族特性的恐惧”，这完全是一个低级浅显的错误。只要粗略读过鲁迅作品的人就明白，鲁迅不仅不担心“失去民族特性”，相反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民族特性”——特殊国情论或者说国粹论——的批判者。在他的著作里，对“民族特性”——国粹论者的批判之语不胜枚举。这里仅举几例，就足以说明鲁迅对“民族特性”的态度。鲁迅在“五四”时期就不断地批判和讽刺一些国粹论者的“民族特性”的论调：他在《随想录三十五》首先分析了国粹论调中的民族特性，“什么叫‘国粹’？照字面看来，必是一国独有，他国所无的事物了。换一句话，便是特别的东西”。紧接着鲁迅就说，“但特别未必定是好，何以应该保存？譬如一个人，脸上长了一个瘤，额上长出一颗疮，的确是与众不同，显出他特别的样子，可以算他的‘粹’。然而据我看来，还是不如将这‘粹’割去了，同别人一样的好”。［1］鲁迅之所以激烈地反对国粹论和民族特性，那是因为他看到了传统文化对民族的束缚和桎梏，弘扬民族特性必然阻碍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步伐，中国就难以融入世界潮流，变得更加保守落后。他说：“想在现今的世界上，协同生长，挣一地位，即须有相当的进步的智识，道德，品格，思想，才能够站得住脚：这是极需劳力费心。而‘国粹’多的国民，尤为劳力费心，因为他的‘粹’太多。粹太多，便太特别。太特别，便难与种种人协同生长。”［2］后来鲁迅在《上海的儿童》（1933年）、《从孩子的照相说起》（1934年）、《〈活中国的姿态〉》（1935年）等篇什中，一再地表现出对国粹论调和民族特性的愤慨和批判，以极端厌恶的笔调刻画了民族特性论者的丑陋嘴脸和无赖心态：“故意和这洋气反一调：他们活动，我偏静坐；他们讲究科学，我偏扶乩；他们穿短衣，我偏着长衫；他们重卫生，我偏吃苍蝇；他们健壮，我偏生病——这才是保存中国固有文化，这才是爱国，这才不是奴隶性。”［3］因为在他看来这些所谓的“国粹”和民族特性“没有一件不与蛮人的文化（？）恰合”［4］的。仅此，就足以说明鲁迅并没有“对失去民族特性的恐惧”。相反，他时时对死抱着国粹主义和民族特性观念的国民们的处境深感忧虑和恐惧，“有人说：‘我们要特别的生长；不然，何以为中国人！’于是乎，要从‘世界人’中挤出。于是乎中国人失去了世界，却暂且仍要在这世界上住！——这便是我的大恐惧”。［5］ 其次，有些人之所以错误地认为鲁迅站在民族主义的立场上“抵制、限制现代性”，那是因为对包括鲁迅在内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者的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存在着误解。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在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和有可能被“从‘世界人’中挤出去”的时候出现的，它必然与民族救亡和国家独立有着密切的联系，再加上“五四”启蒙运动者经常在论述个人主义思想时谈及民族、国家等问题，于是有人就试图将包括鲁迅在内的五四启蒙家们扯向民族主义，以此来达到否定五四新文化运动西化倾向的目的。对旗手鲁迅作民族主义者的打扮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理由是鲁迅曾经非常鲜明地表述过“立国先立人”的思想：“人各有己，群之大觉近矣。”