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怀念萧乾

怀念萧乾

○　黄伟经

早就想写一写萧乾。与这位自谓“未带地图的旅人”相识二十年，好些事难以忘怀。今一一将它们记下，聊表对他的忆念。

一

1999年2月11日萧乾在北京医院去世，我与妻还住在梅州山区我们老家。当天文洁若大姐打长途电话，托广州《艺鸣》杂志副主编方小宁设法找到我女儿，由女儿从广州电话转告知此噩耗。为表示悲悼，我即步行几里路，到镇上邮电所给文洁若拍发了如下唁电：

痛悉萧乾师长病逝，谨向您深致哀悼。您失去了同甘苦共命运、相濡以沫的老伴，我们失去了一位可敬佩的前辈，中国文坛失去了一位卓有成就的老记者、老作家、老翻译家。愿您节制悲痛。

黄伟经刘静兰于粤东高思山村

终年89岁的萧乾，还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就是《大公报》副刊知名编辑，又是二战期间在欧洲战场采访的唯一的中国记者。1949年，萧乾为了回到祖国，甘愿放弃香港收入不菲的工作，谢绝返母校英国剑桥任教的邀请，毅然回到解放了的北平。可是，仅仅过了几年“心情大致舒畅的日子”，萧乾就成了大右派。他谢世后，给读者留下的约四百万字作品，几乎都是在回国前和“四人帮”覆灭后写的。从1949年至1979年的三十年间，萧乾除50年代在报刊上发表过《万里赶羊》等几篇特写，写作上可说一片空白。

二

1980年4月，我为刚创办不久的《随笔》到北京组稿，住王府井人民日报社招待所。一天早上，《人民日报》副刊《大地》主编姜德明兄说，他要去看看萧乾，邀我同往。

这是我初次与萧乾相识。那年萧乾已七十岁，头已光秃，身体微胖，说话平缓而随和。他跟姜德明是老相识，一见面就毫无客套地说起不够地方放书。的确，我跟老姜走进萧乾正在写作的那间卧室兼书房与会客室，看到床头、写字台、书架和水泥地板上，随处都摆放着一小堆一小堆垒得高高的书籍。萧乾就从写字台下、从书堆旁取出两张可以折叠的小圆凳，让老姜和我在书堆与书堆之间的空隙处落座。“没法儿，实在没地方，书只好这样堆放着啦。”萧乾带着歉意微笑说，“书都摆不开来，要翻查一些资料可不方便。”

当时，萧乾一家搬来天坛南门外这幢公寓楼已有两年。名为三居室一个单元，实际使用面积不过四十多平米。虽然没地方摆开书，住得也相当逼仄，但文洁若说：“比起‘门洞’，比起南沟沿，这里可说是天堂了。”要知道，“文革”期间萧乾一家被扫地出门，赶到南沟沿一个连一张藤椅也摆不下、仅仅可以栖身的“门洞”（一个小小的过道）里，一住就住了将近六年呀！

1983年，萧乾又从天坛南门外迁到木樨地，住进一幢高层新公寓。他一家的居住条件才大有改善。从这一年起，萧乾始拥有一间他憧憬了几十年的书房——“一间不放床铺、不摆饭桌、专门供读书写文用的地方”。这是萧乾最后一次搬家，他已经搬过十几回家了。

萧乾迁到木樨地以后，我每年到京组稿必去探望他。记得有一次他提到，有人曾建议他换个比木樨地更宽敞些的住处。按所谓“级别待遇”，当时已任中央文史馆馆长的萧乾，其住房面积还没有“达标”呢。然而，萧乾安于知足，坚决不愿再搬去更好些的住处了。他说：“我晓得在知识分子的住房条件上，我已是中上等了。我不能忘记自己以前过的日子，更不能忘记今天还有三世或四世同堂的呢。”

三

1981年8月中旬我致信萧乾，约请他可否将他已发表的文学回忆录或散文给我们花城出版社出版。他随即给我作复。这是他第一次给我写信，全信如下：

伟经同志：在病塌上接你信，甚感。我又开了刀，把左肾切除，所以今年干不出多少事来了。我从（一九）七八年以来写的一些东西，已由香港三联及天津百花印成集子了，《一本褪色的相册》，我的散文特写早于八О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印出来了（他们正在印我的短篇小说选），所以手边实在没几篇未收集的了，只好等以后再说吧。谢谢你的美意。

即颂

著安

萧乾九•一在病榻上

此后直到萧乾谢世，同他书信往还不断。他给我的最后一封信写于1989年9月，即他离世前五个月；是他在北京医院住了十八个月之后，背着医生偷写的。可以说，他的晚年，是在住院治病、写作与出方中度过。在治病问题上，他不迷信西医也不迷信中医，但他认可中医把人的五脏相互关系理顺的治病之道。他交我由花城社出版的“霜叶小丛书”之一的集子《我的医药哲学》，就谈到他曾患过便秘和腹泻，而他更怕的是前者。腹泻虽让人丧失元气，却毕竟把体内有害的沉淀倾泻出去，总比听任它继续积存在体内要好。便秘则不然，体内各种毒素杂质都排不出去，最后必然死于中毒。末了，萧乾敏锐、富于联想的思维又遽然撩起对我们国家、民族的忧思与希冀，他意味深长地写道：“我并不喜欢腹泻，但我向往顺畅，顺畅，顺畅。那终将会使我们这个民族的肌体丰腴健壮。”像这样显见萧乾智慧与作品内涵的文字，在他的散文、随笔里不时闪现，令读者惊喜或受到启发，产生共鸣。

四

1984年春，《羊城晚报》副刊《花地》主编考虑到报纸副刊的篇幅有限，将萧乾约六千字长文《我的启蒙老师杨振声》转给了我。这是萧乾重返文坛后撰写的第一篇怀念他的老师杨振声的回忆录。得知将此稿转以我后，萧乾在给我的信上高兴地说：“《杨振声》文改为《随笔》发表，很好。”随后我们把它安排刊发在《随笔》1984年第5期。

杨振声原是五四运动的一名闯将，曾同许德珩等参与过火烧赵家楼。当年他在《新潮》发表的《渔家》、《一个兵的家》、《贞女》和《磨面的老王》等短篇小说，曾得到鲁迅的好评。

1930年杨振声自美返国，历任武昌大学、北京大学、燕京大学、中山大学教授，并在青岛大学当过两年校长。20世纪30年代，萧乾就从这位教育家、作家那儿得到文学上的启蒙，在燕京大学工读期间，听了一年杨振声讲“现代文学”课。那年上半年，听了杨振声讲“五四”以来的中国新文学：鲁迅、茅盾、蒋光慈、郁达夫、沈从文等二三十年代作家；下半年，听杨振声讲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哈代以及罗曼•罗兰等外国作家。这使萧乾铭感终生。“那对我起了启蒙作用。”萧乾写道，“我当时的中国文学及外国文学的基本知识，主要来自那一年听杨先生的课。”又说：“在旁听杨老师这门‘现代文学’课之前，我只是碰到什么就看什么。他给了我一幅当代的文艺地图，并且激发我去涉猎更多的作品。”

杨振声又是萧乾走上文学道路的鼓舞者和引荐人。萧乾最初发表在《燕大月刊》反映校园生活的短篇小说《梨皮》和《人散后》，就是在杨振声的鼓励下写的。后经杨振声、沈从文两位慨然收容，让萧乾参加他们编纂中小学教科书的工作，使萧乾和当时的妻子王树藏不致挨饿。

这些都为萧乾所深深感念。至1998年5月，即萧乾辞世前九个月，他又写了一篇忆杨振声的文字《我的恩师杨振声》，详细地补述了前文还未写到的杨振声对他的关怀、帮助、扶掖和交谊。萧乾将这篇再忆杨振声的文章，同时发表在当年的《羊城晚报•花地》和《香港文学》，可见他对自己这位老师的怀念与感激之情，终生不忘。

五

从1983年起，《随笔》每期在封二介绍一位老作家，登出其画像，同时刊出配诗。画像是在发稿之前几个月，由《随笔》编辑部约请广州美术学院教授、国画家杨文光、陈振国等或写生或据老作家多帧像片参照画出；配诗，则请老作家自题，或由他约别人撰写。《随笔》封二这一编排，一直延续下来。至1989年9月，《随笔》已请陈振国画好了老作家严文井的肖像，准备刊出，但还未有配诗。我去信请严文井自题，或请他约他人写来。岂料严文井复信说：“曾多次想‘自题’，终无所得；实乃不自知，自找苦吃也。”“想请人代说几句，又有‘走后门’求乞，请‘赞助’之嫌，实在无颜开口。看来有关区区一诗，只有取消一途可走。如何处置，敬请裁夺。”