“人各有己，不随风波，而中国亦以立”，“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6］他又曾经以一个自觉承担民族忧患知识分子身份，呐喊出“我以我血荐轩辕”的爱国呼声。于是，上至领袖下至一般民众都将鲁迅视作“民族的脊梁”或“民族魂”，竭力地遮蔽或淡化鲁迅的西化色彩。实际上这种理解是片面性和表象化的。 对这一问题，鲁迅研究界已有廓清。鲁迅以及《新青年》集团的一些人已经超越了“族界”的局限，他们一面批判传统爱国主义的狭隘（如陈独秀的《答钱玄同》，李大钊的《我与世界》等），反对那种只要求个体为国家民族作牺牲而忽视个人权利自由的偏枯道德（如陈独秀的《爱国心与自觉心》），他们甚至极端地希望“残民之国家”“快快亡国”（如胡适的《你莫忘记》）；另一方面，他们将人与国的关系建立在现代国家理念的基础上，指出“我们应该承认爱人的运动比爱国的运动更重”（李大钊的《“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所以，他们这些“爱国者已经不是立足于民族主义，而是立足于人道主义”。他们的“救亡本身不是目的，而只是成为人的解放和权利保障的手段”。［7］鲁迅尽管提出了“立国先立人”的启蒙原则，但决不是将“立人”看作是“立国”的手段，而是目的。同时鲁迅所说的国家是一个“尊个性，张精神”的由“人各有己”的个人组成的“人国”。这种“‘立国’主张已经包含了对国家的改写，使立国与立人不再矛盾，而解决这种矛盾的途径不是让立人服务于立国，而是让立国服务于人的解放和人权的保障。在这里，人与国的关系是不能颠倒的”。［8］正是由于鲁迅有这样的一个“人与国”的前提，他对异族的压迫和奴役一样也是反对的，对民族解放同样是支持的；只要这民族解放能够给“个人”带来自由、民主和公民权利的保障，而不是以民族解放压制人的解放，以国家的利益剥夺个人的利益，以国家主权的名义限制公民权利。［9］在这里，鲁迅和“五四”时期的其他启蒙者一样，已经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爱国主义，他已经将“民族”、“国家”视作了“立人”的手段和过程，而不是目的。鲁迅是怀抱着“立人”这一终极价值追求放眼世界的，早已脱离了狭隘的民族主义窠臼。 二 在了解了鲁迅对民族特性论的批判立场后，我们再来分析一下鲁迅的“西化观”，看看他是不是“厌恶西化”？ 正如杨春时所说的，“由于中国现代性的外源性，现代化事实上等同于西化”。致力于中国文化现代化建设的鲁迅必然要“别求新声于异邦”，走“西化”的道路。其实鲁迅对这一点是毫不掩饰的，而最能体现他的“西化”态度也最引起人们争论的事件，要算鲁迅的“不看中国书”了。1925年，鲁迅在回答《京报副刊》有关“青年必读书目”时，提出了被人视作“愤激之辞”或“玩笑”的“西化论”：“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这是因为，“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但除了印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10］鲁迅如此激进的言词和如此露骨的西化观，使爱护鲁迅的人感到尴尬，于是就想方设法地为之辩护，说这不过是鲁迅的“玩笑”、“愤激之辞”等等不一而足；厌恶鲁迅的人看到这番言词，就骂他是“买办”、“汉奸”。面对此等愚钝和冥顽不化的国民，鲁迅痛心疾首，他语重心长地说：“我主张青少年少读，或者简直不读中国书，乃是用许多苦痛换来的真话，决不是聊且快意，或什么玩笑，愤激之辞。”［11］的确，鲁迅这种决绝的西化观，决不是他一时的愤激或玩笑，实则是他一生的追求，这点我们也不应该回避。