当然不能破例取消配诗。我于是想到严文井的老友萧乾。他们还在30年代就熟识，已有半个世纪的交往和友情。我随即致信萧乾，恳请他为《随笔》刊出严文井画像配首诗。他很快就欣然“承嘱”，随信附来如下题诗：

在权力面前他淡泊，在朋友中间他真诚。

他书架上摆满玩具，一颗童心至今未泯。

文章不靠辞藻雕琢，笔酣墨饱文思隽永。

萧乾创作过短篇、中篇、长篇小说，精于翻译，更擅长于通讯特写、散文随笔，但他表白一辈子从未作过诗。这首题严文井画像，刊在《随笔》1990年第2期。想是萧乾生前发表的唯一的一首诗。

六

对我的索稿，萧乾总是抽时间写出寄赐。

他了解我们刊物的特点、要求，总是把《随笔》所需的文稿，有的还是很有分量的先给我们。比如他首先惠我刊登在1990年第3期上的那篇《八十自省》，无论从思想深度、生活体验和史料角度说，都是一篇内容丰富的好文章。

从这篇散文，读者可看到萧乾对自己经历的一些回顾、总结、思考和反省，听到他发自内心的一些声音。今天我重新展读它，仍感喟不已，禁不住录下其中一些句、段：“一生跟头栽够了，就怕再栽。因为知道这把年纪经不起了，万一栽了，休想再爬起来。”“历尽沧桑后，懂得了人的际遇随时可以颠倒过来。因而一方面对事物不轻率发表意见（有时甚至在家务琐事上，洁若都嫌我吞吞吐吐，模棱两可），但另一方面，自己也不会为一时享受的殊荣而得意忘形。”“我最后找到了洁若——我的索尔维格。结缡三年，我就背上了右派黑锅，倘若她那时舍我而去，也是人情之常，无可厚非。但是她‘反了常’，使得我在凌辱之下有了继续活下去的勇气。”“住在‘门洞’那六年，每晨我都得去排胡同里的公厕，风雨无阻。那些年月，我并未怀念抽水马桶的清洁便当……我的左右不是蹬三轮的，看自行车的，就是瓦匠木工，还有北京飞机场的一位机械工。蹲在那儿听他们聊起来可热闹啦……我呢，那几年是把上公厕当作了一种社会考察的场地。”“在色彩当中，我更喜欢素淡，讨厌大红大绿。在政治运动中，我倾向于站得远一些。我诅咒‘文革’，不仅由于他们打砸抢杀，我也厌恶他们的语言。对不顺眼的，动不动就‘炮轰’、‘油煎’、‘千刀万剐’，对拥护的，一个‘万岁’还不够，要喊‘万万岁’。”“至今我仍认为一个没有讽刺文学的社会，犹如一位闺秀手里没有一面镜子。那样，尽管她的脂粉可以抹得老厚，却看不到鼻间耳际的污垢。”“在文学上，我是个保守派，但我希望永不做顽固派。我不赞成设禁区，主张允许一切新的探索。”“人生就是在白纸上写黑字……一经写下，就再也擦不掉，拙劣地糊上一层纸，痕迹也依然留在那里。”“我仍坚决相信这个世界总的趋向是会前进，不会倒退。它前进的路程是曲折的，有时或局部上还会倒退。但整个人类历史向我们表明，社会总是从不合理走向合理，从少数独裁走向多数的民主。凡迫使世界倒退的，终必一败涂地。我就是靠这一信念活下来的。”

后来，萧乾将这篇文字收入他的《旅人的绿洲》、《点滴人生》等多种文集。

七

我怎么也忘不了，在困难的日子里，萧乾等老作家曾给予《随笔》的关怀和支持。

1989年下半年至1991年底，那两年多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随笔》经常处于前所未有的困难：稿荒。作者来稿大大减少，更缺少有点内容的稿件。更堪虑者，我所在的出版社内外，不断有人给《随笔》横加恶名。

省内甚至有人化名“诤言”发表题为《给〈随笔〉编辑部进一言》的檄文，竟说什么《随笔》已“办成一小部分人宣泄积愤，恣意攻击的‘园地’”，“已滑出很远”，“醉翁之意不在酒”，“着眼于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上……起了挑拨离间的作用”，云云。