早在1919年1月，鲁迅在给许寿裳的信中就已经表达了他激进的西化观，他说：“来书问童子所诵习，仆实未能答。缘中国书页页害人……汉文终当废去，该人存则文必废，文存则人当亡，在此时代，已无幸存之道。但我辈以及孺子生当此时，须以若干精力牺牲于此，实为可惜。仆意君教诗英，但以养成适应时代之思想为第一宜，文体似不必十分抉择，且此刻诵习，未必于将来大有效力，只须思想能自由，则将来无论大潮如何，必能与为沆瀣矣。少年可读之书，中国绝少……”［12］即使在30年代，当中国学界不断掀起反欧化浪潮时，鲁迅依然坚持他的西化观念，“欧化文法的侵入中国白话文中的大原因，并非因为好奇，乃是为了必要！”［13］ 由上观之，鲁迅不仅不厌恶“西化”，而且是十分投入地坚决地走西化之路。正如一位学者所说的，“在向传统文化发起全面批判的时候，鲁迅选择了什么？毫无疑问，鲁迅选择了西方文化。任何人的思想都不可能百分之百属于自己原创，选择和认同是不可避免的。鲁迅倾向于西方，或者说是倾洋的。他选择的是西化之路，或者说是洋化之路”。［14］ 那么，既然鲁迅是彻底坚决地走上了“西化”之路，是“倾洋”的，为什么他又在《阿Q正传》中塑造了浑身洋味的“假洋鬼子这一反面形象”呢？我们先来分析一下“假洋鬼子这一反面形象”的真实面目。 正如杨春时先生所看到的，“假洋鬼子”的确是“一个反面形象”，并不像最近有的学者所说的那样，“这位钱大公子也理应进入鲁迅对现代知识分子描写的画廊”，当我们“大张旗鼓的对假洋鬼子进行批判时，我们就违背鲁迅的原意”，“我们也就不自觉地做了阿Q的同党。我想这是鲁迅的悲哀。……其实在这篇小说中，假洋鬼子一词也包含了鲁迅的一种充满辛酸和悲凉的自况，同时也表达了他对早年曾经辱骂过自己的阿Q们的一种复仇的讽刺”。［15］ 在《阿Q正传》中“假洋鬼子”的反面性主要表现在，一，他用哭丧棒打处于底层的阿Q，体现了处于社会上层的统治者对民众的压迫。二，他伙同封建势力的代表赵秀才，“咸与维新”参加革命，成为“柿油党”；但却不允许一向有革命倾向的阿Q们革命，甚至将他送上了断头台，成了革命的牺牲品和替罪羊，这表现了他的反动性、妥协性。三，他的“革命”并不是真正现代意义上的革命，只是“种族革命”，就是“排满”（砸碎尼姑庵的龙牌和县城里“没有什么大异样”，就是很好的说明），用阿Q们的话说，就是“造反”，并且成为新主子（县衙里那些穿着长衫的就是“假洋鬼子”的同党）；同时参加革命的目的跟阿Q类似，也是捞好处（他伙同赵秀才抢走了尼姑庵的“宣德炉”就是罪证）。 所以，说“假洋鬼子是一个反面形象”是不会错的，但是鲁迅塑造这一“读过洋书带着洋气”的形象就表明他“厌恶西化”吗？其实不然。鲁迅之所以对“假洋鬼子”反感和厌恶，是因为“假洋鬼子”的“假”，也就是“西化”的不彻底。 我们知道，“假洋鬼子”，就是指“里通外国的人”，是愚昧的阿Q们对留过洋并剪了辫子的留学生的蔑称，尤令人们“‘深恶而痛绝之’的，是他（假洋鬼子）的一条假辫子。辫子而至于假，就是没有了做人的资格”。这里，阿Q们是厌恶“假洋鬼子”辫子的“假”，装作国民的“假”，也即失掉了做大清顺民的“人的资格”。而从根本上说，鲁迅之谓“假洋鬼子”的“假”，指的是“洋”得“假”。鲁迅跟阿Q们的看法正好相反，上面提到的“假洋鬼子”的“反面性”就是鲁迅认定他“洋”得“假”的证据。假洋鬼子留过洋，但他没有学到西方的文化的精神，仅学了个皮毛，他只不过是一个穿着“洋皮”的“中国郎”：对民众的压迫和欺凌、与封建势力的勾结与妥协、声称是革命实质是“排满”、革命之后做新主子瓜分利益，这无不说明“假洋鬼子”“洋”的“假”，和骨子里“中”的“真”。在根本上来说，这样的假洋鬼子与阿Q们本质上是一样的，只不过他是得势的阿Q。这样的“假洋鬼子”怎能不会令一向主张彻底西化的鲁迅“厌恶”反感呢？ 实质上，鲁迅一直非常警惕那些看似“西化实则本土”的文化现象和“洋为中用”的假货色。他经常撩起“洋”面纱，看穿了假洋货的“伪”，揭露了中国不能彻底西化带来的种种弊端和危害。1926年鲁迅在《马上日记》中谈到新医院的改革时，对西方医学在中国的遭遇极为担心和失望，“但根据我看来，实行我所说的方法的医院可很有，只是他们的本意却并不在要使新医学通行。新的本国的西医又大抵模模胡胡，一出手便先学了中医一样的江湖诀，……总之，西方的医学在中国还未萌芽，便已近于腐败。我虽然只是相信西医，近来也颇有些望而却步了”。［16］鲁迅不仅对西方事物在中国的变异痛心疾首，就是对留洋知识分子的“非现代性本质”也是极为不满，很明白留学革命者的真实思想：“前清光绪末年，我在日本东京留学，亲自看见的。那时的留学生中，很有一部分抱着革命的思想，而所谓革命者，其实是种族革命，要将土地从异族的手里夺得，归还旧主人。除实行的之外，有些人是办报，有些人是钞旧书。……久之印成一本书，因为是《湖北学生界》的特刊，所以名《汉声》，那封面上就题着四句古语：摅怀旧之蓄念，发思古之幽情，光祖宗之玄灵，扬大汉之天声！”鲁迅说，“这是明明白白，叫我们想想汉族繁荣时代，和现在比较一下，看是如何，——必须‘光复旧物’。说得露骨些，就是‘排满’；推而广之，就是‘排外’”。［17］这样的“假洋鬼子”回到国内当然不会从事真正的现代事业。即使有些留学生真正“于外洋一切政俗学术文艺，皆已比本国者更为深通，受有学位。但其尤为高超者未入学校”。［18］他们都“穿着崭新的洋服”，到各个“部”去办“公事”了，“于是济济跄跄，又在灰尘和废纸之间钻来钻去。但是，说也奇怪，好几个崭新的留学生又都忽然变了考古家了，将破烂的纸张，绢片，塞到洋裤袋里……”［19］有的留学生更是复古退化，穿着洋服，到庙里去烧香拜佛，满脑子的旧思想。 十分洋气的留学生尚且如此守旧复古，那些仅接受过一点“五四”新文化影响的新青年就更不堪了，即使到了30年代的中国，鲁迅依然感到社会的停滞和守旧。1933年，鲁迅在《重三感旧》中就一针见血地指出：“然而现在是别一种现象了。有些新青年，境遇正和老新党相反，……但是，学起篆字来了，填起词来了，劝人看《庄子》《文选》了，信封也有自刻的印版了，新诗也写成方块了，除掉做新诗的嗜好之外，简直就如光绪初年的雅人一样了，所不同者，缺少辫子和有时穿洋服而已。……且又证实了新式青年的躯壳里，大可以埋下‘桐城谬种’或‘选学妖孽’的喽罗。”［20］曾经唤起一代青年争取妇女解放婚姻自由的新思想，到此时依然没有根本的变化，因为她们“还是靠着别人的‘养’……在没有消灭‘养’和‘被养’的界限以前，这叹息和苦痛是永远不会消灭的”。鲁迅十分清楚，“这并未改革的社会里，一切单独的新花样，都不过一块招牌，实际上和先前并无两样”。［21］这并非是鲁迅的危言耸听。张爱玲的《五四遗事——罗文涛的三美团圆》就印证了这一点。 鲁迅不仅对这种“外洋内土”的“新花样”非常警惕，对“洋为中用”的“中国化”文化逻辑更是“深恶而痛绝之”。鲁迅说：“谁说中国人不善于改变呢？每一新的事物进来，起初虽然排斥，但看到有些可靠，就自然会改变。不过并非将自己变得合于新事物，乃是将新事物变得合于自己而已。”［22］这就是“中国化”的文化逻辑本质，所以，国外的科学不仅被国粹学家们用来“证明中国文化的高深，还帮助中国文化的光大。麻将桌边，电灯代替了蜡烛，法会坛上，镁光照出了喇嘛，无线电播音所日日传播的，不往往是《狸猫换太子》、《玉堂春》、《谢谢毛毛雨》吗？”［23］只要中国人一日不走出这种“中体西用”观和“自我中心”论，就注定还要生活在昏暗的思想里。 三 中国自鸦片战争之后，国门被迫打开，学习西方已成为不可更改的趋向。