就在这自1979年《随笔》创办以来最为艰难的时期，萧乾同冰心、杨绛、陈学昭、楼适夷、季羡林、施蛰存、柯灵、王西彦、端木蕻良、魏荒弩、黄秋耘、陈荒煤、汪曾祺、叶君健、碧野、邹荻帆、林林、金克木、骆文、黄宗江、顾学颉、严秀、贾植芳、王元化、王季思、张白山等老作家一样，不仅在信中肯定《随笔》，还尽力为《随笔》撰文，给了《随笔》以极为宝贵的支持。萧乾在给我的一封信中说：“《随笔》是有成绩的，每期必有佳文。”另一封信上又说：“《随笔》编得好，有口皆碑。”甚至赞誉《随笔》是读者的“一盏明灯”。萧乾和其他老作家给我的信，当年都曾在《随笔》同仁中传阅，使我们感受到莫大的温暖和鼓舞。那两年，除《八十自省》，萧乾还给《随笔》撰写发表了《外调奇遇》一文。文中，他也许是第一次向读者谈到他的前妻王树藏（“小树叶”）在“文革”期间“十分巧妙地保护了”他的一段史实。

正是蒙作者、老作家们和读者的关心、爱护与鼎力支持，《随笔》才得以继续保持编刊宗旨：继承“五四”文学的良好传统，面向知识分子和现实生活，力主讲真话。当然，这也是形势使然。1992年初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发表以后，对《随笔》的各种诋毁随之烟消云散，忽忽而终。

八

与萧乾多年接触、通信，我一个很深的印象就是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他极看重平等。他童少年曾寄人篱下当学徒，遭遇过人们的白眼、绷得铁青的脸孔及厉声训斥；1957年那场“龙卷风”后，他忽然成了“异类”，二十多年沦为“人尽可训”的劣等公民。身处卑微逆境，更易窥透人情世相。反过来，80年代他“翻身”了，在海内外都受到敬重，他也无意显得高人一等。早年他受过的西方文明有关人生来平等一类的教育，也使他把人与人之间的平等相待看得比什么都可贵。本来，无论学问知识、经历阅历和年纪，他都是我的老师和长辈。况且我从他的作品和跟他交往中得益良多，我心里确也尊他为师长。然而，萧乾不喜欢我以“师长”称呼他。他说：“师长不敢当，我们是朋友。”我觉得，他这话决不是客套。他乐于把我这个学少识浅的晚生辈视为朋友，对我有话总是坦诚相告，包括指出我的缺点。有次今已记不起同他谈到什么事，我激动得嗓门又大又急，他马上望了望我说：“伟经，你小声一些，小声一些。你嗓子这么大，说得又快，我反而听不清。”1993年初我办理退休后，有几年我仍应聘为一些报刊充当顾问或特约编辑，他就多次在信中劝告、勉励我“不要光在为旁人作嫁”，“要务必多为自己做做嫁衣裳”。一再流露出对我的关怀之情。

九

萧乾的朋友都晓得，他嗜好音乐。“文革”中萧乾很伤心的，不止他的书籍、笔记、稿件、信件、日记、卡片都化为灰烬，还抄走了他回国前从伦敦、巴黎到纽约街头一张张积存起来的几百张古典音乐唱片，全部一扫而光。那个年代，听一听贝多芬、德彪西或柴可夫斯基也构成“封资修孝子贤孙”罪。“文革”结束，萧乾才敢张扬自己对音乐的爱好。就是在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期间，他也可以随身带上一套韩德尔的《弥撒亚》录音带，时不时欣赏其中一些段落了。

萧乾也喜爱他称为“活物”的许多有生命的东西。他自幼就爱同蝈蝈、青蛙、苇塘和蚕等打交道，小小年纪就培养起对这些活物的感情。他的一篇回忆文字就说过：“蜻蜓和蝴蝶曾最早培养了我一点审美意识。”萧乾爱猫，也养过猫。住楼房不便养猫了，他就养一些更小的小动物，栽一些花草。应萧乾之邀或提示，我多次移步往他书房外的小阳台，观察过他饲养的宠物——两只小乌龟。萧乾告诉我，1985年去武汉，老友李蕤送给他时共有乌龟三只，后来其中一只莫名其妙地失踪了。说到这儿，萧乾眯起眼睛带着微笑的脸上泛出有点神秘的疑问神态，显然他仍在惦念那只失踪乌龟的下落。我还有一次奇缘，碰上萧乾家中那盆昙花开放。那天晚上，萧乾、文洁若和她的三姐文常韦同我夫妇就像节日那样开心，久久地站在花盆前。他细观赏盛开的昙花，我取出随身带去的相机，接连拍了几张照片。