但是在如何学习西方的问题上，文化界出现了很大的分歧，在“体”、“用”问题上争执不下。主张全盘西化或者是充分世界化的人，如陈序经、胡适等，坚决认为要不折不扣地向西方学习，这点不容动摇；而主张“中体西用”的传统派则认为，学习西方可以，但要以不放弃传统文化为前提，主要学习西方文化中的科技等实用的物质文化，因为在他们看来，尽管中国物质文化比西方落后，但在精神方面，中国的文化胜于西方的文化，因此要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原则来学习西方。而同时处于这两者之间的调和论者如“中国本位文化”派，主张一方面要批判传统文化中的弊端，同时也要不断发扬传统文化的精华；另一方面，对西方文化也要采取“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原则。这种折衷调和论，很是令那些迷醉于中国传统文化和有着自大狂的中国人，心动神摇，向往不已。但是正如胡适所说的，这种调和论骨子里还是“中体西用”论［24］。而一向主张西化的鲁迅也极为反感这种调和论调。对折衷调和论的批判更加鲜明地体现了鲁迅“西化观”的彻底性。 鲁迅早在1919年的《热风•随感录•四十八》中就毫不客气地指出了调和折衷论的保守本质：“‘西哲’的本领虽然要学，‘子曰诗云’也更要昌明。换几句话，便是学了外国本领，保存中国旧习，本领要新，思想要旧。要新本领旧思想的新人物，驼了旧本领旧思想的旧人物，请他发挥多年经验的老本领。一言以蔽之：几年前谓之‘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几年谓之‘因时制宜，折衷至当’。”在鲁迅看来，折衷调和论，就是想以旧思想拖垮新思想、新事物，最终达到不战而胜的目的，那就是“用这学来的新，打出外来的新，关上大门，再来守旧”。［25］ 鲁迅之所以这样激进地反对调和论，猛烈地批判民族性和不留情面地戳破一切“外洋内中”的假象，之所以如此坚决而鲜明地主张“西化”，那都源自鲁迅对中国“吃人”文化的“惰性”和“同化力”的深刻洞察。首先，鲁迅看到了传统文化的强大惰性，“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能搬动，能改装”。［26］即使到了“五四”时期，“人心依然很古”。［27］其次，他认为中国文化就是一个“黑色的大染缸”，“每一新制度，新学术，新名词，传入中国，便如落入在黑色染缸，立刻乌黑一团……此弊不去，中国是无药可救的”。［28］那么如何除弊呢？鲁迅主张采用激进的方式进行改革、除弊，“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29］这样我们就明白了鲁迅为什么主张激进的“西化观”了。在这点上，他和胡适有着相同的文化改革思路的。
正是基于以上的认识，我们才说鲁迅不仅不“厌恶”西化，而且是彻底的理性的西化，但也只能是西化。鲁迅的“西化观”对当代中国文化建设来说，是有着积极而建设性的现实意义的。同时对当下重新兴起的“中西体用”之争的文化论战，也有着不可或缺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近来那些重弹“互体互用”折衷老调和高唱“21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国粹旧曲的人，真该好好读一读鲁迅对调和论者及国粹派们的批判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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