十

萧乾总说自己写的字“难看”、“像天书”，“长得像蜈蚣”。我看呢，他用圆珠笔或钢笔写的汉字和英文都颇似他的文章那样不受拘束、洒脱倜傥，自有他的个性。他不喜也不愿给人题字，我不知他有没有给人题写过什么。但是，颇重人情与友情的萧乾，却应我的索求，赐给了我一幅题词。这题词，他是用毛笔书写在一幅十六开印有浅色花卉的宣纸上的，全文如下：

尽量说真话，坚决不说假话。

愿与黄伟经兄共勉文

萧乾一九九一年中秋于北京

落款处，他在签名下边和侧边加盖了方形、长形两颗钤印。可以想见他的认真与郑重。

此题词，我想是萧乾的肺腑之言。今天年过半百的人大概都记忆犹新，我们有过谎言大行其道、真话几乎绝迹的十年“文革”，曾给我们国家和人民造成巨大灾难，巨创至深。所以萧乾复出重新写作，就要求自己为人为文起码“坚决不说假话”。关于“尽量说真话”，他在80年代发表的《要说真话》一文曾这样阐释：“所谓‘尽量’，就是比梁效先生本事再大也无法上纲为度。”“有话点到就是，适可而止。”

我看到，萧乾晚年写的回忆录《搬家史》、《负笈剑桥》、《未带地图的旅人》和散文《点滴人生》、《旅人的绿洲》等著作，都很好、很出色地体现了他题词说的要求。

十一

1997年7月，病中的萧乾，仍由文洁若陪住在北京医院病房。征得他俩同意，我从《中国当代名人随笔•萧乾卷》和散文集《我这两辈子》摘出编成一篇短文《零散的遐想》，刊登在由我为《羊城晚报•晚会》副刊主持组稿的“名家智语”专栏。不到三百字，让我录出于下：

零散的遐想

萧　乾

知识分子不只是闭门埋头搞自己的业务的人，还应该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良心。

不能恨的，根本也不能爱。

人反正只能活一次，是瑟瑟缩缩掂斤播两地过一辈子呢（可能寿命更长）？还是朝着一个目标，使出一切力气，取得不负此生的成绩呢？

一个人的成功在于尽早发现所长，并大力发挥之。

人生是场长跑，关键在于后劲。

正如生活中不能没有朋友，生活中也不能没有书。

人生并不永远年轻，总有歇下来的一天。趁腿脚听使唤的时候，要尽情地跑，犹如海鸥那样尽情地翱翔。尽情不等于漫无目标，心里也必有所追求。

我永远是人海中的一名记者。我把人生当作随时随地采访的场所。

此短文在报纸副刊发表后，萧乾和文洁若给我的信上连说了两句“谢谢”。这是萧乾生前，我为他编辑发表的最后一篇文字。

十二

我从文洁若信中知道，1998年12月底重病中的萧乾，还读到我当时发表在广东《读书人报》上的《小记萧乾》。这篇二千字小文的最后一段，提到萧乾“文革”初吞下整瓶安眠药自杀，得救后向文洁若发誓“再也不寻死了”的事，我感慨地写道：“一想到萧乾，我常联想起我的故乡一棵遭雷殛打死后重新抽芽生长，重又枝叶繁茂、欣欣向荣的老乌桕树。没错，萧乾就像那棵枯萎后重绿成荫的老树！”

以我所见，还当再说几句：这棵“老树”得到新生之后的二十年里，剩下一只肾了，病了，仍然与时间赛跑，一直不停挥笔，发表、出版了以百万言计的散文、随笔、回忆录和与文洁若合译的《尤利西斯》。

萧乾不仅恢复了做人的尊严，恢复了做记者、作家的个性与自信，在尽量发挥自己才华的同时，尽己所能地讲真话，不跟风逐浪，不造假说诳。萧乾终于以非凡的毅力与努力跑完了人生的最后一圈，表明自己无愧于作为知识分子所肩负的天职和应有的良知，无愧于读者，也无愧于我们的时代。